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研究
——以氏族、宗族為視角

張 博 米彥青

(內蒙古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博爾濟吉特作為成吉思汗后裔的姓氏，在清代誕生了眾多的詩人以及文學家族，目前整理出的19個清代蒙古族文學家族(1)有法式善家族、和瑛家族、博卿額家族、文孚家族、柏葰家族、延清家族、倭仁家族、恭釗家族、梁承光家族、瑞常家族、錫縝家族、富俊家族、恩華家族、托渾布家族、成堃家族、秀塘家族、博明家族以及那遜蘭保家族。中，屬于博爾濟吉特氏文學家族的共計有9個，占總體數量的一半左右，即便不統計沒有詩作留存的博爾濟吉特氏秀塘和博明女孫，依然有7個文學家族，遠超其余各姓。在以往的研究中，對博爾濟吉特氏個體詩人的論述多集中于博明、那遜蘭保和錫縝等文學成就突出、影響較大的詩人(2)有白·特木爾巴根《清代蒙古族作家博明生平事跡考略》(《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第1期)，云峰《清代蒙古族作家錫縝的詩文》(《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米彥青《清代蒙古詩人博明與其義山詩話》(《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蒙漢詩歌交流視域中的那遜蘭保創作》(《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論錫縝及其詩歌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民族文學研究》2014年第3期)等論文，其他博爾濟吉特氏詩人及家族較少得到關注。，對博爾濟吉特氏家族文學的研究多包含在對蒙古族文學家族的整體述論之作中(3)最早開始對蒙古族家族文學進行總體論述的文章是米彥青的《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學與文學家族》(《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另有專著《清中期蒙古族詩人漢文創作的唐詩接受史》(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多洛肯的《清代后期蒙古文學家族漢文詩文創作述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清代八旗蒙古文學家族漢語文詩文創作述論》(《民族文學研究》2013年第3期)、《清代蒙古族文學家族述論》(《銅仁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總體論述了清代蒙古族文學家族的創作。，但尚未有從姓氏角度對博爾濟吉特氏家族和詩人進行整體關照的探討，原因有二：一是博爾濟吉特氏家族和詩人過于分散。據《欽定八旗通志·氏族志六·八旗蒙古譜系》記載，僅歸入八旗的博爾濟吉特氏就有十二派之多(4)③紀昀等纂修，李洵等點校：《欽定八旗通志》第2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9頁。，此外還有隸屬于外藩蒙古和避亂改姓歸入民籍的博爾濟吉特氏，身份十分復雜。在時間上，這些詩人分散在約270年的漫長的清史上，其中活躍在乾嘉年間的有6人，道咸同年間的有8人，光宣年間的有4人；二是記載博爾濟吉特氏家族和詩人的材料分散且部分史料相互矛盾。以人數最多的八旗博爾濟吉特氏而論，因為研究清朝旗人世家、人物的官修典籍如《八旗通志初集》《欽定八旗通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錄內容僅至嘉慶時期而止，而博爾濟吉特氏旗人多集中于嘉慶之后；時間范圍為有清一代的《清史稿》《清史列傳》一類史料，收錄的人物多是對歷史有重要影響的將相大僚，連國棟、托渾布官至一方大員的尚且未能被收入，更遑論其余詩人。所以想要探明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的宗族，只能通過筆記、方志、奏折、檔案等材料并結合詩人本人文集去推測，由于清代滿蒙旗人習慣只稱名、不稱姓的原因，所以在記載蒙古人時常常不載姓氏，在整理時稍不注意便會被忽視。不過，當我們克服上述困難，引入氏族視角進行研究后，就可以發現：這些留有詩作的博爾濟吉特氏詩人集中于幾支宗族，有著相似的類型特點和詩文傳承方式。

一、清代旗人文化語境中“族”的內涵辯正

恩格斯在討論氏族時曾明確指出：“氏族有一定的名稱，或一套名稱，在全部落內只有該氏族才能使用這些名稱。因此，氏族個別成員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屬于哪一氏族。氏族的名稱一開始就同氏族的權利密切的聯系在一起”(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3頁。，《欽定八旗通志》載：“博爾濟吉特，大元之姓，與內扎薩克四十九旗及喀爾喀四部落臺吉俱系元代后裔”，博爾濟吉特氏作為成吉思汗的姓氏，只有其后人才有權力使用，在元朝統治者及其后人有意識地對成吉思汗家族的神化之下，博爾濟吉特氏便隨著戰功、傳說、宗教的影響，成為一個對蒙古人有巨大影響力和凝聚力的姓氏，如博明在《西齋偶得》中所說：“蒙古最重族姓，分為二種骨，曰白曰黑，白尊而黑卑，白主而黑奴也。今之白骨者二姓，曰博爾濟吉特，帝裔。曰烏浪漢濟爾默，后及駙馬裔也”(6)博明：《西齋偶得》，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這一黃金家族姓氏在元代顯赫一時，至明代其成員或游離于塞外，或更改姓氏避亂于邊陲，清入主中原以來，他們搖身變為文學世家，并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產，不僅是當初從龍入關，立下赫赫戰功歸入八旗的博爾濟吉特氏紛紛棄武從文，還有先世避亂改姓的民籍詩人梁承光，外藩蒙古貴族那蘇圖、博迪蘇以及女詩人那遜蘭保，都受到漢文化的吸引且有詩集留存。這些博爾濟吉特氏詩人形成了由乾嘉至光宣，以八旗滿洲為主體，包含八旗蒙古、外藩蒙古、民籍的龐大詩人群體，為蒙漢文學交融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本文之所以選取“氏族”“宗族”兩個視角，是因為縱觀清代對博爾濟吉特氏的記載，“氏族-地方-家族”和“宗族-家族”是最常見的兩種形式：前者以官修譜系為代表，主要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皇朝通志》《欽定八旗通志》，而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最為詳盡。歸入八旗滿洲的博爾濟吉特氏被收錄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六十六，該書體例為以“姓氏”為綱，以“地方”為目，“地方”下面又分若干“傳主”，“傳主”為該家族最初歸順清朝之人，本人或后代對清王朝有重大貢獻才有資格被收錄于《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皞髦鳌蓖ǔＷ鳛楹笕嗽谔顚懝俜铰臍v時的“始祖”，“始祖”及其后人往往旗籍一致，可以看作一個家族；后者則以私修譜系為代表，由羅密撰寫、博清額續編的《博爾濟吉特氏族譜》和答里麻所作的《金輪千?！?，兩書成書均在雍正、乾隆年間，《博爾濟吉特氏族譜》以宗族血脈為劃分依據，將博爾濟吉特氏分為成吉思汗一系，成吉思汗二弟哈卜圖哈薩爾一系，成吉思汗三弟鄂初古一系，成吉思汗四弟噶初古一系，成吉思汗六弟布庫博爾格忒一系，其中成吉思汗一系傳至巴圖孟克達延汗又分六支，《金輪千?！芬嗤?。以“氏族”“宗族”為視角，可以還原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的歷史創作背景，顯現其作為一個文化整體的類型特點。

然而，當我們梳理清代文獻時，會發現筆記詩話中關于博爾濟吉特氏成員的記載是彼此沖突的，如楊鐘羲《雪橋詩話余集》載：“博爾濟吉特忠順公明安，本兀魯特貝勒，天命初率屬來歸，隸滿洲，封二等伯……時齋方伯國棟、虛宥府尹博卿額，皆忠順公五世孫，虛宥戊辰通籍，庚辰典試四川，壬午復視蜀學，戊子典試浙江，詩才亮特，出自勛門。其一門得易名者如內大臣鄂齊勒，謚勤恪。杭州將軍扎穆揚，謚敏恪。大學士文孚，謚文敬。刑部尚書阿勒清阿，謚愨慎。大學士琦善，謚文勤。禮部尚書惠豐，謚恭愨?？芍^鼎盛。至文勤之孫恕齋，而君子之澤斬矣?！?7)楊鐘羲：《雪橋詩話余集》卷四，民國求恕齋叢書本。將國棟、博清額、琦善、文孚歸入明安一門。而朱彭壽《舊典備征·卷三》“一家人中的謚者”條目下“一門數人得謚”載：“博爾濟吉特氏恩格德爾(三等公，端順)……七世孫文孚(文淵閣大學士，文敬)、八世孫琦善(文淵閣大學士，文勤)”，又將琦善和文孚歸入與明安同時期的恩格德爾“一家人”。(8)朱彭壽撰，何雙生點校：《舊典備征·安樂康平室隨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65頁。實際上博卿額、琦善為正黃旗人，國棟、文孚為鑲黃旗人，顯然應分屬不同家族。即便是同為正黃旗的博清額與琦善，又分屬于“兀魯特地方”和“西拉木楞地方”(9)⑨弘晝等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卷六六，遼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719、717頁。，也非同一家族。解決這一問題是從“氏族”和“宗族”角度進一步研究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的關鍵，那么如何解釋這些彼此沖突的記載呢？

《清代朱卷集成》中收錄的《葆簽葆聯家譜》為我們提供了關鍵線索。葆謙，字蕓舫，號益園，滿洲正藍旗人，世襲二等子爵。葆聯，字棣堂，號星查，滿洲正藍旗人，世襲二等子爵。譜主介紹中葆謙“行二又行八”，葆聯“行三又行十”(10)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九十九冊，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頁。為我們提供了答案，“行二”“行三”指的是在家族中的排行，而“又”之后的“行八”和“行十”，則指的是在族中的排行，即譜后“族繁不及備載”(11)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九十九冊，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頁。之“族”，這個“族”指的是宗族。同樣的記載還可見于錫縝給恭釗詩集寫的跋語，落款為“厚安族侄錫縝”(12)恭釗：《酒五經吟館詩草》，清光緒間刻本。，但錫縝之子齡昌之譜卻未收錄恭釗，在譜后給出了解釋：“宗派寔繁，不具錄，僅錄本支云”(13)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第二十九冊，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頁。，這里的“族侄”“宗派”均指宗族，瑞洵對錫綸亦稱其為“余族兄兀魯特子猷公錫綸”(14)瑞洵：《犬羊集》，日本昭和10年鉛印本。。這一概念亦可見于《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如恩格德爾傳后按語：“按恩格德爾額駙與本旗兀魯特地方明安、鑲黃旗札魯特地方巴克貝勒等同族”。

由此我們得知，不管是清官方文獻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還是清人筆記如《雪橋詩話余集》《舊典備征》，在論及博爾濟吉特氏使用“族”或“祖、孫”時，指的多是“宗族”而非“家族”，所以《清代朱卷集成》記載的國棟、國柱、博清額為葆謙葆聯“高叔祖”，文孚為“從堂叔祖”，《雪橋詩話余集》記載國棟、博卿額為明安“五世孫”，《舊典備征》記載文孚為恩格德爾“七世孫”等，均指的是“族叔”、“族孫”。

二、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的宗族劃分

文獻材料記載的模糊以及譜系未經梳理導致當前涉及清代博爾濟吉特氏的研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學人在涉及博爾濟吉特氏的研究中常常以“家族”代替“宗族”或“氏族”，以致所指不明。二是清初史料匱乏且由于音譯問題常常一人多名，使得梳理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的祖先具有不小的難度，加之蒙古同名之人甚多，就連博爾濟吉特氏族人梳理自己直系血脈的祖先也容易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如兀魯特明安后人修本家族族譜《恩榮奕葉》時，就將《八旗通志·明安傳》的記載不加考辨收入譜中，實際上其中的部分內容如“天命二年來獻馬駝，太祖率諸貝勒迎于百里外，大宴，入城”以及詩傳中所寫的“黃幄款賓迎百里，丹書拜爵賜千年”乃是另一位博爾濟吉特氏詩人博迪蘇祖先科爾沁明安的事跡(15)《恩榮奕葉》，載《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1冊，第277頁。詳見杜家驥《清代兩個明安家族及清史傳記〈明安傳〉辨誤》，《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74-80頁。。三是蒙古部落在明末清初經歷了拆分、歸順、吞并，一些部落徹底消失，一些部落的叫法也被改變，這就使得在梳理博爾濟吉特氏宗族時極易搞混，如錫縝后人在梳理自己祖先宗譜時稱自己為“科爾沁兀魯特部”(16)博亞：《父愛如天 博爾濟吉特·亞紀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第152頁。，誤將合撒兒后裔的科爾沁部和巴圖孟克后裔的兀魯特部當成同一支部落。因此考證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的宗族脈絡，將博爾濟吉特氏文學家族和個體詩人納入到宗族血脈之中就成了當務之急。經筆者梳理，歸入八旗的博爾濟吉特氏中，西拉木倫、兀魯特、扎魯特、科爾沁、烏葉爾白柴五派有詩作留存，其中西拉木倫、兀魯特、扎魯特三派與外藩蒙古那遜蘭保為同一宗族，科爾沁為一宗族，烏葉爾白柴為一宗族，歸入民籍的博爾濟吉特氏為一宗族，現分別考證如下。

(一)巴圖孟克達延汗宗族的后世詩人

巴圖孟克達延汗，明史稱“小王子”，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孫，統一了東蒙古六萬戶，被譽為“中興之主”，六子阿爾出博羅忒、八子格勒森扎、九子格勒博羅忒的后人在入清之后有詩人產生。

1.阿爾出博羅忒的后世詩人

阿爾出博羅忒為巴圖孟克達延汗第六子，內喀爾喀五部(17)喀爾喀五部為巴岳特、扎魯特、巴林、翁吉剌特、烏齊埒特，相關論述可以參見奧登：《喀爾喀五部考述》，《蒙古史研究(第二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8頁。旗王、臺吉為其后人。

(1)恭釗、恭銘、恭鍇、瑞洵

恭釗、恭銘、恭鍇為琦善之子，瑞洵為琦善之孫，《清史稿·琦善傳》載：“琦善字靜庵……父成德，執熱河都統，以先世格得理爾率屬歸附世襲一等侯爵”(18)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8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499頁。，格得理爾即恩格德爾。據《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族譜》載，恩格德爾為巴圖孟克達延汗六子阿爾出博羅忒后人(19)《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族譜》，載《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1冊，第474頁。，瑞洵的日本友人鈴木吉武稱瑞洵家世為“元裔巴圖孟克大衍汗之后，博爾濟吉特氏。有清天命二年，公二世祖謚端順恩格德理額駙，尚和碩公主”(20)瑞洵：《犬羊集》，日本昭和十年鉛印本。亦可佐證。

(2)國柱、國棟、文孚

國棟沒有傳記，關于其家世有如下幾條記載，楊鐘羲的《雪橋詩話余集》卷四：“時齋方伯國棟，虛宥府尹博卿額，皆忠順公五世孫”(21)楊鐘羲：《雪橋詩話余集》卷四，民國求恕齋叢書本。；《八旗詩話》載：“國棟字云浦，一字時齋……總兵國柱之弟”(22)法式善：《八旗詩話》，清稿本。；《八旗藝文編目》載：“國棟……兄總兵國柱，子文孚”(23)恩華纂輯，關紀新整理點校：《八旗藝文編目》，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頁。。國棟為明安五世孫指“宗族”而非“家族”，這一點上文已作過考述，故明安并非國棟家族始祖。文孚雖在《清史稿》《清史列傳》有傳，但均未記載其家世。所幸國柱在《國史館本傳》的傳記為我們提供了關鍵的家世線索：“國柱，博爾濟吉特氏，滿洲鑲黃旗人，高祖古爾布什以入山海關擊敗流賊有功晉一等子爵”(24)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二八七，明文書局1985年版，第739-740頁。；《欽定八旗通志》載國柱承襲古爾布什一族的佐領亦可證國柱為古爾布什后人。古爾布什與恩格德爾同為巴岳特部臺吉，而巴岳特部正是內喀爾喀五部之一，由巴圖孟克達延汗六子阿爾出博羅忒后人所領。

(3)托渾布、金凱

托渾布為昂罕之后，金凱為托渾布長子。托渾布《畿輔通志》前有家譜載昂罕為始祖，碑傳亦載“始祖武略公昂罕，為鎮邊將軍”(25)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一一六卷，明文書局1985年版，第284頁。，由于昂罕入蒙古旗，故未被《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收，但其所屬的扎魯特是巴圖孟克達延汗六子之后所領之地。另外昂罕與入滿洲八旗的巴克貝勒與喀喇巴拜有親緣關系(26)由昂罕后人白瑩在《扎魯特蒙古昂罕系統進入清軍八旗始末研究》一文中根據《金輪千?！吠茢?，見白瑩：《扎魯特蒙古昂罕系統進入清軍八旗始末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4年第1期，第55-58頁。，再根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巴克貝勒傳后按語“按巴克貝勒與正黃旗西拉木楞地方恩格德爾額駙兀魯特地方明安等同族”(27)弘晝等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六六，遼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722頁。，亦可推知托渾布是巴圖孟克達延汗宗族里的一員。

(4)果勒敏

果勒敏的生平和著述已有比較詳盡的考證(28)詳見李芳：《子弟書作者“洗俗齋”生平略考》，《文學遺產》2009年第5期，第146-148頁；《子弟書作者洗俗齋創作考論》，《民族文學研究》2009年第2期，第148-155頁。，但其所屬部族卻未被論及，果勒敏詩集《洗俗齋詩草》自署為“扎魯特果爾敏杏岑”(29)果勒敏：《洗俗齋詩草》，香港大華出版社1977年版。，但其為《普天忠憤集》所做之序署名卻是“科爾沁果爾敏杏岑”(30)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清光緒刻本。，杏岑為果勒敏之號，可以確定是同一人所作?？紤]到《普天忠憤集序》是他人代書(31)該序落款為“大清光緒二十有一年中秋日科爾沁果爾敏杏岑敘，注銓訓導貴陽曠清硯詒書”。，而《洗俗齋詩草》是果勒敏外孫根據手抄本刊刻，故后者更具有可信度。此外果勒敏集中有在科爾沁所作的《奉使科爾沁恭紀》《科爾沁道中吊忠勇親王》等數首作品，若果勒敏為科爾沁地方人，在自己祖先發軔之地所作的數首詩歌內容皆無返鄉之思顯得不合情理。因此，筆者認為果勒敏屬于扎魯特更為合理。果勒敏集中有《芝岑族叔量移閩臬，由粵入覲，敬賦以送》，芝岑為博爾濟吉特氏葆亨的字，葆亨為葆簽葆聯之“嫡堂弟兄”(32)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九十九冊，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故雖然果勒敏所屬部族未能明確，但可以確定果勒敏是達延汗宗族一員。

2.格勒森扎的后世詩人

格勒森扎為巴圖孟克達延汗八子，巴圖孟克達延汗將喀爾喀分封給了阿爾出博羅忒和格勒森扎，之后阿爾出博羅忒南遷，遂為內喀爾喀五部，而格勒森扎所屬領地則變為外喀爾喀，后代詩人為那遜蘭保，這一世系在《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中有詳細記載。(33)具體為格勒森扎—諾諾和—阿巴岱—額列克—土謝圖汗袞布—西第什里—丹津多爾濟—多爾濟色布騰—桑齋多爾濟—蘊端多爾濟—多爾濟旺楚克—那遜蘭保，其中格勒森扎—丹津多爾濟，詳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四五至卷五二，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上》，紫禁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頁有《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部支系血緣關系表》可以參看；丹津多爾濟—那遜蘭保詳見杜家驥：《清代蒙古族女詩人那遜蘭保及其相關問題考證》，《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86-93頁。

3.格勒博羅忒的后世詩人

格勒博羅忒為巴圖孟克達延汗九子，《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族譜》載“世封烏魯特”(34)《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族譜》，載《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1冊，第476頁。，兀魯特貝勒、貝子等皆為其后裔。

(1)博清額、德坤

博清額、德坤為兀魯特貝勒明安四世孫，關于博清額與國棟并非同一家族前文已經辨明，明安于天命七年率眾歸附后金，《恩榮奕葉》為該族族譜，記載其為格勒博羅忒后人。(35)詳見杜家驥：《〈蒙古家譜〉增修者博清額之家世及該族〈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恩榮奕葉〉》，《蒙古史研究(第七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433頁。

(2)錫縝、錫綸

錫縝子齡昌為光緒己亥恩科舉人，查該年《順天鄉試同年齒錄》，載其始祖為垂爾扎爾。垂爾扎爾天聰八年歸附后金(36)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第二十九冊，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頁。，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有傳(37)弘晝等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卷六六，遼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719頁。，與明安同族，為兀魯特貝子，故亦是格勒博羅忒后人。

(3)桂霖

桂霖有完整詩集、詞集存世，但《八旗藝文編目》均失載，所以當前的文學研究皆未將桂霖納入研究視野(38)僅有《清代駐藏大臣傳略》《駐藏大臣考》兩書涉及桂霖，內容相近，均為桂霖光緒二十九年到光緒三十年任駐藏幫辦大臣時期由《清實錄》截取的部分史料。，筆者需要在考其世系前先將生平略作考述：桂霖，字香雨，滿洲正黃旗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歷任禮部主事、湖廣道御史、云南府知府、河南開歸陳許道、貴州貴西道、駐藏幫辦大臣等職，有《觀自在齋詩稿》九卷，收詩近200首，收詞近40闕；《哀蟬集》一冊，分《抱影廬哀禪集》《抱影廬哀禪詞》，皆為悼亡所作，收詩近百首，收詞近40闕。桂霖是少數保存有完整詞集的博爾濟吉特氏詩人，早年參加《日下聯吟社》，該社《日下聯吟集》收桂霖《新月》2首，為桂霖詩集所未收，詞5首，除《摸魚兒》外皆未被收錄?！睹~兒》在兩集中略有區別，《日下聯吟集》所收應為早期版本。

由于桂霖所處的年代較晚，現有資料難以考證其始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的桂霖的官員履歷，載其為“滿洲正黃旗人”(39)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卷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92頁。，再考其詩作，自稱為兀魯特人，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兀魯特地方被編入滿洲正黃旗的只有明安一族、以及常奇與賽冷。賽冷與明安同族，而常奇為正藍旗人布當親叔莽果爾代之子，布當亦為明安同族，故而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桂霖始祖，但可以確定桂霖為格勒博羅忒后人。

(二)也先帖木兒宗族的梁承光

據梁煥奎所編的《梁氏世譜》記載，桂林梁氏家族可追溯至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第五子名和克齊，生子也先帖木兒，梁氏將也先帖木兒奉為始祖。據《桂林梁先生遺書》年譜：也先帖木兒為元之右翊萬戶，其家族終元一世均為貴近重臣。入明時未從順帝北歸，因汝陽地屬大梁故由博爾濟吉特氏改為梁氏。傳至梁承光之高祖已是第十八世，高祖為梁兆鵬，乾隆年間任廣東永安縣令，第二十世即梁承光之父梁寶書，梁承光是也先帖木兒二十一世孫。(4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552頁。

(三)合撒兒(41)又稱哈薩爾，為同一人。宗族的博迪蘇、那蘇圖

據《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載：“科爾沁始祖曰哈布圖哈薩爾，元太祖弟，以善射稱”(42)《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十七，乾隆四十四年敕。；《金輪千?！份d：“成吉思可汗黃金家族分支的凡合撒兒額真的后裔，全體投靠大清王朝，皆得顯赫地位和厚祿”(43)答里麻固什著，包額爾德木圖、海英譯，喬吉注：《金輪千?！?，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1頁。；《博爾濟吉特氏族譜》亦載“成吉思汗第二弟哈卜圖哈薩爾之后：今科爾沁十旗，阿魯科爾沁一旗……之王、臺吉是也”(44)《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族譜》，載《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一冊，第478頁。。合撒兒傳至十四世孫奎蒙克塔斯哈喇，被衛拉特蒙古所破，避居嫩江，奎蒙克塔斯哈喇的長子博第達喇之子嗣分領科爾沁左翼三旗和科爾沁右翼中前旗，其中左翼后旗有詩人博迪蘇，左翼中旗有詩人那蘇圖。

(四)烏葉爾白柴地方所屬宗族的博明

沈濤《交翠軒筆記》稱博明為“元代后裔”(45)沈濤：《交翠軒筆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博明《西齋偶得》稱“今蒙古元裔皆博爾濟吉特氏”(46)博明：《西齋偶得》，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博明始祖為世居烏葉爾白柴的瑣諾木，《欽定八旗通志》載烏葉爾白柴地方為博爾濟吉特氏十二派之一，但目前材料不足以追溯這一派所屬的元代世系。

三、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的文學傳承

中原漢姓源遠流長，人口眾多，即便同一地域的同姓之間也未必有親緣關系，博爾濟吉特氏則不然，作為元代的皇族姓氏，明代北遷至大漠，至清代這一姓氏血脈尚可溯源，且由于蒙古“最重種姓”，保證了黃金家族姓氏的血緣純潔度，這就使得博爾濟吉特氏這一姓氏相比中原姓氏具有聚攏群體的功能。當我們具體到清代，以宗族這一視角對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進行梳理后，會發現即便是與中原地區血脈相承的漢姓世家相較，仍有顯著不同，中原地區世家通常要在姓氏前加地域，如常州莊氏、毗陵錢氏等。地域不僅承載了他們的文學創作，也使得他們的姓氏得以區別于其他地域的同姓之人。博爾濟吉特氏詩人亦有所屬的地方，如國棟家族和琦善家族來自西拉木楞地方，博清額家族來自兀魯特地方等，部分詩人甚至將地方作為自己的署名，如“兀魯特錫縝”“扎魯特果勒敏”等。但上述的地方只是他們的祖先投奔后金時世居之處，從龍入關后，借助清代特有的八旗駐防制度和滿蒙聯姻制度，在明代散居各處的博爾濟吉特氏一族重新居住于漢文化主導的京師，這就使得他們之間進行交融唱和并互相影響成為可能，這種交往不僅打破了地方的限制，如西拉木倫地方的恭鍇《本事詩》有兀魯特地方錫縝題詞(47)楊鐘羲纂集：《白山詩詞·白山詞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頁。，甚至打破了八旗滿洲與八旗蒙古以及八旗與外藩的界限，如八旗蒙古托渾布《重刻學治臆說》有八旗滿洲琦善為之作序，外藩蒙古那遜蘭?！妒|香館遺詩》集名為八旗滿洲錫縝楷書所寫等等，這一點不僅有別于中原漢姓，與“以地為氏，往往氏同而所自出異”(48)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2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582頁。的滿洲著姓亦有區別，說明了這一群體是以姓氏、宗族而非地域所代表的部落、家族進行交往的。這一群體有如下顯著的共同特點：顯赫的政治地位，大半擁有科名，文武兼備，廣泛的姻親關系，這些共同特點既證明了將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的合理性，也影響了這一群體進行文學傳承的方式。

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的文學傳承體現在兩個方面：從歷時上講，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的詩集多由后人刊刻，如文孚為國棟刊刻詩集，梁濟為梁承光刊刻詩集，盛昱為那遜蘭?？淘娂?，果勒敏詩集由外孫刊刻，等等，這些詩集通常會附有后人所作序跋，內含詩歌理論、教育事實等，是反映博爾濟吉特氏家族文脈傳承的典型樣本；從共時上講，博爾濟吉特氏詩人在刊刻自己詩集時，也會收錄同時期同族之人所作之詩，如托渾布詩集收子金凱詩，錫縝詩集收弟錫綸詩；同時期的同宗族詩人也會為彼此文集作序跋，如前文所舉的博爾濟吉特氏交往之例?？梢姴徽撌菤v時性的傳承接受還是共時性的唱和影響，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文脈傳承和影響的線索是相對清晰的，具體來說，可分為直系親緣培養、設館聘師培養和宗族影響三種類型。

(一)直系親緣培養

二是母教。當父親忙于公務或詩學成就有限時，母親的教育就凸顯出來。那遜蘭保子盛昱自謂“詩學得母教為多”(53)楊鐘羲：《雪橋詩話余集》卷一二，民國求恕齋叢書本。，他雖非蒙古族，卻酷嗜蒙古史(54)盛昱對蒙古史的精通甚至讓恩華在《八旗藝文編目》中將《蒙古世系譜》的編纂者錯記為盛昱。，自然也是受了母親的影響。博明女孫“十歲失怙，隨母瓜爾佳氏讀”，嫁人后“自課二子讀”，兩子一為進士，一以“能文稱于時”。(55)楊鐘羲：《雪橋詩話余集》卷七，民國求恕齋叢書本。梁承光妻子劉氏亦能文善墨，梁承光死后，教育梁承光子梁濟的責任就落在了劉氏肩頭，據梁濟年譜記載，劉氏“親課公(梁濟)讀，訓督勤厲”，故梁濟稱“故謂余近年之行，以及今茲最終之局，為同治六七八九年間吾母寒宵課讀之結果”。(5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頁。

三是外家教育。若詳細考察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的家世背景，就會發現詩人本人或其所在家族都與皇家有聯姻的關系，巴圖孟克達延汗宗族中，恭釗一族始祖恩格德爾是清代第一個蒙古族額駙，國棟一族始祖古爾布什亦早在努爾哈赤時期就成為額駙，詩人博清額本人兩娶皇女，女詩人那遜蘭保嫁與宗室。合撒兒世系的兩位詩人，博迪蘇本人即是額駙，那蘇圖更是祖孫三代俱為額駙。(57)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頁。來自烏葉爾白柴的博明，與其同祖父的博林為和碩額駙。與皇家的聯姻讓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受以京城為中心的滿漢文化影響較深。此外他們與其他著姓名族亦多有姻親關系，與八旗文學家族的聯姻如恭釗家族和瑞常瑞慶家族、那遜蘭保家族和和瑛家族，博爾濟吉特氏秀塘嫁給了顧太清之子載釗，其母棟鄂少如又為鐵保之女(58)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九十九冊，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與漢族的聯姻如恭釗為其子瑞毓授室南皮張氏，后續姻姑蘇宋氏，皆為當地漢姓望族。正如羅時進所論：“著姓名族一般堅持在文化層次相當的條件下建立家族婚姻關系，多利用世家道誼發展為姻婭親緣……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和文學好尚的家族聚合在一起，姻黨外親聯袂一體，成為文學創作互動的平臺?！?59)羅時進：《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9頁。，翻閱《顧太清集校箋》，《辛丑十二月十八釗兒娶婦喜而有感》的箋注寫明：“載釗新婦姓博爾濟吉特氏，名秀塘，道員成山之女。母棟鄂少如，風雅能詩，與太清為唱和閨友，因結親，秀塘亦能詩”(60)顧太清撰，金啟孮、阿金適校箋：《顧太清集校箋》，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88頁。，從中可以看出秀塘與載釗的結姻得益于顧太清和棟鄂少如的詩緣，顧太清集中還有《少如遣人送蜀錦并索詩率成四十字致謝》等詩。廣泛的姻婭關系讓他們的文脈傳承除受嫡系血親影響外，還有機會吸收外家成員及其家族的詩學思想。果樂敏《重過宜園感賦》序中寫道：“宜園者，先外祖貝勒奕綸退食所也，余幼時隨侍先慈寄居其中”，詩“凄涼廢基上，曾記讀三墳”句注：“慕晉齋，予從紫垣舅氏讀書于此”。(61)果勒敏：《洗俗齋詩草》，香港大華出版社1977年版。那遜蘭?！坝嗉沂廊?，諸姑伯子皆失學，唯余以隨侍京師生長外家，外祖母完顏太夫人教之以讀書”(62)金墀：《綠蕓軒詩集》，清光緒初年刻本。，中年以后那遜蘭保致力于編纂《滿洲閨閣詩抄》，極有可能就是受到其外家完顏氏女詩人惲珠所編《國朝閨秀正始集》的影響(63)嚴程：《清代蒙古族女詩人那遜蘭保的創作歷程》，《民族文學研究》2017第5期，第101-111頁。。

(二)設館聘師培養

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的構成既有八旗勛貴，又有外藩蒙古王公，還有避亂改姓的民籍詩人，他們共有的一大特點便是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官至大學士的，如文孚、琦善，官至一方大員的，如國棟歷任貴州、浙江布政使，托渾布歷任直隸布政使、山東巡撫兼提督，瑞洵為科布多參贊大臣等，梁氏家族雖不如滿蒙貴族顯赫，但亦非尋常家庭，梁承光之孫梁漱溟對自己家世作了很好的概括：“曾祖、祖父、父親三代都是從前所謂舉人或進士出身而作官的。外祖父亦是進士而作官的。祖母、母親都讀過不少書，能為詩文。這是所謂的‘書香人家’或‘官宦世家’”(64)梁漱溟著，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3頁。。對于這些身居高位忙于政務的博爾濟吉特氏世家來說，在到達入國子監、官學的適學年齡之前聘請老師進行教育則是更為普遍的做法。這些老師可以是自己所招的幕客，也可以專門聘請，恭銘的老師朱試之在《石眉課藝試貼》序中就談到自己被聘經過：“丁亥冬，琦靜庵節帥招余下榻東署課長君石眉?！?65)恭銘：《石眉課藝試貼》，清道光刻本。老師的教育和血親的教育通常是并行的，據恭釗自傳，可知其五歲就已經在琦善的教導下“識字庭訓”，六歲入塾。(66)恭釗：《酒五經吟館詩草》，清光緒間刻本。文孚《貴定喜晤東堂師尋又言別》“幼侍庭闈此地過，高人松菊助吟哦”(67)文孚：《秋潭相國詩存》，清道光張祥河刻本。顯示國棟在教授文孚詩文的同時，也為文孚聘有老師(68)文孚《黔中書懷》注：“余幼時曾隨先大夫廉訪之任”，乾隆三十七年國棟時任貴州按察使，可知文孚在貴州隨先生學習的同時也隨侍國棟左右。。不過可以設館聘師的均屬富貴大家，對于條件差一些的家庭來說，就只能出外選擇宗族所設的“宗塾”或塾師所設的“私塾”進行教育，托渾布“幼時家貧，日徒步六七里從師問學”(69)繆荃孫輯：《續碑傳集》卷二三，江楚編譯書局。就屬于此類。

(三)宗族影響

關于宗族前文已經考明，雖然清代博爾濟吉特氏詩人群體留存的詩文相對不多，但其中依然有不少宗族間交往的明證，最為典型的當屬恭釗和錫縝、果勒敏和桂霖的詩文交往。據前文已知，恭釗之祖為巴圖孟克達延汗六子阿爾出博羅忒，錫縝先祖為巴圖孟克達延汗九子格勒博羅忒，兩人最早的共同祖先需上溯至明成化年間，傳至恭釗錫縝時已歷經近400年，相隔十幾代人，從血脈上講并不親近，但兩人文學的交往卻很顯著，突出表現在對彼此詩集的題詠上。恭釗集中有為錫縝所作的《宗侄厚安以詩稿見示閱竟志以二絕》，厚安為錫縝的字，“果然謝朓驚人句，不比雕蟲只解嘲”(70)恭釗：《酒五經吟館詩草》，清光緒間刻本。句用同樣出自文學望族的謝朓比喻錫縝；錫縝也為恭釗的詩集題寫跋語，稱恭釗詩“發難顯之情于當前，留不盡之意于言外”(71)恭釗：《酒五經吟館詩草》，清光緒間刻本。，能從恭釗詩中看出“難顯之情”“言外之意”，可見兩人彼此熟知，交往密切。恭釗集中另有和錫縝的《百字令》，“握手先談題詠事，留句六盤山寺”(72)恭釗：《酒五經吟館詩余草》，清光緒間刻本。凸顯出了兩位叔侄詩人因詩結緣和對詩文的癡迷。錫縝有詞六首收于《白山詞介》，有《南鄉子·題恭養泉瘦鶴吟館詩詞》，養泉為恭釗的號，《瘦鶴吟館詩詞》今已不存。

果勒敏和桂霖分屬扎魯特和兀魯特兩支，同恭釗和錫縝一樣，為族親，兩人早期共同參加了探驪吟社，并多次參與詩社活動，果勒敏集中就收錄了《新月》四首，為在探驪吟社所作，桂霖集中雖未收錄，但所幸探驪吟社總集《日下聯吟集》收錄桂霖《新月》兩首，為兩人在詩社活動中同題賦詩切磋技藝之證，同治八年(1869年)果勒敏出任廣州，寫有《留別同社諸友》四首，到廣州后又有《九月憶都門諸友》，可見與詩社諸友感情至深，后詩有“料應此際金臺畔，有客登高憶五羊”(73)果勒敏：《洗俗齋詩草》，香港大華出版社1977年版，第3頁。，“五羊”代指廣州，果勒敏知道社友中有人思念自己，而這人正是桂霖，其詩集《觀自在齋夢痕草》收有《冬夜有懷果大杏岑，時客嶺南》，詩為“一簾風雪黃昏后，獨對寒燈憶故人。料得羅浮吟興好，奚囊收盡嶺頭春?！?74)桂霖：《觀自在齋詩稿》，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此詩作于同治十三年，距果勒敏離社已五年，然而桂霖依然在冬夜感懷賦詩，可見相交之深，后兩句想象果勒敏得江山之助創作詩歌的場景。以上四人，皆以“斡難”或蒙古部族作為自己的署名，他們的交往是博爾濟吉特氏宗族內文學交往的縮影。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氏族、宗族的梳理，改變了學界先前對博爾濟吉特氏文學家族和個體詩人零散狀貌的認知，使得一個以血脈為紐帶的氏族詩人群體浮現出來，當我們把這些家族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就會發現他們有不少顯著的共同特點，并以這些特點為紐帶，有著較為顯著的文學交往及影響。當前八旗家族文學研究皆為直系親緣關系的家族研究，尚沒有以氏族、宗族為角度的論著出現，實際上可以從姓氏角度來進行群體文學研究的并非僅有博爾濟吉特氏，如清代著名的“滿洲八著姓”都是由武轉文的巨姓大族，他們與博爾濟吉特氏一樣來自各個地方部落，入滿洲之后分散在各旗之中，其繁盛程度甚至遠高于博爾濟吉特氏。再如被譽為“內府文學世家之冠”的完顏世家，其姓氏同博爾濟吉特氏一樣悠久，可追溯至金朝完顏阿骨打，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28記載，僅世居完顏地方的傳主就有22人，內務府完顏世家的始祖魯克素僅為其中之一，也可以拓展至氏族角度加以研究。正如清高宗所言：“姓氏者，乃滿洲根本，所關甚為緊要”(75)紀昀等纂修，李洵等點校：《欽定八旗通志》第1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頁。，當這些在明代散居于各地的同姓被編入八旗，并被官方編修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書于一譜時，以氏族為視角去研究他們之間的文化關聯無疑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這些八旗大姓間的交往融合是建構清代上層統治集團詩學趣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亦憑借著自身優渥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條件廣泛結交名儒碩學以進一步拓展詩學影響，從而對時代之詩學產生了影響(76)然而，正如筆者前文所提到，以姓氏為視角需要將不同旗籍、時代、地位的根據血脈等因素進行整合，需要從清代浩繁的材料中尋得蛛絲馬跡，這就需要相關文獻材料的整理來作為研究的先行條件，如本文的研究即是建立在大型文獻整理成果《清代蒙古族別集叢刊》和前輩學人關于蒙古家族、詩人的研究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