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之欲：論《蝦球傳》中的飲食書寫和嶺南文化的建構

王文艷

摘要：飲食書寫是理解《蝦球傳》的重要緯度，亦是建構嶺南文化精神的重要媒介。小說通過不同空間的飲食書寫，建構了嶺南文化的豐富性、復雜性以及流動性，探討了在同一空間內嶺南文化與不同文化樣態的矛盾性滲透，并置乃至沖撞的關系;并深入嶺南文化的肌理，探討了它的“質性”即世俗性，即對物質及感官享受的重視。黃谷柳對“地方性”的探討，是建基在對“人性”和“理性”的思考之上，有別于當時以無產階級思想和馬列主義藝術觀為領導的左翼批評觀，使得對人性的描摹在濃郁的“地方性”中獲得了堅實的生活基礎，同時也傳達出對民族國家歷史和文化政治的批判性反思。在《蝦球傳》第三部《山長水遠》中，地方性食物的消失與具有革命意涵茶館的出現反映了黃谷柳在左翼批評與自我文學經驗表達之間做出的努力調適。黃谷柳對嶺南文化的深度理解和詮釋，是《蝦球傳》藝術生命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關鍵詞：飲食書寫;嶺南文化;空間;世俗性

引言：粵味小說？港味小說？

從地域文化角度看《蝦球傳》的研究史

長篇小說《蝦球傳》自1947年問世以來，在粵港一帶尤為受到讀者的歡迎，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小說對嶺南文化的傳神演繹。實際上，對《蝦球傳》地域色彩的贊譽一直貫穿于《蝦球傳》60多年的接受史。誕生之初，時任《華商報》主編的夏衍談及這部作品：“既有時代特征又有鮮明的地方色彩”[1]。1948年，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小說》等期刊展開了關于“蝦球問題”的討論，左翼批評界盡管從文化斗爭和意識形態宣傳的角度對作品的革命性進行了批評，但仍有限度地肯定其通俗化成就，特別是方言的運用[2]。80年代以來，從地域文化角度發掘和評價《蝦球傳》的文學史意義日益受到重視，逐漸形成了從地域文化景觀的描摹、粵方言的運用、人物形象的刻畫三個方面研究《蝦球傳》的基本思路[3]。

與其他學者試圖從總體上、歷時性的角度，抑或從本質化的高度概括《蝦球傳》的地域特色不同，陳奔的《〈蝦球傳〉淺談》以及張綽的《從文化視角論黃谷柳》均注意到了黃谷柳在不同的“空間”展開地域特色刻畫的復雜性。張綽指出《春風秋雨》：“主要寫的是香港，這是中西文化的交接點，它的源頭還是中原文化和嶺南文化，但是在帝國主義長期統治下，已經變成了殖民地文化……四十年代的廣州文化和香港也大同小異，不同之處在于它的封建性更濃厚一些……而鶴山人民部隊根據地的文化，雖然還只是初生階段，但是它卻是一種嶄新的文化，代表著新中國的未來?！盵4]論述雖然僅停留在概括階段，缺乏進一步分析論證，但內含悖論性的因素，亦可以誘發出不少新的思考，“殖民地文化”是否已經遮蔽了嶺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如果是，那四十年代廣州和香港的文化“大同”指的是什么？“代表著新中國的未來”的“嶄新的文化”與其文化源頭中原文化和嶺南文化是否有所不同，值得進一步開掘。

《蝦球傳》是在香港孕育產生的作品，在香港文學及文化的視域中展開研究，成為90年代以來另一脈路徑，尤以趙稀方和黃萬華兩位學者用力甚勤。前者認為《蝦球傳》的成功之處“主要來自其濃郁地方色彩”[5]，后者認為小說體現了“香港本土性”，是戰后香港左翼文學的重要收獲[6]。

不管是從嶺南文化的總體視域，還是僅從香港文化的視域展開論述，恰恰說明從“空間”角度理解《蝦球傳》的必要性。由于主人公蝦球從香港到廣州，最后到鶴山，以及沿途在大大小小不同嶺南地理空間多地流動，籠統用整體的“嶺南文化”來概括《蝦球傳》，忽略其在不同空間呈現的差異性，或者僅用“香港本土性”來概括它的地域特色，實際上都嫌不足。

筆者認為《蝦球傳》表達嶺南文化的獨特之處首先在于從“空間”的差異性中呈現它的豐富性、復雜性以及流動性。這種“空間”的差異性首先體現在不同的自然地理區域;其次，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在其著作《空間的生產》所闡釋的“空間是政治性的”[7]，即便在同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也因其蘊含著多樣性的社會空間政治，有著不同文化樣態的矛盾性滲透，并置乃至沖撞的關系，文化樣態的呈現不是“均質”的。而這種嶺南文化精神在不同空間的具體表現，可經由小說中多達百余處的飲食書寫為“窺鏡”，由其觀之黃谷柳如何在不同的空間里表達“嶺南”，又如何以“嶺南”作為路徑反映“中國”以及當時的英殖民地香港。正如張光直曾經說過，“到達一個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過它的腸胃?！盵8]

一、香江：中西飲食的共處、

碰撞與文化的融合

1841年以前，香港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不管從自然地理的角度，還是從文化政治的角度，香港都是嶺南概念的重要構成。鴉片戰爭之后，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政治經濟屬性發生根本變化，但其自然地理屬性不變。其次，從人口的構成來看，盡管由于殖民統治，香港逐漸形成了一個多種族，多國籍的人口聚居區，但華人始終占據絕大多數;且由于地緣因素，近代以來華籍移民的主要輸出省份是廣東省。這就決定了盡管香港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形成華洋雜處，中西文化并存的社會形態，但并沒有改變其嶺南文化的本根性。這種本根性滲透在老百姓日常的飲食習慣當中，不管是工人集聚的九龍區紅磡碼頭，還是油麻地平民聚集的榕樹頭，都洋溢著濃郁的嶺南風情。

小說開篇，就呈現出嶺南本土小吃“大戰”西食“面包”的畫面，在紅磡碼頭向工人兜售面包的小販蝦球失業了，“有一擔牛腩粉的生意搶過他的前頭，一毫有凈粉，二三四毫有牛腩、牛雜粉。不久這擔牛腩粉的生意又給一個白粥攤搶去了。白粥半毫起計，油條、牛脷、油香餅、松糕也是半毫一件，豬腸粉、白糖糕、豆沙角是一毫起計，工人們有一毫錢就解決早點了?！盵9]文中所列舉的均為地道的嶺南本土小吃，它們以親民的價格完勝果醬和奶油面包。

在油麻地榕樹頭，蝦球賭輸錢后把僅剩的四毫放在賭盤上，希望撈回三塊錢去剪發?！澳琴€臺掌數的撿起蝦球的角票，照他的臉擲過來，罵道：拿回去買涼茶！一元以下不受?！盵10]蝦球遍尋亞娣不獲，得知去喝涼茶了，也以喝涼茶為名，辭別九叔。嶺南氣候濕熱，人們體質易受影響發病。自清朝道光年間王老吉創始人王澤邦在廣州十三行開設涼茶鋪，出售水碗涼茶價格便宜，功效良好，當地人逐漸養成了去喝涼茶以清熱解毒、祛濕降火、預防疾病的習慣。掌數的怒言，亞娣以喝涼茶為名，約會為實，折射出這種源自嶺南的飲食習俗在香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已經落地生根，甚至構成了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深刻傳達出了底層老百姓對嶺南文化的認同。

但香港作為嶺南地理空間的特殊性在于：嶺南文化的呈現不是一種純粹的樣態，往往與西方文化共存并置，發生矛盾性沖撞，乃至微妙的融合，從而呈現出嶺南文化的開放與受容。

從1841年香港開埠到1947年，英國已建立了近百年的殖民統治，因此在《春風秋雨》中展開的飲食書寫，往往不純粹是嶺南本土食物，多呈現出中西飲食共存的圖景。譬如上文提及的“嶺南本土小吃”與“面包”的競爭，即便在底層老百姓消費活躍的油麻地榕樹頭，有“成衣店、海味店、鑲牙店、藥店、書店、咖啡店、算命攤、熟食攤、補衣攤、白粥攤、生果攤……”[11]。除嶺南食品“熟食攤”“白粥攤”之外，還有“咖啡店”，可見喝咖啡的習慣已經滲透到了底層的市民生活當中，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從私人的飲食菜單來看，鱷魚頭生日宴請，除了中式菜肴之外，還預先列上來自澳洲的食品“火雞一味”。從酒水單來看，“就有白蘭地兩打，威士忌兩打、從化三蒸十斤，各種汽水五打、金山橙一箱、外加上等福建名茶”[12]?！鞍滋m地”“威士忌”是洋酒，“汽水”是洋飲料，“從化三蒸”則是產自廣東從化的一種小曲米香型燒酒?！敖鹕匠取笔恰把笏?，是江門臺山籍華人劉錦濃在美國培育出來的水果品種，廣東人稱之為“金山橙”，視為水果中的上品?？梢娺@酒水的構成亦是中西結合。

但必須指出的是，在中西飲食共存的圖景描寫中，“西食”較“中食”往往處在更高的層級，成為代表更高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的文化符號，具有更大的商業價值。它實際上作為一種文化象征資本，折射出了香港殖民地社會的文化政治。

與“西食”相對應的是“西人”，他們人數雖少，但在香港社會占據著統治地位，享有經濟特權與社會資源。因此，在鱷魚頭的宴請菜譜中，來自澳洲的“火雞”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把缶啤陛^之粵地所產酒類，具有更大的商業價值，因此鱷魚頭不惜鋌而走險走私洋酒。王狗仔也深諳此道，花低價收購吃剩的牛扒，再以高價出售，賺取差價。

而與嶺南本土小吃相對應的是廣大的華人階層，包括工人階級、店員和小販、苦力、傭人、佃農和船民。他們處在社會的底層，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賴以為生的依然是價格低廉的嶺南本土小吃，他們與嶺南文化建立的是根本的、親密的聯結。因此，盡管口味上能夠包容“西食”，紅磡船塢的工人選擇的依然是價廉的嶺南本土小吃;蝦球在潮州人開的熟食店里，食飽饜足，“結賬才用去了一元零五分” [13]。因此，他下次請客還是“到九龍倉背后他吃過飯的熟食攤”[14]。盡管黃谷柳在《春風秋雨》中并未直接描寫西人，即便出現，也一筆帶過，如開篇追捕蝦球的英國警察。但從飲食書寫當中，依然投射出西人統治的濃重暗影。

二、珠江：地道美食與嶺南文化的

世俗性與家國認同

如果說，在《春風秋雨》中，黃谷柳主要討論了在殖民地香港，嶺南文化與異質文化共置、沖撞及融合的存在樣態;在《白云珠?！?，黃谷柳則深入嶺南文化肌理，在最能代表嶺南文化之廣府文化的地理空間廣州，對嶺南文化的“質性”進行了探討。這種“質性”在文中主要表現為“世俗性”，即對物質及感官享受的重視，即黃谷柳《在摸索中——學寫長篇小說的經過》一文中所提煉的“游樂愛玩，盡情吃喝，是嶺南人風貌特征之一” [15]。這篇文章發表于1949年1月份的《學習叢書》第十四輯，文章涉及的兩個問題：關于人性和理性的論述及對嶺南風貌和嶺南情調的把握尤為值得重視。

從文中僅以《春風秋雨》和《白云珠?！窞檎撌鰧ο?，以及明顯對適夷的批評有所回應來看，寫作的時間應該比發表的時間要早些，極有可能寫在1948年8月適夷發表《蝦球是怎樣的一個人》引起反響之后，到《山長水遠》完成之前即1948年12月這段時間。之所以強調黃谷柳發表文章的時間，是因為1948年3月由中共領導的《大眾文藝叢刊》發表了由左翼文藝理論家邵詮麟執筆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文章指出當前文藝運動的性質和內容“是以無產階級思想和馬列主義藝術觀作為領導的，主要為工農兵服務的，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文藝”[16]。之后，郭沫若、蕭愷等陸續發表了文章，進一步對左翼文藝政策進行詮釋、宣傳和推廣。在這樣的背景下，黃谷柳在文中對“人性”“理性”以及“地方性”的探討，在一定程度表達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立場，顯得尤為可貴。

他指出“人性和理性并不是矛盾對立的兩樣東西，但也不是同樣的東西”[17]，“人性中有理性，理性中也會有人性，我們可以苛求一個人提防貽誤工作，或苛求一個人在行動上不誤工作，但是不必也不能苛求一個人不得嘆一句‘人生幾何！這樣苛求，是不近人性的?！?[18] “在小說中，更多的是反映人性。因為它是感情的文藝，不是說理的論文。但人性是應受理性的節制的。在小說上說，所謂理性的節制就是作者的宇宙觀藝術觀和作者在作品中要表現的健康主題。一件藝術作品成就的高下，這些條件占著決定的因素。人性的描寫，要統一在作者理性的藝術觀宇宙觀中，少掉兩者中任何的一樣，作品是不會有生命的?！盵19]

正是這種不把“人性”簡約為“階級性”，不把“理性”簡約為“無產階級思想和馬列主義藝術觀”，使得《蝦球傳》前兩部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中切實表現為對勞苦大眾的現實關懷，而建基在這基礎之上的地方性表達也因此顯得自然，親切，富有活力。

人生活在具體的地域當中，個性氣質往往受到地方風俗文化長期的浸淫。能夠真正表現出生活在地方中的個人，往往也就表現出了地域文化精神。從這個層面上說，“人性”和“地方性”的表達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只有充分尊重人性，才能挖掘出深層的地域文化精神。黃谷柳的“苛求”與“不苛求”之間的微妙差別正體現了對人性的理解和關懷。但與此同時，人又是生活在具體的時代語境當中，對地方性的審視只有建立在民族國家整體發展的視野中，才能建立起深遠的關懷。黃谷柳在創作之初，就有以“地方”為路徑反映“中國”的企圖，他在文中提到“我想畫出在死滅，新中國在前進的一個橫剖面，這個橫剖面的區域是（嶺南）。（包括英殖民地香港）但我擔心才力不勝?！盵20]這種深遠的視野和超越性的關懷，即是黃谷柳提及的“理性”之一，顯然也比“反帝反封建”有更寬泛的內涵。因此，借助黃谷柳對于三者間關系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他在飲食書寫中傳遞的文化意涵。

在第二部《白云珠?！?，在鱷魚頭經水路進入黃埔時，有一段描寫值得關注。

“鱷魚頭站在艇頭，他看見遠遠的左前方有一座高高的中山紀念銅像，露在黃昏的炊煙中，他異常興奮。一首多年不唱久已忘記的黃埔軍歌，突然來叩他的腦門，他張開喉嚨就唱起來……亞娣看見鱷魚頭唱歌和打噴嚏的怪狀，忍不住笑道：‘洪先生，你唱的是什么歌呀？鱷魚頭一邊拭鼻子一邊答道：‘嘿，你不曉得，這首歌呀，是鼎鼎有名的黃埔軍歌。番鬼佬聽見要發抖，軍閥聽見要磕頭呢！亞娣道：真有這么靈驗的歌嗎？這樣靈，豈不是比東莞婆招魂喊驚時唱的歌更厲害嗎？鱷魚頭隨口吹牛道：‘我怎能講得你明白呢。比方你們唱咸水歌，可以勾到一個男人，或勾得一個女人，唱成一頭親事;至于我們唱軍歌去打仗，就可以打倒一百個軍閥，或者消滅十個帝國主義。九嬸在旁邊問道：‘什么，唱軍歌可以吃得豆角煮魚？鱷魚頭又好笑又好氣。他催促她們快劃船道：‘別嚕蘇了！講一世你們都不會明白。你們什么都不懂，只懂得豆角煮魚?？靹澊?，今晚我們可以到黃埔吃黃埔炒蛋了！” [21]

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他的銅像指涉著資產階級推翻帝制，締造民國的光輝歷史，它喚起的是帶有英雄敘事特征的文化記憶，即鱷魚頭唱響了黃埔軍歌。正是在“黃埔”，誕生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所培養革命軍隊干部的軍事學校。從這里走出的革命軍隊，在北伐戰爭中給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以沉重打擊。然而在這種回憶之光映射的當下，凸顯的卻是現實的平庸和墮落。在黃埔軍校受過革命教育的鱷魚頭，已經腐化墮落成為一個唯利是圖，魚肉百姓，沒有絲毫家國觀念的“撈家”;對于老百姓而言，廣東革命政府出師北伐提出的“反對軍閥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沒有在她們經驗世界里發生絲毫影響，“豆角煮魚”顯然是更切近她們日常生活的敘事話語。對話的最后，鱷魚頭用一道與疍家有關的廣府名菜“黃埔炒蛋”[22]做結，果斷地解構了國族主義的宏大敘事。

“黃埔炒蛋”既是對疍民日常價值觀的迎合，亦隱藏著鱷魚頭的“饕餮之欲”，但同時也寄托著鱷魚頭的鄉情眷戀，是“地方性”的呈現，亦是“人性”的流露。但是，從民族國家整體發展的視野中去審視，這道菜更多體現出對鱷魚頭沉湎于酒食征逐，喪失革命理想的尖銳批判?！包S埔”這個承載了國族宏大敘事，具有神圣意味的空間，其蘊含的革命意義完全被消解，只剩下了世俗享受的軀殼。

表達類似文化意涵的還有“艇仔粥”“沙河粉”“玉冰燒”，而對郊區沙溪狗肉寮的描寫尤為鮮明地呈現了嶺南黑暗的封建性。據學者考證，中國古代在隋唐之后，社會上層人士開始拒食狗肉，在一般人觀念中，狗已經不是可以用來食用的動物了[23]。但從文獻上看，粵人一直保留著吃狗肉的習俗，《廣東通志》曾載“夏至日擘荔存祖考，磔犬以辟陰氣”[24]，可見粵人食狗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嶺南瘴氣重。盡管如此，食狗仍有被批“喪良”之可能。因此，粵人食狗只活躍在城郊地帶的草根階層。蝦球來到沙溪賭窟，“看見那些吊掛起來的臘狗，涂得油亮亮的，他不禁咽下了一口口沫?！盵25]與狗肉寮相鄰的盡是妓院、賭館、煙窟、當鋪……暗含出食物與道德之間的微妙關系，揭示了這里是不受教化的法外之地。

不管是進入廣州的通道黃埔，市中心荔灣，還是郊區沙溪，作者精心選擇的地道飲食，既生動地勾勒出嶺南人“盡情吃喝”的地方性，豐滿了對人物的性格刻畫，呈現出游走于“地方性”中有血有肉的個人，更以“理性”批判了國民黨統治下黑暗腐朽的社會現實，也自然引發出對嶺南文化世俗性更深層次的追問，沉溺于物質及感官層面的享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斫喪了嶺南人對革命理想的追求？

但黃谷柳對食物的探討不僅于此，亞娣邀請蝦球吃掛爐鴨;蝦球囑咐牛仔上岸“去為食街去吃一碗牛腩面”[26]，傳遞的是真摯的友情，溫暖的人性。因此，黃谷柳對于食物的探討，具有相當豐富的文化意涵。

三、鶴山革命根據地：“消失”的

嶺南美食與“革命”的茶館

《蝦球傳》第三部《山長水遠》講述蝦球進入珠江三角洲腹地鶴山，從流浪到進入革命根據地成長為無產階級戰士的故事。蝦球在流浪的時候，作者依舊描寫了嶺南地道美食。一是蝦球請流浪兒亞炳吃飯，點了“咕嚕肉”[27]。二是蝦球決定請沙坪鎮的難童們吃頓飽飯，大家一起用雞、肉、青菜、豆腐做了“一品窩”[28]。兩處描寫均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生動地刻畫出蝦球慷慨俠義的性格特征。但隨著蝦球進入革命根據地，這種地方性的美食就消失了，這背后涉及食物與政治的關系耐人尋味。

正如前文所提及，從《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一文的刊發，香港的左翼文藝運動開始了對毛澤東《講話》精神權威地位的確立，對“大眾化/革命化”文學方向的提倡，對作家思想改造及批判的要求等，正如學者黃萬華提出已經“預演了1950年的共和國文學”[29]。盡管左翼文藝運動提出的觀點尚未成為一種體制性的力量，黃谷柳對“人性”“理性”以及“地方性”的探討，顯示出他對自己的觀點依然有所堅持，但對于1948年5月申請加入共產黨的黃谷柳來說，這些話語以及對《蝦球傳》的批評依然在無形中對他的創作發生著影響。如果在革命根據地，繼續描寫嶺南人的“饕餮之欲”，極有可能會被批判抹煞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降低階級斗爭的嚴肅性和殘酷性。畢竟，周鋼鳴的《評蝦球傳第一二部》已經提出：作者描寫的人物“自我中心的盡情縱欲享受”，因為缺少了主觀的分析批判，所以“就加重了這無原則的不擇手段的生存斗爭思想的影響作用，減輕了對于這種思想的批判和否定的作用?！盵30]

因此，盡管黃谷柳依然選擇食物作為表達革命先進性的媒介，但這些食物的地方性色彩已經消失，性質發生改變，更多體現為維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

革命根據地具體涉及的飲食描寫有三處：一是描寫三姐督促新兵多喝開水;二是描述部隊醫院的伙食;三是描述醫務人員用面粉冒充奎寧藥粉，彌補藥物匱乏。三處描寫都試圖塑造出無產階級戰士的光榮形象，均以“訴說”的方式表達意圖，具有理念化的特點。但對醫院伙食的描寫，尤其缺乏說服力?！安∪顺缘氖亲詈玫耐盹?。是椰菜、咸菜、豆角混合飯，加鹽煮成一大鍋，爛稀稀好像泥糊”[31]?！白詈玫娘埐恕弊髡邊s用了“爛稀稀好像泥糊”的形容，傳達出一種貶抑的情感。但這樣的飯菜，讓病人感到“天天有吃也心愿”[32]，微妙地傳遞出作者情感和意圖表達之間的抵牾。

不僅是食物描寫，《山長水遠》常借言說的方式表達意圖，表現出濃重的理念化色彩。評論界對《山長水遠》普遍評價不高，正如于逢所說的，“‘山長水遠曾有很大的企圖，它要描寫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真實的斗爭。但它越要使我們相信這是真實，它本身卻離真實越遠?！盵33]除了左翼批評和文藝政策對黃谷柳寫作形成的潛在規約之外，缺乏對革命根據地的真實體驗也影響了他的寫作。黃谷柳曾談到：“這冊小說的寫成，比上兩冊吃力得多。原因是不難明白的。第一、我只能從視界很狹窄的范圍中去逼視我所描寫的事項;第二、小說主人公蝦球躍進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過程是不容易把握的?！盵34] “不容易把握”表現出黃谷柳在左翼批評與自我文學經驗表達之間努力調適的艱難。

這種努力調適的表現之一即是黃谷柳對“飲茶”這一嶺南飲食習俗做出的革命想象。

廣州茶樓肇始于清末，興盛于民國，之后在嶺南地區廣為盛行。葉靈鳳1938年抵港后，曾在文中指出“初到香港或廣州的朋友們，面對著到處茶樓的林立，無不驚異到‘飲茶之風怎這樣的大行其道？后來日子久了，司空見慣，人飲我飲，倒不覺怪？覺得怪的還是發現到香港人會在飲茶的名辭上加以聰明與微妙的用途?！盵35]葉靈鳳列舉了幾點，其中“‘飲茶者？賄也——人言非虛，請飲茶之活用者，處處便利，不論商場以至其他”[36]?？梢娂脑⑾愀廴站?，葉靈鳳逐漸諳熟了嶺南飲茶習俗背后的文化意涵。

《蝦球傳》描繪三地涉及與飲茶相關的描寫約46處，并隨著人物身份、意圖的不同，呈現了層次豐富的飲茶所在。從高檔茶樓到馬路邊的茶館，從郊區的茶室到鄉間的茶寮，可謂應有盡有。這些“飲茶空間”作為一個個凝聚性結構，鮮明地體現出三地同一根脈的嶺南飲食文化。

如果說，“飲茶”提供的果腹及娛樂的功能在他地也屬常見，但作為極為重要的交際應酬功能，正如葉靈鳳提及的“飲茶”即“賄也”，以之作為人際關系的潤滑劑，從而達到“成事”的目的，卻是嶺南文化中獨有的，這種意涵尤為鮮明地體現出嶺南文化中務實、靈活的商業精神。如鱷魚頭到廣州后，利用“一景樓”作為交際應酬的地點。在喝茶的當頭，用一根香煙的交情，打聽到了馬專員的住址。

更重要的是，由于“飲茶”的交際功能深入人心，甚至脫離了它的最初含義，直接成為事情順遂而進行交易的代名詞。如蟹王七讓蝦球用零錢去“飲茶”，試圖支開他;鱷魚頭押運私貨超載，船即將沉沒時，魏經理欲以五千港幣“茶錢”相贈哀求大副想辦法;鱷魚頭在逃亡途中與煙屎陳稱兄道弟，臨別時掏錢給兄弟們“飲茶”，這些描寫無不顯示出黃谷柳對嶺南人文化心理的深刻洞悉。

值得稱道的是，在《山長水遠》中，“茶館”被賦予了新意，成為交換情報的空間，變成了具有革命意涵的場所：

“亞炳眼利，等丁大哥坐下后就跟了上來。丁大哥用眼睛盯了亞炳一眼，小聲叮囑他道：‘你坐下來只管吃東西，不要跟我說話！丁大哥自己把茶盅搬過隔鄰靠壁的小桌，但卻跟亞炳貼近在一起。每人據一張小桌，看來是毫不相干的兩個人。亞炳吃了幾碟點心，丁大哥在他耳邊問道：‘錢花完了嗎？亞炳道：‘還有。丁大哥道：‘蝦球幾時出來？亞炳道：‘他白天派公事，晚上出來玩?！盵37]

在不露聲色的“飲茶”過程中，丁大哥從容獲悉了全部情報。這一情節的設置則既表現出游擊隊員機智冷靜的革命精神，又凸現了地道的嶺南文化色彩，可謂是對嶺南飲茶文化的一次富有新意的創造。

結語

黃谷柳對嶺南人“游樂愛玩，盡情吃喝”精神的提煉，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唐宋以前，嶺南經濟文化相對落后，飲食文化自然談不上發展。但宋元之后，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嶺南經濟地位日益凸現，尤其是明清之后，廣州一口通商，“相貿得利不貲，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庫”[38]，珍奇食貨云集，各地文化交融，“食在廣州”的格局開始奠定。而廣州作為千年商都，重商作為一種文化精神，滲透于粵人生活的各個領域。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人們逐漸培養出注重實務、實利和世俗生活，講究感官及物質享受的文化精神。因此，飲食書寫是建構嶺南文化精神的重要緯度。

但這個緯度的重要性還在于它是理解黃谷柳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基點。他意識到對于底層的老百姓而言，他們經驗世界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用各種手段獲取食物以達到對死亡的規避，除非他們的生存權利被無情剝奪，否則他們很難有自發的向往社會變革的內驅力或主觀意志。這種對底層老百姓生活邏輯的深刻認知，使得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將“飲食”作為貫穿整部小說的一個基本線索。蝦球流浪的原因以及過程中的曲折都是圍繞食物展開，并對蝦球為了吃飯加入團伙行竊，以及聲稱“加入游擊隊，只要有飯吃就行”，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盡管這種寫作當時遭到了左翼文藝陣營的批判，但今天看來，這種對人性更具包容性的理解，使得小說的“地方性”與“人性”的表達構成了深刻的統一，這正是《蝦球傳》藝術生命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注釋]

[1] 夏衍：《憶谷柳——重印〈蝦球傳〉代序》，馬文通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 黃谷柳卷》（附錄六），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90頁。

[2] [33]于逢：《論〈蝦球傳〉的創作道路》，林曼叔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評論卷二》，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63頁、第374頁。

[3]同時從三個方面探討小說與嶺南文化關系的學者較多，集中探討人物形象與嶺南文化關系的有韓江，王少瑜;集中探討小說語言與嶺南文化關系的有關洪，知網均可查到。

[4] 張綽：《從文化視角論黃谷柳》，《廣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

[5] 趙稀方：《香港：地方性的分歧——論〈蝦球傳〉與〈經紀日記〉》，《文藝爭鳴》，2021年第1期。

[6] 黃萬華：《蝦球傳：戰后香港文學的重要收獲》，《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年6月。

[7] [法]亨利·列斐伏爾著：《空間與政治（第二版）》，李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頁。

[8] [美]張光直著：《中國文化中的飲食——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透視》，郭于華譯，[美]尤金·N·安德森著《中國食物》，馬孆 劉東譯 劉東 審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頁。

[9] [10] [11] [12] [13] [14] [21] [25] [26] [31] [32] [37]黃谷柳：《蝦球傳》，馬文通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 黃谷柳卷》，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頁、第47頁、第46頁、第58頁、第26頁、第82頁、第103—104頁、第182頁、第220頁、第377頁、第377頁、第401頁。

[15] [17] [18] [19] [20]黃谷柳：《在摸索中——學寫長篇小說的經過》，鄭樹森 黃繼持 盧瑋鑾 編《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年），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04頁、第302頁、第303頁、第303頁、第300頁。

[16] 邵荃麟：《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林曼叔主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8頁。

[22] “黃埔炒蛋”由廣州市郊黃埔碼頭的疍家發明。疍家習慣在船上養雞，以魚蝦飼之，雞蛋烹飪起來味道格外鮮嫩香滑，后經名廚改進成為市肆名菜。

[23] 劉樸兵：《略論中國古代的食狗之風及人們對食用狗肉的態度》，《殷都學刊》，2006年第1期。

[24] 轉引自鄒衛東：《嶺南食狗習俗考》，《廣東史志》，2000年第1期。

[27] “古魯肉”應為“咕嚕肉”，清朝時廣州外商云集，他們喜歡吃糖醋排骨，但不習慣吐骨頭。廣東廚師即改以脫骨的精肉為原料，因與歷史較長的糖醋排骨相似，便改稱為“古老肉”。外國人發音不準，稱之為“咕嚕肉”。

[28]“一品窩”，廣府名菜，與乾隆有關。傳說乾隆微服私訪到廣州遇到盜賊，巧遇乞丐相救贈食。乾隆把這道源于乞討來的“百家菜”拼合烹煮而成的菜肴，稱之為“一品窩”。這道菜式的選擇與難童的情況相符。

[29] 黃萬華：《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2期。

[30] 周鋼鳴：《評蝦球傳第一二部》，林曼叔主編《香港文學大系 評論卷二》，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81頁。

[34] 黃谷柳：《山長水遠》后記，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 文學史料卷》，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21頁。

[35] [36]葉靈鳳：《飲茶漫談》，盧瑋鑾 鄭樹森主編《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 葉靈鳳、戴望舒合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35頁。

[38] 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頁。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地理學視域下的香港文學與嶺南文化關系研究”（項目號：20BZW15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廣州市哲學社科規劃2020年度課題“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合背景下香港文學與嶺南文化關系研究”（項目號：2020GZG112）的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廣東工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