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

羅雨璇

摘? 要：本文基于2010-2019年我國31個省市面板數據，檢驗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發現，金融發展規模、結構和效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具有促進作用。其中，金融發展效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促進作用最強;而對于產業結構高度化來說，金融發展規模及效率對其具有促進作用，但金融發展結構對產業結構高度化存在抑制效果。因此，應該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加快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優質資金，充分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的作用。

關鍵詞：金融發展;產業結構升級;GMM模型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金融支持實體發展是我國一直以來的重點工作，也是供給側改革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10月，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強金融普惠性?！庇纱丝梢?，完善我國金融市場體制，引導金融資源有效運轉于實體經濟，將金融市場作為我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有效支撐，并且我國目前經濟面臨著結構性轉型，而產業結構的轉型及優化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因此，討論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是否通暢及影響效果程度如何顯得尤為重要。目前有關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相關研究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討論：首先，部分學者認為金融發展能夠改善信息不對稱，有利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達到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李強，2015;錢水土和李正茂，2018）。其次，部分學者認為金融發展能夠通過技術創新優化產業結構。技術創新會導致需求和供給結構變革，驅動產業結構升級，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又加強產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創新合作，進一步激發技術的更新，形成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之間的正反饋效應。最后，學者利用不同數據討論了金融發展程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果（孫武軍等，2013）?？v觀現有研究可以發現，關于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討論集中在作用路徑和作用效果兩者上，但關于兩者的代理指標卻存在顯著差異，忽略了指標的準確性和客觀性。為此本文基于2010-2019年全國31省市面板數據利用GMM模型進行考察，因此，本文對如何正確利用金融市場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數據來源與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本文選取2010-2019年全國31省市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Wind數據庫、CSMAR數據庫、中經統計數據庫。

在解釋變量選取方面，根據我國實際發展情況和以往文獻研究，選取金融發展規模（FS）、金融發展效率（FP）和金融發展結構（FSE）三個指標作為解釋變量指標;在被解釋變量選取方面，選取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作為衡量產業結構化的代理指標;在控制變量選取方面，本文選取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代表經濟發展水平（GDP）、科教文衛支出占GDP比重代表政府財政支持（GOV）、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代表對外貿易程度（NXR）、專利申請授權數代表技術進步（TEC）、人均擁有道路面積代表基礎設施建設水平（BASE）、城市人口占比表示城市化水平（CITY）。

（二）模型構建

考慮到當前產業結構水平往往受到前期產業結構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GMM模型的方法，在控制變量中考慮產業結構升級指數的滯后項，并將所有控制變量滯后一期。

構建模型如下：

三、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表1可知，FS（金融發展規模）、FP（金融發展結構）、FSE（金融發展效率）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系數分別為-0.0023、-0.0961和-0.0020，金融發展規模、結構、效率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起到促進作用。因此，金融發展的三個內容均會推動產業結構趨向合理化，使得產業結構更能符合市場需求促進經濟發展，并且其中金融結構的發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促進效果最強。這說明金融市場中金融規模越大，資本資源覆蓋產業程度越高，產業為升級能獲取資金的概率越大;金融結構化程度越深，各產業越能夠從不同的融資渠道為產業結構升級獲得合理的資金需求;金融發展效率越高，資金配置的轉化速度也就越快，能夠有效縮短產業結構升級融資需求的時間。

根據表2可知，FS、FP、FSE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系數分別為0.0074、-0.7205和0.0092，金融發展規模及效率均對產業結構高度化起到促進作用，但金融結構中資本市場越發達，對產業結構高度化反而起到抑制作用。金融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率的改善使得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并且有效降低了金融資源的獲取成本。金融資源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部門轉移，從而有效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進程，加快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而金融發展結構對產業結構高度化起到抑制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在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過程中，我國資本市場并不完善，監管有明顯缺陷，結構即使傾向于資本市場，但是并沒有發揮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優勢，因此導致抑制產業結構高度化進程。

四、結論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我國31個省市面板數據，采用熵權法和GMM面板模型測算了我國金融發展水平并實證檢驗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得到結論如下：第一，金融發展規模、結構和效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具有促進作用。其中，金融發展效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作用最強;第二，金融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率對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具有促進作用，但金融發展結構對產業結構高度化存在抑制效果。

參考文獻

[1]李強.金融發展與我國產業升級：全球價值鏈攀升的視角[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5，（06）：86-96.

[2]錢水土，李正茂.金融結構、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升級——基于跨國數據的經驗驗證[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8，（12）：24-32.

[3]孫武軍，崔意英，趙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來自北、上、廣、深、蘇五市的經驗證據[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7（03）：54-60.1E9E29CC-8A0B-4E84-9D70-38A340F28B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