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的路徑研究

孫久文 周孝倫

摘要：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國際經濟大環境惡化，我國經濟面臨多重壓力。長三角作為我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之一，如何發現長三角區域健康發展問題、積極應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挑戰，是長三角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文章在總結健康發展研究基礎上，通過分析長三角區域經濟的發展現狀及所遇到的問題，從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強化創新引擎、發展“雙碳”經濟、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四個方面提出健康發展路徑，為新時代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長三角區域;健康發展;經濟韌性

中圖分類號：F127?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2）03-0054-009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大關，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新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內外疫情持續和全球突發性事件等不穩定因素增多，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減弱、供給沖擊、預期降低的三重壓力。如何抵抗外部沖擊、增強經濟韌性、更好地實現雙循環，對經濟發展提出更高要求。長三角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示范區，研究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對我國更具有現實意義。

2021年長三角城市群GDP達27.61萬億元，以不到4%的國土面積，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全國的24.14%，三省一市的GDP增速都達到8%以上，整體增速在全國范圍內居于領先地位，是全國最具活力、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研究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路徑及問題，并提出針對性建議，對新時代下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健康發展的時代內涵

（一）健康發展的定義

國家及地方政府的各項工作會議中經常提及經濟健康發展，相關研究多聚焦在高質量發展，即在增強經濟綜合競爭力的同時，保證經濟的綠色可持續性。[1]有學者根據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根本矛盾，基于人民幸福感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2]也有學者認為經濟發展在兼顧發展效率和高質量供給需求的同時還應兼顧經濟運行的穩定性。[3]“十三五”以來更多聚焦于從五大新發展理念角度研究經濟高質量發展。[4]

經濟健康發展在兼顧效率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魏婕（2012）從經濟增長效率、經濟增長結構、經濟增長穩定性、福利變化與成果分配、生態環境代價、國民經濟素質等方面測度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為高質量發展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5]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意外沖擊，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如何增強經濟韌性，應對重大公共事件沖擊成為當下研究重點。經濟韌性是衡量經濟主體面對復雜外部環境和抵抗危機并從危機中恢復的能力。孫久文等（2017）認為提高經濟韌性使區域在面對復雜國外市場環境沖擊時能夠平穩運行及時調節，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穩定的動力。[6]本文在高質量發展研究的基礎之上，提出經濟健康發展要同時兼顧經濟安全穩定性，增加經濟體抗沖擊能力，確保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二）經濟健康發展的五大目標

結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區域健康發展五大目標：

1.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優化是指一、二、三產業互相協調發展，通過互相配合實現各部門之間的生產要素合理配置，推動產業結構從低層次結構向高層次結構演變，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穩定發展。到產業層面，提高第二、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產業多樣化布局，發展高科技制造業和高質量現代化服務業。通過增加研發投入，激發創新活力。提高各產業技術水平，淘汰落后產能，逐步形成以高科技農業為基礎，高新產業為支柱，基礎制造業為支撐，現代化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實現經濟的高效可持續發展。

2.提高全球價值鏈地位，優化進出口結構。利用國內統一大市場優勢，利用國內價值鏈，通過對國內外人才、技術等高端生產要素的吸引，推動國內價值鏈地位提升，從而提高全球價值鏈地位。出口方面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和自主品牌產品出口，重視進口對于推動產品升級和平衡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作用。

3.發展“雙碳”經濟，降低單位能耗和污染排放。結合我國“碳中和”和“碳達峰”的雙碳戰略目標，推動綠色低碳技術進步，淘汰高耗能傳統制造業。減少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加快發展可再生新能源如光伏、核電和水電等的使用，在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方面實現系統性變革，提升國家能源安全水平。

4.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提高數字經濟地位。強調數據作為關鍵要素的重要性，注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高度融合，實現要素配置優化，助推制造業優化升級。硬件上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建設智能化綜合性數字平臺，加快5G網絡建設，推動5G商用，加快大數據和云平臺建設，為制造業數字化創造條件。制度上健全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注重數據安全。數據的泄露不僅對企業造成嚴重損失，同時也將威脅到公共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能力和確保數字安全性。

5.增強區域經濟韌性，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穩定性。制度方面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政府的監管者角色。政策方面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持續推動國企改革，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做好出口和吸引國外資本投資避險。政府做好投資相關配套設施，補貼民營企業投資研發活動，促進技術創新，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在面對重大事件沖擊時，穩定供應鏈體系，聚焦重點產業，做好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7]

二、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及特征

（一）經濟增長

經濟進入發展新常態，保證經濟穩定增長是國家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一個重要目標。2011年起，長三角區域經濟增速始終高于全國平均水平，GDP占比從23.76%增長到24.14%。具體到各省市差異明顯，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的GDP分別從2011年的1.92萬億元、4.91萬億元、3.23萬億元、1.53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87萬億元、10.27萬億元、6.46萬億元、3.8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依次達到8.11%、8.54%、8%和10.85%。江蘇在GDP總量上居于領先地位，增速也領先上海和浙江，安徽的經濟增長勢頭領先其他三省市，且與江浙滬的差距不斷縮小，有望在未來兩年趕超上海。與GDP情況稍有不同，上海人均GDP顯著高于江蘇和浙江，相對差距分別從2011年的1.39倍、1.47倍到2020年的1.28倍、1.55倍。安徽人均GDP顯著低于江浙，但增速較高，與江浙兩省差距不斷縮小，從2011年的2.27倍、2.14倍縮小到2020年的1.91倍、1.59倍?？傮w來看，安徽作為內陸省份與江浙滬沿海省市相比，無論GDP還是人均GDP都存在較大差距，但可以看見十年來安徽經濟發展態勢很好，與江浙滬的差距有減少趨勢。從細分區域看，皖北、浙西、蘇北等地區發展相對較落后，是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后進地區。

（二）產業結構

2011—2021年間，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總體表現為第一產業占比小幅下降，第二產業占比下降明顯，第三產業占比顯著上升。具體三省一市的產業結構變化存在較大差異。上海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占比逐年升高，從2011年的58.01%上升到2021年的73.27%，同時第二產業占比逐年縮小，從41.3%減少到26.49%。2020年之前，江浙兩省第二產業占比逐年下降，從2019年開始下降速度減慢，2021年兩省第二產業占比均略有上升。從2011年到2020年間，兩省第三產業占比逐年上升，從2017年開始江蘇第三產業占比超過50%，并保持上升趨勢，直到2021年首次下降，但仍超過50%;2016年以來浙江第三產業占比超50%，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并于2021年出現下降。相比沿海三省市，安徽第一產業占比最高，總體呈現出下降趨勢，但在2020年出現上升勢頭，近年來一直保持在8%左右。2011年安徽第二產業仍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占比達54.31%，到2020年占比下降到40.52%，雖然在2021年有上升勢頭，但產業結構總體脫實向虛趨勢明顯。從整體來看三省一市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第二產業占比呈現上升的勢頭，第三產業占比開始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對于交通運輸、餐飲、住宿、旅游等行業沖擊很大，并在短期內難以恢復，這導致了第三產業占比十年來首次下降。

2010—2020年三省一市主要年份的制造業主導產業一直在變動。上海工業主導產業是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同時大力發展汽車制造業，引進了特斯拉等一批先進車企，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等高端制造業，有選擇地發展化工原料和化學制品等傳統制造業。從2010年開始，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一直是江蘇制造業細分行業中排名第一的行業，且產值遠高于上海同行業。因為環保等因素，江蘇逐漸有意識淘汰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其占比逐年降低，在主導行業排名中從2010年的第二位下降到2020年的第四位。浙江的制造業逐漸從輕工業為主向重工業過渡，2010年紡織業在制造業中占比很大，在工業細分行業中總產值排名第一。后來逐步發展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和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高新產業。相比之下，安徽制造業規模較小，且以煤炭等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為主，近年來大力發展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是全國重要的家電制造基地，但是總產值相較沿海三省市依然很小?？傮w上三省一市的制造業呈現出產業高級化特征，從傳統制造業向高新技術制造業方向轉變。

（三）對外貿易

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對外開放，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我國與世界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外貿進出口額1.71萬億美元，占全國比重超1/3。江浙滬對外貿易依存度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上海作為國際貿易中心，2011年外貿依存度達到147.22%，之后下行趨勢明顯，2020年降至89.83%，江蘇和浙江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一直緩慢下降，江蘇下降速度較快，從2014年起外貿依存度始終低于浙江。從進出口總額來看，十年來上海對外貿易額總體保持穩定，增長幅度不大，江蘇進出口總額波動較大，但是總體保持上升態勢，安徽和浙江增長較明顯。

從進出口結構來看，上海進口規模增加明顯，2018年開始每年舉辦進博會更是顯著促進了進口貿易。相比之下，上海市出口數據一直比較穩定，在2000億美元左右波動，出口依存度一直在降低，貿易逆差持續增加，2020年貿易逆差達1077.44億美元。江浙兩省出口貢獻較大，十年間江蘇出口增長了27%，浙江增長了67.83%，但兩省出口依存度都有緩慢下降的趨勢。兩省外貿順差比較明顯，2020年江蘇和浙江貿易順差分別為1494.22億美元和2376.77億美元。安徽進出口貿易增速很快但額度仍很少，出口貿易依存度未超過10%，2020年出口455.79億美元，進口331.25億美元。

（四）綠色經濟

長三角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同時也是我國單位國土面積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強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在新時代要用綠色發展新動能替代傳統模式。2011—2020年，三省一市的單位產出能耗一直保持下降的趨勢，其中上海和安徽下降幅度較大，上海從2011年的0.55噸標準煤/萬元下降到2020年的0.29噸標準煤/萬元，降幅達47.27%。安徽單位產值能耗從2011年0.69噸標準煤/萬元下降到2020年的0.38噸標準煤/萬元，降幅44.93%。結合上文分析，上海處于“三二一”的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占絕對主導地位，并且占比持續上升，第三產業的特性對能源消耗顯著低于第二產業，所以單位產出能耗下降較明顯。安徽第二產業產占比下降較快，有脫實向虛趨勢，且工業行業由傳統的非金屬礦物制品相關產業轉變為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等高新技術產業，產業結構升級導致單位產出能耗下降。江蘇和浙江隨著制造業升級和第三產業占比提升，單位產出能耗也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與單位產出能耗下降相對應的是，從2011年開始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單位產出污染物產生和排放量都呈現減少態勢，減排效果明顯。分省市分析，安徽綠色發展情況欠佳，單位產出廢氣排放量和單位產出固體廢物產生量最多，2020年單位產出排放量是上海的20.07倍，江蘇的2.55倍，浙江的3.51倍，高達34.60噸/億元。單位產出煙（粉）塵排放量分別是上海、江蘇、浙江的12.44倍、2.15倍和2.53倍，達25.96噸/億元，固體廢物產生量分別是上海、江蘇、浙江的7.2倍、3倍和4.5倍，達到了0.75噸/萬元。這主要因為安徽第二產業為主導產業，而第二產業中又以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等高污染行業為主。

（五）數字經濟

根據中國信息通訊研究院2021年發布的數據，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9.2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8.6%，增速達9.7%。其中長三角數字經濟總量達10.83萬億元，相比2019年增長2.23萬億元，占長三角GDP的比重為44.26%，相比2019年，增加了3.26個百分點。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居于首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為具體衡量長三角三省一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方法，采用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產出、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和數字金融發展等五方面指標，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測度三省一市2011—2020年數字經濟發展指數。[8]其中數字金融發展采用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該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9]從表1看，長三角三省一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一直保持上升的態勢，其中上海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遙遙領先其他省份，并與第二名浙江的差距不斷加大，2011年上海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是浙江的1.15倍，2020年時增長為1.38倍。江蘇和安徽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分別位于第三和第四名，數字經濟水平增長迅猛，與浙江差距不斷縮小，2011年，浙江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分別是江蘇和安徽的1.63倍和2.83倍，2020年時減少為1.32倍和1.81倍。

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迅猛離不開政策支持，為鼓勵數字經濟發展，長三角省級層面數字經濟政策密集出臺。2019年上海發布《上海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2021年7月通過《推進上海經濟數字化轉型，賦能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1—2023）》，計劃到2023年將上海打造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示范區、經濟數字化轉型建設示范區。浙江2018年發布《浙江省數字經濟五年倍增計劃》，2021年通過《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江蘇先后出臺《智慧江蘇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關于深入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意見》和《江蘇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安徽也出臺《安徽省“十三五”軟件和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和《支持數字經濟發展若干政策》等政策性文件。這些政策密集出臺有效地促進了長三角區域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三、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突出問題

上文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對外貿易、綠色經濟、數字經濟五個方面分析了長三角三省一市經濟發展現狀。然而，長三角在經濟健康發展的進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具體反映在創新活力、進出口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韌性等四個方面。下文將立足經濟健康發展的要點，詳細分析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重點探究背后的原因，確保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

（一）創新活力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創新也可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來增強城市經濟韌性。[10]長三角三省一市中，相對于江浙兩省，上海和安徽創新能力偏弱。在創新投入方面，安徽研發投入增長明顯，從2011年的162.83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639.42億元，增長了2.93倍。江蘇和浙江分別從2011年的899.89億元、479.91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2381.69億元和1395.9億元，增長了1.64倍和1.91倍。上海增長最慢，從2011年的343.76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635.01億元，僅增長0.85倍，遠落后于江浙皖三省。2020年浙江研發投入資金是上海的2.2倍，江蘇是上海的3.75倍。2011年安徽研發投入僅有上海的47.37%，2020年時已經趕超上海。

創新產出方面，無論是專利申請數量還是專利授權數量，江蘇和浙江仍然領先上海和安徽，江蘇、浙江、上海和安徽的專利申請數由2011年的34.84萬件、17.71萬件、8.02萬件、4.86萬件，增長到2020年的71.92萬件、50.71萬件、21.03萬件、20.23萬件。其中2013—2018年安徽專利申請數超過上海，專利授權數變化與專利申請數大體一致。通過對于三省一市的專利申請數和授權數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安徽創新能力進步明顯，上海增長緩慢且逐漸落后于江浙皖三省。

結合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來看，上海創新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研發經費投入和研發人員兩部分因素，2020年上海R&D經費投入強度僅有1.64%，而同期江蘇為2.32%，浙江為2.16%，安徽仍有1.65%。研發投入的巨大差距使得上海研發創新后勁不足，是上海打造創新之城的阻礙。2020年江蘇、浙江、上海和安徽研發全時人員數分別為65.63萬人、54.03萬人、23.88萬人、18.52萬人?？梢钥吹浇K、浙江兩省創新要素集聚最多，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強大的資金和人才支持。創新活動的主體是企業，高新企業數量反映一個地區的創新實力，截至2020年，江蘇、浙江、上海和安徽分別擁有3.26萬家、2.22萬家、1.7萬家、0.86萬家高新企業，上海也是明顯少于江浙兩省，這些都反映了上海的創新能力將在未來落后于其他三省。

（二）進出口結構

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2020年長三角出口產品主要為機電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上海出口機電產品1369.0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占出口總額的69.11%。江蘇出口機電產品2658.38億美元，增長2.4%，占出口總額的67.11%，同一時期，江蘇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684.65億美元，增長1.1%。同年浙江出口商品中前三名為機電產品、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其中機電產品占首要地位，出口額達1645.7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9%，占出口總額的45.32%，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位于其次，出口460.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2.67%，高新產品出口了293.5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8.08%。安徽出口機電產品270.2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9%，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28.3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28.17%。

進口商品中，長三角地區主要進口半導體相關制品、半導體制造設備以及其他高新技術產品。2020年上海進口半導體相關制品達430.74億美元，相比上年增長13.2%。江蘇進口商品主要是集成電路，進口了594.81億美元，增長18.8%，半導體制造設備進口43.54億美元，增長13.8%。同期農產品進口162.35億美元，增長12.3%。浙江進口機電產品211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132.51億美元。安徽進口機電產品128.71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38.86%，高新技術產品108.8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32.87%，進口集成電路35.6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10.77%。高端設備和關鍵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面臨“卡脖子”問題日益嚴峻。企業過度依賴進口高技術產品，容易產生路徑依賴，從而失去自主研發創新的動力，這些問題急需解決。

（三）產業結構

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比較突出，地區間低水平同質化競爭較為激烈。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制造業門類前五為通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從區位集聚度來看，以前五行業為代表的制造業體現出區域產業同質化程度高的特點。對于“十四五期間”新興戰略產業規劃，三省一市的計劃幾乎都是新能源、新一代通信技術、新材料、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產業。

此外，2011—2020年，三省一市第二產業占比下降過快，第三產業陸續成為主導產業，有脫實向虛的傾向，其中尤以安徽最為嚴重。從國際發展規律來看，國際上進入高等收入之后，制造業比重才開始下降，相比之下長三角制造業比重下降過早、過快。隨著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長三角地區環保壓力等，制造業企業成本日益上升，產業轉移不可避免。

（四）經濟韌性

面對重大公共事件沖擊，經濟韌性越大，經濟波動就越小，反之，經濟波動就越大。新冠肺炎疫情的疫情管控對于上海和安徽的影響比較明顯，兩省市的經濟韌性下降明顯。經濟韌性的測算有很多指標，是當下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就業率是反映城市經濟狀況的關鍵指標，因此本文參考蘇任剛（2020）的方法，采用就業增長率指標測算三省一市的經濟韌性。[11]計算公式為ER=■-■■，其中■表示省市從業人員變化率，■表示全國從業人員變化率。韌性大于0位表示韌性強，韌性小于0表示韌性弱，測度結果見圖1?？梢钥闯?，2011—2020年浙江經濟韌性一直處于上升的態勢，即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也沒有太多影響，說明浙江的經濟穩定性好，有較強的抗沖擊能力。2020年之前上海、江蘇和安徽經濟韌性也都大于0，說明三省市經濟韌性良好，其中上海和安徽波動較大，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給三地經濟產生很大的沖擊，三省市經濟韌性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安徽和上海經濟韌性下降較多，反映兩省市經濟抗沖擊能力較差，與兩地服務業占比較高有很大關系，疫情防控對服務業沖擊較大。

四、長三角健康發展的思路與發展路徑

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是新常態時期一個重要工程。結合經濟健康發展的五大目標，把握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現狀和突出問題的同時，從提高產業能力、激發創新活力、促進綠色發展、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四個方面著手，提出科學的發展路徑，保證長三角區域經濟健康發展。具體路徑如下：

（一）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

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是是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產業結構多樣化、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產業結構多樣化，塑造產業集群。在生產專業化分工不斷細化的背景下，合理布局三大產業及其細分行業的產業布局，做好產業多樣化布局，包括相關多樣化和無關多樣化[12]，既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也能增強經濟韌性。[13]上海以電子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現代金融業為支柱，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金融、航運等智能性現代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如會計、審計、戰略研究產業，可以服務長三角、全國乃至全球;蘇州緊鄰上海，以電子信息、裝備制造和紡織相關產業為主，重點發展汽車及零部件、集成電路等配套產業;南京作為老牌工業基地，以電子、石化、汽車、鋼鐵為支柱，大力發展智能裝備、生物醫藥、新材料、軟件和信息服務等產業;家用電器和裝備制造業是合肥的優勢產業，并著重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家電、新一代信息技術等產業;杭州民營經濟發達，信息軟件、文化創意、旅游金融等產業實力雄厚，并著力發展電子商務、云計算與大數據、視頻安防等數字經濟。其他城市支柱產業多集中于電子信息、汽車、石油化工。長三角城市群基于傳統產業，繼續發展已經具有一定基礎，且與原有產業存在橫向關聯的產業，結合周邊配套產業，延長產業鏈，逐步形成多個產業集群齊頭并進發展。[14]此外結合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5G、6G）、新材料、生物醫藥、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數字經濟等產業。針對長三角產業同質化與區域分工定位方面，未來在一體化進程中，可以由政府間協同探索能夠實現產業兼并收購與市場出清的機制，使得經過競爭之后被市場驗證實力不濟的企業能夠被淘汰出局，實現市場的均衡和產業的優化。

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協同發展。制造業企業通過制造業服務化方式，從原來注重生產到注重提供服務轉變，從而達到提升企業競爭優勢、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目的，同時實現國內價值鏈重構，進而提升全球價值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發展研發設計、現代物流、法律服務等服務業，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利用好三省一市各自的比較優勢，既考慮產業間的協同分工，也要考慮產業內產品間的協同分工。上海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第三產業占比七成以上，主要是生產和生活性服務業，第二產業主要是高新技術制造業。上海的高水平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三省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可以通過產業轉移帶動其他省份發展。江蘇制造業實力雄厚，主要是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化工行業為主，浙江以數字經濟、紡織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為主，安徽主要是家電制造業。三省主動對接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個中心功能”，積極利用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新制造新服務，不斷拓展上下游產業鏈。利用上海的高水平生產性服務業中商務服務、科技服務等業態破解制造業上游關鍵核心技術和下游需求場景，顯著延長制造業從研發設計至營銷推廣等產業鏈長度，生產性服務業與傳統產業協同，通過商務服務和科技服務推動傳統工藝改進，提升各環節分工效率。

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長三角搶抓數字經濟變革時間窗口，已經成為全國數字經濟發展新高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相融合要兼顧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兩個方面。數字產業化指以數據為關鍵要素、數字技術為手段，具體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是數字經濟的基礎。在數字產業化方面，未來長三角要以電子器件、信息通信、集成電路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上繼續前進，也要在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數字產業領域加大發展力度。分省市來看，上海作為芯片企業的主要孵化地，依托中芯國際等龍頭企業，布局半導體產業。浙江打造電子元器件及材料、應用電子以及軟件與信息服務業等優勢產業。南京依托軟件與信息服務、電子信息制造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著力發展新型顯示、信息通訊設備、物聯網等行業。無錫聚力推動以物聯網為龍頭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建成全國首個高標準全光網城市。安徽以合肥為核心，聚焦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產業，發展智能家電制造業。產業數字化是利用數字技術對產業本身進行升級改造，長三角各省市可以利用區域數字信息水平，對制造業和服務業等行業進行升級改造。在需求端，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營銷，對消費者偏好信息進行分析，有效獲取消費信息促進數字消費。在供給端，促進信息技術、智能技術與裝備制造技術深度融合，打造智能生產體系，解決各部門之間信息障礙，促進企業由大規模生產向大規模定制轉變，實現有目的生產。

（二）強化創新引擎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長三角三省一市存在創新發展不協調、創新強度不足等現實問題，結合產業結構同質化問題，各省市應協調聯動，打造以企業為創新主體的世界級創新基地。

打造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共建創新基地。全球城市經濟已由投資驅動轉向技術驅動，科技創新成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講到：希望大家勇于創新，做創新發展的探索者、組織者、引領者，勇于推動生產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重視技術研發和人力資本投入，有效調動員工創造力，努力把企業打造成為強大的創新主體?！笆奈濉逼陂g應突出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2020年，長三角高新技術企業占全國28%，是重要的創新基地。以高新技術企業為主體，依托“雙一流”高校及科研院所，完善科技創業苗圃、孵化器和加速器等創業服務鏈，鼓勵和支持民間力量參與科技創業孵化器的建設和運營，共建國家級科技成果孵化基地，爭取在“卡脖子”的核心技術領域取得突破。

三省一市協調聯動發展。長三角三省一市要加強跨行政區域互動，提升一體化水平，形成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皖三省各領所長的發展新格局。上海圍繞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等五個中心建設，提升自身服務功能，以上海為中心，打造南向滬杭甬產業帶，西向滬寧合產業帶。江蘇發揮自身制造業發達、科教資源豐富等優勢，依托蘇錫通產業園區，推進長江沿線產業帶創新發展，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和高端制造業基地。浙江利用自身數字經濟優勢、民營經濟發達和輕紡工業發達，與上海、江蘇形成互補，打造全國數字經濟高地和紡織行業標桿。安徽依托內陸腹地優勢，建設合蕪蚌國家級高新區，與江浙滬三省市形成產業互補，承接三省市產業轉移，發展與之配套的汽車零部件制造業、化工產業以及自身特色的家電行業和信息技術行業。通過跨區域協調聯動，促進要素流動，注重發揮上海、蘇州、無錫、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的科研資源優勢，強化上海、皖南、皖北、蘇南、蘇北、浙南、浙北之間的地區聯系和創新關聯，發揮創新聯動性。[14]

（三）發展“雙碳”經濟

2022年1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060雙碳目標”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能源革命、產業變革，開辟我國“雙碳”經濟新模式。

優化能源結構，從供需兩側推進綠色發展。長三角地區是我國重要制造業基地，能源消耗巨大，其中仍以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為主。要實現綠色發展，第一，推進傳統高能耗行業升級轉型，提升能源利用技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節能降耗市場化運行機制。[15]比如上海的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延壓加工業，江浙兩省的化學和鋼鐵相關行業，安徽的煤炭等非金屬礦物等產業。同時有針對性地制定綠色標準體系，推進相關企業進行低碳技術改造，減少能源消耗。第二，增加新能源使用比例，從供給側，長三角是我國重要的風機和光伏產業基地，利用自身制造業優勢，促進技術進步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有序發展風電、核電和太陽能。結合市場需求，有序多元布局新能源配套儲能產業，確保綠電有調節入網。從需求側，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和新能源交易市場，建立和推廣碳賬戶機制與碳市場管理相結合，有效解決企業綠色能源消費和節能減排的量化，通過市場手段，引導低碳生產生活方式，釋放新能源供需雙方的發展潛力。

布局新能源產業。第一，加大新能源裝備制造和研發。能源裝備是裝備制造業的核心部分，長三角是全國高端設備制造業基礎基地，可以通過依托相關領域重點企業，打造全國先進能源裝備制造業集群，為新能源發展保駕護航。核電方面，依托上海電氣上海核工院等重點企業和科研院所，打造全國核電產業基地，風力發電設備方面，形成主要以遠景能源、運達風電、上海電氣等為代表的風電制造基地。光伏發電方面，江蘇集中了全國一半以上的重點光伏制造企業，形成從硅料提取、電池生產到系統應用的一整套完備產業鏈，利用產業鏈優勢，打造集制造和服務一體化的智能企業。在能源裝備制造業形成以上海和江蘇為主導，浙江和安徽從事細分領域零部件的局面，促進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發展。第二，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汽車制造業是三省一市的重要支柱產業，全球汽車的未來發展方向是新能源化，長三角地區是國內重要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三省一市通過出臺相關政策鼓勵新能源汽車發展。上海發布《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實施計劃（2021—2025年）》，計劃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產值突破3500億元。江蘇發布《關于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計劃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產量超過100萬輛，并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知名品牌。浙江通過《浙江省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十四五規劃》，計劃到2025年汽車產量達到60萬輛。安徽發布《安徽省十四五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規劃（征求意見稿）》。依托上海汽車、特斯拉汽車和安徽蔚來汽車等新能源汽車制造企業，和蘇州、寧波、南通、無錫、南京等汽車零部件企業，以雁陣模式，在長三角形成大規模產業集群，助推新能源汽車發展。

（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保證外貿外資平穩發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和外貿環境雙重壓力下，要注重提升我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優化進出口結構;共建“一帶一路”，深化多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對于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

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優化進出口結構。長三角地區是我國重要的制造業基地，產業鏈跨區域延伸，塑造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競爭中新的優勢，要多舉措并行，提升產業鏈水平，促進進出口結構優化。一是打造產業領軍企業，圍繞領軍企業建設零部件供應企業集群，依托龍頭企業帶動產業集群發展。鼓勵優秀企業延伸產業鏈，開拓國內國際新市場，提升競爭力，利用當下產業鏈重構機會，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二是利用長三角一體化優勢，推進跨省市合作創新發展，促進創新要素跨區域集聚，提升總體創新能力。三是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對于低層次加工貿易行業，限制銀行貸款，鼓勵市場出清。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增加研發支出，逐步向自主品牌發展，支持安徽承接從江浙滬轉移的加工貿易。四是積極擴大進口。利用上海每年舉辦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機會，鼓勵進口重要原材料、先進的技術設備和零部件，引進技術消化吸收，重視進口對于推動產業升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性。

共建“一帶一路”，打造開放區域經濟。在雙循環發展格局下，長三角地區承擔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歷史使命。2020年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分別達到了802.06億美元、1571.07億美元、1513.77億美元、190.25億美元。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要發揮長三角在新能源、數字經濟和高端制造領域的優勢，鼓勵各行業龍頭企業走出去，基于國內產業鏈在沿線國家整個市場資源，提升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地位，打造新時代產業鏈主導者。充分發揮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作用，吸引全球資本，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勁資本支持。通過人才引進政策以及利用自身高等教育資源，推動與沿線國家學歷、資格認證，在重點領域進行合作，吸引人才團隊、打造人才高地，共建創新包容的開放型區域經濟。

參考文獻：

[1]金碚.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學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8，（4）：5-18.

[2]萬廣華，呂嘉瀅.中國高質量發展：基于人民幸福感的指標體系構建及測度[J].江蘇社會科學，2021，（1）：52-61.

[3]馬茹，羅暉，王宏偉，王鐵成.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測度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9，（7）：60-67.

[4]孫久文，蔣治.中國沿海地區高質量發展的路徑[J].地理學報，2021，（2）：277-294.

[5]魏婕，任保平.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的測度及其排序[J].經濟學動態，2012，（4）：27-33.

[6]孫久文，孫翔宇.區域經濟韌性研究進展和在中國應用的探索[J].經濟地理，2017，（10）：1-9.

[7]胡艷，陳雨琪，李彥.數字經濟對長三角地區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143-154，175-176.

[8]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20，（10）：65-76.

[9]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J].經濟學（季刊），2020，（4）：1401-1418.

[10]程廣斌，靳瑤.創新能力提升是否能夠增強城市經濟韌性？[J].現代經濟探討，2022，（2）：1-11，32.

[11]蘇任剛，趙湘蓮.制造業發展、創業活力與城市經濟韌性[J].財經科學，2020，（9）：79-92.

[12]孫曉華，柴玲玲.相關多樣化、無關多樣化與地區經濟發展——基于中國282個地級市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2，（6）：5-17.

[13]胡樹光.區域經濟韌性：支持產業結構多樣性的新思想[J].區域經濟評論，2019，（1）：143-149.

[14]孫久文.新時代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構想[J].人民論壇，2021，（11）：60-63.

[15]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長三角地區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基于協整分析和狀態空間模型的估計[J].江淮論壇，2010，（4）：21-25，133.

（責任編輯 吳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