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行動邏輯及推進路徑
——以吉林省X村為例

張成崗 王明玉

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調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深刻地影響日常生活。技術不斷推動人類社會實現突破，加快人類文明走向數字文明。進入21世紀以來，在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和區塊鏈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普及下，傳統鄉村社會正發生著深刻且廣泛的變革，發展數字鄉村建設已成為時代趨勢。2019年中辦、國辦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以“著力發揮信息化在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基礎支撐作用，繁榮發展鄉村網絡文化，構建鄉村數字治理新體系”為指導思想之一，要求重點“推進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數字技術將為鄉村治理帶來新環境與新特征。

數字社會的來臨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增權賦能的技術路徑和重要契機。國家通過數字技術向社會下放權力，拓展公民構筑社交網絡的途徑，開發新型集體行動和社區參與的潛力，從而增強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能力。[1]數字技術能夠通過個體、人際關系、群體和公民責任四個層面實現賦權[2]：為公民參與奠定主體基礎；克服空間地理距離的限制，加強人際關系交流與溝通；加快公共利益共享，加強群體規范；優化政府與公民互動的方式，為公民實施監督權和影響政府提供平臺。賦能強調數字技術賦予多元主體對公共事務的處理能力的作用。對于公共事務能力而言，數字技術可以通過吸引異質性主體、構建網絡系統、整合外部資源和信息等機制與路徑來賦能經濟與社會發展。[3]比如，數字技術與有利的鄉村內部社會環境相結合，有助于為數字技能不足的農戶提供發展機會，甚至縮小其過去累積的貧富差距。[4]對于個體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而言，數字技術能夠幫助個體在社會中汲取更優質的知識網絡，助力特殊群體能夠在數字環境中掌握自身命運。[5]數字賦能社會治理能夠通過價值共建以及提高整體服務質量、責任感和開放性來增加公民對數字參與機制的信任和采納。[6]如果政府以激勵和反饋的形式滿足公民利益，短期參與可以提升公民的數字賦能感。[7]但是，如果政府不提高公民數字能力，數字賦能就無法持久，只有擁有自愿參與和致力于解決當地問題的主人翁意識才能發揮數字賦能的價值。[8]

在鄉村治理場域中，數字賦能的對象更多地指向處于生活在農村的農民，農民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建構一個互動的公共空間，突破傳統鄉村治理中的“話語霸權”和“政治冷漠”現象，實現自我增權。[9]數字工具可以幫助農民提升其管理和決策能力，并通過正式溝通渠道與非溝通渠道將多元主體聯結起來互動。[10]在數字文明與鄉村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交匯期，面對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時代趨向，分析和把握數字賦能鄉村治理中的農民主體行動機制、行動困境與路徑，有助于掌握鄉村數字治理的底層邏輯，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征程奠定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工作。

一、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行動邏輯：傳承與變革

在中國，鄉村治理擁有村莊秩序與行動主體基礎。村莊秩序生成有兩種形式，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莊內生。歷史地來看，人民公社是行政嵌入的典型，而中國大多數鄉村的村莊秩序都是內生的，內生的村莊秩序依賴于村莊內部社區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11]，恰恰是這種聯系的本質為構建村莊秩序提供了行動能力，為鄉村治理奠定了治理主體基礎。鄉村治理的治理主體是指治理鄉村的行動主體。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日益強調農民主體性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明確提出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作為指導鄉村振興規劃實施的基本原則之一。

農民是鄉村治理的內生主體并在時代變遷中轉換著特征特質。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鄉村治理的領導者，政府是主要組織者，農民及各類涉農組織是重要參與者。[12]歷史上過度依賴行政嵌入的傳統鄉村治理模式，通常會忽略鄉村治理內生力量的重要作用。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農民一直以不同特質參與到鄉村治理中。在傳統社會中，鄉紳是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傳統鄉村的認識范式可以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13]鄉紳在以地緣和血緣空間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中，以其品德、才識、財力和社會地位在鄉村中擁有較高聲望，推動形成以文化權威為特質的鄉村治理局面。新中國成立之后，如何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等集體化形式構成鄉村治理主體。此時村莊發展的目標是完善國家政權建設、推動國家經濟生產，“國家”高于“社會”。鄉村治理的內生格局逐漸以國家為合法性基礎，形成以政治權威為特質的鄉村治理局面。盡管村民自治制度釋放了“國家”在鄉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但由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村干部依舊是政治權威的代表，體現著一種自上而下的治村形式。與此同時，鄉村治理出現了一種“富人治村”的現象[14][15]，村莊主職干部常常是“企業家”“老板”或擁有資產較多的主體，這種農民參與到鄉村治理中是以經濟能力為核心特質的，由于村莊里的普通農民與富人之間的財力相差懸殊，富人在基層選舉中具有絕對優勢。除此之外，農民家庭也是鄉村治理的行動主體，他們以關系為紐帶，具有一定內生性。有學者認為：“在鄉土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雖然宗族、家族等所謂功能性組織逐漸解體，但是家庭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行動單位卻始終表現出極強的韌性?！盵16]由此，家庭構成了鄉村治理的底層邏輯。在鄉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國家與農民以家庭為核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對接”[17]，農民參與到鄉村治理中的內生動力不止于保護自己的家庭關系，還會在推己及人的過程中推動家國一體化。鄉村治理主體在鄉村治理發展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質，參見表1。

表1 鄉村治理中的農民主體與核心特質

數字技術被廣泛應用到鄉村治理的現象通常被稱為“數字下鄉”。在數字下鄉過程中，不同行政主體有著不同的行動目標和行動邏輯，有時會造成治理政策“懸浮”，鄉村治理面臨壓力型體制[18]、痕跡主義[19]和層層加碼[20]等現實困境。從本質上來看，此時的數字技術在滲入鄉村治理時往往并非基層農民自發的，而是行政干預的結果，這種“數字賦能”可能并沒有立足于農民生產生活真正需要，因此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會懸浮于鄉村治理結構之上。過去，鄉村治理是一種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缺少雙向反饋的治理機制，信息傳遞速度慢，治理成本高、難度大。隨著互聯網技術普及，社交媒體充當了信息傳遞的媒介。鄉村逐漸呈現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人與人的交往重新回到基于交流、信任和情感中。[21]中國鄉村傳統的差序格局傳播結構正在瓦解，信息傳播改變了鄉村以往“面對面”的傳播方式[22]，數字賦能下的信息即時傳播、主體參與便捷的特征有利于構建多元協同主體的鄉村治理局面。

總體而言，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行動邏輯基本可以分為兩種動力驅使機制：一種為外生動力；另一種為內生動力。外生動力是基于鄉村治理的公共目標，鄉村主體運用數字技術完成治理考核、信息上傳下達、帶動經濟等鄉村發展的規定動作。盡管外生動力視角下的數字賦能鄉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村治理效率，但村莊總體上缺乏內在目標的聯結性，村莊內部各個主體之間尚未形成有機團結，鄉村治理結構仍然相對單一。數字賦能的內生動力指鄉村主體自發根據農民生產生活需要，運用數字技術搭建信息交流平臺，為多元主體參與到鄉村治理奠定空間基礎。文獻調研顯示，目前學界對于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仍然關注較少，而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農民主體地位，需要更多地挖掘農民內生動力的驅動因素與機制，進一步為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實踐路徑反思。

二、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實證研究——以吉林省X 村為例

（一）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對象是吉林省X 村建立的“和諧發展X 村聯絡群”（以下簡稱“聯絡微信群”）?！奥摻j微信群”就是運用互聯網技術增權賦能，通過技術工具搭建信息傳播橋梁，打破在地空間界限與職業地位限制，推動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鄉村治理新局面。本文通過觀察鄉鎮干部、村干部、群主與村民等群內多元主體行為，分析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驅動機制。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數字民族志方法。數字民族志是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所處的數字空間中進行參與觀察，并通過數字技術進行訪談，以理解研究對象的具體語境和行動意義。[23]為了解數字賦能鄉村治理、激發農民內生動力的運行機制，課題組自2019年1月起進入吉林省X 村“聯絡微信群”開展數字民族志研究，筆者能夠在微信群的數字空間中關注到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分享內容。同時，為了更好地理解鄉村治理的在地空間和數字空間的關系，課題組又于2022年4月至5月進入吉林省X 村進行田野調查。一是采用半結構訪談的形式，了解行動主體的行動意圖；二是開展實地調查，了解行動主體切身關乎的環境和生產生活需要。筆者實地調研期間正值吉林省X 村所在縣的靜默管理時期，故以數字民族志為主。

（二）在在地空間及數字空間情境中理解主體行動

鄉村發展的基本狀況是理解鄉村治理行動在地空間的結構情境。吉林省X 村位于吉林省白山市的邊陲縣城內，面臨鴨綠江，與朝鮮隔江相望。全村分為四個行政區域，命名為一社、二社、三社和四社。截至2022年5月，全村人口200 余戶、400 余人，年齡分布集中于50歲及以上，年齡結構呈現老齡化趨勢。村莊的干部核心成員為三人，分別擔任村支書、婦女主任和會計。村莊的生產結構以農業為主，土地生產形式有溫室大棚、鋼化棚和露天耕作（平地與山地），主要農作物有草莓、西瓜、地瓜、玉米等果蔬、糧食和少量經濟作物。實地調研期間的農業生產時間為糧食作物播種期和瓜果結果期。從X 村的基本情況可以看出，該村的農業生產形式仍較為傳統，未出現文獻梳理中提到的社會力量幫扶和電商發展模式。整體來看，該村農業生產結構單一，“靠天吃飯”現象普遍，抗風險能力較弱。

“聯絡微信群”的基本構成是理解鄉村治理行動數字空間的主體情境?！奥摻j微信群”于2019年1月成立。在以往的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研究中，一個鄉村的微信群組織者至少應該為村莊帶頭人。[24]不同的是，該村的“聯絡微信群”是村民自發組建行為，群主是一位普通農民群眾，不在村社擔任黨政職務，正是這種社會身份證明了數字賦能鄉村治理能夠突破傳統權力結構困境，為底層農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增加自我權力。該群實施實名制，群內有村委會成員、民警、輔警、村民等多元主體，倡導“有事兒您說話”，明確禁止在群體發布商業廣告、散布謠言等行為。從本質上來看，“聯絡微信群”是鄉村在地空間向數字空間的轉移，以鄉村物理管轄范圍和人際關系為邊界，根據鄉村的行政結構、關系結構等社會結構因素整合而成的虛擬—現實參與空間，基本呈現出鄉村治理的多元主體參與情況。

（三）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驅動機制

數字賦能鄉村治理以數字技術為支撐，將鄉村治理的在場空間場域拓展至虛擬網絡的數字空間，通過時空場域聯結，以農民生產生活需要為根本，激發了鄉村治理主體參與公共事務的內生動力，構建以信息為基礎的鄉村治理共同體?！奥摻j微信群”通過搭建數字信息平臺，以在地空間為基礎，將農民聚集在數字空間中，方便將與鄉村公共事務相關聯的主體集合在一起開展鄉村治理行動。

1.共同在場機制，搭建鄉村治理的情境場域

從情境場域來看，社會行動不能脫離具體的時空情境，富有社會意義的行動一定發生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中，這種情境不僅是抽象的行動背景，還是具體的時空場所。在場的數字空間是數字時代社會空間分化的一種形式[25]，在“聯絡微信群”中，農民以真實身份交換信息、開展著數字行動。傳統鄉村的社會行動是圍繞地緣空間開展的，在場空間中的人們在相對靜態的時間中專攻眼前的事物，農民的利益相對局限于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村莊里信息傳播為口口相傳，速度相對滯后，一些人對相關政策信息更有可能出現誤解和爭議，從而產生鄉村內部矛盾，不利于鄉村團結。數字行動的情境場域是以信息符碼為代表進行交流的，人們時間狀態是瞬息萬變的，信息能夠跨越空間距離傳播。

“聯絡微信群”里的主體基本覆蓋了村干部、民警、輔警和服務村民的相關人員，還有“居民助理”機器人等，多元主體可以在群中直接互動交流，構建了農民“共同在場”的情境場域。隨著移動手機的普及，“聯絡微信群”中的農民基本可以在流動空間中實時接收與鄉村有關的信息，避免政策誤讀和矛盾紛爭；可以在數字空間中分享生活場景，通過數字空間的信息流動促進農民間相互交往，減輕物理空間中的孤單感?！奥摻j微信群”中的鄉村干部可以在數字空間中發布近期通知與公告，比如告知核酸檢測時間、回應村民問題咨詢等?！奥摻j微信群”中的相關干部可以將國家政策動態發送給農民，比如民警定期會叮囑村民身處邊境要注意人身安全，及時讓農民了解地區動向。

2.協同共治機制，構建鄉村治理的網絡結構

鄉村治理中的協同共治實踐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其內在結構要求黨政人員和普通農民的多元主體參與，建設以整合鄉村社會資源、化解鄉村治理難題而形成的多元多層次的聯動機制。在傳統社會，鄉村資源和公共事務治理權力基本由鄉村領導和鄉村精英掌握，普通農民只是鄉村治理的客體，其主體需求難以表達和呈現。在部分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實踐中，公共事務的治理權力依舊掌握在建立群組的村支書或村領導干部手中，鄉村治理的數字空間淪為信息傳達和通知公告的單向空間，尚未發揮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核心功能，農民的主體訴求在壓抑的環境中難以表達甚至不互動。

“聯絡微信群”的特點在于其組建者是普通農民群眾，此數字空間是由普通農民構建的多元主體參與的結構網絡，有助于在平等自由的環境中整合村莊訴求，尋求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獨特邏輯。筆者調研期間，該村鄉村治理面臨的困難之一是疫情期間如何解決農民生產生活需要問題。在這個多元參與的結構網絡中，農民的生產生活需要在具體的情境場域中有極強的相似與共鳴——草莓賣不出、農藥買不進、缺乏必需品，自上而下的整合村民意志和自下而上的村民表達需求在短期內成為鄉村治理的任務之一。在特定情況下，農民主體與村鎮干部力量聯合的多元主體結構能夠在有限時間內化解鄉村矛盾?！奥摻j微信群”的群主以農民主體利益訴求出發，迅速意識到靜默管理期間村民可能遇到的問題，及時與村支書聯系。該村在“共同在場”的優勢下，自主開展應急聯動響應行動，構建協同共治機制（見圖1），即群主在群內發放征集村民訴求的消息，彰顯農民的主體性和村莊自治的自主性；村支書負責對外整合資源，在有限條件下滿足農民生產生活需要，并對部分難以覆蓋的需求及時傳達給“聯絡微信群”群主，并由群主同步將信息轉發給群內農民，推動不同層次主體的相互理解。

在數字時代，信息成為最重要的資源，重塑了人們之間的互動方式，這種數字權力的崛起是互聯網社會最突出的社會結構變化?！奥摻j微信群”是多元主體采取監督制約的數字空間，多元主體將相關政務信息和通告動態發布在數字空間中，接受村民的咨詢、交流和質疑，打破傳統鄉村核心人員壟斷村務信息和資源，實現村民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等主體權利?！奥摻j微信群”是構成數字權力的一種路徑，群主在對接村支書的信息時是信息優享者，可能會出現權力集中的現象。但是，由于該村數字權力與行政權力分離，村民可以在數字空間互動中監督村干部，而在行政互動中監督“聯絡微信群”群主，從而構成多元主體的相互監督與制約，分散權力，保證農民主體的利益與訴求得以實現。

3.公共精神機制，促進鄉村治理的行動傳播

公共精神是推動鄉村治理的價值驅動與精神內核。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D·帕特南強調加強公眾參與有助于培養公共精神，進而加強社會團結模式。[26]如果沒有公共精神，數字賦能鄉村治理也很難實現，甚至會增加治理難度。數字賦能鄉村治理中的“共同在場”和“協同共治”有助于改變傳統社會中農民的“弱勢”地位，推進村民的公共參與，培養村民進入鄉村治理的公共精神?！艾F在信息這么發達，建個群村民能相互通知、互相幫忙，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比褐饔觅|樸的語言回答自主建立群組的初衷。

“聯絡微信群”的“共同在場”對村民的線上言論和線下行動有著無形的規訓和形塑作用。由于數字空間的多元主體結構和在場空間的“面子”約束，數字空間是一個相對嚴肅、具有鄉村情感聯結的集體網絡?；谠趫隹臻g的物理距離，鄉村治理的“協商共治”有助于推動公共精神的價值傳播，塑造村民的公共責任感和參與感。例如，“聯絡微信群”在群主組織發放需求物資時，便有村民自主承擔起“一社、二社我來送”的公共責任行為，有效保障了鄉村治理的良性運轉。

三、數字賦能鄉村治理中的挑戰與優化路徑

數字賦能鄉村治理是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數字技術，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治理增權賦能，通過“共同在場”“協同共治”“公共精神”的聯結，借用信息互換和資源整合，有效地推進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公共事務之中，為實現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數字鄉村建設奠定內生主體基礎。然而，數字賦能鄉村治理面臨現實挑戰，農民在數字賦能面前的參與度和影響力依舊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治大國若烹小鮮，尊重微觀實踐規律更有利于為鄉村數字治理提出切實可行的優化路徑。

（一）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挑戰

首先，多重數字鴻溝加劇鄉村內部主體分化。該村莊的人口結構呈現老齡化結構，鄉村主體將數字技術應用于發展的意識不足，不同程度的“數字鴻溝”在鄉村治理中均有體現。從以接入權限為核心的“第一級數字鴻溝”來看，許多中老年人仍然使用“老年機”，對互聯網的陌生感較高，無法參與到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共同在場”網絡結構中，此類人群自動被技術排斥到信息獲取和公共事務參與的邊緣，仍然依賴著傳統治理主體，在信息面前失去自主能力。比如，在核酸檢測行動和購買生活需求品時，老年人難以及時收到政策訊息，只能通過家庭與鄰里關系接收信息再采取傳統行動。從以數字技能和使用差異為核心的“第二級數字鴻溝”來看，數字技術使用的重點仍然為娛樂化，擁有移動互聯網的中年群體和青少年群體沉浸于短視頻、直播之中，將數字技術用于個人發展的意識不足，不利于培養鄉村主體的公共精神。數字技術的扁平化應用，容易帶來個體化和極端化，人們的思緒容易被充滿情感張力的視頻帶動，在算法的推介下陷入“信息繭房”，長此以往可能會對公共事務不屑一顧。從以使用效益為核心的“第三級數字鴻溝”來看，數字技術的弊端最先毒害鑒別能力低的農民群體及其后代。比如，中年群體難以識別互聯網中的謠言和虛假宣傳，可能在無意識中就成為有害信息的傳播者，這不僅將鄉村治理的客體置于在場空間，還將鄉村治理轉移至數字空間，加大治理難度；青少年群體將移動設備作為游戲和社交的工具，教育成果甚微，社會孤立感強，不利于培養公共精神和健康的主體意識。

其次，農業數字化轉型不足，制約鄉村數字治理進程。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核心目標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這需要推動農業數字化轉型，加強人才、資金和技術的全面支撐。但是從鄉村生產數字化來看，鄉村農業缺少產業數字化的政策扶持，鄉村農業發展缺少資金和技術，使得吉林省X 村的農業仍然局限在傳統的人力與簡單機械化耕作，數字化、智能化尚未出現。從鄉村數字化結構來看，該村發展仍然處于農業社會的“小農”狀態，以家庭勞作和出售為主，社會組織化程度低，農民在利益上的聯結動力弱，數字賦能鄉村治理“協同共治”的核心驅動力尚未完全激發。同時，該村的數字賦能鄉村治理深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差距等因素的影響，鄉村數字治理的數字化人才不足，數字賦能鄉村治理僅局限于信息傳達和訴求表達等社會互動，治理能力的“天花板”明顯。

再次，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健全，數字化情境場域薄弱。從鄉村環境來看，盡管國家信息化建設持續推進，但鄉村地區的信息化基礎與城市相比差距較大。截至2021年12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2.84 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6%，而城鎮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為81.3%[27]，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國城鄉數字基礎建設仍存在空間分化。從微觀來看，以吉林省X 村為例，該地區的移動通信技術停留在3G 時代，已與城市通信技術產生兩代區隔，互聯網基礎設施難以為農業數字化轉型提供硬件基礎，成為國家信息化發展的“洼地”。

（二）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推進路徑

1.始終以農民發展為中心，加強協同共治能力建設。從數字情境場域來看，一是要夯實鄉村數字治理的硬件設施基礎，加快光纖和5G網絡的同步建設，提升移動通信技術服務質量。二是要構建鄉村數字治理的軟件信息基礎，實施數字入戶工程，建立惠農、涉農的信息一體化平臺，幫助農民了解農業農村發展的最新進展。同時，及時建立學習小組，因地制宜，發展適合本村發展的“一村一式”發展路線，從而通過重視發展成果的利益聯結，加強農民主體的“共同在場”程度和“協同共治”深度。

2.加強農民數字技能培育，提升農民數字素養?！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要“加強全民數字技能教育與培訓，普及提升公民數字素養”，在鄉村數字治理中此任務更是緊迫而又艱巨。對于農村居民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和兒童等群體，數字素養并不會隨著擁有互聯網權限或設備而自主獲得。這需要相關部門從頂層設計上重視鄉村數字素養，建立系統化的數字素養培養體系，助力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增權賦能工程。從數字思維上來看，要讓農民意識到數字技術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和效益轉化能力，鼓勵農民主動接納數字技術，將數字技術應用于自身與公共發展事業上；從數字技能上來看，要對農民開展數字化設備基本操作知識和技能的教育培訓，提前培訓農民的數字識別能力和風險研判能力，共同構筑健康安全的鄉村數字空間；從數字人才來看，國家及政府部門應該設立數字人才下鄉工程，以培訓或志愿的形式為解決鄉村數字治理配備相應數字人才。同時，鄉村行政機構應該具有數字戰略思維，挖掘鄉村內部的數字“領雁”人才，整合村莊內部的主體、文化和結構資源，提升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天花板”高度。

3.激活數字主體力量，構建“有溫度的”治理體系。鄉村社會根植濃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數字賦能鄉村治理不能脫離傳統社會的治理主體而獨立發展，強制性地改變鄉村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是不可能形成穩定社會秩序的。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技術形式，其本質是由代碼搭建的信息流，但是，不同鄉村的社會基礎不同，它包含著血緣地緣、家庭組織、信任關愛等復雜的人類情感，應發揮情感聯結的作用來黏合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鄉村數字治理體系需要統合數字技術的統一性和鄉村治理的多樣性，充分激活數字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幫助、引導村民積極主動學習和合作，及時發現農民的訴求與需要，合理調整硬性指標的績效方式，適度轉向考察鄉村生活細節來評價治理成果。

數字賦能鄉村治理通過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數字技術為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治理增權賦能。人們可以通過“共同在場”“協同共治”與“公共精神”的有機聯結，借用信息互換和資源整合，提高農民主體參與和協同能力的價值，有效推進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公共事務，為實現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數字鄉村建設奠定內生主體基礎。然而，本文從微觀視角出發，研究對象是有限聯結的物理空間與數字空間，僅構成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一個切面。數字賦能鄉村治理是一項從宏觀到微觀的系統性工程，未來的研究應該關注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多維層面，及時發現農業生產中可能存在的數據治理問題，關注農村生活是否會出現“數字利維坦”問題等。數字技術應用與鄉村治理的實踐聯結都應滿足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構筑有溫度的鄉村數字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