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陳方案”原點考論
——以1949 年5 月8 日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為中心

李浩

任何一種學術思想的提出或學術成果的誕生，往往具有一定的時代背景乃至特殊的歷史因緣。對有關學者學術思想或成果的全面認識和科學評價，不僅應當關注于其學術思想和成果所具有的科學理論價值與社會意義，還應當對作者的研究工作進展、學術創作動機和當時所處的學術環境等有相對清晰的認識與了解，唯有如此才能進入真實的歷史境域。城市規劃史上著名的“梁陳方案”同樣如此。1950 年2 月，梁思成和陳占祥聯名提出《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以下以《梁陳建議》代稱），主張在北京西郊建設一個專門的首都行政區（所提規劃方案被稱為“梁陳方案”），這一規劃設想對于古都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顯然是十分有利的，但實際上卻并未能獲得政府方面的完全采納。長期以來，關于“梁陳方案”的話題已經在學術界和社會各方面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但直到今天為止，仍是一個存在巨大分歧的爭議問題，尚待學術研究作更深一步的探索。眾所周知，1949 年援華的蘇聯專家曾經建議在北京城內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一帶規劃建設首都行政機關，這是與“梁陳方案”截然不同的一個規劃思路。由此，大量研究和討論中將“梁陳方案”歸結為梁思成、陳占祥與蘇聯專家建議相抗衡的產物[1]。那么，真實的歷史情境是否如此？“梁陳方案”的規劃思路是否是在蘇聯專家到達北京以后才被提出的？梁思成和陳占祥實際的規劃動機和隱含的思想意圖又何在？從城市規劃史研究的視角分析，這些疑問與1949 年5 月8 日的一次都市計劃座談會（以下簡稱“5.8 座談會”）有著重要的關聯，關于“梁陳方案”的既有研究對這次座談會已經有所提及[2]，但尚未進行過深入的討論。本文就此作一專門探討，期望對“梁陳方案”事件的進一步認識有所貢獻。

一、“5.8 座談會”概況

1949 年1 月31 日北平（1949 年9 月改稱“北京”）和平解放，毛澤東于3 月5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宣布了“定都北平”的意向[3]，中共中央駐地于3 月底從河北西柏坡遷至北平西郊的香山一帶。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接管北平市政府，對原北平市政府工務局進行改組后于4 月1日成立了北平市建設局，這就是新中國首都建設最早的規劃主管部門，曹言行和趙鵬飛分別任局長和副局長[4]。

從北平市建設局籌建伊始，首都規劃便是其一項重要工作。1949 年3 月，針對《人民日報》社要求在東單廣場的空地蓋報社辦公用房等事宜，曹言行邀請專家學者座談并征求意見，到會的有前北平特別市政府工務局長華南圭、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北平著名建筑師鐘森，以及籌建中的北平市建設局的一些技術人員和行政干部。經討論，參會者一致認為東單廣場應辟為公園綠地而不能隨便占用?！爱敃r迫切的問題是中央政府即將成立，需要大批用房，現有空地不能隨便亂用，這便需要研究，需要規劃”[5]。根據參加本次座談會的張汝良（時為籌建中的北平市建設局的工作人員）回憶，“會上曹言行局長提出即將成立的聯合政府[即（日后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問題，梁思成就提出應在西郊與中共中央在一起”[6]。這是最早有關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區在西郊建設動議的記錄。

在北平市建設局成立的同時，“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修建辦事處”（簡稱“中直修建辦事處”）也獲成立。其主要責任是為中央機關修繕新接管的舊房屋和籌建新的辦公樓，其中一項重要設計任務是為中央首長在西郊萬壽路附近修建“新六所”[7]工程。據當事人回憶，“當時北平的都市規劃曾有建都北平、中央黨政軍中心安排在靠近舊城西郊的設想，公主墳以西為新市區”[8]。為了建設新市區，中直修建辦事處特別成立了新市區工程處，“開始時新市區工程處受北平市建設局和中直修辦處雙重領導。建設局曹言行局長每星期二、四、六來處辦公”[9]。

北平市建設局和中直修建辦事處正式成立后，北平市建設局于1949 年5 月8 日組織召開了一次正式的都市計劃座談會，即本文介紹的“5.8 座談會”。為使會議主題明確，討論聚焦，交流深入，市建設局事先準備了四個議題：（一）如何把北平變成生產城問題；（二）西郊新市區建設問題；（三）城門交通問題；（四）城區分區制問題[10]。目前，北京市檔案館保存有這次會議與會專家圍繞四個議題發言情況的完整記錄（圖1），為后人深入考察首都規劃研究的早期情況提供了可能。

圖1： 1949年5月8日都市計劃座談會檔案（座談會討論題目，首頁）

檔案表明，“5.8 座談會”會期為1 天，分上午和下午兩個時段，參會者包括特邀專家學者、中央和北平市有關領導以及北平市建設局有關人員等3 類共35 人。就專家學者而言，其中有不少為當時的社會名流，如曾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創作的雕塑專家滑田友、曾主筆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毛主席油畫像的美術家周令釗、近代曾任偽華北建設總署都市局局長的市政工程專家林是鎮、曾任京漢鐵路總工程師和北平特別市工務局局長的工程界專家華南圭，清華大學梁思成、王明之、劉致平和北京大學朱兆雪、鐘森、高公潤以及國立北平藝術?？茖W校馮法禩等教授，專業領域涵蓋藝術設計、建筑學、市政工程、都市計劃等多個方面。

二、梁思成關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區規劃構想的早期呈現

會議記錄表明，在“5.8 座談會”上，先后有80 多人次發言，其中最早發言的專家是華南圭和梁思成，兩人因參加過3月份的座談會而對會議意圖和有關情況較為了解。華南圭重點談了對北平市發展生產的看法，并結合所攜帶的兩張近代北平規劃圖，闡述了對北平西郊新市區規劃的意見。梁思成緊隨其后，針對建設局事先準備的四個議題，較為全面地闡述了他的有關看法和意見。據統計，梁思成在這次座談會上共18 次發言，談話記錄約4000字，是這次座談會上發言次數和內容都最多的專家（圖2），可稱之為5 月8 日座談會真正的“主角”。

圖2： 1949年5月8日都市計劃座談會發言情況統計

從城市規劃史研究的角度，最值得關注的當屬梁思成在這次座談會上關于西郊“新北京計劃”早期設想的闡述。這些闡述特別體現在他首次發言內容之中（18 次發言中的第一次發言，詳見文后附件）。對于北平西郊新市區，梁思成在發言中提出應當“首先討論性質”“先確定西郊新市區的用途”，并明確主張“將來性質應為行政中心，聯合政府所在地”“應定為首都行政區”“以行政區為中心，附帶住宅區及小商業區”[11]?？梢?，關于“首都行政區”規劃是梁思成此次座談會發言所闡述的核心規劃設想。

不僅如此，在這次發言中，梁思成還詳細闡述了首都行政區規劃的具體方法：“應先將行政區劃出，住宅區圍繞行政區（定所有居民為行政公務員）”“分區的原則應該分為鄰里單位（或叫它一區一保也可以），每一個鄰里單位自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小集團”“本區除維持本區內水電交通所需的修理工業外，不應有任何其他工廠設立”“每個鄰里單位應有充分的小公園，及兒童游戲場，供本單位成人和兒童游憩之用”“每一鄰里單位，應有林蔭大道隔離”“要將整個區四周用麓田或公園包圍”[12]等。

為了有效支撐首都行政區的運轉，梁思成指出“要建立一個合理的道路系統”，并強調要避免過境交通的不利影響：“凡由北平向西或向西南走的主要公路，如上西山八大處，石景山門頭溝的公路或是往來豐臺、良鄉的公路，均不應穿過本區”。他還主張采用“環形+放射”型的道路網結構：“區內的交通網應以行政區為中心，在相當距離建造幾條平行的環形道路，以避免由區的一極端到另一極端的車輛穿過市中心。這幾條環形馬路之間，應該有中心放射出來的次要干路”[13]?！按送?，在交通適當場所，應設立中學、圖書館等。當視整個計劃而定”[14]。

對于上述規劃設想的優點，梁思成總結為四個方面：可以使鄰里居民熟識，提高群眾的社會性；可以使住宅區取得居住上最高的效果；可以使每一個居民得到正當而健康的娛樂游息；可以免除車輛的擁擠、交通窒塞的毛病，保障坐車人和行路人的安全[15]。

除了西郊新市區這一中心議題之外，梁思成在發言中還附帶闡述了對于北平老城的分區問題及城門交通問題的意見，主張“現在市政府與中海的一部[分]為行政區”[16]。北平解放初期，北平市人民政府的駐地即在中南海，梁思成的建議是將中南海地區也規劃為行政區。就行政區的層次或級別而言，梁思成對西郊新市區的態度是比較明確的：“應定為首都行政區”“聯合政府所在地”。而對中南海的行政區，他并未進一步闡述，觀點相對較為籠統。

僅就上述內容而言（這次座談會上梁思成還有多次發言），梁思成關于北平西郊新市區建設的規劃設想已經頗為全面。在發言中梁思成還談到，“關于新市區問題：清華建筑系曾費多時討論，我們研討得一結論……”，這表明他的有關規劃設想是一種相當確定的結論性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將北平西郊作為首都行政區的規劃設想，正是日后梁思成和陳占祥于1950 年2 月聯名提出《梁陳建議》的中心思想，正如該建議書在開篇以醒目的大字體所闡明的：“建議展拓城外西面郊區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的適中地點，有計劃地為政府行政工作開辟政府行政機關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為首都的行政中心區域”[17]（圖3）。

圖3： 《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正文首頁

由上可見，梁思成關于首都行政區規劃最基本的思想觀念，即“梁陳方案”最核心的主旨要義，早在1949 年5 月初即已形成，且已經頗為全面、深入和系統。在這個意義上，“5.8 座談會”堪稱梁思成關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區規劃設想的最早呈現，是“梁陳方案”規劃思想的原點。

三、梁思成規劃構想的淵源：對日本侵略者所擬北京西郊新街市規劃的批判與繼承

梁思成關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區建設的規劃構想緣何被提出？其規劃思想的淵源何在？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在“5.8 座談會”的檔案記錄之中。

梁思成在這次座談會上第一次發言的開頭部分就說：“關于新市區問題：……首先討論性質。日本人是為移民而設，至日本投降粗具規模。我以為將來性質應為行政中心，聯合政府所在地，或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否則將毫無價值；因若單作商業，將無人去。以行政區為中心，附帶住宅區及小商業區”[18]。緊接著，梁思成從交通和土地使用分配兩個方面提出了“原計劃的缺點”，前者包括街道沒有把車流的性質分出來、交叉路口太多、道路面積太大和鐵路分割市區等，后者主要是無顯明的地域分區、住宅被店鋪包圍、各種公共建筑物缺乏且分配不當、空地面積太少、街坊面積太小和環形鐵路妨礙將來發展等，正是在這些批判性內容的基礎上，梁思成才提出了對西郊新市區規劃的若干建議：“所以我們有一些建議：①先確定西郊新市區的用途。②原有計劃差不多全無是處，應該全部詳細計劃。③應定為首都行政區……”[19]。

這些話清楚地表明，梁思成關于北平西郊新市區規劃的構想，其實是基于對一個由日本人所主導的“原計劃”進行批判而展開的，兩者呈現出一種“破舊立新”的源脈關系。那么，梁思成又為何會對日本人的“原計劃”進行批判呢？這其實是由北平市建設局為“5.8 座談會”準備的議題材料之一“西郊新市區建設問題”引發的，該部分議題的內容如下：

二、西郊新市區建設問題

新市區系指一九三九年間日偽時代建設之西郊新街市，位置在復興門外，距城約四公里，第一期計劃面積為一四·七〇平方公里，約合二二〇〇〇市畝。經日偽征收民地，經營數年，雛形粗具，已成建筑五百八十一幢，土路六七六五〇公尺，瀝青混凝土路七一三〇公尺，瀝青石渣路五一七〇公尺，水泥灌漿路二五〇公尺，碎石及卵石鋪裝路一〇六〇〇公尺，凈水場三處，敷設水管二萬余公尺，下水道污水管敷設一萬四千公尺，并有醫院、苗圃、公園、運動場等設備。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后，成立西郊新市區工程處，藉謀發展新市區業務。嗣經舊市政府將新市區內之業務分交各局執掌。土地業務歸地政局接辦，自來水二廠歸自來水管理處（即現在的自來水公司）接辦，房產地租歸財政局接辦，工務建設仍由工務局辦理。惟土地因有發還與不發還原業主之爭執，房屋因有偽北平行轅及偽華北總部統制分配，故土地及房屋問題，迄未得合理解決。

北平解放后，因事實上之需要，西郊新市區原有房屋，必須加以修理。新建房屋亦正在規劃中。惟此種部分的建筑工程，應與全部建設計劃配合，故新市區建設方針須從速規定。按北平城區已發展至相當成熟階段，人口密度最大已至每公頃四六〇人，建筑面積最大已占房基地百分之六十以上。欲維持公共安寧，確保公共福利，將來發展應趨重于建設近郊市或衛星市。故建設西郊新市區實有必要，可利用已有建筑設施，疏散城區人口，新市區結構應包括五種功能：即（一）行政；（二）居??；（三）商業；（四）工業（輕工業或手工業）；（五）游憩，使成為能自主之近郊市。

關于新市區建設問題，計可分為左列[20]八項：1.結構單位；2.房屋建筑密度；3.交通工具——與舊城區之聯絡（電車、公共汽車、火車問題）；4.行政中心地點（自復興大街北展）；5.污水排泄及處理（向東南匯流入護城河）；6.道路系統（完成數個中心后考慮改用放射式道路聯系）；7.建筑式樣及高度；8.建筑器材之大量生產。

在“5.8 座談會”上，包括梁思成在內等各位專家的發言，都是圍繞上述內容而展開的。其實，上述文字主要摘錄自民國期間的一份規劃文獻，即由北平市工務局于1947 年8 月編印的《北平市都市計劃設計資料第一集》?！?.8 座談會”議題中的一些關鍵數據，如西郊新市區“已成建筑五百八十一幢，土路六七六五○公尺”、“敷設水管二萬余公尺”等，實際上是北平市工務局1946 年春調查所得統計數據，并非1949 年初的現狀情況。

1937 年7 月7 日“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占領北京，并于1938 年底制訂出《北京都市計劃大綱》。該規劃的重點是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和東郊建設兩個新街市，其中又以西郊新街市為重點（圖4），目的主要在于“盡量避免日本人與中國人混合居住以避免摩擦”，當時“人數激增的日本人，繼續擠進中國人的居住區域，產生復雜之摩擦，狀況不好到令人擔憂的地步”[21]，因而《北京都市計劃大綱》實質上完全是為日本侵略者服務，具有鮮明的侵略性質。

在“5.8 座談會”的發言中，梁思成尖銳地批評日本人主導的北京西郊新街市規劃“差不多全無是處，應該全部詳細計劃”。梁思成的這一發言，代表了中國專家對日本人都市計劃成果其侵略實質的洞察及清醒認識，并包含著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情緒?！?.8 座談會”其他一些與會專家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如率先發言的華南圭也明確指出：“我認為那個計劃太不完善，太守舊”[22]。

進一步分析，上文所談及梁思成從“交通”和“土地使用分區”兩個方面對日本人所擬北京西郊新街市規劃的批判，其實主要限于規劃技術層面，而并非一些較為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例如，梁思成批評“路的總面積占44%強?，F歐美普通占33%，仍嫌多”，考察日本城市規劃史可以了解，路網間距過小、交叉路口過多和道路面積比重過大等是其規劃工作的一種普遍特點或習慣，尚談不上實質性缺陷。就“土地使用分區”而言，梁思成在發言中所講“土地使用分配不當，無顯明的地域分區”針對的主要是西郊新市區的范圍，這樣一種地域劃分的主張與城市總體規劃層面的功能分區概念并不相同，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詳細規劃層面的用地布局安排或片區規劃設計，而這類詳細規劃設計則存在著多方案選擇的靈活性。

與交通和土地使用分區相比，一個相當重大的原則性問題是西郊首都行政區的具體位置。從梁思成的發言來看，他對之前由日本人選擇的西郊新街市的建設地點并無異議。主張避開原有日本人據點，將西郊新市區的位置從公主墳以西移到公主墳以東最早的倡議者，是此后于1949 年10月底來到北平與梁思成合作的陳占祥[23]。

四、從“5.8 座談會”到1950 年2 月《梁陳建議》：梁思成規劃思想的發展和演化脈絡

關于“5.8 座談會”，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有另一項值得特別關注的內容。眾所周知，1950 年2 月提出的“梁陳方案”具有鮮明的保護北京老城歷史文化的思想，梁思成和陳占祥在建議書中明確指出：“北京舊城區是保留著中國古代規制，具有都市計劃傳統的完整藝術實物……為北京文物的單面著想，它的環境布局極為可貴，不應該稍受傷毀?，F在事實上已是博物院、公園、慶典中心，更不該把它改變成為繁雜密集的外國街型的區域。靜穆莊嚴的文物風景，不應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機關所圍繞，被各種川流不息的車輛所侵擾，是很明顯的道理。大眾人民能見及這點的很普遍?！盵24]

反觀“5.8 座談會”發言，關于在北京西郊建設首都行政區的規劃設想，梁思成的著眼點主要不是古城保護而是新市區發展的前途。他說：“將來（新市區的）性質應為行政中心，聯合政府所在地，或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否則將毫無價值；因若單作商業，將無人去。以行政區為中心，附帶住宅區及小商業區”。這一思路，實際上也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曾幾度廣為流行的以行政機構搬遷（或建設）來帶動新區發展的一種城市開發模式。換言之，依據原始談話記錄內容分析，在“5.8 座談會”上，梁思成的規劃動機，既非保護北京老城，也非解決首都行政機關辦公這一日后才愈加凸顯的難題。

在臨近1949 年5 月8 日的時刻，支撐梁思成形成在北平西郊建設首都行政區這一規劃構想的大致有四個因素：1.當時的西郊新市區已經經歷10 余年規劃建設經營所形成的令人矚目的基礎條件；2.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曾經考慮將其作為首都建設備選地的歷史因緣[25]；3.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自1949 年3 月底起在北平西郊駐地并修建“新六所”等辦公用房的明確信號；4.西郊地區的用地和房屋多為從國民黨政府接管的“逆產”而便利于拆遷或利用。出于這些條件或考量，在西郊規劃建設首都行政區，自然是順理成章。這個規劃思路在“5.8 座談會”上提出后，實際上也得到了與會領導的明確回應。北平市建設局曹言行局長指出：“梁先生提出新市區的用途，現在我可以報告一下，將來新市區預備中共中央在那里，市行政區還是放在城內”；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長葉劍英強調：“今天集中討論一下西郊建設問題，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擠”；北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薛子正則呼吁：“各位把新北平計劃一下，以日本人的計劃為示范，建設東郊西郊新北平……近一兩年來西郊新北平荒廢，希望提前一步建設起來……”[26]

由此可見，盡管在1949 年的“5.8 座談會”上和1950 年2 月的《梁陳建議》中，梁思成都在堅持在北京西郊建設一個專門的首都行政區的規劃設想和方案，但是，在兩個時間節點上，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區規劃設想所承載的思想、意圖和規劃目的截然不同：前者著眼于新市區發展的前途，后者強調對于古城的保護。我們因此可以觀察到梁思成規劃思想背后一個發展和演化的脈絡。對這個演化脈絡進一步考察，則需要對梁思成的規劃工作背景和過程有所了解。

“5.8 座談會”上，鐘森等有關專家提議成立首都規劃機構——“都市計劃委員會”。此議得到普遍贊同。會后經過籌備，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北平都委會”）于1949 年5 月22 日正式成立。成立大會的決議之一是“正式授權梁思成先生及清華建筑系師生起草西郊新市區設計”[27]。這一決議在次日的《人民日報》公布[28]。隨后，梁思成團隊正式啟動北平西郊新市區規劃工作，并陸續完成了一些階段性研究成果。1949年9 月1 日，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委員大會，據香港《大公報》報道，會上“梁思成教授報告西郊新市區計劃稱：兩個多月來，已完成的計劃有：（一）大北平道路系統，（二）新市區道路計劃，（三）天安門廣場，（四）東單廣場，（五）西直門道路系統，（六）新市區鄰里單位設計，（七）西郊大禮堂，（八）西郊將來行政中樞設計，（九）西郊區行政中心計畫，（十）西郊廣場，（十一）西郊托兒所，（十二）鄰里單位中衛生站設計等十余幅，并把這些草圖懸掛在會場上，供大家參考和提出意見”[29]（圖5）。

然而，這次階段性匯報和討論之后，梁思成主持的西郊新市區規劃工作卻出現了重大的變數。1949 年6 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始之后，中央領導需頻繁往返于駐地所在的香山和會場所在的城區，交通、通信、供應和安全各方面均感不便。后主要從安全角度考慮，在周恩來等的反復勸說下，經黨中央召開會議集體研究和決策，毛澤東主席于1949 年9 月9 日搬進了中南海[30]。隨著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入駐中南海，之前關于在北平西郊建設中央行政機關的設想，包括“新六所”建設等在內，便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自1949 年9 月份起，在中央和北京市的各類文件及有關領導的講話中，幾乎再未出現過在西郊地區建設中共中央機關的提議或工作部署。

另一方面，隨著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工作推進，在宋慶齡于8 月28 日到達北平以及周恩來、朱德和聶榮臻等于8 月底在南苑觀看飛機表演后，在9 月20 日召開的籌備會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才最終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日期定在了10 月1 日，當時距舉行開國大典只有10 天時間[31]。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宣告成立之際，各類首都行政機關的設置、人員組織及辦公場所的必要安排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在當時時間十分緊迫的情況下，各個首都行政機關的布局主要采取了在北京城區內利用現有房屋和設施的應急方式。

這一變化使得之前關于在北平西郊建設首都行政區這一較為從容的規劃設想遭到釜底抽薪，失去其必要性。梁思成為此焦慮不安，并在1949年9 月19 日致北平市市長聶榮臻的信中表露無遺[32]。毋庸置疑，為數龐大的首都行政機關在北平城區見縫插針、安營扎寨，并按需改建擴張，是1949 年9 月前后北平古城文化遺產面臨的最大威脅。作為一名古建筑專家，梁思成對北平古城及建筑風貌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從他的角度出發，當然不希望由于各類行政機關的駐扎而對北平古城的風貌產生破壞。而避免這一悲劇的發生，在城市規劃方面所可能采取的一項應對措施，正是在西郊規劃建設一個專門的首都行政區，亦即梁思成在“5.8 座談會”上曾經提出的設想。這一點，正是梁思成在1949 年9 月首都規劃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以后，依然堅持和固守先前設想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由此也反映出1949 年9 月以后梁思成繼續呼吁在北京西郊建設首都行政區所面臨的一個巨大障礙——1949 年10 月1 日開國大典前后首都各類行政機關已經在北京老城內安頓，它已經成為城市建設和發展的一個現狀條件。1949年9 月16 日蘇聯市政專家團抵達北平，11 月14 日舉行專家М·Г·巴蘭尼克夫（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анников）的專題報告會。會上曾展示一張“中央各部委分布現狀圖”（圖6），反映的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各類首都機關在北京老城布局的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時隔3 個月之后，1950 年2 月提出的《梁陳建議》仍堅持在北京西郊建設首都行政區，顯然是要用科學理性的城市規劃來改變這種城市發展現狀。

圖6： 中央各部委分布現狀圖（1949年11月）

反觀《梁陳建議》，其中反復強調科學規劃的思想觀念：“簡單地說，今日所謂計劃，就是客觀而科學的，慎（縝）密地而不是急躁地，在北京地面上安排這許多區域。使它本身地位合理，同別的關系也合理，且在進行建設時不背棄舊的基礎。西郊是經過這樣的考慮而被認為能滿足客觀條件的”；“在一個現代城市中，糾正建筑上的錯誤與區域分配上的錯誤，都是耗費而極端困難的。計劃時必須預先見到一切的利弊，估計得愈科學，愈客觀，愈能解決問題，愈不至為將來增加不可解決的難題，犯了時代主觀的錯誤”[33]。在城市規劃的客觀條件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設想以新的城市規劃方案去改變城市發展現狀，其難度可以想象。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為了說服有關領導，《梁陳建議》將其規劃思想及分析論證的焦點特別轉向了對北京老城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對首都行政機關房屋安排的考慮，前者有助于占領文化和道德的制高點，后者則顯示出對于現實的關懷。

五、總結和討論：對“梁陳方案”事件的啟示

綜上所述，“5.8 座談會”是“梁陳方案”規劃思想的重要原點。梁思成關于在北京西郊建設一個首都行政區的規劃設想，即“梁陳方案”最核心的要義，早在“5.8 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已經有相當明確而系統的闡述。1949 年5 月8 日這個時間，既早于首批蘇聯專家團到達北平（1949 年9月16 日），更早于陳占祥首次來到北京并第一次與梁思成和林徽因見面（1949 年10 月底）。所以可以說“梁陳方案”最核心的建議內容與蘇聯專家無關。

然而在1949 年9 月時，中共中央機關從西郊遷入北京老城區這一決定使得原有在西郊建設首都行政區的規劃設想面臨流產危險，而開國大典前之后大批中央行政機關急于尋找辦公地址而在城區四處占地，又使北平古都風貌和優美秩序面臨破壞威脅，這些情況都使對北平城和古建筑無限熱愛的梁思成感到無比焦慮。正是在這樣一種現實背景和這樣一種心境之下，梁思成與陳占祥一道，在1949 年11 月14 日召開的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報告會上，針對首都行政機關位置問題發表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后來又進一步正式提出了書面的《梁陳建議》。

考察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可以發現，面對當時社會形勢的紛繁變化，梁思成關于在西郊建設首都行政區的學術主張并沒有因之而產生動搖。他和陳占祥的確與蘇聯專家持有不同見解，但這樣的不同見解卻又并非產生自與蘇聯專家的爭論，而只是在堅持梁思成本人早已有之的學術主張?？梢灾v，梁、陳對蘇聯專家的意見，更準確地說并不在學術方面——梁、陳只是將他們當時對社會各方面的一些意見和擔憂，通過一種看似學術的方式表達了出來。而進行這樣一個表達所依托的媒介，即蘇聯專家。換言之，對于“梁陳方案”這一事件而言，蘇聯專家在某種意義上實際扮演了有關技術責任的承擔者的角色。

1949 年來華的蘇聯專家團的使命是對市政建設提供技術援助，但出于使新中國首都能夠有更長遠發展的考慮，基于莫斯科規劃建設的實踐經驗而對北京的城市規劃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也是出于善意。從首都規劃史的角度看，蘇聯專家的建議對北京的城市規劃建設工作也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社會輿論乃至學術語境中，卻把蘇聯專家放到了中國專家的對立面，甚至采用“遭遇強勁對手”“與蘇聯專家的較量”[34]等充滿敵意乃至蔑視態度的煽情語言，這并不符合歷史的真實情形。

我們不禁要追問的是，對于“梁陳方案”這一事件而言，1949 年來華的蘇聯專家為什么會扮演了有關技術責任的承擔者的角色？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認識。

首先，在蘇聯市政專家團抵京之前，梁思成團隊已經獲明確授權而承擔“新北京計劃”這一委托規劃任務，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而蘇聯專家在技術援助過程中，逐漸對北京城市規劃問題也提出一些建議，這一具有“規劃咨詢”性質的技術援助工作，與梁思成團隊的規劃委托任務形成一種相當微妙的競爭關系，梁思成團隊對此能否心平氣和地接受呢？

其次，需要注意到當時的時代背景。盡管中蘇兩國在1950 年代曾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蜜月期”，但在1949 年這個特殊年份時，中蘇兩國之間的關系并未達到親密無間的程度。更直接地說，當時的中國民眾，對于蘇聯專家并非完全信任。據中共北京市委1949 年12 月3 日向中共中央和華北局的報告，“在兩個多月工作中，干部與蘇聯專家間關系很好，絕大多數都是以老實虛心的態度，告給他們各種情況，并共同商定了工作計劃”，“只有一小部分舊技術專家和他們不很融洽”，“有些技術人員在思想上存在著敵對態度，企圖以蘇聯專家不了解中國國情來對付專家的建議”[35]。報告中指出：“開始時，我們為了把關系搞好，曾于九月十九日召集干部會，由彭真同志反復說明了中蘇兩國人民的關系，強調說明一切干部與蘇聯專家要采取老實的學習的合作的態度”[36]。之所以如此，也正反映出當時中方部分人員對蘇聯專家有所抵觸的實際思想狀況。

再者，1949 年蘇聯專家團對北京城市規劃問題發表意見，是蘇聯城市規劃理論向中國的首次輸入，當時中國多數的知識分子，包括建筑和規劃界的專家學者乃至政府系統的專業技術人員，對于蘇聯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情況難免缺乏了解。在未能開展較充分的溝通、交流和研討之前，對于蘇聯城市規劃建設的一些做法，也必然難以理解、難以認同。比如，在1949年11 月14 日的報告會上，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曾按照基本人口、服務人口和被撫養人口分類——即“勞動平衡法”——來分析和預測北京未來人口發展，這一技術性色彩頗重的規劃分析方法，依蘇聯專家來講似乎早已習以為常，但對于當時參會的中國同志而言，恐怕只能是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正是由于蘇聯規劃理論的首次引入，也為中國一些知識分子提供了大膽質疑及自由討論的可能。梁思成、林徽因和陳占祥于1950 年2 月合著一篇針對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建議的評論，其中談道：“現時我們的參考書大部是英美出版的，但關于近三十年來的都市計劃的趨向及技術是包括世界所有國家的資料的——蘇聯的建設情形也在內”，“有許多蘇聯的計劃原則也是歐美所提倡，卻因為資本主義的制度，所以不能夠徹底實現，所以他們只能部分地，小規模地嘗試”，“現時中國優秀的建筑師們大多是由英文的書籍里得到世界各種現代建筑技術的智慧。他們都了解自己新民主主義趨向社會主義的主場，且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很深的認識。他們在建設時采用的技術方面都是以批判的態度估價他們所曾學過外國的一切”[37]。這是一種相當微妙的立場和態度。更直接地說，梁思成等對當時國家所倡導的學習蘇聯規劃理論表示贊同，但是，卻并非“唯蘇聯規劃理論‘馬首是瞻’”。

就梁思成和陳占祥等而言，他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作為具有歐美留學背景的國際知名的建筑和規劃專家，面對初來乍到的蘇聯專家，提出不同意見，直抒個人見解，實不應當被視為思想對立的行為。恰恰相反，他們的直言體現了中國建筑家和規劃師的專業責任感和對祖國文化的擔當。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梁思成和陳占祥于1950 年2 月提出的《梁陳建議》和他們所主張的“梁陳方案”，其實并非一份單純的技術性文件，而是蘊含有相當復雜的多重意蘊：除了保護北京老城歷史文化這一由《梁陳建議》文本所直接傳導的思想觀念之外，它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蘇聯城市規劃理論及蘇聯專家建議的質疑，作為《梁陳建議》附件之一提交給毛澤東主席的評論文章《對于巴蘭尼克夫先生所建議的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幾個問題》更是這一質疑的直接表現。進一步解讀，《梁陳建議》所承載的對蘇聯城市規劃理論及蘇聯專家建議的質疑，背后的真正意圖則是對當時首都各類行政機關在老城見縫插針安營扎寨以及政府方面無力扭轉這一局面的無奈。正因如此，“梁陳方案”是梁思成和陳占祥以規劃專業技術的方式所表達的自身對于應對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明確思路與主張。除此之外，由于1949年5 月22 日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成立大會上曾正式授權梁思成團隊開展西郊新市區規劃，按照制度，梁思成也應對此工作的結果有所交代。1950 年2 月提出的《梁陳建議》就是出于這個目的，此乃“梁陳方案”的另外一層意蘊。

（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賴德霖先生大力指導并詳細校改，謹致特別感謝?。?/p>

附件：1949 年5 月8 日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上梁思成首次發言內容（會議記錄）

梁[思成]：剛才聽華老先生講，很佩服，有幾點很同意，大興土木可以刺激生產，這點很同意，但有幾點值得討論。

①交通問題：應如何減至最少，是人力、物力的節省，千萬不要弄到倫敦那樣，每七個人就有一個人是汽車運輸工人，這個人來運輸其余六個人以及這六個人的生產消費物資，所以交通可以繁榮工業，但不可浪費，大興土木也是一樣，不宜浪費，所以應該先有計劃。

②關于北平城墻：我以為需要保留它（固然在文物觀點是應保留的）現在內城高3 丈，原2.5 丈，除五、六尺城磚外，內為灰土。明成化嘉靖建城至今五六百年，積壓結果，恐非炸藥不可，拆下來的幾萬噸廢物，處置也成問題，而且拆下來的城磚，未必比新磚便宜。我以為城上可以改作公園栽花池等，城樓可作展覽，民眾教育館，茶館等。城下可作綠地改善附近居民環境。

③關于新市區問題：清華建筑系曾費多時討論，我們研討得一結論：

I.首先討論性質。日本人是為移民而設，至日本投降粗具規模。我以為將來性質應為行政中心，聯合政府所在地，或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否則將毫無價值；因若單作商業，將無人去。以行政區為中心，附帶住宅區及小商業區。

II.原計劃的缺點：

A.交通：

a.街道系統極不適合現代之用。因為街道不分商業或是住宅區，沒有把車流的性質分出來——因一二十年至晚五十年后，人力車將為工廠吸收去，代之者為汽車。

b.交叉路口太多。每一百余米一個路口，是1800 年美國式辦法。每一百余米一紅綠燈，汽車行車不便。

c.路的總面積占44%?，F歐美普通占33%，仍嫌多。無端將道路面積加大，浪費土地，增加鋪路費，上下水電等都浪費，增加居民負擔。

d.鐵路通過市區，把市區劃為兩半，有礙市區的完整性。鐵路兩旁既不適于居住，也不適于商業。

B.土地使用分配不當，無顯明的地域分區：

a.按照日本人計劃，凡面臨馬路之處一律為店鋪，住宅被包圍在內。

b.各種公共建筑物既缺乏，分配又不得當。如公會堂，圖書館等都偏在最北邊。

c.空地面積太少。剛才華老先生講理想9/10，他贊成建筑面積占1/5，但近來建筑面積多選定1/10。應分布在市區里邊，不能在市區外，因在市區邊緣等于沒有。

d.每坊（Block）的面積太小，因而增加一切公用設備分擔，應向一九三三年柏林西門子公司的Zeilenban[板式住宅樓]學習，把五六個坊合為一個坊。

e.四面都有鐵路環繞妨礙將來發展。所以我們有一些建議：

①先確定西郊新市區的用途。

②原有計劃差不多全無是處，應該全部詳細計劃。

③應定為首都行政區。應先將行政區劃出，住宅區圍繞行政區（定所有居民為行政公務員）。分區的原則應該分為鄰里單位（或叫它一區一保也可以），每一個鄰里單位自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小集團。每一個鄰里單位應該以一個小學校，一個幼稚園，數個托兒所為中心，使兒童可以自己上學回家不經過主要街道，鄰里單位之內，并應有郵局及供給本單位的菜市場和日用品商店。在本區內應有幾處集中的商業區，可以供給幾個鄰里單位之用的本區居民。若需要特別購買時，可往商業區購買。普通日常生活所需可在自己的鄰里單位內購買。

④本區除維持本區內水電交通所需的修理工業外，不應有任何其他工廠設立。

⑤每個鄰里單位應有充分的小公園，及兒童游戲場，供本單位成人和兒童游憩之用。再用林蔭道把這些小公園連接起來，一直通到外圍的麓作區或林園地帶，成為公園網。

⑥每一鄰里單位，應有林蔭大道隔離。這種林蔭大道，只供區內交通之用，不是作市際交通用。

⑦因此，我們要將整個區四周用麓田或公園包圍。在此區內，除了麓家及市立的公園游憩的建筑物外，不得造任何房屋。東北面西面還應建立100 公尺寬的樹林，以掩蔽西北來的風沙，并隔離平門鐵路的音響及煤煙。

⑧我們要建立一個合理的道路系統。第一，凡由北平向西或向西南走的主要公路，如上西山八大處，石景山門頭溝的公路或是往來豐臺、良鄉的公路，均不應穿過本區。但應在南北兩面各設一大道，以取得交通上之便利，而避免穿過本市的嘈雜、塵土臭味等。第二，區內的交通網應以行政區為中心，在相當距離建造幾條平行的環形道路，以避免由區的一極端到另一極端的車輛穿過市中心。這幾條環形馬路之間，應該有中心放射出來的次要干路，與環形路連畫在環形路與次要干路之間的地區，只設立地方性小道，摒除一切高速度通過性的車流。

此外，在交通適當場所，應設立中學、圖書館等。當視整個計劃而定。

總結：①這種以鄰里單位為基礎的分劃，可以使鄰里居民熟識，養成合作互助的精神，提高群眾的社會性，這是城市生活中一個極重要因素。②這種將住宅區與商業區明顯的分劃，可以使住宅區安靜清潔，取得居住上最高的效果。③這種公園網可以使每一個居民在工作之余，得到正當而健康的娛樂游息。④這種街道網可以使性質不同的車流各有可循環的軌道，可以免除車輛的擁擠、交通窒塞的毛病，可以減少車禍，保障坐車人和行路人的安全。

一切的計劃，我們得有統計的數目和對于將來發展的推測，然后才能開始計劃。這一部分工作，不單是我們作體形計劃的人的工作，需要各方面供給我們資料，讓我們計劃有所依據。當然，這是一個新的市區，原來沒有任何基礎，所以對于將來的計劃，不必依賴現狀調查，而純粹由推測的預計而設計的（至少推測五十年后的發展情形）。所以，盡一方面來說，問題很簡單，而另一方面說起來，憑空推測也是相當困難的事情。聽曹局長說建設局有研究室，可由研究室作資料工作。

附帶說北平分區問題：

①現在北平無商業區。勉強說集中在六處：東單、東四、西單、西四、前門、后門，形式為帶形，沿大道發展。缺點是既為商業區，又是干道，優點在于能供應胡同出來的居民。

②現在市政府與中海的一部[分]為行政區。

③外城南部天壇之東及東北，先農壇之西及西北，為輕工業區，并用鄰里單位為原則，建立工人住宅區。

④北平以東至通州一帶，為工業區（北平不具備重工業條件），并應疏浚自二閘至天津間之運河。

分析北平的交通，現在都在兩個環上流，一個是東西長安街東單東四，另一環是東西長安街、府右街南北池子等。

再說城門交通問題：

①城門左右各開一洞，甕城左右各開一門，原有門洞不用，左右洞各為單行道。

②城門附近要拆除少數房屋，加寬馬路，在距城門相當距離以外，路中用草地隔離，以分來回。

③鐵路最好降至地面下，或降下一米，把公路自遠處提高坡度。（因為北平地下水面高，可能不適于地下鐵）

附帶更主張順城街應開為馬路，城墻改為公園。此外感到北平綠地公園雖不少，但太不平均，此后空地當多設公園，每鄰里單位當設公園。此后如遇大舊房等拆除，宜建綠地，對市民健康生活影響極大，并影響生產工作效率。

注釋

[1]竇忠如. 梁思成傳[M].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202-207.

[2]左川. 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確定的歷史回顧[J]. 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08（3）：34-53.

[3]毛澤東.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M].//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6.

[4]北京市城市建設檔案館、北京城市建設規劃篇征集編輯辦公室編. 北京城市建設規劃篇 “第一卷：規劃建設大事紀”（上冊）[R]. 1998：3-4.

[5]張汝良. 市建設局時期的都委會[R]. // 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黨史征集辦公室編. 規劃春秋——規劃局規劃院老同志回憶錄（1949 ～1992）. 1995：134.

[6]同[5].

[7]在萬壽路附近修建的六棟小樓，中央五大常委（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每家住一棟，工作人員住另外一棟服務樓。

[8]中直修建辦事處. 為中直機關修建三年——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修建辦事處回憶錄（1949 ～1952年）[R].1990：3.

[9]同[8].

[10]北平市建設局. 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討論題目[Z].// 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記錄. 北京市檔案館，檔號：150-001-00003，1949：8-12.

[11]北平市建設局. 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記錄[Z].北京市檔案館，檔號：150-001-00003，1949：13-28.

[12]—[16]同[11].

[17]梁思成，陳占祥. 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R]. 國家圖書館收藏，1950：1.

[18]—[19]同[11].

[20]原稿為豎排體。

[21]越澤明著. 北京的都市計畫[J]. 黃世孟譯. 國立臺灣大學建筑與城鄉研究學報，1987（1）：235 ～245.

[22]同[11].

[23]陳占祥. 憶梁思成教授[M].//《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 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6：51-56.

[24]同[17]，P7-20.

[25]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面對全新的國際國內政治和社會經濟形勢，國民政府在定都問題上引發了一場由政界及學界有關人士廣泛參與的激烈的大討論。在這場定都問題的討論中，北平也是建都的重要備選方案之一。1945 年12月，在《中央日報》和《申報》等主流媒體上報道北平市市長熊斌“非正式晤記者，北平有十分之七希望成為中國未來國都”，其重要現實依據即“敵前在[北]平西郊興筑之‘新北京’業完成五分之一，當局決定籌款續建以完成大北平計劃”。參見：佚名. 故都轉向新生，有希望成為未來國都，決續建西郊“新北京”[N].（南京）中央日報，1945-12-24（2）.

[26]同[11].

[27]北平市都委會. 北平市都委會籌備會成立大會記錄及組織規程[Z].北京市檔案館，檔號：150-001-00001，1949：13-20.

[28]超祺. 建設人民的新北平！——[北]平人民政府邀集專家成立都市計劃委員會[N]. 人民日報，1949-05-23（2）.

[29]佚名. 建設人民首都——[北]平西郊新市區在計畫中大公報（香港）[N]. 大公報（香港），1949-09-15（7）.

[30]顧保孜. 紅鏡頭中的毛澤東[M].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4-8.

[31]劉明鋼. 開國大典的日期是何時確定的？[J]. 黨史博采（紀實），2009（7）：8-9.

[32]梁思成. 梁思成致聶榮臻信[M].// 梁思成、陳占祥等. 梁陳方案與北京.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63-69.

[33]同[17]，P12-15.

[34]王軍. 城記[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82、97.

[35]中共北京市委. 市委關于蘇聯專家來京工作的情況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49 年12月3日）[R]. // 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編. 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重要文件匯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 1955：198-203.

[36]同[35].

[37]梁思成，林徽因，陳占祥. 對于巴蘭尼克夫先生所建議的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幾個問題[Z].中央檔案館，案卷號：Z1-001-000286-000001，1950.

圖表來源

圖1：北平市建設局. 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討論題目[Z].// 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記錄. 北京市檔案館，檔號：150-001-00003，1949：8.

圖2：作者自繪。

圖3：梁思成，陳占祥. 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R]. 國家圖書館收藏，1950：1.

圖4：[日]越澤明著. 1895-1945年長春城市規劃史圖集[M].歐碩譯. 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7：176.

圖5：佚名. 建設人民首都——[北]平西郊新市區在計畫中[N]. 大公報（香港），1949-09-15（7）.

圖6：巴蘭尼克夫. 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單行本）“圖三”[Z].北京市建設局編印，李浩收藏.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