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與貿易政策
——基于美國對外反傾銷的實證分析

王孝松 李 彤

(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美國貿易政策在經歷70年相對傾向自由貿易的穩定政策后開始有所變化，保護主義成為美國當前貿易政策的傾向。2018年以來，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貿易政策傾向有所轉變，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面臨美國貿易政策和國家安全戰略的直接挑戰。在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相關言論不斷占據輿論高點后，貿易保護的相關政策在實踐中展開：美國退出TPP、世貿組織停止任命上訴委員會、美國開始對白色家電、鋁和鋼鐵等征收關稅以及一系列對中國的限制措施。這些政策都顯示美國正在遠離多邊主義走向保護主義。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長期處于緩慢弱勢復蘇態勢，美國經濟也面臨緩慢復蘇，2015年第3季度以來，GDP增長率始終保持2%左右的增長狀態。隨著美國經濟低速增長、對貿易赤字敏感性上升，特朗普政府開始推行“美國優先”政策。2017年3月，特朗普政府在其貿易政策議程中提到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2018年特朗普政府更不斷升級貿易保護政策，已對全球發起41起反傾銷調查、26起反補貼調查，并不斷挑起中美貿易摩擦，給世界經濟蒙上了陰影。美國作為世界中心，經濟波動狀況以及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會傳導到其他國家，對各國社會福利產生負面影響。

而在新任美國政府上臺后，拜登仍然維持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主要貿易主張，并提出建立以中產階級和工人利益為核心的貿易政策，試圖推動建立亞太經濟框架(IPEF)，繼續維持美國在全球的貿易領導地位。美國對實施貿易保護戰略、維持貿易大國地位和領導引領全球發展的貿易政策要求仍在持續，未來美國可能轉向保護程度高的貿易政策。

從歷史上看，美國貿易政策長期在保護程度高低之間搖擺，貿易政策調整已成為美國維護經濟增長、鞏固國際地位的重要工具。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傾向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美國貿易政策始終根據國家經濟、政治等方面的需求進行調整。表1列出了二戰之后美國實施的貿易政策及實施背景，從中可以看出，美國經濟遭遇沖擊時常會實行貿易保護政策。

表1 美國主要貿易政策傾向一覽

由表1觀察可見，美國的貿易政策傾向通過各項貿易法案傳導，隨經濟景氣程度不斷變化。當經濟繁榮時，貿易政策處于收縮期，貿易保護程度不斷降低，自由貿易占據主導地位，例如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以及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帶領美國擺脫石油危機陰影等時期；而當經濟衰退時，美國政府面臨較大壓力，其貿易保護傾向則會加劇，采取各種貿易手段保障本國利益，例如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及“9·11”事件之后等時期。

美國貿易政策具有服務于國家戰略的重要性質，其調節過程受宏觀經濟因素影響，呈現一定的周期性特征。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十分密切，因而美國貿易政策對中美經貿發展，乃至中國對外貿易的整體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本文將對美國貿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探究。這既是從周期性視角出發，對已有貿易政策研究文獻的有益補充，又為中國各界提供美國貿易政策的預判，對于應對美國貿易保護措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貿易救濟措施是貿易保護以及貿易政策實現的重要手段，美國是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的重要使用國，已通過發起和實施反傾銷等措施實現了保護本國產業、提升就業水平，乃至維護經濟增長等目標。與此同時，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給貿易伙伴帶來了福利損失，也招致了貿易伙伴的報復。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發起的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也呈現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是美國貿易政策周期的具體反映。然而這種特征上的關聯性還需要實證數據的支持，因此本文旨在實證檢驗美國貿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及其產生的原因。

最終本文得出有關經濟周期和貿易政策周期關系的結論。當美國GDP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間的缺口降低、經濟處于衰退期時，往往會傾向保護程度高的貿易政策，通過貿易救濟措施限制進口，保護本國經濟。美國的貿易政策目前扮演許多角色，例如平衡國內產業發展、減輕經濟危機程度等。因此，其貿易政策調整會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當經濟危機到來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利用“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加大貿易保護程度。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認識其貿易政策的周期性可以幫助我國對美國可能采取的貿易政策進行預判，并尋找應對之法。

二、文獻綜述

許多學者已經就貿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進行了一些研究，指出國家出于保持自身優勢等目的，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對貿易政策進行不同程度的干預。Krasner(1)Krasner S D.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World Politics,1976,28(3),pp.317-347.建立了霸權軌跡模型，證明貿易政策存在周期性。一些對國際市場有影響力的“霸權國家”在可以憑借自身優勢在國際競爭中持續領先并獲取經濟利益時，會傾向于選擇相對開放的貿易政策，反之則會選擇貿易保護。郎麗華(2)郎麗華：《論貿易保護政策的周期性》，《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年第12期，第102-106頁。則從貿易政策周期產生的原因分析其存在的必然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由于經濟周期、貿易周期的存在，各個國家為國家利益必然會選擇在不同的經濟周期階段對貿易進行不同程度的干預，貿易政策因而呈現出周期性特征。美國貿易政策的周期性主要體現在貿易保護和自由的交替。

貿易政策的周期性與經濟周期關系密切，貿易自由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搖擺在許多發達國家都很常見。美國是貿易政策周期性特征體現最明顯的國家之一，研究美國的貿易政策周期對分析經濟周期與貿易政策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在近幾十年美國發布的貿易政策中，可以觀察到自由和保護是交替出現的，根據當時經濟狀況等因素進行變化。梁碧波(3)梁碧波：《經濟周期、政治周期與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學術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7-81頁。認為貿易政策周期是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共同作用的結果，每個周期“衰退”時，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將會呈現此起彼伏的狀態；而當處于該周期的“上坡”期時，美國國內關于“貿易自由”的呼聲會格外強烈。張麗娟(4)張麗娟：《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貿易政策的回顧與展望》，《國際貿易問題》2011年第6期，第35-46頁。認為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出現經濟衰退，選擇加強貿易保護以刺激經濟。但貿易保護的手段更加多樣，不僅通過積極促出口來恢復經濟，而且通過多邊自由貿易談判插手到亞洲地區國家的對外貿易當中。

貿易政策還與其他宏觀經濟因素的周期有關。一些學者發現當一國匯率波動劇烈或貿易收支失衡時，國內的關于貿易保護的呼聲就會比較高漲，各種對政府施壓的活動也會增多，此時貿易政策就更有機會倒向保護方。Bown和Crowley(5)Bown C P,Crowley M A.Import Protection,Business Cycles,and Exchange Rates: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90(1),pp.50-64.使用1988年至2010年5個主要工業化經濟體的季度數據，對宏觀經濟波動對保護政策的影響進行了估計，最終得出結論，雙邊實際匯率升值將導致反傾銷等相關進口保護措施大幅增加。

在貿易政策量化方面，反傾銷、反補貼等非關稅壁壘已經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反傾銷案件數量變化可以反映貿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反傾銷受宏觀經濟因素情況是隨著時間演變逐漸形成的。張為付(6)張為付：《傾銷與反傾銷的歷史演變與時代特征》，《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7期，第29-34頁。從歷史角度對反傾銷理論進行梳理，指出反傾銷逐漸成為國際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手段被廣泛應用，已經背離了反對不公平價格競爭、推進貿易自由化的初衷。Feinberg(7)Feinberg R M.U.S.Antidumping Enforcement an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Revisited:Do Petitioners Learn?.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5,141(4),pp.612-622.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法案的不斷頒布使宏觀經濟因素在反傾銷中的作用發生了變化，參與反傾銷裁定的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和美國商務部(DOC)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為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取決于政府在裁定過程中是否將其視為與企業提出的反傾銷案件相關，當然這種相關不是指具體案件的決定因素。

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就業、匯率、競選捐資等方面因素更可能采取導致美國反傾銷。Blonigen(8)Blonigen B A.The Effects of CUSFTA and NAFTA o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Activity.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5,19(3),pp.407-424.發現，美國進口產品快速增多更容易導致裁定機構做出針對反傾銷的肯定裁決。Feinberg用1981年至1998年美國反傾銷的數據證明美國企業更傾向于在經濟衰退期間發起反傾銷訴訟。Feinberg(9)Feinberg R.Exchange Rates and “Unfair Trad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71(4),pp.704-707.發現匯率的變化對發起反傾銷有顯著的作用。趙倩和陳嫻(10)趙倩、陳嫻：《美國政治周期、經濟波動與對華反傾銷》，《經濟與管理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17頁。使用1980年至2009年美國對華反傾銷的數據進行負二項回歸，發現失業率上升、貿易額增加會導致美國對華反傾銷立案數增加。

目前關于貿易政策周期的文獻多傾向于對經濟周期、貿易周期以及貿易政策周期的主要特征進行特征描述找到相似點，以此證明這三者具有一定的聯動現象。很少文獻有將貿易政策周期量化并進行實證分析，并少有文獻將經濟周期等宏觀經濟變量周期性納入模型，考慮貿易政策周期性特征的來源。一些關于影響發起反傾銷因素的分析沒有將其上升到貿易政策高度，對宏觀經濟層面的因素把控不足，往往關注何時發起反傾銷會使本國受利以及如何應對遭受的反傾銷。

因此，本文在實證部分將二者結合起來，將貿易政策工具相關數據作為貿易政策的代表變量，利用HP濾波法將各經濟變量的周期性成分提取出來并納入模型，分析經濟周期等宏觀經濟因素對貿易政策產生何種影響，并考察這種影響在行業層面是否成立，得出經濟周期與貿易政策的關系。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理論基礎

美國的貿易政策是指直接影響美國進出口的地理方向、商品結構和跨國投資的政府措施，主要表現為關稅、配額和補貼的政策形式。美國政府可以通過這些措施對貿易進行扭曲性影響，也可以通過談判的形式尋求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美國貿易政策由來已久，使用貿易工具調節美國貿易保護程度，將貿易保護戰略通過政策執行完成落地。在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宏觀經濟因素起到了重要決定作用，宏觀經濟因素的總體影響能夠解釋雙邊貿易差額的大部分變化。因此，貿易政策的周期性特征與經濟周期的變化特征緊密相連。張麗娟梳理了貿易政策形成的相關理論，從國內政治決策機制和國際霸權思路兩方面出發，認為美國貿易政策制定的邏輯具有內在一致性。McKeown(11)McKeown T.Firms and Tariff Regime Change: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Protection.World Politics,1984,36(2),pp.215-233.等認為美國在貿易政策方面的平均保護水平在衰退時趨于上升，在繁榮時趨于下降。例如，《斯穆特-霍利關稅法》(12)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于1930年6月17日經赫伯特·胡佛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案將20 000多種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當時在美國，有1 028名經濟學家簽署了一項請愿書抵制該法案；而在該法案通過之后，許多國家對美國采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50%以上。(Smoot-Hawleytariff)制定于美國的大蕭條時期，是“以鄰為壑”的典型代表。

針對這種現象，Bagwell和Staiger提出了經濟周期保護理論。(13)Bagwell K,Staiger R W.Protec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2003,3(1),pp.1-45.該理論基于三個基本部分。第一，如果將貿易政策中的以鄰為壑部分納入模型，結論是各國政府都傾向利用保護主義的貿易條件效應。第二，政府通過貿易協定控制這種以鄰為壑行為，這些貿易協定都是由各國政府自我執行。第三，經濟周期在政府決定貿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方面會發揮重要作用。

與貿易政策有關的貿易條件外部性往往導致對貿易的限制。根據每個政府的目標，非合作行為下的貿易額將少于最優效率下的貿易額。當進口導向型國家政府征收進口關稅時，它的貿易條件得到了改善，關稅的部分成本由外國出口商承擔，出口國福利受到損失，因此選擇高于最優效率的進口關稅。同樣，出口國政府會選擇高于最優效率的出口關稅。這種以鄰為壑的方式會造成對長期最優效率的偏離。

政府間貿易協定可以部分消除這些由貿易條件驅動的貿易限制。如果可信的報復威脅能夠阻止各國政府推行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自由貿易政策就會加強。這些由各國政府主動執行的貿易協定在一定時期內達成短期保護動機與貿易戰的長期成本間的平衡。

但是，當前或預期未來貿易環境的變化可能會打破這種平衡。與經濟周期相關的貿易量等指標變化可能在短期和長期激勵之間造成失衡，當失衡發生時，需要調整現有的貿易政策，從而再次達到平衡狀態。另外，研究表明，貿易量和貿易逆差具有很強的順周期性。如果這種順周期性能夠一直存在，那么進口量的順周期運動將導致貿易保護的反周期運動。原因是，如果進口增長隨經濟周期變化，那么在繁榮時期，與貿易戰相關的預期損失尤其大。因此，各國政府能夠在繁榮時期談判并強制實施較低的關稅。另外，無論經濟周期處于哪個階段，進口水平的暫時性增長都會導致保護措施的增加。因為如果進口水平出現短暫的飆升，那么每個國家都有更大的動力退出協定，增加其進口保護水平。因為進口量的增加會使進行貿易保護的短期利益增加。

因此，進口額的變動會使一國政府產生兩方面的反應。一方面，如果不斷增長的進口是由貿易量周期性上升導致，即處于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時，隨著進口額的增長，保護主義將會下降；另一方面，如果進口增長反映的是進口數量的短暫增長，那么保護主義將隨著進口的滲透而上升。

(二)模型設定

本文實證分析使用數據的時間跨度為1995年至2015年，將美國發起反傾銷案件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將利用HP濾波法得到的數據周期性成分作為解釋變量。模型主要包括兩部分：首先，利用負二項回歸，將美國對外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得出經濟周期與貿易政策在宏觀層面上的關系；其次，擴展到美國行業層面進行分析，考察這些變量在行業層面是否依然有關聯。

在進行模型分析前，需要將GDP、進口額等變量進行HP濾波處理，提取其中的周期性成分進行回歸。本文選取1995年到2015年的中長周期數據進行分析，因此可使用增長率趨勢法進行識別并分離周期。本文選擇利用HP濾波法14(14)分解趨勢要素和循環要素的方法有很多，例如階段平均法、HP濾波、頻譜濾波法等。在宏觀經濟學中，人們關心序列組成成分中的長期趨勢以及周期性趨勢的剝離。Hodrick和Prescott在分析美國戰后經濟周期的論文中首次使用了這種方法，把經濟周期看作宏觀經濟對某一緩慢變動路徑的偏離。進行具體實現，對GDP、進口額等變量進行趨勢分離，輸出周期成分，作為解釋變量參與回歸。HP濾波法的原理如下：假設變量lngdpt代表美國1995年至2015年GDP的時間序列，設定Trendlngdpt代表該GDP時間序列中的趨勢部分，Cyclelngdpt代表該GDP時間序列中的周期部分，那么

Cyclelngdpt=lngdpt-Trendlngdpt

使用Stata軟件14.0可將HP濾波后變量的周期成分設置為新變量，其中由于使用的是年度數據，將HP濾波法參數λ設定為λ=400,輸出Cyclelngdpt，其余變量處理相同。此處的周期成分變量代表變量實際值與潛在值之間的缺口，缺口增大說明位于上升周期，缺口減小說明位于下降周期。這些變量的周期性成分可以部分刻畫經濟周期以及貿易周期的變化情況。對于年度數據平滑參數的設定，還有研究將參數設定為100或6.25，因此需要對進行不同平滑參數的穩健性檢驗。(15)后文對λ取100和6.25時分別對方程進行了回歸，結果仍然穩健，參數選擇不影響該方程的基本結論。本文參考前人的研究，將對年度數據進行HP濾波時平滑參數設置為λ=400，但Backus和Kehoe認為對年度數據的平滑參數應取100，Ravn和Uhlig認為對美國年度產出數據的最佳平滑參數應該為6.25。后文回歸中對比GDP、進口額周期性成分的系數可以發現，平滑參數設置為6.25時被解釋變量的反應更加劇烈，原因可能是該參數對波動成分刻畫得更好。

接著對美國貿易政策與經濟周期、貿易周期的關系，加入一些宏觀經濟因素作為控制變量，解釋貿易政策產生周期性的原因。除美國GDP、進口額的周期性成分變量，美國發起的反傾銷或貿易救濟案件數還可能受以下因素影響：匯率、通貨膨脹、關稅、是否遭遇經濟危機、失業率以及遭受的反傾銷或貿易救濟情況。通過負二項模型(16)有些被解釋變量只能取非負整數，因此使用計數模型進行回歸，常使用泊松回歸。但泊松回歸的局限是要求泊松分布的期望與方差一定相等，即“均等分散”，這一特征常與實際數據不符，現實中被解釋變量的方差往往大于期望，存在“過度分散”，因此需要放松假設，進行負二項回歸?；貧w，可以得到經濟周期、貿易周期會對貿易政策周期產生的影響。將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caset=α0+α1HP_lnugdp_1t+α2HP_lnimport_1t-1+α3exchanget+α4inflationt+α5tarifft+α6unratet+α7crisist+α8crisist×unratet+μt

上式中，被解釋變量caset表示第t年美國對外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或貿易救濟案件數；解釋變量HP_lnugdp_1t、HP_lnimport_1t-1、exchanget、inflationt、tarifft、crisist、unratet分別表示第t年美國GDP的周期性成分、第t-1年美國進口額的周期性成分、第t年美國的實際有效匯率、第t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第t年美國從全世界進口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第t年美國是否遭遇經濟危機、第t年美國的失業率；μt表示隨機誤差項。

由于被解釋變量caset是非負離散計數數據，且數值較小，因此選擇計數模型進行回歸。由于泊松回歸模型要求被解釋變量的均值等于方差，要求較為嚴格，因此先進行負二項回歸，并進行LR檢驗。為了提高模型的說服力，本文進行兩組實驗，一組被解釋變量為美國對外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一組被解釋變量為美國對外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數，其他被解釋變量相同。

對1995年至2015年總體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還可以進一步探討行業異質性會對貿易政策周期產生哪些影響。在上一模型基礎上，將總體數據替換為分行業數據，此時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caseit=α0+α1cindustryit+α2lnimportit+α3lnemployeeit+α4anticaseit+α5cr4it+α6tarifft+α7exchanget+α8crisist+α9inflationt+α10unratet+μit

在上式中，被解釋變量caseit表示第t年美國i行業對外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解釋變量cindustryit、lnimportit、lnemployeeit以及anticaseit分別代表第t年美國i行業的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周期性成分、進口額、雇傭人數以及受到反傾銷起訴的案件數，cr4it代表第t年i行業的前四家公司占行業產值的百分比(17)CR4是行業前四名份額集中度指標，可以對產業的競爭和壟斷程度分類研究。CR是concentration ratio的簡稱。絕對集中度反映一個行業的壟斷程度。，tarifft、exchanget、inflationt以及unratet分別代表第t年的關稅、匯率、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情況，crisist代表經濟危機的虛擬變量，即第t年是否發生經濟危機；μit表示隨機誤差項。

(三)指標選擇及數據來源

在周期長度的選擇上，短、中、中長、長四種周期具有不同的周期特征，本文選取美國1995年至2015年共20年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符合長周期的范圍，可以進行HP濾波及相關分析。選擇1995年作為數據起始點的原因是：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成立，各個參與國承諾在發生貿易爭端時，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尋求貿易救濟。在此前提下，美國企業發起反傾銷等貿易救濟訴訟時考慮到成功率會更加理性，并考慮更多因素。在指標選擇上，會對美國發起反傾銷等貿易救濟訴訟產生影響的宏觀經濟因素及行業因素共有11個，其中各變量定義、預期結論見表2。

表2 變量描述及預期符號

本文用美國GDP的周期性成分數據來反映美國經濟周期的變化，用美國進口額的周期性成分來反映美國貿易周期的變化，用美國對外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或貿易救濟案件數量來部分代表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情況。選擇美國對外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及貿易救濟案件數指標的原因有二：

一是盡管發起反傾銷首先是企業行為，但美國貿易政策周期依然可以與貿易救濟案件數量有著直接關系。美國政府會通過發布貿易政策議程、修訂相關貿易法案等方式告知民眾一段時期內的貿易政策傾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和美國商務部(DOC)也會通過裁定通過率傳導貿易政策傾向，企業可以直接獲得政府有關貿易政策的信號。同時，企業在長期的政策實踐中，作為“上訪者”已經對于不同時期的貿易政策產生了“學習”效應，意識到一些宏觀經濟因素可能對自身能否通過貿易救濟起訴獲得利益產生影響。因此，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數量可以作為貿易政策的代替指標，并反映其周期性特征。

二是在GATT框架下雖然美國貿易政策有張有弛，但美國關稅稅率一直呈現逐漸降低的態勢；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關稅壁壘很難為貿易保護提供幫助，近年來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成為了美國進行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其貿易救濟措施的數量、強度是世界少有的，為美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做出了很多貢獻，因此該指標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中涉及的美國1995年至2015年的對外發起以及遭受到的反傾銷案件數據來自選取世界貿易壁壘數據庫(TTBD)。美國1995年至2015年實際GDP值、通脹率以及實際有效匯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WDI)，美國1995年至2015年進口額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COMTRADE)，美國1995—2015年失業率數據來源于圣路易斯美聯儲網站(St.Louis Fed)，美國1995年至2015年對全世界進口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數據來源于世界綜合貿易解決方案數據庫(WITS)。

美國1995年至2015年的分行業貿易流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COMTRADE)。美國1995年至2015年的行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數據以及行業雇傭人數的數據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BEA)。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美國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的案件數是貿易政策的代替指標，由于美國是典型的進口國家，經濟周期情況(18)根據NBER數據，1945年至2009年，美國共經歷11個周期。波峰期年份分別為1948年、1953年、1957年、1960年、1969年、1973年、1980年、1981年、1990年、2001年以及2007年。以及貿易周期情況分別用GDP以及進口額周期性成分的時間、進口額以及貿易救濟案件數的變化情況。以GDP為例，HP濾波后輸出的周期序列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間的缺口，當其缺口增加時，代表處于經濟上行周期，當這種缺口減小時，則為下行周期。其他變量進行HP濾波后的解釋相同。圖1為經過HP濾波后美國1995年至2015年GDP和進口額的時間趨勢圖?？梢酝茰y，由GDP代表的經濟周期、由進口額代表的貿易周期以及由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數代表的貿易政策周期之前存在一定關聯。

圖1 美國1995年至2015年經過HP濾波后的變量時間序列趨勢圖

(二)對貿易政策周期時間序列進行負二項回歸

由于被解釋變量美國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是離散型時間序列數據，發生與否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因此選用計數模型進行回歸。首先進行負二項回歸，發現LR檢驗的p值為0.018，即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不能使用泊松模型回歸，需進行負二項回歸。為了增強結果的可信性，除了對基準模型進行回歸外，本文還引入并替換了一些變量，基本結論沒有發生改變，回歸結果見表3。

以上四組分別為不考慮經濟危機因素、基準回歸、將美國對外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將解釋變量進口額替換為貿易逆差的情況下的回歸結果。從表3中可知，四組回歸的主要變量基本顯著，結論沒有發生嚴重變化。另外，四組回歸的Log likelihood數值的絕對值均較大，因此該回歸模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整個模型的p值為0，即在99%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顯著。在90%的顯著性水平下，本文選取的這些變量基本顯著。

表3 對基準時間序列模型進行負二項回歸結果

從表3中可以看出，主要解釋變量GDP和進口額的周期性成分的系數與預估一致。在一定的周期內，當美國經濟發展狀況較好時，對外發起貿易救濟的案件可能會減少，此時的貿易政策相對比較寬松，反之則貿易保護政策的程度較高；而當美國的進口額增長較快，美國對外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數會增多，即此時美國貿易政策的保護程度較高，反之則美國的貿易政策處在比較寬松的階段。美國的經濟周期、貿易周期以及貿易政策周期有一定的聯動和同步性。因為經濟繁榮時，美國傾向保護程度低的貿易政策，支持貿易自由以推動經濟發展。反之，當進入衰退周期時，則會傾向保護的貿易政策，通過發起貿易救濟手段，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美國在長期的國家治理中形成的政策選擇實踐和共識，具有很強的規律性，是其在經濟衰退中及時止損的常用手段，美國的貿易政策對經濟周期有一定的逆周期性。當進口增多時，國內對應產業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則會產生更多的貿易摩擦。因此進口增多時，美國國內關于貿易失衡的呼聲會增多，進而導致更多的反傾銷起訴。

對基準模型的回歸結果印證了貿易政策與經濟周期、貿易周期間的基本關系的確存在，對經濟周期具有逆周期性，對貿易政策具有順周期性。接下來，本文將繼續考察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例如受到一些外部沖擊后，貿易政策與經濟周期、貿易周期間的關系將如何變化，增強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近年來，美國政府出于貿易保護考慮對貿易政策進行調整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對于貿易逆差更加敏感，因此用貿易逆差的周期性成分代替進口額的周期性成分進行負二項回歸更能體現出美國貿易政策調整的各項特征。表4中的四組回歸分別為以美國對外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數為被解釋變量的基準回歸，以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案件數為被解釋變量的負二項回歸、使用2001年以后數據進行的回歸以及使用2008年前數據進行回歸。

其中，選用2001年以后數據是因為2001年美國不僅遭遇了9·11事件，經濟下行明顯，同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美之間的貿易往來增多，美國對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十分不滿，并不斷提出制造業回流等戰略。選用2008年以前的數據是考慮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可能產生影響，而2008年后的樣本數還較少，無法進行分析。以上四組回歸的結果見表4。

表4 對該負二項回歸模型進行進一步拓展

從組(6)結果可以看出，2001年以后，發生反傾銷案件的可能性對美國GDP的周期性成分以及貿易逆差的周期性成分變動更加敏感。關于經濟周期、貿易周期方面的微小變動就會引起貿易保護政策上的巨大反彈。

從組(7)結果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美國貿易政策受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相對整體回歸較小。這說明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貿易保護的傾向大大加強，金融危機的到來打破了之前各國間的均衡狀態，美國需要通過貿易保護措施轉嫁危機，維護本國利益。

由此可見，經濟周期、貿易周期對貿易政策有著重要影響，同時，不同的歷史時期，貿易政策對經濟周期等宏觀經濟因素的敏感程度可能不同，需要結合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綜合分析。

(三)對美國貿易政策的行業異質性分析

在分析美國的貿易政策周期與經濟周期、貿易周期在宏觀層面的聯系后，為了考察這種差異是否存在行業的異質性，本文基于行業(SIC2分類)層面的數據進行面板數據負二項回歸，對原模型進行補充變量并進一步分析。本文選擇對行業數據進行面板數據負二項回歸，并將泊松回歸作為穩健性檢驗(19)本文使用泊松回歸對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盡管泊松回歸的效率較低，但是可以為負二項回歸的結論提供支撐。在模型中，主要解釋變量仍然顯著，且與負二項回歸時的符號相同，說明在行業層面，貿易政策周期與經濟周期、貿易周期仍然存在一定的關系。。模型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1995—2015年行業層面面板負二項回歸結果

行業層面的分析的被解釋變量仍然是美國對外發起的反傾銷訴訟的案件數量，但針對行業特征對解釋變量進行了調整。該模型顯著，且各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也基本顯著。

美國各行業的進口額對其發起的反傾銷訴訟案件數量的影響是正向的，即當行業進口增多或處于貿易周期的上升階段時，貿易摩擦會加劇，相應的反傾銷案件發生的可能性會增高。貿易周期與貿易政策周期有著正向的關系。

美國各行業的產業結構的周期性成分對發起的反傾銷訴訟案件數量的影響是正向的，系數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表明當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上漲，話語權增高，更容易出于對自身利益的維護發起反傾銷案件。這與總體數據的結論有一定的不同之處，行業增加值的上漲可能并不會導致該行業反傾銷案件數發生的可能性降低，因為對行業行為而言，行業話語權帶來更多保護的效應超過行業經濟狀況轉好帶來更低保護的效應。

各行業遭受的反傾銷案件數即報復性動機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是正向的，且系數在99%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在行業層面時發起反傾銷行為可能會受到報復性動機的影響，而總體層面時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更高。

在行業層面的面板數據負二項回歸中，美國的貿易政策周期性同樣與經濟周期、貿易周期有一定的聯系。在貿易周期的上升階段，貿易保護的程度較低。而經濟周期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危機年份，貿易保護的程度會升高。

各行業不同的差異會給模型帶來新的變化。在15個SIC二分位行業中，美國發起反傾銷最多的行業為金屬工業，在1995年至2015年間共發起237件反傾銷起訴，遠高于其他行業。而鋼鐵等大宗商品是周期性很強的行業，與國內或國際經濟波動相關性較高。在經濟不同的景氣階段，不同行業對其反應具有差別。因此將各行業樣本與非金屬行業樣本進行對比，可以對貿易政策在行業層面的周期性有更多的解釋。模型回歸結果見表6。

表6 1995—2015年非金屬行業和所有行業隨機效應負二項回歸結果

續表

從系數顯著性來看，非金屬行業的進口額系數不再顯著，但行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系數增大。這說明進口行業具有異質性，對進口額等指標的敏感程度不同，金屬行業等與宏觀經濟波動關聯性高的周期性行業發起反傾銷會受進口指標的影響，而非金屬行業存在剛性需求，對進口額敏感程度不高，非金屬行業反傾銷更多受行業占比即行業話語權影響程度更高。非金屬行業對其他宏觀經濟因素的反應也不劇烈，受行業因素影響更大。

五、結論

美國貿易政策近年來有轉向保護的跡象，這種傾向主要體現在中美間貿易摩擦中。2018年7月，美國特朗普政府正式對第一批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是這輪中美貿易摩擦的起點，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盡管美國在釋放與中國談判降低關稅的信號，但對中國相關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尚未取消，還在試圖其他發達國家結盟遏制中國，總體來看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仍呈現保護傾向。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排除已經實施四年，拜登政府還未對是否要延續這些政策達成一致。未來美國貿易政策以及對華政策有何轉變既依賴既有政策效果，也依賴美國貿易政策周期的影響。

自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以來，中美貿易額除2019年同比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處于增長態勢。2020年中美貿易額同比增長8.3%，2021年增長28.7%，且對美國保持順差。另外，根據美國政策研究機構(AAF)測算，美國對華加征關稅而增加的成本中有92.4%由美國消費者承擔，加重了美國消費者負擔，可以說，美國加征關稅這一行為未能得到預期效果。同時，美國國內正在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和高通脹帶來的壓力，拜登政府面臨中期選舉的壓力，這些宏觀因素將會影響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調整。從過去美國貿易政策的周期性調整中總結規律有利于我們對美國貿易政策未來走向進行預判并做好應對方案。

通過對美國貿易政策周期相關現象的梳理以及對美國發起反傾銷案件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出結論：當美國GDP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間的正缺口降低或出現負缺口、經濟處于衰退期時，往往會實行傾向保護程度高的貿易政策，通過貿易救濟手段限制進口，保護本國經濟；反之，則會趨向保護程度低的貿易政策。這表明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受經濟波動的周期性影響，呈現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貿易周期也會對貿易政策決策產生影響。當實際進口額與潛在進口額間的缺口降低或為負數時，美國發起反傾銷的可能性變低，貿易政策趨向自由，保護程度降低；反之，進口額增多、貿易收支不平衡時，美國的貿易保護程度會提高。但是，貿易周期對貿易政策的影響程度還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不同時期下美國對貿易周期的敏感程度不同，會導致相應的貿易政策回應存在差異。實際有效匯率的周期也會對貿易政策周期產生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通過影響進口完成。通過對美國不同行業進口的進一步分析發現：貿易周期對各行業的沖擊依然存在，當某一行業的進口額增多時，該行業的領軍者出于維護自身利益考慮，發起反傾銷的可能性增大；但一些行業層面的異質性開始影響其貿易保護程度，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行業是否曾遭受過反傾銷起訴這些因素會影響到發起反傾銷的可能性。

美國的貿易政策目前扮演許多角色，例如平衡國內產業發展、減輕經濟危機程度等。因此其貿易政策調整會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當經濟危機到來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傾向使用“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加大貿易保護程度來保障本國利益。對于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既有美國經濟陷入停滯期以及貿易政策走向保護的普遍性影響，也有兩國間在經濟政治方面的利益沖突影響，我國需要將兩類沖突適度分割，聚焦我國的核心利益，并形成邏輯一致的政策框架，對美國可能采取的貿易政策進行預判，并尋找應對之法。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我國應該充分認識到拜登政府維護工人利益和擺脫通脹的政策目標以及隨之配套的貿易政策，把握美國經濟周期與貿易政策周期之間的關系，并采取針對性的保護措施，減輕損害程度。未來這種傾向可能會長期存在，并在經濟下行或衰退時凸顯，可能會對我國經濟帶來不利影響。中美兩國的競爭關系未來也將長期存在，兩國都應該在競爭中尋找開展有限合作的領域，促進共同發展。

其次，未來美國貿易政策的走向以及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進程還存在不確定性，我國應該提高出口多元化程度，并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影響力。同時，還可以利用RCEP落地契機，促進貿易支柱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還可以鞏固擴大“一帶一路”對我國外貿的帶動作用，降低對固定進口來源和出口輸出地的依賴，在不放棄美國這一貿易伙伴的前提下擴大貿易伙伴來源，實現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

最后，對于經濟周期和貿易周期的分析判斷及預警機制，可以幫助我國及時調整貿易政策，在不損害別國利益的基礎上盡可能規避風險。我國可以建立制度型開放的政策框架，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在經貿談判中充分考慮經濟周期等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并在談判中積極引導共贏。另外，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世界各國經濟和貿易周期不斷趨同，加強國際間貿易政策的協調，幫助世界經濟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