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水流域早期秦青銅器紋飾及文化意義

蒲 向 明

（隴南師范高等?？茖W校，甘肅 成縣 742500）

對于原始中國文化的形成，青銅器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西漢水流域的古文化也概莫能外。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考察了渭河上游和西漢水流域后，裴文中先生就指出：“原始中國文化，乃由龍山、仰韶、銅器和原始文字（甲骨文以前）方向薈萃而成?！保?］遺憾的是他沒能在渭河上游和西漢水流域考察發掘到作為殷商文化代表的青銅器，甚至更晚的周代青銅器。限于當時的條件，他只能沿著瑞典人安特生的考察思路討論并以其為標桿，更多地去探討仰韶文化和齊家文化。然而他在探索甘肅文化和史前文化的關系時，對仰韶文化三期的論述以及齊家文化在大夏河、洮河流域奇特而復雜地延續至漢代，有著獨到而深刻的分析，其中不乏對西漢水流域青銅器的期許之論。［2］這里自然不能排除五十年后在西漢水流域發掘所知的周代早期秦人青銅器的情況。

西漢水流域的青銅器，現知最早的實物發現，是商代的亞父辛鼎、直內弧刃戚。［3］有學者認為這與嬴秦在殷商時期擔任朝廷要職“嬴姓多顯，遂為諸侯”有關，①延至商后期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也就是說秦先祖早在商晚就受王朝之命，到西戎活躍的邊陲做守衛。［4］但是因為這些商代青銅器與早期秦人的其他證據鏈條缺失，我們還不能確定它們是否與秦先人族群有直接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漢水流域還有屬于同期或稍晚的巴蜀文化青銅器——獸面紋變銎鉞、三角援圓穿戈等，說明至遲在商晚周初的隴山西南區域，有著巴蜀文化的客觀存在，也就充分證明最晚在商周時期隴蜀文化已經形成，而西漢水領域就是隴蜀文化的發祥地。西漢水流域出土的西周時期青銅器，從數量和精美程度上已經超出商晚，如頗具代表性的乳釘紋簋、獸面紋鬲、短胡戈等，［5］但它們是否與早期秦文化有關，尚不能確定。即便在傳世文獻方面，西周秦人在西漢水流域的情況，也是疑竇叢生。如蒙文通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分析說：

仲潏以來，莊公以下，尚居犬丘，還在西鄙群戎之間，亦足見秦實為戎，而起自西裔也?！墩x》曰，注《水經》云：“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大駱犬丘地?！薄独ǖ刂尽吩疲骸扒刂萆线灴h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西縣是也?！贝藫端洝ぱⅰ贰皸盍|南流逕西縣故城北”之文，而徐廣說，“非子居犬丘，今槐里也”。此據《世本》“別居槐里”之文。班固言“右扶風槐里，周曰犬邱，懿王都之”。則秦安得都之？西戎安得滅之？此以槐里犬邱大當西垂犬丘之誤耳。非子邑秦，徐廣說，“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于今為清水縣，則犬丘又在秦州西南也。［6］

此論除堅定地主張秦人“西來說”之外，據史料西周秦人居西漢水西垂犬丘的情況，辯駁了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主張非子居槐里（今陜西興平）犬丘之誤。實際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在西漢水流域的西山遺址、大堡子山和圓頂山的考古發現，才揭開了西周晚期至東周前期秦人在西漢水流域的種種迷霧，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不僅反映了早期秦人在西漢水流域的文明積累，而且這些青銅器紋飾也展示出極其厚重的文化意義。

一、西山遺址出土早期秦銅器及其紋飾的文化意義

西山遺址是截至目前考古發現的西漢水流域最早秦人城址和墓址，所出秦銅器也是早期秦文化中最早的發現。西山遺址位于今隴南市禮縣縣城西側、西漢水北岸山地。遺址東、南兩面下臨燕子河與西漢水交匯寬闊谷地，西面與山體相連，北隔劉家溝與鸞亭山相望。早在1947年，裴文中、米泰恒等先生首先對此遺址進行過調查，認為“此地點頗有發掘之價值”。［7］2005年發現的西山遺址，對此做了極好的注腳。西山遺址的發現，經科學測定系西周晚期秦文化。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秦城和時代最早、等級最高的秦人墓”，“出土青銅器有鼎3件、簋2件、短劍1件，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三鼎兩簋秦人銅器墓”。［8］值得注意的是，西山遺址考古發現的最大秦墓M2003 的主人，頭骨上留有1個射進未拔出的銅鏃，從隨葬器物數量、殉人殉狗等顯著特點推斷，可以肯定他是作戰犧牲的秦人高級將領甚或是秦邑王室成員，對應的時序節點，約相當于秦莊公和襄公時期，這可以為前述蒙文通先生所論做一可靠支持。所以西山遺址的考古發現，具有較為豐富的文化信息：西山遺址的發掘對于研究早期秦人成規模的聚落遺址及西周晚期秦人居住形態呈現了新資料；對探討早期秦史和最早秦城（都邑）建設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證據；對挖掘到最早（西周晚期）最高等級秦人墓、更深入偵視早期秦文化特點進而探討早秦屈肢葬淵源和意義提供了難得的物證；馬匹掩埋坑的發現，透露了早秦西畤地望的相關可靠信息，有助于推動隴東南史前考古學在文化序列的奠定方面做出扎實地基礎性工作；對探討甘青地區古文化分布與類型，并全面認識周邊地區各類史前文化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意義。

基于西山遺址發現，有些學者認為西漢水流域早期秦人的青銅器可以追溯到商晚周初。如祝中熹先生從西漢水流域早期秦人青銅器重大考古發現出發，就認為時間追溯會更早。他在《青銅器》一書中闡發說：“商周時代隴南西漢水中上游地區的嬴秦出土過大量青銅器物，時代從商后期到戰國，跨時甚長。器形與紋飾和中原、關中青銅工藝風格一脈相承，但也顯示出一些地域性變化，含有一些邊遠民族青銅文化影響的因素?！保?］此說語焉不清，確切所指是說“在今隴南西漢水中上游地區出土過大量商周時代嬴秦青銅器物”，但并未列出可靠證據，至于后面所說“跨時從商后期到戰國”，更是一種推測。商代秦青銅器，考古界目前還沒有確切發現。至于西漢水流域秦青銅器“器形與紋飾和中原、關中青銅工藝風格一脈相承”，似也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是誰相承誰呢？這些青銅器含有“一些邊遠民族青銅文化影響的因素”也是一個更應進一步探討的領域。雖然此說疑竇頗多，但也啟發了我們對西山遺址考古所見的多維思考。所以西山遺址作為西周晚期早期秦人的考古發現，是極其珍貴的。

西山遺址M2003墓所出青銅器屬于西周晚期，有鮮明的器形和紋飾特征。（1）鼎三件。系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秦鼎，分兩種：一種是沿耳、球腹、蹄足鼎，素面，口沿下有兩周凸弦紋，形制與厲王時期的多友鼎相似，三蹄形足接底處較靠內，足上部飾淺棱紋，平沿外折，沿棱飽滿，有裝飾效果，沿下飾竊曲紋一周，下腹素面，無紋飾，曲度勻稱，與傳出雷神廟商晚“亞父辛鼎”形似。另一種為沿耳、垂腹、柱足鼎，此類鼎常見于西周中期，并延續至西周晚期，平底，寬體，沿外折，口沿欠齊整，沿下有竊曲紋帶。立耳寬厚、飾重環紋，淺垂腹，平底微圜，三蹄形足、上部飾扉棱，周文化因素明顯。春秋以降秦鼎斂口、垂腹的形態主要承襲了這種鼎的樣式，柱足變為蹄足。（2）簋兩件。大小略同，但形制有異；均帶蓋，蓋坡度帶弧度，斂口，垂腹，矮圈足，蓋面和器腹飾瓦棱紋；一件蓋（口）沿飾竊曲紋，虎首短耳，耳下有方珥，三個圈足下附有獸首支足，虎爪狀趾；另一件獸首形耳下有方珥，口沿飾重環紋（竊曲紋），圈足飾垂鱗紋。從這些鼎簋等早期秦青銅禮器的組合、形制來看，源自周文化是顯而易見的。（3）該遺址出土的青銅器還有戈、劍等。戈圭鋒尖利，斷面作菱形，這種三角鋒的戈是西周晚期的較為標準的器形，作為一種早期秦的實戰兵器，素面、簡潔，基本上沒有紋飾。該墓所出青銅劍，系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秦短劍，而且文化意義頗為獨特。劍環首，內圈較小，飾下端內勾的口唇紋，劍柄（莖）截面橢圓形，紋飾分三節，正面飾卷曲勾連紋，刻痕淺，弧形彎格，劍身柱脊，截面扁方形。該銅劍側緣有條形孔。梁云先生認為：“這把劍與春秋時的秦式短劍沒有發展關系，在中原西周劍中也找不到源頭，在西周秦貴族墓中出現頗為突兀?！保?0］形似劍在隴中沙井文化考古有發現，如永昌柴灣M4所出土一銅劍，裝飾有方格（斜）勾連紋，劍格兩端飾內卷勾云紋，兩者頗具共性特征。環首劍中國境內發現很少，朱開溝遺址（M1040）有一件出土，年代約為商中晚期，此后罕見。更大范圍考察，在俄國境內卻多有發現與西山遺址早期劍相似者，［11］梁云先生主張該早期秦劍，“是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傳統相結合的產物，或者說戎華合璧的結果”。［12］我們認為此論頗有見地，反映了秦早期文化受西戎文化影響甚至草原文化浸染的一種歷史事實。（4）西山遺址M2003墓，還出土系列玉器，分玉圭、玉璧各一套四件。玉圭尖首，淺刻紋，象征草木萌發、生機勃勃之態。圓形玉璧，緣內外厚度相當，璧面平滑，外緣邊棱呈圓角，素面無紋，象征天，也象征良愿與品潔。

通過考察分析西山遺址西周晚期鼎、簋、戈、劍等青銅器紋飾，我們認為：這些屬于早期秦文化源頭的三鼎、兩簋、戈、劍青銅器組合，受商周文化因素的影響是明顯的，但已經有了秦文化自身的因素，如主體紋飾瓦棱紋的使用，證明在西周晚期早秦文化自身的特點已經形成。這既是周文化西進的結果，也是早秦勢力壯大和生存空間擴張的必然表現。而且，西周時期西漢水流域早秦小聚落城址的形成，以及一定級別的葬制和風俗已經較為常見。

二、大堡子山出土早期秦銅器及其紋飾的文化意義

早期秦人是什么時候，如何到達西漢水流域，從而留下了大堡子山遺址，傳世文獻多從《史記·秦本紀》尋找答案。根據《秦本紀》的記載，早期秦人漫長的發展過程與夏、商、周三代相交織。舜、禹時代的伯益（大費），不僅追隨大禹治水、堅守“大同世界”禪讓制、刻畫《山海經圖》，［13］而且還是嬴秦的先祖和締造者，“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14］時至“去夏歸商”，秦先祖不僅力助商湯戰敗夏桀，諸代賡續，地位多顯貴，不失諸侯之封。這種趨勢延及商末，蜚廉、惡來父子二人以過人本領輔佐紂王。但到了周初，他們的命運發生了巨大轉折，惡來因反周被戮，而其父蜚廉也應石棺之讖死于霍太山?！肚乇炯o》載：

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亲泳尤?，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谑切⑼踉唬骸拔舨铻樗粗餍?，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币刂?，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這段文字說明秦先人中潏在殷商后期到達了西漢水流域，為商王朝保衛西部的邊境，至于他們一族怎么到的西漢水流域（西垂）則語焉不詳。而黃文弼先生認為：“中潏為飛廉之父，是秦人西遷在飛廉以前，但以中潏以親故歸周之語觀之，是中潏保西垂，在周興以后，必不當于殷時?！保?5］而且秦人西遷到達西漢水流域有兩次：“秦人第一次之西遷，蓋在殷之亡，周初興之際。其西遷也，始于飛廉一支?！ǚ亲右厍兀榍厝说诙沃鬟w，在周孝王時?！保?6］按此，秦人在西周因為族群西遷，到達了西漢水流域，西山遺址很可能就是當時秦人第二次西遷后的一個城池遺址，此說顯然比《秦本紀》記載更為翔實。但這個觀點也只是推論，并沒有什么可靠的證據。其實，我們在《史記·秦本紀》之外，還是可以找到早期秦人在商、周更替時的一些線索，如《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保?7］說明周初商奄之地反叛于周，故而武王率兵攻打三年，才征服了奄國的國君，并且殺了投奔商奄也叛周的秦先祖飛廉，即便東逃于海邊也難免厄運?！睹献印匪d與《秦本紀》大異，黃文弼先生也是依《孟子》記載而作出的推斷。孰是孰非，一時難以確定。

近年的出土文獻，不僅澄清了秦人何時來到西漢水流域的迷惑，還對因何、如何到達這一地區提供了史據支持?！肚迦A簡·系年》第三章載，周初蜚廉（飛廉）參與叛亂被周成王逐殺，后代也被以“商蓋之民西遷于邾吾”“世作周危（衛）”，［18］李學勤先生根據《尚書·禹貢》雍州“朱圉”、《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縣“朱圄”的記載，確定“邾吾”在今甘肅甘谷縣西南。［19］所謂“商蓋（奄）之民”，就是指在西周被遷徙到隴山以西朱圉山地區，約今天水市五縣二區隴南市禮縣、西和縣等區域（或可稱“朱圉山地域”）的嬴姓部族，成為秦人的祖先。結合《史記·秦本紀》的載錄看，早期秦人至非子獲封秦邑，居犬丘（今西漢水流域）才史稱秦嬴或嬴秦，而真正發展壯大是從東周開始的。相較其他方面，研究界對西漢水流域大堡子山出土青銅器及其紋飾研究，還處于較為空白的階段。

隴南禮縣大堡子山，位于西漢水南二級臺地，現屬永興鎮和永坪鎮轄區。其考古發現，時間斷限上屬東周前期。截至目前對大堡子山及其周邊地域的早秦文化考古發掘，一共進行了四次，其中第三次發現最為著名，入選2006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甘肅禮縣圓頂山秦墓和禮縣大堡子山秦墓的發掘填補了秦國早期青銅器的斷缺?！保?0］

2004年，在國家文物局、甘肅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由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單位聯合成立早期秦文化考古課題組，開展發掘、調查與研究，陸續發現了三個相對獨立的早秦大遺址群：（1）地處禮縣紅河流域上游的“六八圖—費家莊”遺址，據傳出土過著名的早秦器物秦公簋（今藏國家博物館）；（2）地處禮縣永興鎮西漢水流域的“大堡子山—趙坪”遺址，因20世紀90年代先后發現秦公大墓及貴族墓葬群蜚聲海內外；（3）地處禮縣城關鎮西漢水和燕子河夾角地帶的“西山坪—石溝坪”遺址，因發現秦人最早的城址遺存在學界有重大影響。宏觀看，這三個遺址群并非孤立存現，而是互有聯系，有學者認為這是早期秦文化的三個中心活動區（如圖）。［21］挖掘與調查表明，西漢水上游及其支流區域現已確定早期秦文化遺址有38處。特別是大型“樂器祭祀坑”的發現，對于確認此前被盜掘的秦公大墓的墓主，以及研究早期秦人的禮樂制度、銅器鑄造工藝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22］本次對大堡子山的考察主要是發現了一個城址，發掘了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性質似為大型府庫類建筑，還有兩處中小型墓葬（清理7座）和一處祭祀遺跡（清理樂器坑1座、人祭坑4 座）。M1 出土青銅器3 鼎1 甗，小件有劍、鈴、鏃、銜等。M25 出土青銅器鼎3 件以及盂、甗、短劍、虎、鈴、環各1件。最大的發現在“樂器坑”，出土青銅器有：銅镈3件、銅虎3件（附于镈）、甬鐘8件，镈和甬鐘表面殘留有麻布紋痕跡，各附帶有1件青銅掛鉤，均保存完好。大镈的舞部及鼓部以蟠龍紋為主要裝飾，銑部飾對鳥紋，一側有銘文20余字，四出扉棱造型華美，為糾結的龍紋，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秦公镈以及寶雞太公廟的秦武公镈相似，年代為春秋早期，所出8件甫鐘的形制和花紋相似，大小有別，均無銘文。主持當時搶救性發掘的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戴春陽認為：“秦公夫婦墓出土的銅鼎、簋在形制和紋飾上都具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風格，如鼎腹外傾微垂，底部曲率極小，腹飾垂鱗紋、竊曲紋等?！保?3］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輝先生當時考察了具體情況后也認為：“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器不管是出自一位秦公之墓還是出自兩位秦公之墓，其為春秋早期器是肯定的?！保?4］由此看來，認定這次考古發現的青銅器屬于春秋早期，基本上是沒有什么異議的。

大堡子山考古發現的鼎、簋、壺、甗、镈等青銅器，最能代表早期秦銅器紋飾的發展軌跡和顯著特點。（1）鼎為寬體，平沿外折，立耳寬厚，耳部飾有扁圓相間的重環紋。淺垂腹，平底微圜，沿下和腹部均飾竊曲紋，有的飾蟠螭紋或垂鱗紋。三蹄形足，足跟近于腹中部，足上部飾三齒形扉棱或為鼻脊的獸面紋，中部或略向上出現一周箍棱，秦式特色濃厚。有銘文：“秦公作鑄用鼎”、“秦公作寶用簋”。（2）簋，蓋頂部趨平，捉手大，蓋沿較以前所見坡度較陡，坡沿、器口有竊曲紋，蓋面瓦棱紋。鼓腹，亦多飾瓦棱紋，兩半環耳有龍首形飾耳，圈足多見垂鱗紋，器內銘文“秦公作寶簋”或“秦公作鑄用簋”，除有記錄功用之意義外，也有明顯的裝飾意味。（3）壺分方壺和圓壺。方壺從大堡子山到圓頂山，也即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早期，壺蓋不斷外擴形成大蓋壓器口的趨勢，雙耳由中腰逐漸移至口沿下，形狀由獸形變為半環形。［25］形制、紋飾與傳世西周晚期頌壺較為相近。捉手飾竊曲紋，蓋沿飾云龍紋，頸部飾寬波帶紋，腹部飾大蟠龍紋，圈足以竊曲紋呼應。圓壺一般是小圓口，腹徑略大于器高，頸和腹部有刻劃紋。圓頂山圓壺肩部飾重環紋，頸部飾三角云紋，且二者形成組合，紋飾更體現了壺長頸收縮、流肩圓滑的特點。（4）甗屬甑鬲分鑄，甑部雙附耳，腹壁內收；鬲部雙附耳，四蹄足，甑腹飾竊曲紋。從大堡子山和圓頂山（趙坪）的出土器對照看，甗由甑鬲分鑄變為合鑄再到分鑄，由附耳變為立耳再逐漸消失，鬲部附耳由無到有再到消失，鬲足由矮蹄足逐漸增高，變成管狀高直足，再變矮小最后消失成為釜。（5）镈，圓口，口沿向內平折，舞面封實，器身略呈鼓形，透雕扁體龍紋鈕，與兩側扉棱相連，扉棱頂端飾鳥，舞部飾對稱花紋。器表主紋上層飾雙首龍紋，下層飾形體各異的單首龍紋，紋飾區上下各有一周袢帶，其銘文也有一定的裝飾效果。

三、圓頂山出土早期秦銅器及其紋飾的文化意義

圓頂山位于西漢水南岸，東臨其支流漾水河（北流入西漢水，古稱建安水，別稱西和河），西北隔西漢水側對大堡子山，相距約三公里，屬于平緩的河谷臺地，現屬禮縣永興鎮趙坪村轄地（如前圖所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禮縣博物館于1998年、2000年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共清理墓葬3座（98）ILMI、MZ、M3）、車馬坑l座（98DLKI），其所屬時間應為春秋早期。［26］該秦國墓葬群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除銅禮器組合外還有食器、酒器和水器，多數器物紋飾精美，成為目前最有規模的早期秦青銅器考古發現。但隨后的一些研究成果對發掘報告的結論提出不同看法：“圓頂山秦墓的年代為春秋中晚期，兩座墓葬的墓主均為男性貴族，從與大堡子山秦墓地的關系看，這里應是春秋中晚期秦國的貴族墓地?！保?7］有些學者把時間斷限放觀到商周文化時期來看圓頂山早期秦車馬坑的發現，認為：“禮縣圓頂山秦早期墓地車馬坑殷文化之風格較為濃厚，包含大量商文化因素，與西周存在著較大差別，揭示出秦人和殷人應具有相當的文化關聯，是學術界探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之秦國車制的實物資料，亦是研究早期秦文化內涵的重要依據?！保?8］綜此來看，圓頂山的考古發現九局不來看，呈現不同的時地特征，但商周兩代來看，它實際是隴山以西早期秦文化遺存整個鏈條的一個環節。

圓頂山出土的文物表明，它們所表現出的商周文化風格，是早期秦人在西漢水、渭河、牛頭河三水流域吸收他族文化并逐漸形成自己文化風格的結果。正如《清華簡》所云：“平王東遷，止于成周，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秦以始大?！保?9］近三十年在甘谷毛家坪、禮縣大堡子山、清水縣李崖等地早期秦文化考古發現，大概率地支持了這個判斷。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5家單位組成的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2009-2011年連續三年的考古發掘證明：

李崖墓群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一批秦族墓葬，部分陶器具有顯著的商式風格，表明早期秦文化與商文化有著某種淵源關系……出土的西周陶片與甘谷毛家坪遺址、禮縣西山遺址西周時期秦文化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表明早期秦人與寺洼文化人曾長期和睦相處，或可能通婚……表明遺址的繁榮期在西周時期，進入東周則很快廢棄。這與非子至秦仲四代居秦邑，至莊公遷徙至西犬丘的文獻記載大致吻合。［30］

從這三地一統來看，早期秦文化在牛頭河流域進入東周衰落下去，是因為文化繁榮的中心發生了轉移，在西漢水流域發達起來。就出土青銅器的紋飾來看，在春秋中期才盛行記來的細密蟠虺紋，在圓頂山出土器物中已大量出現。不僅在銅禮器上，即便銅兵器和車馬器，蟠虺紋也都具有明顯的優勢，而且與大堡子山出土銅器鮮見蟠虺紋也形成了鮮明對比。還有大量禮器附飾銅件如鳥、虎能等物，也構成了圓頂山銅器的另一特色，既造型小巧玲瓏又生動活潑，這是西山遺址、大堡子山遺址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青銅制作所鮮有的藝術風格。

圓頂山出土的青銅器，種類多、數量大，充分顯示了在春秋中期前后秦國青銅制造業的發展。銅禮器中的鼎、簋、盨、方壺、圓壺、盉、盤、匜、尊、甗、盒、車型器及其組合，波帶紋使用率升高，蟠虺紋大量使用，附飾增加。鼎足多見凸起圓箍，簋蓋與腹有瓦棱紋，常見規范化圖案有鳳鳥竊曲紋，分布兼具對稱與不對稱兩種，展示出彼時秦青銅器的獨特風格，明顯有異于同期列國。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西漢水流域圓頂山出土青銅器情況一覽表

在上表各類器物中，紋飾的演進與發展必然表現為顯明的確定性。（1）鼎的紋飾保守性較強，主要體現在頸、腹紋飾的多種組合上?；蝾i飾竊曲紋，腹飾垂鱗紋；或頸飾竊曲紋，腹飾波帶紋；或頸飾蟠虺紋，腹飾波帶紋。這些紋飾組合，圓頂山考古發現，提供了種種的范例，有的是目前考古發現秦器中所知年代最早的。整體看，鼎的新紋飾與傳統紋飾交替相對較慢。（2）簋的紋飾以蟠虺紋、瓦棱紋為主，簋蓋緣坡度變緩，器腹趨于圓潤而少見下垂，這就使簋蓋和簋腹上部紋飾的常見型——蟠虺紋處于主體紋飾的地位。（3）在其他類型的青銅器上，蟠虺紋是相對重要的紋飾。如甗、壺、盤、盒、盨、盉、匜、車型器等，雖然器物大小不同，紋飾存在寬疏變化，但件件不離蟠虺紋。即便車馬器和劍柄等非主體青銅器，都不乏蟠虺糾結線條的穿插組合，細究仍為蟠虺紋的變體樣式，可見“蟠虺紋才是標志秦器時段的關鍵性紋飾”。［31］這種變化，一是顯示了春秋中晚期秦人審美觀念發生了特有的新變化，二是標志著此期秦青銅器工藝發展進入模印法紋飾創作較為廣泛的一個新階段。（4）兵器、車馬坑青銅器紋飾也體現出了深沉的文化內涵。兵器主要有劍、戈和鏃。秦劍為首要兵器，與中原等地區的形制相比，相異性鮮明：劍臘和莖常鑄為一體，脊梭高突，斜寬從，前鍔收狹，鋒端略弧，寬格寬首，曲腰喇叭形扁莖，劍格的獸面紋已經圖案化，劍莖有圓角回形紋但分八格飾于兩面；有別于西周中晚期常見柳葉型劍，也不太類似于北方草原文化常見曲莖獸首劍。這批劍應該是早期秦劍獨特、主要的樣式，或可視為開啟戰國通行扁莖劍的先河，尤其此間發現的幾件金格鐵劍、銅莖鐵劍，是我國已知最早的銅鐵劍件，不僅證明秦人用鐵較早，而且在兵器制造方面已處于領先。劍首、格分別飾以不同獸面紋，線條深朗而流暢，即使彎轉之處也能做到圓正柔和，反映了青銅文化的成熟與制作工藝的精湛，其中金、鐵、銅不同質地部件的包嵌與構接，表現了早期秦人異質金屬結合技術的成熟。銅劍柄均飾鏤空嶓虺紋并配鑲松綠石，也反映出兵器裝飾向自然材質延伸的天人合一傾向，具有和諧優良的審美追求，為研究早期秦劍形制、紋飾演變提供了新的珍貴資料。比較而言，戈的形制單一，而鏃，多見縮翼棱脊式，可見秦鏃向三棱式鏃過渡的痕跡與趨勢。車馬坑青銅器雖數量較多，器形不大，但可從紋飾上看出較為高超的車馬器制作水平，如蟠虺紋軎和獸首轄、蟠虺紋衡飾、龍百倒壞鑣、獸面紋帶扣等，均紋飾華美，鑄造規整。（5）圓頂山青銅器附飾動物形象，是其紋飾的另一特色，代表性器物有壺、盨、盉等?；椩煨鸵苍谶@些器物引人注目，主要有立虎、行虎、臥虎、俯虎、回首虎，大小各異，情態逼真，充滿活力。如蟠虺瓦棱紋盨（甘肅秦文化博物館，一級文物）全器至少附飾了46只以虎、鳥為主的動物，可以說把秦器附飾動物的風格發展到了極致。［32］從藝術手法看，有圓雕、浮雕、鏤空，附襯的蟠虺紋細致繁密，體現出華麗瑰異的特有紋飾風格。這些器物的獸首耳，突出了鳳首長冠的造型效果，使銅器耳部裝飾的表現力得以強化。另有坐熊、鷙鳥、臥鳥、立鳥、小雀等動物附飾，不僅數量可觀，形態各異，而且非常重視細節的精致刻劃，以藝術的形式表現了當時的“動植物”崇拜，［33］以相當高的工藝水平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圓頂山青銅器的紋飾包涵著豐富的歷史、時代文化信息，對研究早期秦人經濟生活、喪葬制度、地理環境以及與別種文化的關系等具有重要意義。

結論

西漢水流域的早秦青銅紋飾，具有一個規律性的演進過程。自西周晚期西山遺址至春秋中晚期大堡子山、圓頂山出土所見，青銅紋飾結構由簡單到復雜、線條由松散到細密，紋飾主體由具體到兼有抽象，器物裝飾風格也經歷了由古樸自然到華麗神秘的轉變，顯示出一個漸變的過程。其特點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早期秦人在西漢水流域自身的不斷強大，豐富了他們對地理環境、諸侯并峙、生產力提升的新認識，同時這種認識累積和沉淀形成一種觀念，推動著對銅器紋飾的創新與思考；另一方面，早期秦人在西漢水流域發展的視野并不閉塞，甚至極其開闊，即不僅東望關中還同時回顧西犬丘邊陲，兼收并蓄戎狄和其他國邦優秀文化，紋飾上亦不忘繼承也頗多創新。

這些秦銅器紋飾的創作與創造同步進行，承繼與破立之間，還兼有對自然因素的兼顧。如時間最晚端的圓頂山青銅紋飾，多采用抽象動物紋飾，常見竊曲紋、波曲紋、重環紋、龍紋、鳥紋、勾連蟠螭（虺）紋等等，結構復雜多變。其淵源可追溯到獸面紋、鳥紋和龍紋等原初紋樣，商周遺風頗為鮮明。春秋中晚期秦銅器之器形較大，紋飾線條也現繁多，不少紋飾在主體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而是由多種動植物紋飾相互組合、抽象結構而成，體現出更為神秘的文化表現，折射出了早期秦人特有的社會等級制度與文化內涵。［34］

早秦青銅紋飾主要是對西周晚期紋飾進行演變，但明顯具有選擇性，這種現象可能與紋飾結構有一定關系。最突出的就是繼承周代用鼎制度，鑄造和使用鼎簋受周文化影響更深，紋飾極為相似，線條凝練，類似淺浮雕，在傳承西周晚期紋飾的基礎上略有創新。如采用二方連續和四方連續形式裝飾滿器物整體，凸顯出滿花的裝飾風格，使器物顯得凝重而神秘。秦青銅紋飾中以竊曲紋、龍紋、鳥紋的型式最多，其次是重環紋、波曲紋、垂鱗紋，漸后勾連蟠虺紋大量使用。抽象動物紋飾結構空間大，線條可以隨意變化，紋飾演變可做更大的彈性選擇。

西漢水流域早期秦青銅器幾何類紋飾和植物紋所占比例甚小，除瓦棱紋、勾連雷紋、弦紋、卷葉紋外，不見其他幾何類紋飾。動物紋突出，種類豐富、數量繁多，除竊曲紋、波曲紋、重環紋、龍紋、鳥紋外，還有蟠虺紋、貝紋、虎、魚、兔、熊等，多采用平鋪表現手法，很少其他紋飾陪襯，明顯受文化體系、思想意思、審美觀念的影響。這種漫長而漸進的變化，與器類（形）、文化、禮制等有著密切的關系。對這些典型青銅紋飾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秦早期歷史、軍事、文化、禮制等方面的發展脈絡，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和文化史價值。

注釋：

①本文此處及以下所引《史記》卷五《秦本紀》，均出自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9-36頁，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