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杏元長篇小說《綠竹村風云》

鄭明標

摘要：王杏元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從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17年”著名的農民作家，《綠竹村風云》則是這一歷史階段中著名的長篇小說。但該書從1965年出版以來，海內外報刊極少發表評論。任何歷史都是未來史，回顧、研究、評論這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與獨特地域色彩的成功佳作，不單是文學史的重要責任，對現在與未來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廣東，包括潮汕的農村題材長篇創作，都將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王杏元;《綠竹村風云》;潮汕地區;傳統文化;地方色彩

查閱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著名的有趙樹理的《三里灣》、秦兆陽的《在田野上，前進》、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等。王杏元的長篇小說《綠竹村風云》（以下簡稱《綠》）[1]當時先后在廣東、上海兩個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印刷，印數多，影響大，可以與這些作品媲美。它問世至今已有50多年，時代、社會與文藝生態均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壇上“文革”前對這本小說贊譽有加，全盤肯定;“文革”后卻有褒有貶，以褒為主。走過漫長的時光隧道，如今對它重新作出評價，梳理這部時代社會與地域色彩十分濃郁的作品的經驗教訓，將是一件艱難而復雜的事情。

一、農民寫農民——農業文明的結晶

以個體、分散、封閉、地域性、自給自足的農牧耕作，但又擁有悠久、豐贍、燦爛的文化藝術為主要特征的農業文明及其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是《綠》孕育、誕生的時代、社會基礎。作為現實主義小說《綠》創作的成功，也是該時代農業文明的結晶。

《綠》創作于中國農業文明與儒佛道傳統文化發展至最高峰的歷史時期，共產黨的方針路線與儒家為核心的觀念形態或明或隱指引著全國人民包括作家的社會、生活實踐。在《綠》中，展開了我國東南邊陲一個“山高皇帝遠”的小山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農村土地改革后進入農業互助合作階段的一副盎然風雨圖。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會基層政權代替了新中國成立前地主鄉紳與宗族體制的封建權力結構，新時代、新社會的新風尚大大沖擊了千百年來極端頑固的封建專制、保守僵化的意識形態與民間封信活動，新社會的精神文明與仁義禮智信為主的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互補形成了鄉村新的社會秩序與主流話語。上述種種，就是王杏元通過小說中作者的敘述語言和人物的對話，以故事情節的逐漸鋪排與人物行動細節的精致勾勒，描繪出那個特定時段山村的現實圖景。當然，也把人為劃為條條塊塊的階級鏈條和枯燥概念化的政治圖畫轉化為跌宕起伏的故事橋段和生動有趣的群眾語言，以現代小說藝術呈現出色彩斑斕的人文社會景觀，從而顯示出作者非凡的藝術才能。

王杏元從童年到青少年在他的家鄉饒平縣浮山漁村鄉寮仔角（現為漁村鎮燎星村）度過，是個地道農民。他曾在鄉政府做民政工作，擔任過初級社與高級社的副社長、村生產大隊長等職。他的家鄉，一如《綠》中描述的綠竹村，是位于粵閩邊境的山村小寨，上世紀五十年代村中60多戶人家，300多人都講客家話;同時也會講潮汕話、閩南話。王杏元的父母親是本地的客家人，外婆是講潮汕話的澄?？h人。在王杏元3歲時，他父親因病早逝，家庭十分窮苦?？图液统鄙莾煞N地域文化如婚喪嫁娶、游神賽會、四時八節等鄉風民俗的交匯、交融;中國傳統文藝的載體，如古典小說、詩詞、春聯、謎語、潮劇、潮汕歌冊、客家山歌等多種地方文學、戲劇和民間曲藝等說唱藝術，從小就熏陶著聰穎好學的王杏元心靈，使他長大后對這些文藝作品十分熟稔?！按蟾攀俏夷赣H喜歡唱潮州歌冊（即潮汕方言唱本），多少傳給我一些文學基因，使我從小就受到文學的熏陶，直至酷愛文學。在共產黨的培養下，就拿起筆來，寫民歌，寫快扳，寫潮州歌冊，寫的是農村解放后的新生活的說唱本，故受農民兄弟的歡迎，被譽為‘山頂秀才”。[2]盡管因家貧他只讀小學四年半就輟學放牛，但他后來在創作中能夠運用自如地鑲嵌進大量的潮汕方言、俗語、民謠、俗諺、歇后語、對聯和客家山歌。對戲劇、故事和歌冊等敘事文學結構與寫作技巧的熟悉，更提供給王杏元嘗試書寫小說的文學資源。由于有了一定的文化、文學積淀和初步的文學實踐，他“以自己辦農業社的親身經歷”[3]，實現了從創作潮州說唱《綠竹村的斗爭》[4]到長篇小說《綠》的質的飛躍。潮汕歌冊是一種長篇的方言韻文說唱文本，鮮明的人物性格，有頭有尾的故事情節是它敘事方式基本的寫作要求。這種民間文學樣式最接近于故事型的小說，因而，經過幾年的艱難摸索，王杏元終于在當時廣東省作協陳善文的幫助下，完成了這部名篇。陳善文是專業作家，“反右”時被錯劃為右派。當時省作協派他到饒平縣具體協助王杏元修改《綠》。他曾到他家中“三同”，也曾住進饒平縣文化館。由于他是潮汕人，有較高的文學修養，故王杏元在他指導下，終于花了一兩年時間把《綠》修改、補充并定稿。

王杏元作為在共和國誕生后當家做主人的農民，并在黨培養下當上農民帶頭人的身份認同，對黨有特殊的感情，從而自覺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包括文藝方針政策。因此，《綠》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農民王杏元寫農民;當地農民作家寫當地農民鄉親;翻身當主人的貧下中農歌頌救星恩人共產黨和毛澤東。因此，小說《綠》的誕生，明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嶺南潮汕地區鄉村生態和農業文明的結晶。王杏元作為小說中貧下中農的代言人和政治、道德法庭的裁決者，我們還可以從中讀出作者喜怒哀樂的情感與愛恨情仇的立場。這是因為，作者與書中的正面中心人物基本沒有什么距離感。他與書中的農民先進代表人物王天來等的審美觀與價值觀是重疊與等同的，從創作主體的家庭出身、環境熏陶、成長經歷、時代條件、文化修養、意識形態到行為實踐等，與創作對象基本上是一致的。

雖然《綠》切入的農村生活主要在政治層面，人物之間的關系主要也是政治關系，但由于是農民寫農民;而且是質樸的農民作家寫當地占主體的質樸農民大眾。作者對農村生活與農民心理某些私密性、隱秘性是最熟悉不過的了。盡管從政治視角不可能窺見一個族群的生命密碼，但潛藏在作品其間的許多生活碎片與心理波紋，還是讓我們獲悉當年農民的不少原生態。燎星村（原稱寮仔角）就是綠竹村的原型，燎星村的村民都是作者的父老鄉親，也是作者筆下的模特兒。小說中村文書兼統計員阿元，19歲，與王天來親密如兄弟。他眉清目秀，念過4年小學，不單能打算盤，還會編山歌。這個人物的原型也就是作者王杏元。因此，這個嶺南邊陲小山村的自然環境、農民的生存狀態，以及在當時稱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濃厚的政治氛圍之余農民日常的家庭、婚姻、愛情、友誼與傳統的道德倫理秩序，在作者筆下都是有血有肉、惟妙惟肖的。因此，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農民的性格特征和某些人性的斑斕圖譜，這也是作者的生命體驗和文學素養的結晶。

例如，從許多細節中，小說的中心人物王天來從進村后不久就顯露出來的高大、正直、好打抱不平、舍己為人，“事事關顧窮哥們”以及“咬姜蘸醋，打八面拳”的苦干實干和俠義行為的硬骨頭男子漢，逐漸演化為一個膽大心細，善于團結、發動、組織群眾，后來被村民選為村長的農民干部和農村黨員干部的形象，就站立在讀者面前。按照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文藝界通行的話語，王天來不單是《綠》中正面形象的代表，是一個成長型的典型，而且是英雄人物形象?！毒G》從醞釀到創作的年代，盡管在文藝界狠批所謂資產階級人性論，但處于窮鄉僻壤的作者憑借長期的生活體驗，還是在書中寫出了許多頗具人性的溫度與質感的生動鏡頭，例如：天來與鳳梨相親相愛、互敬互助的和諧，溫馨的幸福愛情和家庭生活;為蠅頭小利而不顧父子倫理、妯娌親情而整天吵吵嚷嚷的阿獅大家庭內幕;沖破封建婚姻樊籠，從男女“私通”到喜結良緣的石生和日蘭的愛情史;敢于反抗父命，追求愛情自由的紅梅與阿元的浪漫篇……從群眾日常生活的本相顯現了正常的人性多樣性、生動性，也是《綠》藝術魅力的所在。許多人物令讀者感到可親可敬、可憎可惡，與書中黨的化身楊書記硬梆梆的說教面孔和說理話語，顯然大異其趣。

二、傳統小說藝術形式的繼承與發揚

中國的當代小說文體范式，大多是從過去的話本、說書、故事到古典白話小說演變而來的。在演變過程中，特別是許多當代鄉土作家，還長期受到民間文學和地方戲曲的浸淫——當然，一部分受西學和西方小說影響深遠的作家作品走的是另一條路徑。如上所述，農民作家王杏元的《綠》從孕育到分娩，分明脫胎于長篇潮汕歌冊，然后是故事，最后才是故事型的情節小說。

翻開書的“引子”，就鮮明見到民間文學潮汕歌冊和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影子。接著，以極其簡潔的語言介紹了綠竹村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村寨面貌、鄉村歷史、村民成分、時代背景;再接著是書的中心人物王天來傳奇式的出場，就幾乎用說書人“講古”的語調和口吻：“我就先講英雄‘三不怕夜闖廣東怒打‘三腳虎的故事，作為開場吧?！钡谝徽戮统薪由弦徽履┑膽夷?，敘寫了天來“為人剛強不屈，天不怕、地不怕，虎狼不怕，地主惡霸不怕?！钡膫髌嫔癫桑骸皟砂俳锎笊?，他扛上肩，居然像拾麻骨一樣”“兩人合力，把兩千來斤的碾石拉著轉了老半天?！眱叭灰桓蔽渌?、魯智深的原型。這種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與方法，顯然傳承自中國古典傳奇小說。

在傳承中國傳統小說的宏觀構架與微觀瓦檁方面，《綠》表現在十分重視故事情節的銜接照應、起承轉合、跌宕起伏和最后以好人得好報，壞人無好下場的大團圓結局。其中常用的技巧有誤會、巧合、懸念、伏筆、鋪墊、插敘、補敘、倒敘等。中國長篇的敘事民歌、說唱、話本和說書，以及地方戲曲，由于要滿足千百年來陷于水深火熱的普通老百姓對幸福未來的心理需求和審美習慣;同時也出于敘事藝術結構模式的方便掌握，導致了保持中國小說特色的大多數小說家選擇戲劇“鳳頭、豬肚、豹尾”的大三段式和好人、壞人二元對立的角色配置，根據故事的發生、發展、高潮，直至結束的線性時間順序構筑作品，在若干波浪式的矛盾沖突和掀起故事情節的高潮之后，以好人大獲全勝的“光明尾巴”終場。通篇十分講究故事情節的生動性、完整性、趣味性，從而十分符合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審美習慣。

《綠》在布局與結構上是一個基本完整的文本自足體。它突出一個主題，即當時稱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一條主線，即上述當時以路線斗爭定位的以天來為首的貧下中農與以阿獅為首的上中農的矛盾沖突。此外還安排許多副線，例如天賜苦難的家史;阿獅的家庭糾紛;日蘭的婚姻、戀愛史;紅梅的自由戀愛;阿妯的裝神弄鬼等。主副線交叉發展，主次分明，錯落有序。

按照中國古典小說、白話小說和“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小說傳統，選擇精彩的細節描寫，從而塑造鮮活的人物典型，是小說創作成功的關鍵。在這方面，《綠》也有出色的成績單，其中特別突出的是王天來、天賜、阿獅等人。在對一系列人物畫廊的個性設計基礎上，作者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僻居粵東一隅的潮人獨特的文化心態，也掌握得恰如其分。像天來與鳳梨的節約勤儉家風、石生與日蘭的刻苦耐勞耕作、天賜夫妻患難與共的恩愛感情，阿獅與葫蘆精于彈算和自私狹隘的心計，無不泄露了潮人勤勞樸素、精明能干、務實短視、忍辱負重的心理素質與人性特點。因而，小說藝術形式的完整性、生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掙脫了當時濃厚的階級、路線、政治斗爭氛圍的遮蔽，成為《綠》出色的藝術魅力有機的組成部分。

三、典型的潮汕鄉土小說

從擁有百載光陰的潮汕現當代文學史檢視，《綠》還是一部最成功同時也是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鄉土小說。請先看書中對綠竹村和村民的生產、生活情狀的書寫：

……綠竹村位于閩粵交界處的雞籠山下面。全村人口不過三百左右，村子是一個古老的堡壘式的山寨子，大多數農戶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窮困、閉塞、寧靜和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

在民情風俗方面，從書中可以看到群眾喜歡唱客家山歌和潮汕歌冊，在“閑間”中聊天、“講（聽）古”，拉弦吹簫，自娛自樂。童養媳的陋習尚存，自由婚姻新風初盛。土改后雖然表面上鬼神迷信和封建的宗族觀念被掃蕩、壓抑下去，但群眾私生活中仍保留著根深蒂固的世俗觀念。求神問卦，相信命運，或“落神”“祭孤”、算命等依然殘存于鄰里屋舍之間和人們的心理深處。

一方之言孕育于一方文化，一方文化也表露于一方之言中。鄉土文學除了描繪特定鄉土的自然環境、農耕條件、民情風俗等之外，重要的一環還有特定的地域語言。由于我國現代推行采用普通話，因此，有一些鄉土小說作者的敘述語言采用普通話，而當地群眾的語言，也即人物的對話或人物的心理語言則采用了在普通話規范化前提下的地域語言。潮汕話是我國最古遠、最特殊的漢語方言之一，被稱為古漢語的活化石。王杏元是地道的農民作家，他在《綠》中的敘述語言，則在基本上采用普通話之外，也鑲嵌進大量的地方方言潮汕話。

鄉土色彩的語言，最具表現力的是人物的個性語言，而個性語言也是個性人物的必備部件之一。在《綠》中，以潮汕方言或以普通話規范之后的潮汕方言的個性語言十分精彩。例如，天來在被選為村長后對鄉親們講話：“好！當就當，我還是來當一個‘磽仔頭！領頭大家搞……生產?！庇捎谕跣釉獙Ρ距l本土的人物個性與地方話十分熟稔，所以上述粗俗生動的個性語言得心應手地運用自如。在作品中采用和鑲嵌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地方方言問題上，作者通常選用一些外地人看得懂或猜得出的方言，或把原有的方言稍為改動，以便外地人掃除閱讀文本的障礙。在這方面，舉例如下：

1.不用改動的潮汕方言：賊手堵著牛鼻 粗糠被榨出油 被迫上絕頭巷 骨頭要生肉 掩著鼻孔也唱贏你 咬姜蘸醋 無根水浮萍? ?飼老鼠咬破了布袋 拳頭捏出汗 蚊子咬牛角

2.稍為改動的潮汕方言：草蜢弄公雞 買田轄地 抬杉要知轉肩 磨散骨頭 看透豆豉不出芽 中午太陽煎死虎 煽著鼻孔譏笑? 嘴尖舌仔利 同一塊柴劈出來的 眾人目是秤

由于《綠》采寫潮汕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某地的農村和農民生存狀態，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藝術語言，因而通俗生動、質樸淺顯、節奏明快、行文簡潔、鄉土氣息濃郁。它排斥了西方某些小說的大段寫景抒情和心理窺測的獨白或敘述;也排除了中國某些古典小說的典雅語言風格，迎合了我國，特別是潮汕群眾世俗的欣賞、閱讀的審美趣味與價值觀念。當時初涉文壇的王杏元所具備的主體意識形態，和他所處的特定的時代也不能出現基層群眾所難以接受的形而上的獨立思考和哲理深度。因此，《綠》的藝術形式與藝術語言，以及它呈現的地域文化的異質性與獨特性，博得了當時潮汕乃至全國廣大讀者的熱烈好評與贊譽。不單從同時代的小說人物畫廊與文體特征的橫向坐標，而且從古典白話小說到現代小說轉換、蛻變的縱向鏈條上，《綠》在長城內外與嶺南上下的文學史冊中都永遠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并散發著永久的墨香。

我國“五四”文學革命的實質與追求，早就包括了把文學從少數士大夫階層中釋放出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有的歷史訴求。以“平民文學”等口號擯棄文言文、采用口語化的白話文，以及用地方方言寫作，也自然是這一場文學革命題中之義?！拔逅摹敝箨P于文學大眾化的討論，上海的“左聯”中的潮人作家杜國庠（林伯修）、洪靈菲、戴平萬、馮鏗、許美勛等，也早已把這一股火種播撒到家鄉，潮汕大眾化文學，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時代背景下產生與發展起來的。

1932年潮安縣《大光報》連載了“鳳祠客”和“億”（本名分別是張美淦和鐘勃）的潮汕方言長篇小說《長光里》，并于1933年結集出版。這是潮汕現代文學史上一部奇書。在文學語言的寫作上，基本上以白話文的結構語法，夾雜大量潮汕地域的俗語、民諺、俚語、歇后語與群眾的日常用語，但也混進了一些粗鄙、庸俗的方言土語，令人倒了胃口，降低了藝術檔次。過了10年，該書作者之一鐘勃又創作了潮汕方言長篇小說《龍塘四武士NO.1》，先在《潮安商報》連載，后于1946年由潮安商報社出版發行?！堕L光里》中人物的對話全部采用潮汕方言，作者的敘述也采用潮汕方言詞匯，是一部典型的方言小說。對非潮汕人來說，很多文字讀不懂，猜不透。該書出版后作者聽到讀者反饋意見，故到了《龍塘四武士NO.1》，小說中人物的對話，雖然仍采用方言，但作者的敘述則基本上采用了當時通用的白話文，同時間插一些不甚難懂的方言俗語，故這部小說也可說是半方言小說。

潮汕人薛汕從1949年以后在香港組織潮汕方言文學組，開展大眾文學研究工作，并在1949年香港潮州圖書公司出版潮汕方言小說《和尚舍》，不但人物對話采用潮汕方言，作者的敘述語言也大批采用潮汕方言;而且，在發掘使用生僻、艱澀、拗口的方言土語方面還比《長光里》走得更遠，因此，對非潮人來說，在閱讀上造成了極大的障礙。

綜上所述，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創的潮汕方言小說，還處于草創與試驗階段。直至五六十年代，以王杏元的《綠》為代表的潮汕方言小說，才真正在小說語言上實現進一步的突破與貢獻，并在創作實踐上積累了豐富和成功的經驗，提供了全新的小說范式。從此以后，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潮汕一批作家在小說創作中，繼續堅持在人物對話中，酌情采用一些潮汕方言，而作者的敘述則堅持采用以普通話為主的規范性語言。但好景不長，在這批作家因年齡關系漸漸遠離小說創作的園地之后，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二十一世紀的鐘聲敲響之后，潮汕地域小說的中、青年接棒人，卻逐漸放棄了在小說中采用方言的努力;甚至，有人還誤認為小說中保留地方話，就會令潮汕小說不能走向全國。因此，從理論上的厘清到創作上的實踐，這一重要課題仍值得吾潮文學中人的關注與努力?？上驳氖墙陙碛袔孜恢星嗄曜骷?，重新在小說創作實踐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嘗試。實際上，潮汕文學，特別是小說，要創作出鮮明、獨特的文學特色，從而更好地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文學語言的寫作上，可以以普通話的結構語法和基本詞匯為基礎，適當夾雜一些潮汕地域的俗語、民歌、民諺、俚語、歇后語與群眾的日常用語，令人物的言談口吻更加個性化，性格脾氣更加生動獨特，神情動態更加活脫鮮明，地域色彩更加濃郁生香，鄉土人情更加獨具一格。在小說的敘述語言與人物對話的穿插運用方面，作者的敘述語言側重于描繪與交代小說的具體時代，社會、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脈絡，人物的對話則側重于勾勒、突顯人物的性格特征。特別是現實主義小說，這兩種語言手段交叉使用，水乳交融，是小說創作成功的關鍵之一。另外，城市題材，特別是在以知識界人物為主的小說中，由于使用書面語言較多，則不宜過多夾雜地域方言。像《綠》這樣的小說，全書以農村生活和農民群眾為寫作對象，大量使用潮汕方言，濃墨重彩書寫潮汕民風世俗，這正是寫作成功的關鍵因素。

四、“兩條道路”斗爭論與現實主義

創作方法認識的偏差造成的失誤

在《綠》中，雖然當時農村的階級路線和政策是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打倒地主富農。但由于把中農劃分為上、下兩個層次，在政策執行上，卻把上中農和一部分想以單干發家致富的貧農指認為所謂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作為批判、教育的對象，作為與貧下中農斗爭的對立面來描寫?！毒G》的主線就是以王天來為首的貧下中農與以阿獅為首的上中農兩個陣營、兩條路線展開故事情節和矛盾沖突。這種小說人物善惡二元對立的結構，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基本模式，又恰好契合了階級論與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政治需要。因而，不管是作家還是群眾，當時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政治真理和藝術規律?！毒G》的開頭就寫道：“村里自筑寨以來，就因為‘綠竹出筍分高低，東家富來西家窮，階級斗爭從未停息過?！碑敃r，我國從上而下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實行經濟國有化輔以集體化，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農村只要走上集體化道路就是社會主義，就能快速改變“一窮二白”的現實。這種片面急躁、浮夸膚淺的社會政治意識與烏托邦想象被確認為全民的政治價值觀和偉大的革命理想。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農村生產力極其低下，農民極其貧困的情況下，《綠》卻寫道：中央指示“要制止兩極分化”，小說中心人物王天來堅決執行上級指示，說要“堵死資本主義的道路”，在書中代表黨的領導，自始至終指揮著綠竹村開展兩條道路斗爭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鄉黨支書楊石勇號召農民“向資本主義開炮！”。這說明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當時大家的認識還是一塌糊涂，因此，導致了“三農”政策的重大失誤。本來，像阿獅那樣有勞力、農具、山林、田地和農耕經驗，善于經商搞副業，又曾被地主三腳虎迫害過的上中農，在農村中應該是發展生產，促進全村脫貧致富的一股動力，但卻因階級政策掌握的謬誤，而被推到貧下中農的對立面而備受批判。從互助組發展到農業合作社，阿獅等人對這種在短時間內拼湊而成的大集體的勞動組合形式持觀望態度，小說也將其作為兩條道路斗爭刻意渲染和充分鋪陳。例如，貧農木坤、烏山被阿獅雇工挑水果到圩市上去賣，他倆要求打證明到福建打工賺錢等，都被王天來批評為“你把棺材坑看成路”?！毒G》中這些具體事件的書寫，顯然是當時極左路線的文學性表述，也是作家在集體無意識中摒棄形象思維而代之以圖解政策的歷史性過失。

另外，由于上中農阿獅在小說中作為反面人物定性掌握，因此，就以對比、襯托審美的審丑手法塑造這個人物典型。而且，把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強行與政治、階級、路線話語綁在一架戰車上，把所有的人都貼上政治標簽，造成了農村社會、農業生產和人性的符號化、畸形化。也就是說，在這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包括作者在內，人性已經被異化為階級色彩濃郁的革命工具，作者以當時的普世價值和集體無意識，揮動手中之筆，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因而，嚴重地遮蔽、壓制了農民作家王杏元與生俱來的農民人性本相和農村世俗的原生態描寫與表現。

由于當時的階級論已經給在現在看來絕大多數窮得叮當響的農村人口賜予固定的不同階級身份;又把他們所有的人按政治態度劃分為走社會主義與走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甚至等同于擁護集體化與堅持單干戶兩種生產方式。所以，非敵即友的簡單識別就提供給作家極其簡便的人物描寫的分類方法。同時，由于我國歷經千年的話本、說書、故事與地方戲曲文本也早就有了善惡二元對比的藝術傳統，好人與壞人臉譜化的模式被婦孺老幼與現代作家所熟悉與掌握，愛憎分明的道德判斷也早已被王杏元所習慣運作。所以，上述《綠》中對天來等正面人物與阿獅等反面人物，從整體上觀察，典型形象邊緣清晰，思想趨向單純直露，性格沖突明朗尖銳，善惡對比壁壘分明。如按當今我們對人性的多樣性、復雜性、模糊性的了解和認識來要求文學創作，當時《綠》是根本無法做到的，這就是絕大多數人都無法超越與突破的時代局限性。

如前所說，二十世紀初“十七年文學”中大多數中國作家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認識的偏差造成了創作中的失誤。由于作家觀察、分析生活的思想觀點和文學創作方法的偏頗，已經被異化的作家書寫被異化的農民，不單限制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而且寫出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現實主義的作品。在當時文學界主流話語與作家集體無意識的創作中，被書寫的人物被貼上不同的階級標簽，并被劃分為正面、反面人物兩種類型，生活中存在的中間人物，又在理論界被批為“中間人物論”而宣判為資產階級文藝觀。在正面人物中，又圈定出極少數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如《綠》中的王天來;石生、木坤等則為正面人物。除作為交代時代背景略提數筆的反面人物地主三腳虎之外，阿獅、葫蘆、應發等勞動人民也被視為反面人物。另外，富農的妻子阿娌也被定性為反面人物。

由于從政治到藝術，偏離了當時的社會生活，作家們又帶有相當大的幼稚、空想和幻想的成分，造成了漠視和歪曲現實的本來面目。因此，在以政治切入生活并書寫出作品的那段特定年月中，必然導致小說中人民生活概念化、矛盾沖突公式化、人物形象模式化， 這也是那個時空絕大多數作家的政治心理和藝術心理?！毒G》當然也不例外，把本來復雜多樣的農村生活和繽紛多彩的人性世界簡單化、政治化。這絕不是一位或一批作家，更不是當時還是農民的王杏元的責任，而是社會和時代的責任，那時的王杏元，實際上是一個沒有意識到的樸素民本主義者。他擁有的是年青、純潔、樸素的心靈，“寫農民，給農民寫”是他奉行的文學信念。只是由于作家主體的心理結構與知識結構才導致那時在世界觀與藝術方法論上的失誤。

從十九世紀中葉，孔德的實證主義、德里達的結構主義、英美的新批評派以及海德格爾的解釋學、胡塞爾的現象學等，陸續為接受美學的誕生與儲備提供了哲學和美學的資源與啟示，但偶然的是，在《綠》出版后兩年，德國文藝家漢·堯斯發表了著名的《作為向文學科學挑戰的文學史》一文，首次宣告了接受美學作為一種文藝批評的新方法與新觀念的誕生。自此以來，這篇文章先被西方，然后東方的學術界稱為“接受美學宣言”。理所當然，“作家·作品·讀者”三位一體的思維與批評模式，也就陸續廣泛地被文藝界所接受。因此，《綠》雖然于1965年出版，從此之后，任何讀者在未讀之前，甚至在多次閱讀之前，它也只是未完成品。藝術品的接受史是被不同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的讀者不斷接納的歷史。因此，上述筆者對于《綠》的分析，還有待今后千萬受眾的不斷補充、修正或批判，并在不停地循環閱讀中加深理解與認識。曾有名人說過，任何歷史都是未來史?；仡?、梳理、研究、評論這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與獨特地域色彩的成功佳作，不單是文學史的重要責任，對現在與未來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廣東，包括潮汕的農村題材長篇創作，都將有一定的意義。

[注釋]

[1] 王杏元（1933—），原名實力，廣東省饒平縣人。長篇小說《綠竹村風云》，廣東人民出版社1965年8月出版第1版，1978年10月出版第2版。本文對該書的引文除特別說明外，全部出自第2版。另外，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也于1965年在上海出版該書。

[2][3] 陳衡、袁廣達主編：《廣東當代作家傳略》，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頁。

[4] 原發表于潮汕文聯《工農兵》雜志1957年10月16日與11月16日（第十、十一本），后由廣東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單行本，改題為《綠竹村的風云》，標明體裁為“潮州說唱”。

作者單位：汕頭市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