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視域下東方故事的西方解構——以好萊塢電影《花木蘭》為例

張 焱 傅 雨 杜小凡 李浩然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好萊塢電影對于東方題材總是能夠呈現出西方式的解構與建構，呈現出一種“東方主義”的傾向，同一影視作品在中西方語境下的傳播效果可能南轅北轍，跨文化傳播的困境由此產生，究竟何種誤讀會導致好萊塢的東方題材影視作品的評價呈現“兩極化”，是跨文化傳播學需要探討的問題?！皷|方主義”（Orientalism），原指西方學者對有關東方的歷史、文學、藝術等學科進行研究的取向。但文學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認為它是一種西方人以自身立場和想象，肆意構建出來的東方敘述，這種虛構的“東方文化” 顯露出一種偏見性認知方式與思維體系，是西方人文化上對東方人控制的一種方式。［1］2020年版《花木蘭》在國內一經上映，便迅速引發國民熱議，獲得了兩極分化的評價。一方面，《花木蘭》是一部具有鮮明迪士尼烙印的電影，無論是電影配樂、場景畫面、主演表現，還是故事推進，都表現得成熟完整，得到了觀眾的眾多好評；另一方面，2020年版《花木蘭》在豆瓣的評分已低至4.9分，在更多國內觀眾的眼里，《花木蘭》是一部以西方文化為內核的東方電影，其對中國文化符號的過分解讀，對《木蘭辭》的錯誤理解，無法引起國內觀眾的共鳴，從而獲得了差評。為了進一步探究中西文化的電影傳播現象，本文從“主題闡釋”“視聽呈現”“敘事結構”三個方面的跨文化視域切入，進一步分析2020年版《花木蘭》電影所呈現的“木蘭銀幕”特征，基于中西方文化基礎對花木蘭表征的不同認知，探討美國迪士尼對中國傳統故事《花木蘭》 的影視解構過程中所反映出的跨文化傳播困境和原因，期望在全球文化交流更加深入的互聯網時代下，加強中西方之間的跨文化交流。

二、“女性主義”替代“忠孝悌義”的主題闡釋

在東方語境中，花木蘭是古代傳說中家喻戶曉的四大巾幗英雄之一，最早出現于南北朝時期的敘事詩《木蘭辭》，其代父從軍、征戰沙場的故事流傳至今，木蘭“忠孝悌義”的傳統美德值得歌頌與傳承，果敢堅韌的性格特征贏得了社會對女性的尊重和認可?！爸摇?是指對國家的忠誠，征戰沙場歸來不為名不為利；“孝”是對父親的孝順，心疼年邁的父親無法出征抵抗外敵入侵，便“女扮男裝”替父從軍；“悌”是對兄弟姊妹的疼愛；“義”是對士兵隊友的關照與陪伴。在忠與孝的交叉聯系中體現了小家與大國的合二為一，悌與義的情節烘托中體現了自我與他者的依靠與和諧，同時也展現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內涵核心。但在迪士尼真人版電影《花木蘭》中，木蘭被套上了“主角光環”，在好萊塢女性主義慣用表達方式下營造出一個強調“自我”的女性英雄形象，并用“女性主義”的價值表達代替了木蘭“忠孝梯義”的美德輸出。接下來，筆者從個人特質、行為動機兩方面進行闡釋。

（一）個人特質的偏差

木蘭忠勇睿智，善于解決問題，啟示大家打破常規，只要努力就能出人頭地。但在真人電影版本中，花木蘭擁有“氣”，擁有與常人不同的超能力，并天資聰明，從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看，木蘭就不能與大眾產生共鳴。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花木蘭，具有所謂的超能力。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最后要像木蘭的妹妹一樣投入婚姻而忙碌結束一生。又如在面對登頂難題時，動畫片版木蘭打破常規，以巧妙的手法解決問題，利用剛柔并濟的力量完成訓練。而在真人版木蘭中，卻是靠“氣”超越男性并氣定神閑地登頂成功。

（二）行為動機的變化

在東方語境中，木蘭這個角色是嚴肅且無奈的，出戰沙場是為國盡忠，替父出征是為父盡孝。但在西方語境中，木蘭的行為動機卻是自我榮譽感的提升。在北美上映的兩段預告片片尾中多次提到一句話——“為榮譽而戰”。替父從軍的忠孝理念反而成為了個人價值的實現，以及影片最后女巫對木蘭的話語引導，要勇敢的追尋自我，同時通過鳳凰再一次出現的渲染指引，木蘭看著劍上的“真”字，丟掉鎧甲、散下頭發以女性身份重回戰場。由此可見，美版的花木蘭更加突出表現“自我”的概念，而丟失了木蘭本身所具有的“忠孝悌義”美德。

好萊塢影片打破規范，男性與女性不再是“看與被看”的關系，女性形象不再為迎合男性審美而存在，且不再作為男性附屬物，體現出女性的主觀意識能動性及其創造潛能，繼而再現女性的社會主導力和影視形象創造力。好萊塢用“女性主義”的表達代替了木蘭“忠孝悌義”的美德輸出，強烈表達西方女性主義的自我認知覺醒，如此的木蘭形象只是西方世界中的東方想象?；咎m與迪士尼其他公主大有不同，不是貴族，亦非王族，也沒有嫁入豪門，她是個征戰沙場的女戰士，作為一個自命不凡的女孩，在君主專制、父權社會背景下善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剛強果斷有著許多超越男性的突出表現，啟示當代女孩們在父權社會、性別歧視的時代環境下為平權而奮斗。

三、“符號堆砌”犧牲“歷史敘事”的視聽呈現

賽義德于1978年推出專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東方不僅和歐洲相毗鄰，它也是歐洲最強大、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歐洲文明和語言之源，是歐洲文化的競爭者，是歐洲最深奧、最常出現的他者形象之一?！保?］因此，東方主義實質上是西方對東方實施意識形態層面文化侵入的重要理論體系，是西方嘗試對東方文化進行有利控制的政治傳播基礎。因此，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西方主體社會認知體系中的東方從來不是真正的東方，僅僅只是西方人自己眼中的幻象東方，并由此產生了一個文化上的落后的，等待西方去統治開發的東方。而在迪士尼出品的《花木蘭》里，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西方主流話語權對于東方文化的誤解，影片中對中國傳統符號的展示存在充分的“東方主義”幻想，用大量的文化符號堆砌成東方主義的淺面表達，體現出迪士尼影視作品的“東方旨意”，而罔顧了歷史事實，不過是嵌套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外殼，其內核脫離歷史真實敘事。

比如“對鏡貼花黃”這句詩詞，在《木蘭辭》中是木蘭征戰沙場之后的行為，凸顯衣錦還鄉的榮光，而在2020年版《花木蘭》中，在整體背景的交代過程中，導演便簡單表達了“對鏡貼花黃”的畫面，之后才是木蘭參軍的行為。導演和編劇顯然沒有參透這句詩詞背后所蘊含的意義。

再比如《木蘭辭》中一句詩詞：“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這句總結詩句，對木蘭的整體形象具有高度的凝練，稱贊了花木蘭在職業生涯中所表現的無畏仁愛的品質，為國舍棄小我的精神。而在2020年迪士尼版《花木蘭》中，為了表現此句詩詞，便當真拍攝2個兔子跑動的畫面，結合后面的劇情發展需要可知，這只是導演為了演繹木蘭遇到性別認知問題所埋下的伏筆。但是，這種對真實歷史敘事置若罔聞的行為，便不再如《木蘭辭》中具有總結性的恢弘氣勢，而是被錯當成了影片推進的線索，隱喻木蘭征兵的機遇是來自身體之內的“氣”(Chi)。在影片高潮處，木蘭終究還是以究極“氣”形態回歸戰局，此時此刻，木蘭不單單是木蘭自己，而是長發飄飄，紅袍鎧甲加身的完美“雌雄同體”形象。稍微對《木蘭辭》有所涉獵的觀眾便會發現，編劇已經強行篡改了《木蘭辭》原本想要表達的深刻意味。中華傳統印象中的巾幗英雄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挑戰自我，突破自我，實現自我的迪士尼公主。

此外，《花木蘭》 為了將木蘭和中國女性瑞獸符號傳統聯系起來，來彌補放棄木須龍的缺憾，將話癆的木須龍換成了物化的鳳凰。由于對中國陰陽符號的概念化的錯誤理解，電影的舞美設計在宗祠門口設立了一對龍鳳石雕，進行陰陽平衡，并將鳳凰納入到祖先保護神的系統。雖然在中國鳳凰是一個雌化的符號，但實際上鳳凰也有雌雄之分，說明《花木蘭》此處又是為了東方符號堆砌為無視錯誤的歷史敘事。

最后，從整片來看，花木蘭依然是舊好萊塢式對亞裔形象想像的吊睛細眼，行為方式和口音遵守ABC式的表演方式，木蘭父親的發式是日本式，大臣的裝扮則是印度式，其中的漢字亦是胡編亂造，凸顯濃烈的腐朽的唐人街方式?？v觀2020年版《花木蘭》，表面看迪士尼編劇套用了眾多中華文化符號，但了解中華文化的觀眾都可以發現，其中的許多符號僅僅是為了美感和劇情服務，并沒有真正體現其內涵，因此只是生產本土文化語境可以接受的信息。具體的符號堆砌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花木蘭》符號堆砌現象匯總

綜上可知，這些好萊塢電影主要是用于滿足西方國家以自我為世界邏輯起點的精神自嗨，從而實現對東方神秘文化的再次侵入，并有效提升本國人民的滿意程度，卻從未認真考量作為故事主角的中國對這種改編主義的接受程度。東方符號的堆砌充斥了更低劣的東方主義想象和自以為是的文化雜燴，以及錯誤的歷史敘事。無論是主角的塑造流程，還是配角的表演方式，抑或是對花木蘭傳統內核的改變，都充斥著刻意造作。

四、“迪士尼”收編“民族性”的制作模式

迪士尼電影的慣用手法便是從其他國家的傳統故事中提取人物原型和故事梗概，然后結合迪士尼的華麗敘事方式和美國代表性的價值觀，拼湊成迪士尼公主劇本。在劇本的改造過程中，隨處可以看到美國編劇自信又直接的文化輸出方式，并以看似最為合理的方式展示。美國本土觀眾在觀看迪士尼電影時，自然會油然而生自豪感和優越感，并從電影主角身上看到美國夢實現的可能性。因此，其他國家的文化符號在美國文化語境中完成了改變與傳播，迪士尼基于本國文化對外國文化的二次解構，直接推進美國文化的成功輸出，并且讓外國觀眾在觀看迪士尼電影時，獲得奇妙的認同感，完成了“民族性”的收編。但對于被動接受國家的文化，這種改編對于本國是一種嚴重的傷害與破壞。許多通過迪士尼電影等傳媒文本認知中國傳統文化的西方觀眾，將會認為中國的文化本該如此，并且認為經過迪士尼的胡亂改編之后，真實的中國便是影片中的中國，導致跨文化傳播出現重大的誤差。而對于中國群眾而言，則會對自身文化出現偏見，并產生認同焦慮，比如唇厚眉吊的“木蘭妝”仿妝在抖音等短視頻軟件上的走紅，便是中國觀眾在迎合迪士尼電影認知表達體系中的東方審美，直接喪失了自我“民族性”文化認同。因此，迪士尼的價值輸出方式使得眾多觀眾在自我東方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失去了對民族主體性的確認，也丟失了自我民族欣賞能力，讓迪士尼電影的文化收割策略再一次成功得到認可。

除了“主題闡釋”以及“視聽呈現”之外，迪士尼為了收編“民族性”，更為重要的是在《花木蘭》的故事劇情上做出了許多根本性的改動，使得故事的起承轉合更符合迪士尼的文化輸出觀念。比如，在2009年馬楚成執導的電影《花木蘭》的表達中，花木蘭替父從軍是出于“忠孝”，但迪士尼改編后，花木蘭從軍是以“自我”價值提升為出發點，電影中臺詞“何時我的倒影才能顯現出真正的自我”更體現出花木蘭僅僅是想盡早完成自我價值的實現，最終得到父母認可，成為他們的驕傲。同時，在她的自白“也許我不是為了我爹，也許我只想證明自己的能力”中，自我實現的理想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此外，在國內《花木蘭》版本中，依然是中國傳統認知中的集體利益大于個人利益，花木蘭曾由于沖動行為造成了隊友的犧牲，從而在之后的故事推進過程中，一直為了集體利益壓抑內心深處的個人想法。而在2020年迪士尼版《花木蘭》中，無論是與女巫師的單挑，還是最后單騎救皇，展示的都是花木蘭極具當兵作戰風格的個人行為主義。兩部電影的結尾對比更為明顯。國內版《花木蘭》最終解甲歸田，回到家中，重新成為一名普通的女子。而迪士尼編劇則認為，經過這幾次戰役，木蘭終于可以成為朝中重臣，無論是皇上還是廣大群眾，都認可了花木蘭所存在的價值。還有關于愛情的闡釋，中國版花木蘭在“大國”面前忽略“小我”，終究是接受了戀人與他人的婚姻，這在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中是無法抗拒的結局。但在迪士尼版本下的花木蘭，拋開世俗之約，重視自我實現與他人認可，在她聽到董將軍把女兒許配給自己時，透露出無法言語的喜悅之情，花木蘭很滿意于自己作為一名優秀的戰士被他人認可。

總而言之，通過中國版《花木蘭》與2020年版迪士尼《花木蘭》這幾處故事情節的差異對比可以發現，迪士尼編劇依然是在潛移默化中將美國價值觀植入中國傳統故事之中。中國傳統認知更為看重集體利益，因此個人的付出不能凌駕于集體利益之上，個人價值也是與集體利益共同成長。較為推崇英雄式人物的美國文化，注重自由與個性，強調通過個人實現自我價值，這是典型的美國個人英雄主義的角色。由此可見，迪士尼《花木蘭》雖然是中國的故事，其精神內核卻都是美國的特色，并完成了對中國“民族性”的改造。

在2020年迪士尼版《花木蘭》影片的最后，“孝”字獲得了更多功能性的表達含義，甚至高于“忠”“悌”“義”，這并不是迪士尼編劇認同了中華傳統文化。結合整體劇情可知，這是中英文化翻譯的偏差，迪士尼編劇將“孝”理解為“devotion to family”(家庭責任)而不是“filial piety”（孝道)，其邏輯出發點就是將中華傳統的“家族”置換為西方式的“家庭”。這主要是由于迪士尼公司一直是堅決奉行“devotion to family”宗旨的推行者，致力于打造“合家歡電影”(Family movies)。因此，“孝”作為整片的總結字眼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迪士尼編劇借助中英文化翻譯的偏差，實現了概念偷換，將中國的“孝”文化與迪士尼公主的故事套路緊密聯系，完成對“民族性”的收編。

因此，對于迪士尼而言，索取中國文化所帶來的利益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事情，他們的資本收割能力和文化侵略能力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為此，迪士尼并不是十分看重改編的人物和劇情是否符合當地文化屬性，而是對電影是否能夠收割全世界票房具有更大的興趣。為了獲取更高的票房，迪士尼形成了專業的文化收割流水線，在世界各地搜集具有討論意義的公主原型，通過編劇的加工，同化為迪士尼自身產品，最終形成了類似于復仇者聯盟的迪士尼公主聯盟。相對漫威宇宙硬朗的人物形象更吸引男性角色不同，迪士尼的公主聯盟更能夠吸引全世界的家庭觀眾客群。這一制作模式具有精準的打擊能力以及高效的傳播效率。

迪士尼的花木蘭最后接受“皇帝”的賜劍，這一行為容易引導大家把中國皇權和資本主義國家聯系起來，此時邏輯就成了“只要你忠于自我，就能撐起家庭，捍衛我的資本帝國”。因此，影片中的與迪士尼資本帝國對應的中國其實可以替換成任何國家文化，并且這些文化都可以被資本帝國肆意改編使用，也由此證明迪士尼公主涵蓋全球領域。

綜上可知，2020年迪士尼版《花木蘭》不過是迪士尼常規的民族性文化收編操作，通過對中國文化的想象性重塑，在跨文化傳播中，生產美國文化觀眾較為接受并認同的信息。它可以稱之為一個商業成功的案例，同時它是一個在跨文化傳播中通過西方視角解構東方故事的典范。

五、結語

從跨文化傳播歷程中可以看出，中國故事題材的電影受到世界各國的青睞。例如張藝謀導演的影視作品在跨文化傳播中得到了海外觀眾的認可，典型的東方化的故事風格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極具強烈的東方韻味。但同時，中國故事題材也在被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國家借鑒改編，并存在各式各樣的過度解讀和曲解誤讀。文化本身就具備本土性，當下中國經歷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背景其實也構成了影視表現絕好的天然素材，在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背景下，影視劇作在跨文化過程中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好聲音是當前影視創作的重要考慮問題。

在將燦爛輝煌的中國文學置換為具象化影視創作過程中，除了保持電影本身的高標準創作品質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需要編劇以及導演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背后所蘊含的故事與意義，對東方文化具有正確而理性的思考，而不是盲目地迎合本國本土觀眾的口味。只有這樣，電影創作者才能完成具有傳播價值的電影作品，同時實現跨文化的有效傳播。隨著世界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加深，中國電影的發展離不開諸如美國迪士尼等傳統大牌廠商的支持和關注，要保持中國電影藝術生命力的壯大，則必須打開國門，放開視野，包容和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因此，除了需要深入了解好萊塢電影的商業制作模式，中國電影創作者也需要做到民族性和市場性兩個維度上的雙贏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