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錢幣學的學術定位與類屬研究

潘勝強 （西安理工大學）

“錢幣學是從文化的意義上對錢幣開展研究的一門學科”，其內容既“包括對錢幣實物的研究，也包括對錢幣實物內在所蘊藏的，或者說是錢幣背后所蘊含的非物質文化的研究”。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早在南北朝時期，我國就已經產生了顧烜的《錢譜》等錢幣學研究的專門著作。此后，唐、宋、元、明諸朝之繼起者不絕如縷，封演的《續錢譜》、洪遵的《泉志》、費著的《錢幣譜》與《楮幣譜》，以及胡我琨的《錢通》等著作也相繼問世。及至清代、民國時期（特別是清代中期以后），錢幣學研究更是臻于極盛，各種著作也如同雨后春筍一般紛紛涌現，這些著作主要包括梁詩正等人奉敕所撰的《欽定錢錄》、翁樹培的《古泉匯考》、初尚齡的《吉金所見錄》、倪模的《古今錢略》、李佐賢與鮑康的《古泉匯》及《續泉匯》、丁福保的《古錢大辭典》和《歷代古錢圖說》等。

隨著錢幣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和進步，人們對錢幣學自身的性質及其學術定位的認識也在逐漸提升，并日趨科學和準確。這種變化最集中的體現，就是歷代錢幣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歸類的不斷調整和演變。中國古典目錄學素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歷代文獻書目的分類情況都與編纂者所處時代的整體學術態勢密切相關，并在很大程度體現了當時的學者們對于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之性質和價值的看法。通過對歷代錢幣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歸類的梳理，也就可以大致搞清錢幣學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的具體位置和主要作用。

一 歷代金石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的歸類與調整

一般認為，錢幣學在中國古代通常被看作是金石學的一個分支領域。不過由于金石學研究所憑借的材料載體較為特殊，其所關涉的內容范圍又非常寬泛，所以金石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的歸類一直較為繁雜。在這種狀況之下，歷代學者對錢幣學著作之性質和學術歸屬的判斷也就必然會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若要真正搞清錢幣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歸類的流變情況，就必須先對金石學著作的歸類情況作出一定的考察。

中國古人對于金石器物的關注和研究起源甚早。兩宋時期，金石學即得以形成和確立。有清一代，金石學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極為繁盛。長期綿延不斷的研究使得各種金石學著作接踵而出，其總體數量亦頗為可觀。對于金石學自身的性質及其在整個學術體系中的定位問題，歷代書目的編纂者也通過對傳統典籍分類方法的不斷調整而作出了積極的探索。為了大致理清這一問題的基本脈絡，現將中國歷代金石學著作在14 部傳統書目中的歸類情況列表如下：

就總體而言，金石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的分布是極為散亂的。它們的位置不僅遍及經、史、子、集四部，而且還涉及了四部之下的眾多二級類目。其中金石學著作在史部和子部的具體歸類情況又遠較經部和集部更為復雜，這些著作在不同的書目中先后被分置于史部的譜系類、目錄類、傳記類、國朝史類、譜錄類、食貨類、別史類、霸史類、地理類、金石類以及子部的農家類、小說家類、類書類、藝術類、釋氏類、譜錄類、雜家類等多達16個二級類目之下。在未按四部法分類的書目中，這些著作同樣被歸入了多個類別。

金石學著作的分布雖然總體較為散亂，但如果從縱向的歷史演進和學術發展的角度來進行考察，就會發現這些著作在不同書目中的歸類大體上經歷了一個由復雜凌亂到漸次集中的過程。具體來講，唐代及其以前的金石學著作主要是對石經和各種碑文的匯錄，因此《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新唐志》，其余史志目錄亦同此例）及其以前的書目主要將金石學著作歸入了經部和集部之中。兩宋以來，隨著金石學著作數量的快速增加及其內容的不斷豐富，此類著作的歸類情況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在《郡齋讀書志》及其以后的書目中，史部、子部所收的金石學著作不僅數量有了明顯的增加，而且其在各書目所收全部金石學著作中的比例也在逐漸上升。雖然如此，但經部仍是金石學著作的一個重要歸屬，而各書目的集部也同樣都收有此類著作。

明清時期，尤其是在清代，隨著金石學研究的持續發展和不斷深入，學者們對于金石學著作之性質和價值的認識也漸趨一致，即金石學著作的歸類開始出現了日漸集中的趨勢，其地位不斷得以提升，獨立性也在逐步增強。在這一時期的許多書目中，金石學著作的分布雖然仍是遍及各部，但其歸屬卻大都有一個最主要的類別，而且歸入這些類別的著作占該書目所收全部金石學著作的比例也非常之高，例如《文淵閣書目》的法帖類（83%）、《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四庫提要》）中史部目錄類的金石之屬（53%）、《孫氏祠堂書目》的金石類（75%）以及《書目答問》中史部的金石類（59%）等，而《明志》更是將其所收錄的7 部金石學著作全都歸入了子部藝術類中。從以上幾個主要類別的名稱及其在各自書目中的地位來看，《文淵閣書目》雖將法帖類設為一級類目，但以“法帖”來統稱大量的金石學著作總是難免牽強之嫌。而同為非四部分類法的《孫氏祠堂書目》在繼續為金石學著作保留一級類目的同時，又進一步將這一類目明確地命名為“金石類”，從而使此類著作有了一個更為貼切的名稱?！端膸焯嵋疯b于當時金石學研究的興盛和前代書目為金石學著作單獨設類的先例，也在史部目錄類下設置了三級類目“金石之屬”，這種做法“雖不無道理，但還未到本源”?！稌看饐枴贰敖鹗畬佟弊兂闪恕敖鹗悺?，從三級類目提升為直接隸屬于史部的二級類目，顯示了傳統書目中“金石單立一類，勢之必然”的結構調整方向。

需要說明的是，《四庫提要》將其所收錄的金石學著作主要歸入了三個類別：“以集錄古刻，條列名目者，從《宋志》入目錄；其《博古圖》之類，因器具而款識者，別入譜錄；石鼓文音釋之類，從《隋志》別入小學?！薄稌看饐枴穭t撤消了譜錄類，將金石學著作大都歸入了經部和史部的金石類。這兩種書目的歸類方式在當時頗具代表性和影響力，清代中后期乃至民國年間的大多數傳統書目都是依照《四庫提要》或《書目答問》的成法而進行分類的。

二 錢幣學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前傳統書目中的歸類情況

作為金石學的一個分支領域，錢幣學著作的歸類不僅深受金石學著作歸類的影響，而且還與錢幣學自身的發展歷程以及傳統書目的不斷完善密切相關。在清代中期以前，錢幣學的發展總體上較為緩慢，始終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研究熱潮，相關著作雖然代有所出，但其數量非常有限。在這種狀況之下，傳統書目的編纂者一般也不會對該領域的著作給予太多的關注，再加上金石學著作的歸類雖然在不斷調整和趨于集中，但卻始終沒有得到固定和統一，因此錢幣學著作的歸類也就難免會比較繁雜和散亂。為了更好地展示和說明這種狀況，現將歷代錢幣學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前14 部傳統書目中的歸類情況列表如下：

由于錢幣學著作自身的性質與經部、集部相去甚遠，因此以上14 部傳統書目都將其所收錄的相關著作歸入了史、子二部。從這兩大部類所收著作的具體情況來看，子部明顯多于史部，反映出清代中期以前的學者們主要是將錢幣學著作作為子部典籍來看待的。另外，《國史經籍志》和《千頃堂書目》仿《通志·藝文略》，將錢幣學著作歸入了史部食貨類（《通志》作“史類食貨之屬”），《絳云樓書目》仿《直齋書錄解題》，將錢幣學著作歸入了子部雜藝類，而《新唐志》和《宋志》均在其子部的農家類和小說家類收有一定數量的錢幣學著作。這表明在錢幣學著作的歸類問題上，不同時代的書目之間具有一定的淵源嬗遞關系。

盡管以上14 部傳統書目對錢幣學著作的歸類并非毫無章法可循，但就總體而言，此類著作的歸類情況還是相當混亂的。首先，在清中期以前，錢幣學著作的數量雖然十分有限，但這些著作卻被分置于史部的譜系類、故事類、食貨類、傳記類和子部的農家類、小說家類、譜錄類、類書類、雜藝類、算法類等多達10 個內容各異的二級類目之下，而其中的譜系類、傳記類、類書類和算法類等許多類別自身的性質與錢幣學著作幾乎是毫不相關的，僅是作為附庸而存在的。其次，從單個書目的具體情況來看，同樣是錢幣學著作，但《新唐志》卻將其所收錄的兩部著作分置于子部之下的農家類（顧烜《錢譜》）和小說家類（封演《續錢譜》）；《宋志》竟將其所收錄的9 部錢幣學著作分別歸入了史部的傳記類（洪遵《泉志》、張甲《浸銅要錄》）以及子部的農家類（封演《續錢譜》、張臺《錢譜》、于公甫《古今貨泉圖》）和小說家類（顧烜《錢譜》、董逌《錢譜》、李孝友《歷代錢譜》、陶岳《貨泉錄》），不僅涉及3 個二級類目，而且還跨越了史、子兩大部類。再次，即便是同一部著作在不同書目中所歸屬的類別也是不固定的。比如南朝梁顧烜的《錢譜》曾先后被歸入譜系類（《隋志》）、農家類（《舊唐志》、《新唐志》）、食貨類（《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譜錄類（《遂初堂書目》）和小說家類（《崇文總目》、《宋志》）等5 個類別；宋代洪遵的《泉志》也被不同的書目歸入了譜錄類（《遂初堂書目》）、雜藝類（《直齋書錄解題》、《絳云樓書目》）、故事類（《文獻通考·經籍考》）、傳記類（《宋志》）、算法類（《文淵閣書目》）和食貨類（《國史經籍志》）等6 個類別。凡此種種，無不反映出錢幣學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前傳統書目中的歸類是相當混亂的。

這種混亂的原因首先來自于錢幣學本身。由于該學科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學科，因此歷代學者對其性質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以錢幣的現實功用而論，此類著作應當劃入與食貨經濟有關的類別，比如南宋鄭樵在《通志》中就曾說：“貨泉之書，農家類也”，故將其所收錄的錢幣學著作歸入了史類食貨之屬。對于那些記述錢幣法規的著作，則可以歸入與典章制度有關的類別，比如明人方以智在《通雅》中就將錢幣學著作視為“紀錢制者”，其“意思即是錢幣著述當述歷代幣制，實質上錢幣著述成了幣制史”。另外，如果以錢幣的材料質地而論，則此類著作又可以和其他金石學著作置于一處，實際上清代中期以前的學者們也主要是從這一角度出發來給錢幣學著作歸類的。不過由于金石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的歸屬和地位遲遲難以統一和確定，而錢幣學著作作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總體數量非常有限的局面下，難以引起編目者足夠的重視，因此其歸屬的混亂自然也就在所難免了。由于中國古代學術體系中的學科界限并不是特別分明，而傳統典籍的四部分類法在清代中期以前還不夠完善，因此歷代目錄學家也往往會將少數與錢幣相關的其他書籍當作錢幣學著作來進行歸類。比如唐代張說的《錢本草》實際上是一部“以錢喻為藥，略述用錢之利弊”的勸世之作，但其在《通志·藝文略》和《國史經籍志》中卻被與各種錢幣學著作置于一處，這種做法無疑又會對后者的科學歸類形成一定的干擾。由此可見，對于傳統書目的編纂者來說，錢幣學著作的歸類的確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上述歷代書目之所以多將錢幣學著作歸入子部，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子部本身就是一個十分龐雜的部類，而錢幣學著作的性質又比較復雜，在其他部類中難以找到較為妥當的位置，所以才被劃入了子部之中。

三 錢幣學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后傳統書目中的歸類情況

筆者將歷代錢幣學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后14 部傳統書目中的歸類情況列表如下：

總體來看，在清代中期以后的傳統書目中，錢幣學著作的歸類情況顯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觀，其集中程度也較以往大為提高，這些著作基本上都被歸入了史部的政書類、金石類和子部的譜錄類三個二級類目之下，就這三個類目的性質而言，將錢幣學著作歸入其中顯然也比在此前的書目中歸入其他類別相對更為合理。那么，錢幣學著作的歸類為什么會在清代中期以來的書目中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呢？

一方面是因為清代中期以后，錢幣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高度繁榮的新階段，研究隊伍迅速壯大，各種著作接踵而出，促使當時的學者們對此類著作的性質和價值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并最終獲得了越來越明確和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隨著《四庫提要》等書目的問世，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在此期不斷趨于完善和定型，金石學著作的歸類也在不斷進行調整和趨于集中，受其影響，錢幣學著作歸類的調整和集中也就成了一種必然的趨勢。

具體而言，《四庫提要》是一部集前代研究之大成的目錄學巨著，影響極為深遠。該書目將其所收錄的7 部錢幣學著作分別歸入了史部的政書類和子部的譜錄類，其中前者收錄的主要是一些與錢幣政策法規和錢幣的鑄造發行等有關的著作，而后者收錄的則主要是以記錄和研究具體錢幣實物為主的著作。由于《四庫提要》系官修之書，在其問世之后的近百年間，目錄學界幾乎“未有敢違背其成法者”，紛紛將錢幣學著作歸入了政書類和譜錄類之下。

政書類是《四庫提要》收錄錢幣學著作的一個主要類別，不過由于中國歷代的錢幣學著作大都是以對具體錢幣實物的記錄和研究為主，其中與錢幣政策法規和錢幣的鑄造發行等有關的著作畢竟只是少數，所以在政書類之下也僅能收錄有限的錢幣學著作。

《遂初堂書目》創設“譜錄”一類，其目的是為了收錄那些“古來舊目遂不能該”的“附贅懸疣”之書。但《四庫提要》的做法“只要書名中有譜有錄，通通進了‘譜錄’”，使其成為一個“別類殊名，咸歸統攝”，“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系屬者”的大雜燴似的類別，從而大大降低了譜錄類存在的合理性，違背了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并引發了后代學者諸多的批評。有鑒于此，《四庫提要》之后的不少書目（如《書目答問補正》等）都撤消了“譜錄”這一類別。既然譜錄類已經不復存在，那么原先收入此類的錢幣學著作自然也就需要尋找新的歸宿了。

此外，從錢幣學著作在《四庫提要》之前的傳統書目中所歸屬的各個類別的情況來看，這些類別的性質要么與錢幣學著作格格不入（如《隋志》的“譜系類”、《宋志》的“傳記類”等），要么與錢幣學著作的聯系十分微弱（如《千頃堂書目》的“食貨類”等），因此也不適合作為此類著作新的歸宿。

既然如此，那么考慮到錢幣學總體上屬于金石學這一層因素，原先歸在譜錄類的著作是否可以劃入《四庫提要》收錄金石學著作的另一個主要類別，即史部目錄類的金石之屬呢？答案是完全可以。由于中國古代的錢幣大都是以金屬鑄造而成，符合金石學著作的研究對象在材質方面的要求；加之在清代中后期，前代的錢幣學著作已經亡佚殆盡，而此期的錢幣學研究受到考據學風的影響，已經成為“羽翼史志之一助也”，這與金石學作為證經訂史之工具的研究目的也大體一致。所以將錢幣學著作與其他金石學著作歸為一類，不僅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雖然如此，但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由于金石學“研究之對象為金石之器物或文字，目的在求得其所代表之歷史事象，而于分類編目之道非所特重，用意或與目錄學家有殊”，再加上金石學“在學術界限上久已對目錄學宣告獨立”，因此《四庫提要》將金石之屬置于目錄類下這一做法本身并不十分妥當，而且也不能充分反映當時金石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清后期，隨著金石學研究的持續高漲和相關著作的大量涌現，越來越多的傳統書目已經突破了《四庫提要》的藩籬，將原本系于目錄類下的金石之屬提升為直接隸屬于史部的二級類目。而在錢幣學著作的歸類問題上，清代后期和民國年間的許多傳統書目也對《四庫提要》的做法進行了修訂，紛紛將錢幣學著作歸入了史部之下的金石類中。這樣一來，金石類就成為此后收錄錢幣學著作的另一個主要類別，而且這一類別也是絕大多數錢幣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最為恰當的一個歸宿。

四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歷代錢幣學著作在傳統書目中的歸類大體上經過了一個由復雜凌亂到漸趨集中、由隨意性較大到科學性較強、由完全處于附庸地位到逐漸成為一個獨立類目重要組成部分的漫長演變過程。這一過程首先是由錢幣學自身的發展軌跡，特別是其在清代中期以后迅速走向繁榮的突出表現所決定的。與此同時，錢幣學著作歸類的演變又與傳統四部分類法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以及金石學著作歸類的不斷調整和集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通過對這一過程的梳理，我們既可以大致搞清錢幣學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的位置和角色，同時也可以借此來管窺中國古代學術的動態發展過程在傳統目錄學中的反映和投射。

[1] 戴志強：《錢幣學概述》，《中國錢幣》，2010 年第3 期。

[2]（清）章學誠撰，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1 頁。

[3] 說明：（1）本表所列統計數據是指各部書目中的不同類別所收金石學著作的數量，這些數據來源于臺灣學者耿慧玲女士的博士論文《金石學歷史析論》，在該文對各種書目所收金石學著作的統計表中，其總數與表后文字敘述的數據偶有出入，在此筆者是以其列表中的內容為準的。（2）《文淵閣書目》和《孫氏祠堂書目》并未采用四部分類法，為便于統計和分析起見，筆者參考傳統書目的分類通則，將這兩部書目中收有金石學著作的一級類目按其性質分置于經、史、子、集四部之下。對于《文淵閣書目》的“法帖”類和《孫氏祠堂書目》的“金石”類，因其情況較為特殊，故單獨列為“其他部類”。（3）關于本表中各部類的名稱問題，個別書目的表述不盡一致，其中史部的傳記類，《澹生堂書目》作“記傳類”；史部的目錄類，《千頃堂書目》作“簿錄類”；子部的藝術類，《直齋書錄解題》作“雜藝類”。（4）《書目答問》的數據不含范希曾所作《補正》的內容，本表中此書的“經注”一類，原作“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

[4] 其中《澹生堂書目》將譜錄類歸入史部，而《四庫全書總目》則將譜錄類歸入子部，筆者在統計時暫將其視為一類。

[5] 其中《崇文總目》的經部之中并未收錄金石學著作，這是由于其他3 部史志目錄之經部所收的金石學文獻大都是以石經為主，而《崇文總目》全書并未著錄石經，因此其經部之下亦無金石類著作。

[6] 《明史·藝文志》所錄均為有明一代之著述，而明代又是我國金石學發展的中衰時期，因此該書目中的金石學著作數量也遠較其他書目為少。

[7] 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第190 頁。

[8]（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 年，第743 頁。

[9] 說明：（1）本表中的14 部傳統書目是大致按其成書的時間先后來排序的；（2）表中所列數據是對各書目的不同部類所收錢幣學著作數量的粗略統計；（3）《通志·藝文略》和《文淵閣書目》均未采用四部分類法，今參考傳統書目的分類通則，將《通志·藝文略》的“史類食貨之屬”并入“史部食貨類”，將《文淵閣書目》的“算法類”劃歸子部之下。

[10] 注：“《浸銅要錄》”應作“《浸銅要略》”，“李孝友”應作“李孝美”。

[11]（宋）鄭樵：《通志》，中華書局，1987 年，第834 頁。

[12]（明）方以智：《通雅》，中國書店出版社，1990 年，第330 頁。

[13] 馬新華：《魏晉隋唐時期錢幣著述概論》，《中國錢幣》，1990 年第2 期。

[14] 《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國錢幣大辭典·泉人著述編》，中華書局，2007 年，第133 頁。

[15] 說明：（1）本表中的14 部傳統書目是大致按其成書的時間先后來排序的；（2）表中所列數據是對各書目的不同部類所收錢幣學著作數量的粗略統計；（3）有的書目收有同一部著作的多個版本，本表在統計時是按1 部著作來計數的；有的錢幣學著作分為正、續編和補遺等，本表在統計時仍將其視為1 部著作（如《古泉匯》和《續泉匯》）；對于《觀古閣叢刻》諸書，本表是將《觀古閣泉說》和《續泉說》計為1 部，將《觀古閣叢稿》、《續叢稿》和《叢稿三編》計為1 部，其余各書分別計為1 部，合計共得6 部。（4）《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和《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均在其史部目錄類的金石之屬收錄了錢幣學著作，為了便于分析，本表在統計時暫將其計入史部金石類中。

[16] 其中也有例外，比如張端木的《錢錄》實際上是一部以記錄和研究具體錢幣實物為主的著作，但《四庫提要》卻將其劃入了史部政書類中，這不能不說是該書目的一個失誤?；蛟S是受到《四庫提要》的影響，后來的《清史稿·藝文志》也將《錢錄》歸入了史部政書類中。

[17]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114 頁。

[18][20]（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981 頁。

[19] 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第456 頁。

[21]（清）趙允懷：《〈選青小箋〉序》，《中國古錢幣圖譜考釋叢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第583 頁。

[22]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第29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