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劉暢，花俊國

一、引言

在數字化背景下，中國政府不斷出臺相關政策法規以支持數字技術開發，著力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產業融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依托數字技術助力產業升級、提高生產效率已然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關鍵路徑。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將新興數字技術引入內部管理、生產等過程，實現傳統生產運營方式的變革。憑借數字化轉型，企業可以增強信息整理分析及溝通交流能力，優化不同主體之間的協作效率，減少資源冗余，提高生產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然而，目前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效果并不明顯。根據埃森哲發布的《2020中國企業數字轉型指數研究》，2020年中國數字化轉型成效顯著的企業僅占11%。

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更深層次的科技創新，需要借助充足的資金支持和穩定的金融體系才得以更好地實現，然而傳統金融系統對資源配置存在嚴重的偏好性，更傾向于貸款給發展穩定、盈利能力強的企業，而排斥亟須數字化轉型實現發展進步的弱質性企業（唐松等，2020），嚴重阻礙了企業整體的數字化進程。數字金融是在數字技術催生下，傳統金融系統與新興數字科技融合發展的產物，具有廣泛性和普惠性。在這種模式下，金融系統的覆蓋范圍更廣、服務對象更多，業務辦理效率也大幅提升，不僅降低了企業面臨的融資門檻，為企業帶來穩定的資金來源，還減少了融資成本、提高了融資效率，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打下堅實的資金基礎?；诖?，以2011—2020年A股上市企業數據為研究樣本，利用數字化無形資產占比來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探究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并納入金融錯配、創新能力兩個中介變量，分析數字金融作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機制路徑；進一步以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規模和企業所屬行業作為分組標準進行異質性研究，深入分析數字金融對不同類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差異。

二、文獻綜述

如何實現企業數字化轉型？現有研究主要從企業外部環境和自身因素兩個方面進行探討。從企業外部環境看，地方設立經濟增長目標會對企業數字化產生影響。當政府設置的發展目標定位過高時，由財政支出不平衡引起的擠出效應會降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楊賢宏等，2021）。而企業所在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能夠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擴大對外開放可以改善企業的財務狀況、強化創新動能，從而增強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力（王冠男等，2022）。同時，宏觀營商環境質量的提升能夠明顯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史宇鵬和王陽，2022）。從企業自身因素看，加強供應鏈金融的發展、積極引進金融科技可以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基于管理層人際交往狀況和企業政治背景的相關人文因素，也會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一方面，合理的企業家社會網絡規模能夠助力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存在直接政治關聯和間接政治關聯的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影響政策感知力和市場感知力來顯著提高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王雪冬等，2022）。

有關數字金融的經濟效應研究多集中于正向影響，可以從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展開。宏觀層面，數字金融發展能夠大幅提升創業活躍度，促進地區創業水平的提高（謝絢麗等，2018），而數字金融帶動地區就業創業的發展并反哺當地經濟，顯著增強了居民消費能力（易行健和周利，2018），進而對地區高質量發展起到強勁的推動作用。微觀層面，有賴于數字金融帶來的資金優勢，企業得以優化融資效率、獲得穩定持續的現金流，同時有效解決因股權質押給企業造成的融資約束難題（葉勇和王思瑞，2021）。在融資效率提高、融資約束緩解的雙重作用下，企業面臨的總杠桿率和短期杠桿率顯著降低（林愛杰等，2021），也為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夯實資金基礎，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針對數字金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現有文獻也進行了一定探討，研究表明數字金融發展可以通過減輕融資約束、改善營商環境、增強風險承擔能力、提高研發投資等機制路徑，正向作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

通過梳理上述文獻，現有關于數字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研究從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特征兩個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關數字金融經濟效應的研究也基于地區創業水平、企業現金流等因素展開了充分討論。但是，針對數字金融與企業數字化轉型關系的實證研究較少，且未有研究考察金融錯配、創新能力的中介作用。而數字金融的實現彌補了傳統融資體系的不足，提高了融資效率、緩解了金融錯配、優化了創新績效，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金融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作為高層次技術創新，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穩固的資金基礎才得以更好地推進，而單純依靠企業內部融資難以滿足資金需求，因此外部資金支持是企業不可或缺的轉型動力。依托數字技術和傳統金融系統融合的數字金融為企業擴大融資、實現數字化轉型提供新的路徑。

首先，數字金融結合新興數字科技，對傳統金融體系進行優化改進。一方面擴大了服務范圍，更具有普惠性；另一方面借助互聯網平臺交易，提高融資效率。企業借助數字金融優勢消除因自身弱質性、地理位置、技術不足所帶來的融資困擾，獲得優質的資金支持，有效規避潛在的研發風險、解決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資金難題，使企業敢于融資、有處融資、勇于投資，大力推進數字化轉型。

其次，數字金融通過信息技術增強了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的溝通交流，緩解了信息不對稱（王旺，2021）。依靠大數據、互聯網，金融機構可以及時捕捉市場信息、分析利率浮動規律，制定合理的信貸政策；同時還可以充分把握企業財務信息，了解企業發展狀況，甄別出運營規范、信用良好的企業，以保證交易的穩健性。而企業同樣可以利用信息共享優勢獲取有效融資信息，找到最有利的融資方式，降低可能的融資成本。此外，數字化轉型本身也存在信息孤島和信用壁壘問題，數字技術的應用為企業間的溝通搭建橋梁，企業得以相互學習、彌補短處，實現高質量的數字化轉型。

最后，數字金融的應用強化了外部監管，為企業交易提供安全保障。數字金融基于海量交易信息構建了完善的風控系統，對市場中的金融業務進行實時監控，為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的信貸交易保駕護航。此外，由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和銀保監會組成的專業金融監管體系，聯合相關部門出臺《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進一步要求強化互聯網金融的監督管制，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保證在數字信息復雜多變狀態下的金融交易安全性，為企業借助數字金融實現數字化轉型提供堅強后盾?；谏鲜龇治?，提出假設H1。

H1：數字金融發展能夠顯著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二）數字金融、金融錯配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傳統的金融體系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尤其是弱質性“尾部群體”遭到金融排斥，造成嚴重的金融資源配置不當，使得這類企業難以通過外部融資實現數字化轉型；而且在資本市場中，由于信息不透明，企業會產生逆向選擇問題，造成企業面臨更高的投資成本，從而限制其外部融資行為，引起更為嚴重的金融錯配（趙曉鴿等，2021）。而數字金融的出現打破了這種不平衡局面，優化了金融市場的配置效率，緩解了企業面臨的金融錯配。

首先，數字金融轉變了服務模式、拓展了服務對象，相比于傳統金融系統更具有普惠性。市場中那些面臨高度融資約束的企業在數字金融的普及下能夠獲得優質的融資服務，憑借數字金融“紅利”積極尋求多方融資路徑，突破資金束縛，緩解金融錯配。其次，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是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受到政府強力支持，金融系統受政策導向也更樂于向這些企業提供貸款。同時，數字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會激發銀行之間的競爭，促進金融體系的優化，進一步緩解金融資源錯配問題。最后，數字金融顯著提高了信息透明度?；跀底纸鹑隗w系搭建的線上信息平臺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抓取有效信息提供便捷渠道，企業得以精準把控信貸風險，緩解金融錯配。通過上述作用機制，數字金融極大程度上解決了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低的問題，企業得以拓展融資來源、夯實資金基礎，突破數字化轉型面臨的資金困境?；谏鲜龇治?，提出假設H2。

H2：數字金融可以通過緩解金融錯配來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三）數字金融、企業創新能力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企業創新能力體現為企業的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不同于創新投入，創新產出的實現具有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由于內部融資不足，外部融資成為企業創新研發的重要資金來源。然而傳統金融體系為融資對象設定高標準，造成多數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難以通過外部融資實現高水平科技創新。數字金融的實現緩解了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為企業帶來穩定持續的資金流。在充分的資金支持下，企業得以加強技術研發、提高創新能力，實現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轉型作為高層次技術創新，必須依靠企業不斷研發、生產新的數字產品才能持續推進和完善。通過加強創新，企業得以強化硬件配置、夯實科技基礎，為實現深度數字化轉型培養堅實的技術根基（王宏鳴等，2022）。而且隨著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其所擁有的技術資源也不斷增加，為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提供豐富的要素儲備（王冠男等，2022）。同時，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區數字技術、經濟能力、地理區位等狀況的優劣。發展狀況良好的地區更容易吸引優秀的創新創業人才，為當地企業提供優質人力資源，而企業招攬高新技術人才也為增強創新能力、實現數字化轉型奠定穩固的人力基礎。此外，利用數字信息傳遞迅速、共享便捷的優勢，企業間的溝通障礙進一步削弱，通過相互學習、交流經驗，企業可以及時發現技術創新方面的不足，進而對癥下藥、彌補完善，大幅提升創新水平，加速實現高質量數字化轉型?；谏鲜龇治?，提出假設H3。

H3：數字金融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來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選擇及來源

根據數字金融指數的可得性，選取2011—2020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年度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為保證實驗結果的可靠性，對樣本企業做如下處理：參考王宏鳴等（2022）的研究，剔除金融類企業；剔除ST、ST*企業；剔除研究所需數據異?；蛉笔У钠髽I，最終得到13055個數據。為避免極端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產生不良影響，還對樣本數據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

數字金融發展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編制的《數字金融普惠金融指數》；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年報數據來自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企業創新專利數據來自CNRDS數據庫；其他財務數據主要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程度（DCG）。參考何帆和劉紅霞（2019）的研究，查詢并計算上市企業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的有關數字化轉型的無形資產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并以該比例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替代變量。數字化轉型相關無形資產，指資產明細中包含“網絡”“智能”“軟件”等與數字科技關聯的關鍵詞的資產和相關專利。

2.解釋變量：數字金融（df）。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編制的《數字金融普惠金融指數》作為數字金融發展程度的替代變量。該指數是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螞蟻金服大數據構建的，可以如實反映中國各省市數字金融發展狀況（郭峰等，2020）。在基本回歸中，采用省級層面的數字金融指數進行研究?？紤]到量級問題，對數字金融指數采取除以100的方式進行處理。

3.中介變量：金融錯配（Fm）。借鑒邵挺（2010）的研究，采用企業資金使用成本相對于其所屬行業平均資金使用成本的偏離水平作為衡量金融錯配程度的指標。該指標越小，企業資金使用成本相對行業來說偏離程度越低，企業的金融錯配水平越低。

表1 變量定義

創新能力（Innovation）?，F有研究多采用企業創新投入作為創新能力的替代變量，但由于企業技術創新具有不確定性，投入轉化為產出的難度較大，該指標精確性相對較低，因此將企業獲得的創新專利數量作為衡量創新能力的指標，并將專利獲得量進行加1取對數處理。

4.控制變量：為最大程度減少由遺漏變量造成的影響，參考相關文獻選取以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股權集中度（Share）、股權性質（SOE）、董事會規模（Board）、獨立董事比例（Independ）、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托賓Q（TobinQ）、無形資產比率（Intangible）、凈資產收益率（ROE）。為保證結果的可靠性，還設定了年份（year）和行業（Ind）虛擬變量并進行固定。

（三）模型構建

為研究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構建以下基準模型：

其中，DCGi，j，t表示在j省份的i企業t年時的數字化轉型程度，dfj，t表示j省t年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Controlsi，t為控制變量集合，yeart為年份虛擬變量，Indu為行業虛擬變量，εi，t為誤差項，系數α1表示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影響。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企業數字化轉型（DCG）的平均值為0.103，最小值為0.000，最大值為0.894，說明部分企業數字化推進良好，但樣本企業整體數字化水平不高，企業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數字金融發展水平（df）的平均值為2.577，最小值為0.324，最大值為4.319，說明各省份數字金融發展較為平穩，但有部分省份數字金融發展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樣本企業的金融錯配程度（Fm）和創新能力（Innovation）均出現較大差異，說明企業發展水平相當不均衡。為避免研究所需變量之間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影響最終結果，還進行了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的VIF值均低于5，說明模型的共線性問題較小，不影響最終實證結論。

（二）基本回歸：數字金融發展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基于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具體回歸結果見表2。第（1）列列示了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數字金融的回歸系數為0.0250，且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在加入控制變量之后，數字金融的回歸系數保持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結果見第（2）列；為讓回歸結果更加穩健，進一步對行業和年份進行控制，由第（3）列的回歸結果可知，數字金融與企業數字化轉型仍然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表明地區數字金融發展能夠顯著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驗證了假設1。

表2 數字金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1.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為解決由核心變量的反向因果造成的內生性問題，將核心解釋變量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滯后一期，再次帶入模型中進行回歸。滯后一期的數字金融發展水平（L.df）回歸系數仍然為正，且保持在1%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2.替換核心變量。利用市級數字金融指數替換原解釋變量做穩健性分析，數字金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正向促進作用依舊顯著。

參考吳非等（2021）的做法，利用Python爬蟲技術和Java PDFbox庫，統計樣本上市公司披露的企業年報中涉及數字化轉型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將該頻次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原始衡量標準。為避免關鍵詞統計頻次的右偏傾向對回歸結果造成的影響，又進一步對數據采取對數化處理。利用該衡量方式得到的數字化轉型水平的回歸結果與基礎回歸保持一致。

3.剔除外部影響。數字金融發展與金融市場的波動密切相關，因此市場因素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數字金融與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關系。選取樣本的時間跨度為2011—2020年，而在2015年發生的股災事件給中國金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可能會造成回歸結果的偏差?；诖?，借鑒唐松等（2020）的研究，剔除樣本中2015年及之后年份的數據，保留2011—2014年的企業年度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數字金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依舊顯著，證實了結果的穩健性。

（四）機制路徑分析

為探究數字金融作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機制路徑，檢驗金融錯配和企業創新能力是否在其中發揮中介作用。

根據表3第（1）列報告的回歸結果，數字金融的系數為-0.0376，且在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說明數字金融發展能夠緩解企業面臨的金融錯配問題。第（2）列報告了將數字金融、金融錯配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納入同一個模型中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水平與數字金融顯著正相關、與金融錯配負相關，數字金融的系數由α1的0.0299降為γ1的0.0241，表明金融錯配在數字金融和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通過以上分析，數字金融可以通過緩解金融錯配來促進企業數字轉型，假設2得到驗證。一方面，數字金融拓展了服務范圍，打破了傳統金融系統的融資壁壘，讓遭受金融排斥的企業也能夠享受優質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數字金融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讓金融機構和企業都能夠充分獲取市場信息，避免了盲目籌融資帶來的風險，極大地提高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充分的資金動力。

表3 中介效應檢驗

第（3）（4）列報告了創新能力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數字金融與企業創新能力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當納入同一個模型中時，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數字金融和企業創新能力均顯著正相關，數字金融的系數有所下降，說明數字金融可以通過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創新能力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假設3得到驗證。在數字金融的作用下，企業擁有充分的資金將創新投入轉化為創新產出，為企業進行科技研發、制造數字產品、強化硬件保障提供有力支撐；同時數字金融帶動地區發展，為地區吸引優質人才，為企業招攬技術創新人員帶來優勢，而企業提高創新能力也為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提供強勁動力。

六、進一步研究

為深入研究數字金融發展對不同特征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差異，進一步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強度、企業規模以及企業所屬行業進行異質性分組回歸，回歸結果見表6。

表4第（1）（2）列示了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強度的異質性分組回歸結果。具體操作方法是將樣本企業與和訊網社會責任指數進行匹配，然后按照社會責任指數中位數將樣本企業分為社會責任履行強度高、低兩組，分別帶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數字金融發展對社會責任指數高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更強?？赡茉蚴?，社會責任信息是除企業財務信息外投資者進行決策的關鍵依據之一（周杰和雷彬，2021），充分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不僅可以提高外界認可度，為企業吸引更多外部資金進行數字化轉型，而且還能幫助企業樹立良好形象，招攬優質人力資源，促進企業創新。此外，社會責任感強的企業對國家政策的響應也更為積極，在國家大力發展數字科技的背景下努力推進自身數字化建設，而員工在社會責任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中也能持續保持工作積極性，為企業數字化建設提供力量。在數字金融發展推動下，社會責任作為企業信息之一也更易獲取和傳播，因此履行社會責任能夠增強數字金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推動作用。

表4第（3）（4）列示了基于企業規模的異質性分組回歸結果，分組標準為樣本企業資產總額中位數。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數字金融對大規模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更強，也更為顯著?？赡茉蚴?，雖然數字金融發展惠及弱質性企業，但中小規模企業在規模、政策制度上仍然存在劣勢，一方面，需要時間來彌補融資約束帶來的發展不足，借助數字金融獲取充足資金后才能廣泛應用數字技術、構建數字平臺，實現充分的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中小規模企業本身競爭力相對較弱，對尖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強，導致缺少必要的人力資源來進行技術創新，從而拖慢了數字化轉型速度。因此，數字金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在大規模企業中更為顯著。

表4第（5）（6）列示了基于企業所屬行業的異質性分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數字金融對非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更強?？赡茉蚴?，相對于制造企業，非制造企業的靈活度更高，對于尋求外部主體的合作更具主動性，進而能夠獲得更為豐富的互補性資源。非制造企業憑借數字金融和數字科技的發展，有效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李琦，2021），幫助企業更好地實現數字化轉型。此外，為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非制造業企業也積極地探尋數字化路徑，提高企業競爭力。因此，數字金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在非制造企業中更強。

表4 異質性分析

七、結論與對策建議

研究發現：第一，數字金融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經過內生性檢驗和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舊成立。第二，數字金融可以通過緩解金融錯配、增強企業創新能力來提高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第三，數字金融對社會責任履行強度高的企業、大規模企業和非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強。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對策建議：第一，企業必須主動順應發展趨勢，積極迎接數字化潮流，努力探尋適合自己的數字化轉型路徑。及時把握數字金融帶來的發展機遇，充分利用市場信息，尋求優質資金資源，提高創新能力，為企業突破數字化轉型瓶頸、化解發展困境夯實基礎。第二，金融監管機構要與地方政府打好“配合戰”，強化對數字金融的監管、對金融違法的處罰，改善對金融資源的配置、對弱質企業的保護，讓數字金融在錯綜復雜的信息交易中發揮本職作用，惠及各類實體企業。第三，政府要積極出臺相應政策措施，推進數字金融的均衡發展，保證數字金融充分展現優勢，實現數字經濟的倍增效應。加強對中小企業和制造企業的政策扶持，幫助這類企業盡快走出數字化轉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