國家認同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發展趨勢的影響

王玉龍，張智慧，趙婧斐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長沙 410081）

一、問題的提出

青少年面臨青春期生理變化、學習、升學等各方面的壓力〔1〕，心理健康正遭受著巨大的挑戰。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個體依據自身所構建的一定標準對自己持續一段時期或大部分時間的生活狀況進行的總體性認知評估〔2〕，是衡量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關鍵性指標。

青少年幸福感在初中階段有一個明顯的變化趨勢。Proctor 等通過對已有相關研究進行綜述，發現西方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呈略微下降的發展趨勢〔3〕。有關中國青少年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即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從初一到初三在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但在具體的變化趨勢上又略有不同。例如有研究發現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在初中三年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4〕，也有研究發現青少年生活滿意度是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過程〔5〕。這里可能既和研究調查的具體時間有關，也與研究對象所處的年代有關〔6〕。鑒于目前的青少年在初中階段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本研究假設，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在初中三年呈下降趨勢。

愛國是個體對自己祖國所懷有的一種強烈的真摯感情，具有明顯的政治性、民族性和強烈的時代性，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國家認同是個體對自己所屬國家的政治結構、精神價值等的主觀認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憂患意識和國家自豪感等主觀感受〔7〕，是愛國主義的應有之義，也是衡量愛國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個體的身份認同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個體的群體認同，那些對自己所處群體有著積極評價的人比那些消極評價的人有更高的自我認同，以及更強的歸屬感。群體認同是維護個體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有關群體認同與個體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系已經得到了諸多研究的證實〔8〕。Tasdemir 在研究中發現，群體認同對生活滿意度有明顯的正向預測作用〔9〕。Wakefield 等調查 3 829 名蘇格蘭和意大利被試，發現對自己所在群體的認同越高生活滿意度就越高〔10〕。國內針對少數民族青少年學生的研究也顯示，文化認同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11-12〕。為此，本研究假設，國家認同能夠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并能明顯緩解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下降趨勢，即愛國會帶來幸福。

此外，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還受家庭背景變量的影響〔13〕。研究發現，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顯著相關〔14〕。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青少年感到生活的優越性、對未來充滿憧憬，他們的幸福感水平明顯高于家庭社會經濟條件一般和較差的青少年〔15〕。而家庭居住地不同的青少年在生活滿意度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有研究顯示，農村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高于城市〔16〕?？梢?，在考察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過程中，有必要考慮家庭背景的可能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對其從初一上學期到初三上學期進行追蹤研究，應用多層線性模型（HLM）分析的方法，考察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在初中階段的發展趨勢，以及國家認同對生活滿意度發展的影響機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從湖南省懷化和韶山兩個地區的9 所中學抽取初中一年級的青少年作為被試，對其進行連續3 年的追蹤調查。為了排除剛入學時適應新環境的影響，第一次調查時間為初一上學期的12 月（記作T1），回收有效問卷1 136 份，第二次調查時間為初二上學期的10 月（記作T2），回收有效問卷1 066 份，第三次調查時間為初三上學期的10 月（記作 T3），回收有效問卷 956 份。將 3 次調查數據進行整理，最后參與分析的被試882 名。其中，男生 463 人（52.5%），女生 419 人（47.5%）；初次測試的平均年齡（12.20±0.49）歲。樣本的年均流失率在6%～17%，流失原因主要是由于轉學、請假、拒絕參加問卷調查等。收集的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年齡、性別（男生=0，女生=1）、居住地（城鎮=0，農村=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其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由父親、母親的職業和受教育水平合成。

（二）研究工具

1.生活滿意度量表

采用Huebner 于 1991 年編制的原量表〔17〕。該量表用于測量青少年的生活滿意感，共7 個項目，采用5 點計分，從“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要求青少年對其整體的生活滿意程度做出評價，分數越高，則表示總體生活滿意度越高。分別施測3 次，各次施測間隔1 年，施測程序保持一致。本次研究的3 次測量中，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 0.70、0.73、0.66。

2.國家認同感量表

劉森林借鑒公眾態度調查方法建構了態度測量量表，根據得分的高低判斷其政治價值觀取向〔18〕。國家認同感量表包含個人的國家身份認同和國家榮譽感及責任感等內容，共5 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從“1-很不符合”到“5-很符合”，分數越高，表示國家認同感越強。本次研究的3 次測量中，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61、0.68、0.74。

（三）數據分析步驟

首先，采用SPSS25.0 統計軟件進行了數據錄入與整理，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采用皮爾遜相關分析，考察國家認同感、生活滿意度在3 次測查中的相關關系，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描述生活滿意度在3 次測查中的發展變化圖。然后采用HLM6.06 構建無條件模型，考察生活滿意度的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添加控制變量（家庭居住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考察家庭背景變量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可能產生的影響。最后，構建含有國家認同感的條件模型，以考察國家認同感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發展趨勢的作用。

（四）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由于本研究的變量都是由被試自我報告得來的，故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應。本研究通過正反向計分和異時異地測量等進行程序控制，并對收集的數據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對3 次測量的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結果發現，在3 次測量中，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總數依次為4 個、3 個、4個，且第一個因子的解釋變異量分別為25.40%、30.04%、35.79%，均小于40%的臨界標準，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及相關分析

為了檢測國家認同感與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在發展過程中的兩者關系的穩定性，本研究進行了皮爾遜相關分析。如表1 所示，在 T1、T2、T3 的測量結果中，國家認同感、生活滿意度的相關系數區間分別為 0.17～0.32、0.26～0.42，均達到了顯著水平（P＜0.01）；T1 的國家認同感與 T1、T2 的生活滿意度相關性顯著（r11=0.12，P＜0.05；r12=0.08，P＜0.05）；T2 的國家認同感與T2、T3 的生活滿意度相關性顯著（r22=0.09，P＜0.05；r23=0.08，P＜0.05）；T3 的國家認同感與T1、T3 的生活滿意度相關性顯著（r31=0.08，P＜0.05；r33=0.18，P＜0.05）；表明青少年的這兩個變量水平從初一到初三的發展中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并存在一定的關系。此外，家庭居住地與T3 生活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T1、T2、T3 的生活滿意度均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的區間為0.08～0.10，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T2 國家認同感有顯著的正相關（P＜0.05）。

表1 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

（二）青少年生活滿意度隨時間變化的趨勢

為了考察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發展性，本研究采用了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在初中階段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F（2，1762）=9.59，P＜0.01，η2=0.98。多重比較發現，T1（3.17±0.71）顯著大于 T2（3.07±0.73）和 T3（3.07±0.66），而 T2 與 T3 間的差異不顯著（如圖 1）。

圖1 初中生生活滿意度隨時間變化趨勢圖

（三）初中生生活滿意度的無條件線性增長模型

為了檢驗初中生生活滿意度是否存在個體間水平的變異，在進行HLM 分析前，首先構建以生活滿意度為因變量的無條件均值模型，即零模型。結果顯示，跨級相關系數（ICC）=組間變異/（組間變異+組內變異）=0.17/（0.17+0.32）=0.35，τ=0.17，χ2=2 281.36，df=881，Ρ＜0.001。零模型檢驗結果表明（見表 2），生活滿意度的總變異中有35%的方差變異是由于個體間的差異造成的，即不同的青少年在生活滿意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本研究的數據適合用多層線性模型來分析。

鑒于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所得的時間變化趨勢圖大致為線性變化，因此構建了無條件線性增長模型，以進一步探索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在初中階段的發展趨勢。第一層方程表示個體內變化，第二層則是檢驗個體間變化的方程。具體方程可表示為：第一層：Y（生活滿意度）=π0+ π1×（時間）+ r；第二層：π0=β00+μ0，π1=β10+μ1。結果顯示（見表 2），從初一上學期的首次測試到初三上學期這一段時間內，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得分存在顯著的下降趨勢（P＜0. 01），其斜率系數為-0.05。從隨機效應部分可知，截距和斜率在青少年個體之間的變異非常顯著（P＜0.001），方差分別為 0.23 和 0.03，這說明生活滿意度在初中生之間差異顯著，生活滿意度的發展軌跡有明顯的個體差異。

表2 初中生生活滿意度的無條件線性增長模型

（四）生活滿意度發展趨勢的家庭居住地差異

為了探討這種個體間差異的影響因素，需進一步分析個體變量特征對其生活滿意度變化的影響。預分析表明，性別對生活滿意度發展的預測作用不顯著（P ＞0.05），而家庭居住地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有預測作用。因此，定義條件模型，以考察青少年在家庭居住地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差異。

模型1 的結果表明（見表3），添加了家庭居住地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兩個人口學變量至模型后，截距和斜率的方差變成0.22 和0.03。從固定效應部分來看，在截距上，家庭居住地在農村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的截距有邊緣預測作用（β=0.10，P=0.069），居住在農村的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初始水平高于居住在城鎮的；在斜率上，家庭居住地顯著負向預測生活滿意度的發展趨勢（β=-0.073，P＜0.05），即家庭居住地能明顯減緩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下降速度。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截距上有顯著差異，系數為0.01，說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青少年，生活滿意度也越高；但在斜率上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說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生活滿意度的發展趨勢沒有影響。

（五）國家認同感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發展的影響模型

為了考察國家認同感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發展趨勢的預測作用。在模型1 的基礎上，加入首次測試時的國家認同感，構建模型2，用來解釋斜率和截距之間這種變異，從而分離出國家認同感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發展趨勢的單獨貢獻。結果表明（見表3），與模型1 進行比較，模型2 中的截距和斜率的方差分別減少了2.7%和4.0%，表明國家認同感能夠解釋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個體間差異的部分原因。

表3 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結果

續表3

從固定效應部分來看，國家認同感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截距和斜率的預測效應顯著（P＜0.05）。這表明，初一時國家認同感較高的青少年在2 年后的生活滿意度也更高；同時也表明，對于第一水平斜率，國家認同感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的下降速度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即國家認同感高的個體，生活滿意度下降越慢。

四、討論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從初一上學期到初三上學期有一個逐漸下降的趨勢，且從初一到初二下降顯著。以往研究也發現了相同趨勢，但在本研究中，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下降拐點提前到了初二。這與所謂的“初二現象”是一致的〔19〕。究其原因，學業壓力可能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一項針對初中生學習生活質量的研究顯示，學習壓力最大的是初二學生，與初一學生存在顯著差異，與初三年級不存在顯著差異；初二學生的學習效能感與初三學生無顯著差異，但顯著低于初一學生；初二學生在學習態度上的得分顯著低于初一和初三學生；厭學情緒有隨年級升高而增長的趨勢〔20〕。初中學業壓力驟增提前至初二也可能與近幾年初中生的升學政策有關，因為隨著分流政策的出臺，相當一部分的初中生畢業后直接進入職業學校，而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進入職業學校是學業失敗的標志；承受這種壓力的不只是學生，也包括家長（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家長），從而迫使他們必須提前進入高強度的學業競爭狀態。本研究發現，家住農村對初中生活滿意度下降趨勢的負向預測作用也可能和農村青少年在學業成績的壓力上遠低于城市青少年有關。本研究還檢驗出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上有顯著差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水平高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這與以往研究〔14〕一致。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的青少年往往面臨著物質匱乏，在課余時間需要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提早感受到更多社會壓力，這可能會降低他們的生活滿意度〔21〕。此外，青少年身心劇變帶來的消極情緒增多、親子沖突加劇等問題也都會對初中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產生消極影響〔1〕。

本研究還發現，青少年初一時的國家認同對初三時的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且對生活滿意度在初中階段的下降趨勢有明顯的負向預測作用，表明國家認同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在以往研究中，主要關注青少年生活的微觀環境（如家庭、學校、朋友、自我、生活環境）與生活滿意度的關系〔22〕。近幾年才開始從社會認同的角度考察群體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8〕。根據埃里克森的自我發展理論，青少年階段的主要心理發展任務是完成自我同一性，而國家認同是群體認同的一種重要形式，也是個體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顯示，國家認同能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自尊的發展〔23〕。作為自我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尊是影響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內部心理資源，自尊水平越高的個體對自己的欣賞、重視、認可或喜歡的程度也越高，生活滿意度也越高〔24〕。因此，國家認同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保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生活滿意度在初中階段的下降趨勢，可能與其有助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發展有關。由此可見，培養青少年的愛國主義精神，增強他們的國家認同感，有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長，促進自尊的發展，從而提升主觀幸福感。

本研究雖以中國部分地區的初中生為研究對象，但獲得的結果在青少年群體中具有一定的適用性。例如一項以中國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為被試的縱向研究中發現，青少年的整體生活滿意度呈下降趨勢〔25〕，國外的一些相關研究也發現從青春期開始，個體生活滿意度有下降的趨勢〔3〕，而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度也能正向預測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11-12〕。這意味著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在初中階段的發展存在某些共性，而對國家的認同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不過，關于這一結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適性，還需進一步確認。在未來的研究中，在抽樣中應進一步考慮樣本的廣泛性、人格特點及其文化背景等，在研究設計中可采用干預實驗等方法，以便更為準確地揭示愛國對青少年幸福感發展的影響機制。

總之，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從初一到初三有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國家認同對這一下降趨勢有明顯的負向預測作用，國家認同水平越高的青少年，生活滿意度下降的速度會越慢，即愛國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