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傭的自我言說與自我認同

石成成 劉傳霞

摘要：在知識分子他者再現占據主導地位的百年女傭書寫史上，打工妹盛可以創作的《女傭手記》是一個獨特的文學存在。在外在形式上，小說選取了一個從業經驗豐富、善于傾聽的中年保姆作為小說的敘述人，采用了近似口述錄的閑聊式、碎片化的敘述結構和敘事風格，運用了保姆們的日?？谡Z和方言，使女傭書寫的自我言說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在內容上，小說塑造了一群有著難以言說的苦難史、辛酸史，經受著城鄉、階層、性別等矛盾圍困，卻依然憑著本能和本分，活得不卑不亢、自尊自愛、酣暢自在的女傭們。通過敘述人對自己以及女傭群體日常生活的自我敘述和反思性理解，《女傭手記》確立了當代女傭群體的自我認同，建立起嶄新的女傭“知識”與“話語”。

關鍵詞：《女傭手記》;女傭形象;自我言說;自我認同

女傭是近代以來出現的一種女性職業，專指受雇于他人家庭且從事家庭勞務的婦女。女傭不同于封建時代被賣入舊家庭、為主人提供家政服務的婢女、丫鬟，他們與雇主之間的關系不是封建時代的人身依附，而是資本主義時代的雇傭和被雇傭。在近現代職業等級秩序中，女傭是一種被社會漠視，甚至遭人歧視的職業，屬于社會底層范疇。新時期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農民工進城大潮以及家務勞動社會化、市場化的發展，女傭再次成為進城“打工妹”和城市“下崗女工”的重要職業類型，女傭隊伍不斷壯大，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群體。在“后革命”時代，這個群體在官方文件中被稱作家政服務人員，在民間大多延續保姆稱謂。女傭稱謂的變化，其背后蘊含的是女傭社會地位和社會文化的變遷。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興起的底層文學潮流中，作為打工妹之一種，女傭是當代作家的重要書寫對象。打工妹出身的女作家盛可以，將目光投向了故鄉湖南益陽城里的“打工嫂”——女傭們，在長篇小說《女傭手記》里為人們呈現了當代女傭的生存與文化形態。

一、女傭的自我言說

《女傭手記》最醒目的女傭自我言說特征體現在小說寫作主體與表現對象社會身份與性別身份的一致性上。盡管盛可以沒有從事過女傭工作，但是，她也曾是女傭們所隸屬的農村進城的打工妹族的一員。20世紀90年代，盛可以從貧窮閉塞的鄉村來到大城市謀生，自身經歷了打工妹的掙扎與奮斗，身邊簇擁著的也是在城市打拼的各類底層百姓?！杜畟蚴钟洝防锏呐畟騻?，大都有生活原型，她們是盛可以的同鄉、熟人。作為與女傭們隸屬于同一階層的打工妹，盛可以對女傭生活感同身受，與女傭命運休戚與共，所以，她能夠了解、體味、想象女傭的生存處境，理解女傭的悲喜哀樂。盛可以的社會身份和性別身份與女傭重合，在經歷、精神、情感上與女傭有同構性。對盛可以來說，女傭“不再是一個外來的觀照物，而是作家精神世界成長壯大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1]?！杜畟蚴钟洝肥鞘⒖梢詫Ξ敶畟蛏畹膶嶄?，也是打工妹盛可以的心靈之聲。盛可以在接受記者對《女傭手記》的采訪時說道：“寫作如果需要忠實什么，那也是忠實于自己，我只寫能觸發我內心涌動的事物?！盵2]當然，也有學者對底層是否能夠真正地言說自我、底層人的自我想象是否就能揭示底層真相等問題提出異議，“當來自底層的個體獲得市場或政治權力認可之后，他是否還屬于真正的底層？作者的主體身份在言說之前和之后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背后無疑可以找到政治權力和文化資本的脈絡。而且，作者所能采用的言說方式也只能是意識形態掌控下的高度成規化的符碼?！盵3] 后殖民女權主義理論家斯皮瓦克早在《底層人能說話嗎？》就對此展開探討，她認為底層即使獲得機會，能夠打破沉默、大膽發聲，他們也不一定能夠表達自我的真實欲望與體驗。誠然，質疑已經成為著名作家的盛可以是否還屬于真正的底層是有一定道理，底層人的自我言說的確也存在著不可掙脫的悖論和困境，但是，與知識分子構建的女傭形象相比較，打工妹出身的盛可以所創造的《女傭手記》無疑更接近女傭的自我言說。

《女傭手記》自我言說特征還體現在文本內部敘述視角選擇、敘述人身份設定之上。與底層文學中大多數女傭書寫不同，盛可以書寫的對象不是像芝麻、小白、李巧雨那樣年輕貌美的打工妹，而是一群被稱作愛嫂、郭家嫂、鄧嫂、謝嫂、鳳嫂的中年“打工嫂”，這與現實世界家政市場、保姆群體主要從業者的年齡分布相吻合?！杜畟蚴钟洝凡捎玫谝蝗朔Q內視角，小說敘述人是“我”——周嫂。周嫂既是小說所敘述的女傭世界的重要成員，參與了小說敘述生活的進程;周嫂也是貫穿全篇的敘述者，小說里女傭以及雇主的故事，都是由周嫂講述或者轉述的。巴赫金認為：“小說中的說話人，或多或少總是個思想家;他的話語總是思想的載體。一種特別的小說語言，總意味著一種特別的觀察世界的視角，期冀獲得社會意義的視角?！盵4] 《女傭手記》展現的是說話人（敘述人）——保姆周嫂眼中的女傭世界，銘刻著女傭周嫂對世界和自我的認知。周嫂從鄉下來到在益陽城，在城里做了20年保姆，結交了不少同行，也經歷了形色各異的雇主。周嫂性情平和忠厚、踏實穩重，做事守本分、懂規矩，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他人，也極少對身邊的人和事做出居高臨下的道德臧否和價值評判，所以，不論是同行保姆，還是雇主，“總有人把秘密交給我（周嫂）保管”。周嫂對同行保姆以及雇主們生活故事的講述，都是描述性，非指令性。由周嫂這樣踏實沉穩的家政行業參與者、可靠耐心的聆聽者、冷靜理性的旁觀者作為小說敘述人，她所講述的女傭故事可靠性、可信度更強，更接近女傭生活“真相”與“原生態”。

《女傭手記》在結構安排、敘事風格、語言特色等方面，保持了女傭世界“原汁原味”的言說方式。底層世界要打破沉默、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能完全套用或者挪用主流社會的語言和表達方式，需要建立新的、屬于自己的言說方式。鑒于周嫂所代表的中年女傭們的生活狀態、情緒色彩、人生態度、審美趣味、心理氣質，《女傭手記》的敘事結構采用了現實世界女傭們聊家常、談閑天的方式，沒有貫穿始終的情節、曲折離奇的故事，沒有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沒有過多的場景鋪排與細節描寫。小說敘述節奏散漫，故事鏈時斷時續。全書二十六節，相對而言，每兩三節集中講述一個人物的故事，各個人物的故事還會在不同章節中不斷交叉。受第一人稱有限視角和敘述人文化身份的限定，每一個人物的故事并不是按照事件發展的線性時間順序展開，有倒敘，有插敘，不斷地旁逸斜出，并且將帶有一定傳奇性、戲劇性的故事打碎，使其以碎片化的形態出現。比如聰慧的大學生小花為救哥哥委身給富豪做外室，最后抑郁成疾，帶著兩個美麗的孩子跳樓自殺，她的戲劇化故事散布在小說的多個章節之中，并且小說一開始就將其慘烈的結局宣告給讀者。小說的名字“女傭手記”，容易讓人聯想起魯迅《傷逝》的“涓生手記”。如果說，由具有自我內省意識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涓生作為敘述人的“涓生手記”，是“五四”知識分子心靈獨白的話，那么，由沒有接受過多少現代教育、靠本能生活著的女傭——周嫂作為敘述人的“女傭手記”，則是女傭們日常生活與情感的寫實錄。從文化傳承上來看，《女傭手記》的敘事與情感結構都更接近當代的口述錄?！翱谑鰵v史被作為挑戰傳統歷史觀的重要方式，就在于倡導口述歷史的學者們通過口述歷史來達到重新闡釋被階級、種族矛盾沖突所強制的歷史，因此口述歷史的對象往往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是游離于中心之外的民間?！盵5]《女傭手記》的敘述語言是益陽百姓的口語與方言。小說采用女傭們的日?？谡Z，簡單直白，既沒有詩意化和浪漫化的抒情，也沒有鋪張繁縟的場景描寫，更沒有細膩的隱喻化的細節描摹。小說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我是鄉下人，在街上做事，當保姆。我自己沒有好講的，有點麻煩，但不算個事。做了二十年的保姆，有人看不起，有人看得起，一樣米養出百樣人，這也沒什么好講的。見過很多事，沒錢的，各自作孽，有錢的，偷生偷養?，F在的社會，就是這樣，沒什么奇怪的。[6]

《女傭手記》里的中年女傭都來自益陽附近的農村，小說在語言上采用了女傭們的日?？谡Z——益陽方言。益陽方言的運用，不僅增加作品的地域特色，還把女傭們的素養、情緒、語調帶入小說之中，有助于對女傭日常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現。正如盛可以所言：“我沒想過刻意使用方言，由于我的人物是有藍本的，是我的同鄉，當人物一開口說話，就傳出了她們的腔調，這樣也有助于讓人們了解小地方人的生活?！盵7]

正是由于小說選取周嫂這樣一個從業經驗豐富、不善言談卻善于傾聽的中年保姆作為小說的敘述人，采用了近似口述錄的閑聊式、碎片化的敘述結構和敘事風格，運用了益陽保姆們的口語和方言，使女傭書寫的自我言說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與以往由知識分子他者再現的女傭書寫相比，《女傭手記》在情緒格調、價值判斷、文化立場上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差異。面對當代女傭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女傭手記》既沒有像“五四”啟蒙文學那樣站在開啟民智的精神高地俯瞰式同情批判，沒有像革命文學那樣站在民粹或革命立場仰慕般贊美歌頌，也沒有像大多底層文學那樣從道義公正立場去吶喊援助，只是實實在在地呈現、有一說一地表達，在客觀寫實中去捕捉底層百姓的人性之光。

二、女傭的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是人對自我的理解、對自我主體性的追問，自我認同在個體生命歷程中意義重大，它“關涉自我意義感、身份感和歸屬感的獲得，關涉到自我與他者的對話，關涉到社會性自我與日常生活世界，關涉個體的主體性發展?！盵8]安東尼·吉登斯在談論現代性和自我認同關系時指出，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時空分離”“抽離化機制”“自我反思”的三大特性，改變了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本質，讓現代人普遍陷入焦慮之中，個體需要在自我確認中建立自我主體性。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女傭群體的主要構成者——“打工嫂”，她們由相對封閉穩定的農村進入開放流動的現代化城市，在不期然之間遭遇并體驗了現代性的特質。于是，如何確立自我身份、完成自我認同這種抽象的現代性命題，成為女傭們需要解決的人生問題。自我認同，不僅影響著女傭個體的生活意義和價值，也影響著大社會對女傭群體的社會性理解與認知。

“自我認同并不是個體所擁有的特質，或一種特質的組合。它是個人依據其個人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盵9]自我認同不是先驗存在的，它需要個體通過對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所處各種關系的理解性反思才能建立起來。即使是在新世紀的中國，女傭群體的主要人員構成還是進城打工的農村女性，因而，當代女傭仍然需要在城鄉關系、階層關系、性別關系的理解中完成自我認同，建立自我主體性。盛可以對女傭自我認同過程與結果的書寫，既不同于“五四”啟蒙文學和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學，也不同于21世紀底層文學。通過對纏繞在女傭身心之上的多重關系、多重話語的反思，盛可以確立了當代女傭群體的自我認同，建立起嶄新的女傭“知識”與“話語”。

首先，《女傭手記》沒有強化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沒有凸顯城市文明對女傭的侵蝕與傷害，反而書寫女傭在城市里、在職業中的成長。在盛可以的筆下，周嫂、鳳嫂、愛嫂們心理焦慮的最主要根源并不是城鄉文化差異。曾經生活過的農村并沒有給她們帶來安全感和穩定感，她們在進入城市之前都有著不堪的、難以言說的“創痛”，大多是因為生活貧困、家庭不幸、婚姻痛苦才被迫進入城市打工。城鄉之間的巨大時空轉換，一方面會讓她們因為失去原有生活秩序與規則而產生恐慌，但是，另一方面這些底層中的底層人也可能由此獲得重新選擇人生的機會。女傭這一職業，將她們納入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之中，打開了她們的人生視野，激起了她們美好生活的愿景。在目睹了城里人奢華生活背后的不堪、體察了普通市民庸常生活常態之后，周嫂們意識到，城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城市人與農村人有著相通的人性，城市人家與她們有著相通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隨著最初的惶恐、暈眩、自卑漸漸弱化之后，她們也逐步適應城市、了解城市，以平和心態看待城鄉之間的文化與生活差異，在有限的范圍內分享城市物質生活的便利和城市文明的自由，努力地通過勞動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運。以周嫂為代表的來自農村的女傭們，她們融入城市、落地生根的路程艱難漫長，她們時常會體會到作為城市邊緣人的漂泊感，但是，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并沒有固守農村人的身份和文化理念，反而認同了城市的物質現代性和城市文明的包容性。她們掙錢供孩子在城里讀書，存錢在城里買房子，托關系給自己買社保。盡管沒有過上耀眼奪目的生活，不時還會因為欲望和無知而陷入傳銷、保險、婚姻等方面的騙局之中，但是，盛可以筆下的這一群以“嫂”命名的中年女傭們，依然保持著節儉、勤勞的品行，沒有墮落沉淪，沒有變態扭曲，她們在益陽城里活得真實自然、自在酣暢。

其次，《女傭手記》沒有強化女傭與雇主之間的階層對立，反而書寫了雇主與女傭之間彼此需求，甚至相互依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和市場化的推進，家務勞動社會化理念被社會廣泛接受，享用家政服務不再是權貴和有錢人家的特權，普通百姓人家因為各種原因也會雇傭家政人員。于是，女傭的雇主就不僅僅是城市里的精英階層、成功人士，還有大批普通市民階層、尋常百姓。即使是令人仰慕的精英家庭，他們的家庭生活也是各有“煩心事”。鳳嫂服務過的黃局長，因為貪腐被抓，跳樓自殺未遂成為癱子。周嫂服務過的小花、林妹妹，前者被成功人士當作生育工具“囚禁”在豪宅之中，始終拒絕給予她妻子的名分，后者與丈夫共同奮斗創下家業，事業成功之后丈夫卻不斷地尋花問柳、與年輕女性偷情。普通人家大多數是在百事纏身、分身乏術的情況下，才請女傭幫工。比如，周嫂服務過的張翁媽，丈夫老年癡呆，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女兒不僅自顧不暇，還需要母親幫襯。由于普通家庭也加入了女傭雇傭行列，從某種層面上來看，當代雇主與女傭之間的階層差異比近現代時期縮小了?，F代社會的家政服務市場，用工權并非完全掌握在雇主手里，女傭也掌握一定的主動權，女傭對雇主同樣也會比較、挑選、評價，對吝嗇、挑剔、歧視女傭的雇主，她們會拒絕提供服務。當代女傭不再是被人施舍、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雇工，她們也會利用市場規律和現代契約倫理，努力地去追求勞動尊嚴和身份平等。優秀女傭成為家政市場搶手的人力資源。薪酬多少并非女傭們考量的唯一標準，通常她們還要考慮雇主對女傭的態度。對那些尊重、珍惜女傭的勞動，平等對待女傭人格的雇主，她們愿意付出勞動、真心和真情。作為益陽街上的“金牌保姆”，周嫂被雇主們爭搶、預約，雇主們不僅愿意付出較高的薪水，而且有些人還把自己的心事、秘密向周嫂傾訴。周嫂對雇主的唯一要求就是人格上的平等。周嫂在職業范圍和自身能力之內，真心地為雇主們著想，幫助他們排憂解難。周嫂的雇主之一張翁媽，家境并不富裕，因為年輕時受過感情傷害，長期遭受心理壓抑之苦，精神與行動都有些乖張，但是，張翁媽信任、關心、依賴周嫂，把自己從不與人道的痛楚經歷和人生向往都無保留地告訴周嫂，在周嫂經濟出現困難之時毫無猶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而周嫂理解張翁媽的怪癖心理，體會她的人生難處，愿意放棄“高薪”去幫助無依無靠的張翁媽，沒有外出旅行經驗的她，竟然帶著一輩子困守在益陽城的張翁媽去北京旅行，完成了張翁媽一生最大的心愿。所以，在盛可以的筆下，女傭和雇主之間，除了雇傭和被雇傭的理性經濟關系之外，還有相互需要、相互扶持的感性人間情懷。女傭用她們的辛勤勞動切實地幫助雇主解決了困擾他們的家務問題，雇主給予的酬勞又幫助女傭們養家糊口、養兒育女。周嫂靠自己和丈夫在益陽街上打工的收入，養育了一雙兒女，供他們讀書上學，助他們成家立業。所以，女傭的存在和付出，在社會和家庭兩方面都具有不可漠視的貢獻。經由女傭這一職業，女傭不僅能夠進入城市、在城市落腳，而且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和尊重，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

與此同時，由于當代家政服務行業的興盛與發展，女傭不再是分散在各個雇主家中互不來往的個體，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當代職業群體。她們之間有競爭、詆毀、拆臺，更有相互的扶持與幫助。女傭不再是一個個單打獨斗的個體，而是一個可以彼此交流、相互援助、共同分享的命運共同體。益陽城里圍繞在秋蓮中介所周圍的女傭們，經常聚集在一起，互通用工和雇主消息，分享各自的人生悲喜，在工作和生活上還會共同合作、相互幫襯，以她們自己獨特的方式反抗來自城市、雇主、男性的壓迫與歧視，形成“弱者抵抗”的聯合體?？傊?，女傭/保姆的職業身份，讓這一群農村進城的中年婦女在一定程度上獲得自尊感、歸屬感和自我人生掌控感，因而，在周嫂的敘述中，周嫂和她的姐妹們認同自己的職業身份，肯定自己的城市生活。

再次，《女傭手記》沒有強化女傭在兩性關系中的被動屈從地位，沒有將女傭寫成男雇主的性消費品，反而書寫女傭在兩性關系中的主動性與主導地位。當然，盛可以也沒有漠視女性處于弱勢屈從地位的歷史與現實?！杜畟蚴钟洝防锏倪@些已婚女性，在進城幫傭之前依附于家庭而生存，飽嘗過人格侮辱與生命踐踏之痛，她們之所以選擇出來幫傭，大都與她們在家庭中所遭遇到性別侮辱有關。愛嫂和鳳嫂，在農村老家的日子過得卑微低下。愛嫂因為切除了子宮，不能生育，被婆家看不起，在村子里抬不起頭;鳳嫂因為只生育了兩個女兒，丈夫去世后，被婆家驅逐。郭家嫂、李脆紅都被丈夫拋棄，活成了別人的笑話。郭家嫂的丈夫做包工頭發家，明目張膽地不斷包養年輕女人;李脆紅的丈夫以捕蛇為生、勉強度日，也同樣毫無廉恥地收留女人，且為兩個女人因自己大打出手而得意驕傲。在男尊女卑和物化女性的傳統父權文化圍困之下，當家庭婦女無力掙脫對男性的經濟依附的時候，她們只能委曲求全、逆來順受。經濟獨立是人格獨立的前提，自主經濟有助于自主人格的形成。家政服務業的興盛，為沒有多少文化和專業技能的家庭婦女提供了掙脫屈從地位、擺脫卑下命運的有效路徑。擁有了養活自己甚至是家庭實力的女傭們，有機會擺脫對夫家的依附屈從，在家庭中也能夠獲得一定的話語權。作為家庭經濟重要來源的周嫂，盡管在日常生活中一直遵從丈夫老李的意見，但是，她卻敢于自作主張，帶領張翁媽完成心愿之旅。

離開了固定的、熟人社會的農村，在流動的、陌生人社會的城市，女傭們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經濟自主，而且有機會掙脫宗族文化、鄉土倫理全方位的監控與管轄，獲得精神和身體的自由。這些中年女傭們，并不避諱自己的肉身欲望，在兩性關系中，她們并不總是被動的、被消費的客體。郭家嫂與丈夫離婚后，放飛自我，開啟人生第二春，在年輕打工仔身上尋求補償;被迫與農村老家和夫家切斷關系的鳳嫂，試圖在雇主中尋找滿意的結婚對象安度晚年，與退休老干部裴主席展開了一段浪漫的愛情;年輕時被丈夫拋棄的謝嫂，人到中年為尋求個人幸福而再婚，很快，卻因為第二任丈夫不能滿足自己身體欲望果斷地提出離婚。雖然，這些來自農村的中年女傭們，不可能徹底拋棄積淀已久的父權制文化，接受和踐行獨立平等的性別觀，但是，涌動在城市里的現代性別觀已經在沖擊著她們的心靈，助力于她們的獨立人格的養成。顯然，有限度的經濟獨立和精神自由，使女傭有了擺脫性別關系中的屈從地位、實現人格獨立與精神自主的更多可能性。

《女傭手記》以周嫂和她身邊女傭群體的親身經歷，重新闡釋了女傭在城鄉、階層、性別多重關系圍困下的生活，展現了她們的情感、態度、認知，通過周嫂對自己和女傭姐妹們日常生活的敘述和反思，對自我進行了重構，完成了女傭群體的自我認同。

小結

在由知識分子他者再現占據主導地位的百年女傭書寫史上，盛可以的《女傭手記》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這部由打工妹創作、親戚熟人為原型、“打工嫂”作為第一人稱敘事人、“口述閑聊”作為敘事格調、方言口語作為語言風格的女傭書寫，從文本外創作者與表現對象的關系，到文本內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敘事語言的選擇，都呈現出女傭自我言說的特征。作為進城打工群體的一員，盛可以的女傭書寫，沒有“五四”啟蒙話語的俯瞰與審視、左翼革命話語的仰視與贊美，也沒有新世紀底層敘述的激憤與無奈，只是零距離、貼地面的平靜訴說與忠實記錄?！杜畟蚴钟洝窂耐庠谛问降絻仍陲L格情調，都帶有女傭生活“原生態”實錄的質感。小說塑造了一群有著難以言說的苦難史、辛酸史，經受著城鄉、階層、性別等矛盾沖突圍困，卻依然憑著本能和本分，活得不卑不亢、自尊自愛、酣暢自在的女傭們。隨著當代家政服務行業的發展，這群農村進城的中年婦女切實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現代人的自尊感、身份感和命運掌控感。通過周嫂對個人人生經歷和女傭群體生活世界的自我敘述和反思性理解，這部“女傭手記”實現了周嫂及其女傭群體的自我確認，進而也在某種意義上完成了當代女傭與自我、與世界的對話。

[注釋]

[1]范家進：《底層敘事：文學界的一場話語自救》，《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2] 張藝桐：《盛可以：我只能寫觸動內心的事》，《天津日報》，2021年4月6日。

[3]季亞婭：《底層敘事：言說的理路與歧途》，《江漢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4] [俄]巴赫金：《小說理論》，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頁。

[5]賀紹?。骸稊⑹龈锩械拿耖g世界觀——讀林白的〈婦女閑聊錄〉》，《長篇小說選刊》，2005年第1期。

[6]盛可以：《女傭手記》，北京十月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

[7] 張藝桐：《盛可以：我只能寫觸動內心的事》，《天津日報》，2021年4月6日。

[8]杜思民：《高校青年教師的身份建構與專業發展》，河南大學出版2019年版，第45頁。

[9][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譯，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8頁。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視域中的‘十七年女性創作研究”（項目批準號：16BZW152）

作者單位：康考迪亞大學人文學院;

濟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