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舟還是覆舟？

郭磊 沈劭茗

[摘要]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既有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也有提升企業技術創新的要求。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與企業創新數量和質量的關系。結果發現：（1）社會保障繳費與企業創新顯著正相關，住房公積金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大于基本養老保險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創新質量受社會保障繳費的影響大于創新數量受社會保障繳費的影響;（2）社會保障繳費倒逼企業增加創新投入并加強職工培訓，進而促進創新;（3）這種正相關關系在大企業、勞動密集度高的企業以及非國有企業更強。政府和企業不應將社會保障繳費僅僅視為負擔，還要發揮其積極作用。

[關鍵詞] 基本養老保險? 住房公積金? 創新數量? 創新質量

[基金項目]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降低基本養老保險費率推動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均衡發展研究”（郭磊主持，編號：2021BGL01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郭磊，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社會保障與企業決策;沈劭茗，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 F840.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7672（2022）03-0137-12

一、 引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以及“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強調“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這表明企業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占據重要地位。創新既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必須把握的發展條件。一方面，創新對于現階段我國經濟獨立自主、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中美貿易戰以來，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面臨著關鍵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卡脖子”問題，掌握核心技術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現實環境迫切要求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創新有助于在新發展階段深化供給側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在此基礎上，我國可以借助“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的條件，建設強大的國內市場，“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如何完善各種制度條件、創造有利的企業創新環境成為當下促進中國經濟良性發展的重要課題。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還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升社會建設水平”，強調“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制度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與發展過程也是促進和維系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過程?；仡欀袊慕洕l展歷程，社會保障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和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必要條件，在中國遭遇經濟發展危機時發揮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①社會保障制度對企業的微觀影響較為復雜，有研究發現企業社保繳費擠出員工工資②、減少員工福利③、擠出雇傭④、降低全要素生產率⑤，也有研究發現企業社保繳費降低員工的辭職率⑥、提高企業生產率⑦。

綜上所述，有必要考察社會保障繳費如何影響企業創新。本文以2007—2017年A股非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與企業創新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并考察其中的作用機制和這種關系的異質性。余文安排如下：首先分析社會保障與企業創新的關系，然后介紹研究設計并匯報實證結果，最后是結論與討論。

二、 社會保障繳費與企業創新

（一） 影響機制

1. 增加創新投入

社會保障繳費增加企業勞動力成本，倒逼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替代勞動，為創新提供物質資本。我國企業社會保障繳費主要包括“五險一金”，即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五項社會保險⑧以及住房公積金。2014年年底，這六項加總占企業工資總額的35%以上。經過2015年、2016—2018年和2019年三輪費率調整，該比例仍在30%左右。勞動力成本上升將激勵企業以資本替代勞動①，資本投入促進創新。林煒基于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發現勞動力成本與企業新產品產值正相關。伴隨著勞動力成本的趨勢性上升，勞動力成本對制造業企業創新能力的激勵彈性系數也在不斷提高。②劉媛媛和劉斌以2004—2011年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提高了勞動力成本黏性，進而推動企業以設備替代勞動。③倪驍然和朱玉杰以2005—2013年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推升勞動力成本，企業研發投入、專利申請、發明專利申請均顯著增加。④程晨和王萌萌以2002—2013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倒逼企業增加研發投入。⑤Tong等基于2008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社會保障等制度增加勞動力成本，企業研發投入、新產品數量和自主知識產權均顯著增加。⑥由此，我們提出假設H1。

H1：社會保障繳費與創新投入正相關，創新投入與企業創新正相關。

2. 加強職工培訓

社會保障繳費有助于促使企業將資金投入職工培訓中，由此提高員工素質、提高工作效率、降低離職率，為創新提供人力資本。創新需要高素質的員工、創新的意愿和能力以及企業內部的知識生產和轉移。企業社會保障繳費水平較高，意味著員工可以在養老、醫療、住房、生育、失業和工傷等方面獲得較高的待遇，有助于在勞動力市場上吸引高素質的新員工。社會保障繳費具有一定的人力資本管理功能，有助于企業降低培訓成本、增加培訓收益，促使企業增加培訓。職工培訓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有助于員工對組織產生感情承諾。趙文紅和周密利用陜西省201家企業研發團隊的數據發現，培訓顯著提升研發團隊成員的組織支持感知，進而提升感情承諾水平，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⑦良好的組織承諾可以激發員工熱情，形成寬松愉悅的工作氛圍，有利于知識生產和分享，進而提升員工的總體知識水平⑧、提高技術突破和流程改進的可能性⑨，最終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①。由此，我們提出假設H2。

H2：社會保障繳費與職工培訓正相關，職工培訓與企業創新正相關。

（二） 異質性

社會保障影響創新可能因企業自身特征而異，本文考慮規模、勞動密集度和所有制三個維度。

1. 規模

大企業更可能形成封閉性較強的內部勞動力市場，導致勞動力流動性和競爭性降低，職工薪酬更高。②效率工資理論認為，大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程度更高，為了激勵職工必須支付更高薪酬。內部人控制理論認為，大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勢力，職工更可能分享市場租金，因而薪酬更高。由于大企業工資和福利較高，社會保障繳費帶來的成本壓力更大，因此以資本替代勞動的激勵也更大。首先，大企業通常擁有更多的財務資源，也更有能力投入資本開展創新活動。其次，大企業人力資源更豐富，有助于知識生產、積累和轉移，創新概率更高。再者，大企業更容易獲得外部資源支持。外部經濟環境有利時，資本市場更愿意支持大企業，外部經濟環境不利時，政府更可能支持大企業。由此我們提出假設H3a。

H3a：社會保障與企業創新的正相關關系，在大企業中更強。

2. 勞動密集度

首先，勞動密集型企業以資本替代勞動的激勵更大。勞動力成本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總成本中占較大比例，社會保障繳費給勞動密集型企業帶來更大的成本壓力③，再加上勞動密集型企業很難獲得政府和資本市場支持，所以勞動密集型企業更愿意采取要素替代的方式降低成本。其次，勞動密集型企業從社會保障制度受益更大。如前文所述，社會保障通過提升人力資本促進企業創新。勞動密集型企業主要靠職工創造價值，人力資本作用更大。因此，職工素質、工作熱情和效率提高、離職率降低等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產生更大的積極效應。由此我們提出假設H3b。

H3b：社會保障與企業創新的正相關關系，在勞動密集度高的企業中更強。

3. 所有制

國有企業缺乏以資本替代勞動的激勵。當勞動力成本上升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會選擇以資本替代勞動，進而促進企業創新。但國有企業的決策并不完全遵循市場邏輯。國有企業具有穩定社會、就業等政策性負擔，當政府考核時管理者可以將企業績效不理想歸咎于政策性負擔，政府則因為信息不對稱而無法有效識別。④這意味著，除了資本替代勞動，國有企業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方式規避社保繳費帶來的成本壓力。由此我們提出假設H3c。

H3c：社會保障與企業創新的正相關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強。

三、 研究設計

（一） 樣本選擇

本研究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數據全部源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根據《會計準則》（2006年），上市公司從2007年開始在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各項社會保障繳費明細，因此數據起點是2007年。參考王雄元等①、趙健宇和陸正飛②、吳昊旻等③，剔除了ST、*ST等交易狀態異常的觀測值、金融保險行業的觀測值和數據缺失的觀測值。為減弱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穩定性造成影響，本研究對主解釋變量在1%分位和99%分位進行了縮尾處理。

（二） 模型構建

1. 基準模型

為驗證H1和H2，首先檢驗社會保障繳費與企業創新的直接關系，構建模型（1）：

Innovationit=β0+β1SSCit+Controlsit+Firmi+Yeart+εit （1）

被解釋變量是企業創新（Innovation），以創新數量（InnoQuan）和創新質量（InnoQual）來測量。前者等于企業當年申請的專利數加1取對數，后者等于企業當年申請的發明專利數加1取對數。④我國的專利分為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種，發明專利更體現創新性，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更體現實用性，因此用三者合計數反映創新數量，用發明數反映創新質量。

解釋變量是社會保障繳費率（SSC），以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實際繳費率（BpenRate）、住房公積金實際繳費率（HfundRate）測量，分別等于本年基本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繳費額除以“應付職工薪酬”中的“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 。⑤⑥企業社保繳費包括五項社會保險和一項住房公積金，其中企業為職工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占社會保險總繳費的60%左右，具有總量代表性，住房公積金不屬于社會保險，故進行單獨考察。所以，本文以基本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反映企業社保繳費具有合理性。

參照孔東民等①、倪驍然和朱玉杰②、王玨和祝繼高③，控制變量為以下幾個：平均工資（Awage），即工資總額除以員工人數再取對數;員工人數（Staff），即員工總人數取對數;企業業績（Roa），即凈資產收益率;市盈率（Pe），即每股市價除以每股收益;安全性（Cash），即銷售收入現金含量;財務杠桿（Lev），即資產負債率;企業年齡（Age），即當年年份減去公司成立年份加1。此外，我們還控制了時間和個體效應，在回歸中采用公司聚類標準誤。

2. 影響機制

利用兩步法驗證H1和H2，構建模型（2）和（3）：

Mediatorit=β0+β1SSCit+Controlsit+Firmi+Yeart+εit （2）

Innovationit=β0+β1SSCit+β2Mediatorit+Controlsit+Firmi+Yeart+εit （3）

模型（2）為第一步，被解釋變量（Mediator）包括創新投入（RDe）和職工培訓（Training），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同模型（1），此步驟檢驗社會保障繳費對創新投入和職工培訓的影響。創新投入以研發投入取對數測量，職工培訓以工會教育經費除以員工人數再取自然對數測量。

模型（3）為第二步，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創新（Innovation），解釋變量包括創新投入（RDe）、職工培訓（Training）和社保繳費率（SSC），控制變量同模型（1）。此步驟進一步檢驗創新投入和職工培訓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3. 異質性

為驗證假設H3a-H3c，在模型（1）的基礎上，我們依次引入解釋變量社保繳費率（SSC）與規模（Size）、勞動密集度（Lintensity）和所有制（Soe）的交互項。其中，規模以總資產取對數測量;勞動密集度以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取對數除以主營業務收入取對數測量④;所有制為虛擬變量，1表示國有企業，0表示非國有企業。

4. 內生性檢驗

社保繳費與企業創新可能互為因果，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克服。單個企業的社保繳費受同行業和同地區其他企業繳費的影響⑤，而單個企業的創新水平一般不直接受同行業和同地區其他企業繳費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以同年同行業其他企業社保繳費的平均值（Industry1、Industry2）、同年同省其他企業社保繳費的平均值（Provc1、Provc2）為工具變量。這一做法在考察社會保障的微觀效應時被廣泛使用：封進用地區社會保險平均參與率作為個體是否參保的工具變量①，Li和Wu用城市—行業的平均繳費率作為企業繳費率的工具變量②，Lei和Lin用地區平均參與率作為個體是否參與新農合的工具變量③。

所有變量的測量見表1。

四、 實證結果

（一） 描述性統計

表2顯示了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創新數量（InnoQuan）和創新質量（InnoQual）的最小值分別為0.690和0，最大值分別為9.910和9.110，標準差分別為1.400和1.420，這表明全樣本中不同企業的創新數量和質量差距都較大?；攫B老保險繳費率（BpenRate）的最小值為0.0200，最大值為0.290，標準差為0.05。住房公積金繳費率（HfundRate）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190，標準差為0.04。企業規模（Size）、勞動密集度（Lintensity）的均值分別為21.94和0.890。創新投入（RDe）的最小值為5.090，最大值為25.03，標準差為1.490，差異較大。職工培訓（Training）的均值為6.720?；攫B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省份均值的標準差分別為0.03和0.01，行業均值的標準差分別為0.02和0.01，這表明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的省份和行業差異略大于住房公積金繳費。

（二） 直接關系檢驗

表3顯示了社保繳費與企業創新直接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實際繳費率、住房公積金實際繳費率兩個解釋變量與企業創新數量、創新質量兩個被解釋變量均顯著正相關（BpenRate系數為0.5692**、1.1091***;HfundRate系數為1.7089***、1.9192***），表明社會保障繳費與企業創新正相關，H1和H2獲得部分支持。

基本養老保險與住房公積金的比較。如表3所示，無論被解釋變量是創新數量還是創新質量，住房公積金實際繳費率回歸系數的絕對值都遠大于基本養老保險實際繳費率回歸系數的絕對值，這表明住房公積金的影響大于基本養老保險?？赡艿脑蛴腥齻€方面。首先是產權，住房公積金的企業繳費和職工繳費均進入個人賬戶，歸屬職工個人所有，基本養老保險的企業繳費進入統籌賬戶，歸屬全體繳費職工共有。其次是流動性，住房公積金可用于當前租房、買房或裝修，相當于增加了職工即期可支配收入，基本養老保險僅當職工退休才能受益。第三是自主性，住房公積金的繳費率是一個區間，企業在區間內自主決策，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是一個固定值，企業決策空間較小。以上三點使企業更可能以住房公積金為工具激勵職工，也使職工更可能受住房公積金激勵。

創新數量和創新質量的比較。如表3所示，無論解釋變量是基本養老保險實際繳費率還是住房公積金實際繳費率，對創新質量回歸系數的絕對值都大于創新數量，這表明企業創新質量受到的影響大于創新數量?？赡艿慕忉屖?，創新數量更可能被企業操縱，創新質量不容易被偽造。當社會保障繳費變動時，前者可以人為地保持，后者則相應變化。

（三） 機制檢驗

表4顯示了H1和H2的檢驗結果。如表4 Panel A顯示，基本養老保險實際繳費率和住房公積金實際繳費率均與創新投入顯著正相關（BpenRate的系數為0.5854**;HfundRate的系數為2.2889***），兩個解釋變量下創新投入與創新數量和創新質量均顯著正相關，這表明社保實際繳費率上升推動創新投入增加，進而促進創新。該結果支持假設H1。

如表4 Panel B顯示，基本養老保險實際繳費率、住房公積金實際繳費率與職工培訓均顯著正相關（BpenRate的系數為0.6544***;HfundRate的系數為1.0985***），兩個解釋變量下職工培訓與創新數量和創新質量均顯著正相關，這表明社保實際繳費率上升推動職工培訓增加，進而促進創新。該結果支持假設H2。

（四） 異質性檢驗

對H3a-H3c進行檢驗的結果如下。社會保障繳費與企業創新的正相關關系，在大企業中更強，H3a獲得支持。解釋變量與規模形成兩個交互項（HfundRate×Lintensity、BpenRate×Lintensity）均與兩個被解釋變量（InnoQuan、InnoQual）顯著正相關。

住房公積金繳費與企業創新的正相關關系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更強，H3b獲得部分支持。住房公積金繳費率與勞動密集度的交互項（HfundRate×Lintensity）與創新數量（InnoQuan）、創新質量（InnoQual）均顯著正相關;而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與勞動密集度的交互項（BpenRate×Lintensity）則不顯著相關。

社會保障繳費與創新質量的正相關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強，H3c獲得部分支持。解釋變量與所有制形成兩個交互項（HfundRate×Soe、BpenRate×Soe）均與創新質量（InnoQual）顯著負相關，而與創新數量（InnoQuan）無顯著關系。

（五） 穩健性檢驗

工具變量法。以同年同行業其他企業社保繳費的平均值（Industry1、Industry2）、同年同省其他企業社保繳費的平均值（Provc1、Provc2）為工具變量，采用GMM法估計，結果與前文一致。

改變解釋變量的測量方式。前文是以資產負債表中“應付職工薪酬”項下“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測量職工工資總額，參考趙健宇和陸正飛①，以現金流量表中“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代替，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

改變被解釋變量的測量方式。前文以當年申請專利數測量企業創新，參考虞義華等②，以當年申請的專利被授權數代替，結果與前文一致。

改變樣本。前文樣本不限雇員數量和行業，參考王雄元等③，剔除當年員工人數少于100 的樣本;參考趙健宇和陸正飛④，僅保留制造業子樣本，二者結果均與前文結果基本一致。

五、 結論

本文發現社會保障繳費一方面增加企業勞動力成本，倒逼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替代勞動，另一方面促使企業加大職工培訓投入，提升人力資本素質，二者共同促進企業創新。本文以2007—2017年A股非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與企業創新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并考察其中的作用機制以及這種關系在不同類別企業的異質性。實證結果表明：（1）社會保障繳費推動了企業創新，住房公積金的推動作用大于基本養老保險，創新質量受到的影響大于創新數量;（2）這種推動作用在大企業、勞動密集度高的企業以及非國有企業更強;（3）社會保障繳費通過倒逼企業增加創新投入、加強職工培訓，進而促進企業創新。

本研究表明，政府應全面分析降低社會保障費率的政策效應。2015年以來，各級政府為了減輕企業負擔，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降低社會保障費率，“五險一金”的企業單位繳費比例均有下調。但是，本文發現社會保障繳費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無論是社會保險還是住房公積金都有助于創新。本文同時發現，加強職工培訓是社會保障推動企業創新的重要機制。而職工培訓有助于人力資本形成，是提高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內容，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因此，政府應關注降低社會保障費率可能對企業創新和職工人力資本形成的不利影響，把費率控制在合理區間，平衡政策收益和成本。本文還發現住房公積金推動企業創新的作用大于基本養老保險。因此，政府可以設計差異化的社會保障費率降低政策，在住房公積金領域給予企業更多自主權，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保障繳費推動企業創新的作用。

本研究還表明，企業應理性制訂社會保障繳費決策。很多企業視社保繳費為負擔，想盡各種辦法偷逃社保繳費，不僅時刻面臨法律法規的懲罰，還損害職工利益。但是，本文發現社會保障繳費有助于企業創新。致力于創新的企業可以充分考慮這一點，優化社保繳費決策，平衡勞動成本與創新收益。本文同時發現，住房公積金推動企業創新的作用大于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可以實行差異化社保繳費，利用住房公積金區間比例繳費的特點，發揮社保繳費推動創新的作用。本文還發現，社保繳費推動創新的作用在大企業、勞動密集度高的企業以及非國有企業更強。這些類型的企業不應將社保繳費僅僅視為負擔，可以多考慮其積極作用。

受限于數據，本研究以上市公司為樣本有助于獲取企業社保繳費和創新等數據，但犧牲了代表性。上市公司僅占全國企業的極少比例，社保繳費合規水平和創新均高于非上市公司，二者的關系可能存在異質性。未來我們可針對中小企業做進一步研究。

（責任編輯：亞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