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研究
——使用與滿足理論視角

楊 睿， 陳志鋼， 范玉強， 朱樂樂

（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西安 710119）

在互聯網和社交平臺的助力下，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已成為一種新興時尚. 隨著旅游信息分享形式的不斷更新，旅游也從以往的整體性地方體驗向時空范圍上不斷拓展的體驗轉變［1］. 微信作為新媒體社交平臺，已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相較于微博等社交媒體，微信朋友圈依托友情關系、親情關系或認識關系構成了一個固定的社會網絡，具有強連帶與弱連帶有機結合的特性［2］，信息傳播范圍和傳播內容雖有所受限，但信息真實性和優質性具有一定保證［3］. 借助微信，旅游者以圖片、文字、視頻等形式將旅游體驗與朋友圈好友共享，并通過點贊、評論等方式與好友即時互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時空限制，重塑旅游體驗［3］.

目前，國內外學者依托專業的旅游信息平臺和社交平臺所持有的用戶資源，在動機理論、社會認同理論、理性行為理論等成熟理論的支撐下，從信息分享的主體、內容、需求動機等方面展開了大量研究［4］. 但現有研究中，缺少將旅游信息分享行為視為一種時尚生活方式，把人們追逐時尚的心理歸納為其內驅動機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以微信朋友圈為例，探討旅游者需求和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的關系，檢驗信息性需求、娛樂性需求、認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和時尚性需求對旅游者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重點分析時尚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信息分享行為之間的關系，以期完善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研究體系.

1 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1.1 旅游信息分享行為

旅游分享行為是指在旅游全過程的各階段中，旅游者通過各種媒介向他人展示旅游體驗，或向他人提供旅游目的地相關信息的行為［3］. 針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展開了研究，其內容主要集中于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特征、分享動機、影響因素、激勵機制、結果影響等方面［5］. 在研究旅游分享行為動因時，多以理性行為理論、動機理論、社會認知理論、社會影響理論、社會認同理論等為理論基礎［6］，如Kang和Schuett在社會影響理論指導下，提出外界因素通過主觀規范的認同、內化、順從3種機制的影響作用于旅游經歷共享行為［7］. Bilgihan等認為，網站感知易用性會對用戶旅游信息分享意愿產生積極影響［8］. 王曉蓉等基于動機理論，驗證了內在動因和外在動因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作用［6］. 韓小蕓等基于社會認同理論，證明社區認同和社區參與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產生正向影響［9］.

回顧以往文獻發現，早期學者對分享行為的研究多基于微博等“弱關系”網絡媒介，在社交媒體和移動設備快速更新迭代的背景下，日益轉向“強關系”平臺的分享行為研究. 如Facebook、Instagram、微信、QQ等［3］.現有研究認為，微信朋友圈的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具有社會性質的交換行為，其影響因素眾多，既取決于個人行為習慣、意志、便利條件，還取決于個人對社會環境的感知和判斷［2］. 目前，關于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主要涉及分享行為特征［1］、分享行為動機［3］等方面，在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動機的研究中，從追逐時尚的角度探討時尚需求與分享行為之間影響機制的研究不多.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旅游者的需求進一步細化，研究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因素，并分析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特性.

1.2 使用與滿足理論

使用與滿足理論始于新聞傳播學. 該理論將受眾視為有主觀能動性并會為滿足特定需求而主動使用媒介獲得滿足感的個體. 受眾的媒介接觸活動就是基于特定需求動機的媒介使用行為. 使用與滿足理論自提出以來，便被廣泛地應用于社交媒介的使用動機研究［10］. Katz等提出使用與滿足過程的基本模式，并對大眾需求類型進行歸納，建立“需求—媒介接觸”關系模型，為后世研究奠定理論基礎［11］. 此后，使用與滿足理論研究開始出現橫向、縱向擴展的趨勢. 在橫向拓展方面，研究對象不斷囊括更多的媒介形式和更廣的媒介內容；在縱向拓展方面，則是不斷吸納和融合其他學科的理論，將期望—價值理論、TAR理論、TAM理論等應用至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研究中［12］.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和新媒體的不斷發展，國外學者從用戶需求出發，針對不同媒介的使用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 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交媒體、用戶原創內容媒體等平臺的使用動機分析，并將受眾動機劃分為享樂性動機、功利性動機、技術性動機和社會性動機［10］. 近年來，國內關于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研究不斷增多，一方面集中于深入分析和探討理論自身內容等理論研究［13］，另一方面與其他理論相結合，分析用戶的使用動機，依托于互聯網、手機、微信、微博等新媒體領域展開實證研究. 已有研究證明，用戶的使用動機包括享樂性動機、功用性動機、社交性動機、娛樂性動機等方面［14］.

如前所述，本文依托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需求可劃分為5類，分別為信息性需求、娛樂性需求、認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和時尚性需求.

1.2.1 信息性需求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信息性需求是指用戶發現必要信息，獲得感知滿足的需求［15］. 已有研究證明，信息需求與用戶使用媒介網絡之間具有顯著關聯，尤其是在社交性的媒體中. 譬如，Rubin等研究指出，用戶使用網絡搜索信息是上網行為的源動力［16］. Lee以移動互聯網用戶為研究對象，證明為了便于之后獲取信息，用戶會因此參與潛在的信息需求活動或者進行信息分享［17］. Malik等對Facebook照片分享行為展開研究，證明信息共享是照片分享行為的六大需求之一［18］. 國內學者劉宇辰研究證明，信息需求動機會正向影響用戶在微信平臺的網絡分享行為［19］. 基于現有研究，推測使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這一行為與信息性需求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因此，提出假設1——旅游者的信息性需求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1.2.2 娛樂性需求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娛樂性需求指娛樂消遣的需求，是一種心理內在感受，包括有趣、愉快等多種積極情感，用戶通過信息分享行為獲得娛樂消遣需求的滿足［15］. 譬如，Moon和Kim證實當個體使用社交平臺的某一功能時，主觀上會獲得快樂和舒適的感覺，這種快樂、舒適的感覺會促使其持續使用這一社交平臺［20］. Song等研究證明，娛樂性因子會正向影響用戶對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21］. 國內學者袁園的研究結果認為，使用微博的動因之一在于舒緩和放松心情［22］. 基于現有研究，推測使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這一行為與娛樂性需求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因此，提出假設2——旅游者的娛樂性需求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1.2.3 認同性需求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認同性需求在此主要是指旅游者的自我認同. 旅游者通過微信朋友圈向他人展示自我，旨在獲得贊譽、認可，獲得歸屬感、滿足感和成就感的需求［15］. 隨著圖片拍攝軟件的盛行，社交平臺用戶傾向于通過大量的圖片、文字、視頻展示其性格、偏好和生活方式. 大量研究證明，網絡分享行為是為了實現自我表現和自我認同. Sheldon和Bryant在研究中發現，用戶的自我展示需求對使用Instagram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3］. Rokito等的研究中指出，用戶的自我表達動機是其使用社交媒體進行自我展露的主要原因之一［24］. 陳瑩盈和林德榮研究發現，社交平臺旅游分享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個體相關動機，包括自我發現、獲得認可和尊重等因素［3］.基于現有研究，推測使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這一行為與認同性需求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因此，提出假設3——旅游者的認同性需求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1.2.4 社交性需求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人在完成社會化的過程中，社交既是必經過程又是追求情感溝通的生理活動. 微信作為社交性平臺，其社交功能最值得關注. 基于目前已有的社交平臺持續使用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社交互動會對用戶關于特定社交平臺的情感態度產生影響，進而對用戶持續的使用意愿產生影響. 譬如，Ellison等對Facebook展開研究，發現很多大學生使用Facebook是為了與朋友保持聯系［25］. Haridakis 和Hanson對YouTube的用戶動機進行分析，發現用戶使用YouTube觀看或者分享主要是為滿足尋找、分享娛樂信息以及社交活動的需求［26］. 李嘉等以微信公眾號為例展開研究，發現用戶使用需求主要涉及3類，分別為功用滿足、社交滿足和享樂滿足，且三者均會正向影響用戶對微信公眾號平臺的使用［27］. 微信朋友圈作為主要的社交平臺，用戶可通過其尋求社交滿足. 基于現有研究，推測使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這一行為與社交性需求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因此，提出假設4——旅游者的社交性需求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1.2.5 時尚性需求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時尚性需求是指通過某種特定行為，滿足人們“既要求同于人、又要樹異于人”的心理需求. 加布里埃爾·塔爾德的“超邏輯模仿律”和格奧爾格·齊美爾的“時尚滴漏理論”均指出，時尚是對現行事物和既定模式的模仿. 布爾迪厄·皮埃爾、讓·鮑德里亞從符號學的角度指出，人們對時尚文化的追求本質上是對符號的追求和占有，時尚符號代表著對某種潮流的擁有與否，代表著對自我身份的認同與否，代表著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存在與否. 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加之網絡分享行為盛行，其背后的“模仿”“炫耀”等心理因素逐漸被關注. 例如，Mull和Lee以Pinterest為例，證明時尚是圖像共享的五大動機之一［28］. Sheldon和Bryant以Instagram用戶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證明自戀傾向、自我展示、炫酷、社交以及了解他人等需求會顯著正向影響用戶對Instagram的使用［23］. 國內學者呂婷也證明用戶視角下新穎時尚動機會直接影響用戶對移動短視頻的使用時間、使用頻率、參與層次［29］. 基于現有研究，推測使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這一行為與時尚性需求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因此，提出假設5——旅游者的時尚性需求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1.3 社會規范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社會規范在旅游行為研究方面逐漸受到關注，在旅游者親環境行為研究成果頗豐. 現有研究證明，社會規范會影響人們對旅游親環境行為的態度，會對他人親環境行為產生影響. 在社會規范與社交網絡分享行為之間，已有研究證明社會規范會影響分享行為態度，社會規范影響越大，分享態度越強烈，進而對分享行為意愿產生正向影響［30］. 微信朋友圈作為社交平臺之一，旅游者使用其進行旅游信息分享亦會潛移默化地受到社會成員的影響. 中國社會強調個人融入社會群體，倡導集體主義，重視社會中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是一種“關系型”社會. 根據Bhattacherjee對社會規范的劃分［31］，微信朋友圈屬于“強關系”社交網絡，是社會規范中人際間作用的表現，其用戶的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主要受朋友圈中家人、朋友、同事等熟人影響. 因此，提出假設6——社會規范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1.4 分享態度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分享態度是指用戶對分享行為所持有積極或消極的主觀感受［15］，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測用戶的實際行為是否會發生. Fishbein 和Ajzen 的理性行為理論是現有研究分享態度的經典理論，用以研究用戶行為態度、行為意愿與實際行為之間的相關關系［32］. 該理論認為，行為態度可作為中介變量間接影響行為意愿的發生，在解釋個體行為發生時具有較強說服力.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檢驗了旅游分享態度與旅游分享行為之間的相關關系：王曉蓉等研究證實了分享態度正向影響分享行為［6］；徐金容驗證了炫耀性心理在分享態度和分享行為之間所具有的作用［33］. 分享態度與分享行為之間的研究現已比較成熟和豐富，因此，提出假設7——分享態度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1.5 情感聯結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影響

情感聯結是指心理依賴和認同程度，當用戶信任、認同某一社交平臺或特定社區時，會對其產生強烈的情感依賴. 不同于單向喜歡，情感聯結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雙向關系，常與感情、信任、依戀等特質緊密相關，可以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亦可以發生在社交網絡群體之間. 親密度、喜歡度、信任度、心理距離等都是測量情感聯結的重要指標［10］.

當前關于社交平臺情感聯結的研究較少，但亦有研究表明用戶對某一社交平臺的情感態度顯著影響用戶在此平臺上持續使用、點贊、轉發等多種行為. Ellison等研究證明，用戶對Facebook的情感聯結影響其對Facebook的使用行為［25］，Curras等［34］、Hung等［35］等的研究亦證明，情感聯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用戶對社交平臺的參與行為. 因此，提出假設8——情感聯結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本研究意在探究旅游者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的關系，分析微信朋友圈這一特殊社交平臺中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所具有的特性. 考慮到社會規范、分享態度、情感聯結亦會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產生影響，故推測其作為中介變量，會在旅游者需求和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因此，提出假設9——旅游者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存在中介效應：9a——信息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存在中介效應；9b——娛樂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存在中介效應；9c——認同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存在中介效應；9d——社交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存在中介效應；9e——時尚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存在中介效應.

在文獻梳理和假設的基礎上，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需求—媒介接觸”模型，將社會規范、分享態度和情感聯結作為中介，構建研究模型（圖1）.

圖1 研究模型Fig.1 Research model

2 問卷設計與數據收集

2.1 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調查問卷由兩部分組成：①旅游信息分享行為調查，包含信息性需求（XX）、娛樂性需求（YL）、認同性需求（RT）、社交性需求（SJ）、時尚性需求（SS）、社會規范（GF）、情感聯結（QG）、分享態度（TD）和分享意愿（YY）9 個測量變量. 參照已有文獻中證實的成熟量表，借鑒相關理論和文獻，結合本研究的實際情況設計測量題項. 信息性需求量表參考Chiu等［36］的量表，內含4個測量題項；娛樂性需求量表參考Leung和Wei［37］的量表，內含3個測量題項；認同性需求量表參考Park［38］的量表，內含9個測量題項；社交性需求量表參考鄧銀華［15］的量表，內含8個量題項；時尚性需求量表Malik等［18］的量表，內含6個測量題項；社會規范量表參考徐喆［39］的量表，內含3個測量題項；情感聯結量表參考Ellison等［25］、田丹丹［10］的量表，內含4個測量題項；分享態度量表參考Chow和Chan［40］的量表，內含4個測量題項；分享意愿量表參考Ajzen和Fishbein［41］的量表，內含3個測量題項. 量表的測量采用LIKERT5點式量表，分值由低到高分別為1分（非常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一般）、4分（同意）、5分（非常同意）. ②受訪者個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分享頻率等，以單項選擇的方式進行測量.

2.2 問卷調研

為確保問卷的可行性，在正式調研之前于2020年12月15日至17日在線上進行了預調研，共發放網絡問卷80份，分析結果顯示，問卷量表整體以及分量表的Cronbach’α值均大于0.7，KMO值均大于0.8，各量表的Bartlett’s球形檢驗χ2值均為顯著. 總體來看，量表信度和效度較好.

正式調研采取線上線下同時進行的方法，線下調查于2020 年12 月22 日、26 日、28 日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大唐芙蓉園展開，調查對象為到西安旅游的游客，共發放實地調查問卷221份. 線上調查通過問卷星滾雪球式進行，收回256份調查問卷. 最終線上線下共收回477份問卷，經過篩查剔除27份無效問卷，問卷回收率為94.3%.

因受疫情影響，線上發放過程中調查對象為微信朋友圈的熟人群體及以此延伸出來的社交關系，主要是學生群體，導致樣本年齡結構略有失衡，因此本研究對青年群體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特性更具解釋力.

3 實證分析

3.1 樣本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有效樣本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總體而言，統計樣本人口學基本特征符合實際情況和相關標準.

表1 統計樣本人口學基本特征Tab.1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tatistical samples

3.2 數據分析方法

本文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建模技術，采用“極大似然法”對模型驗證. 通過SPSS25.0軟件進行K-S正態分布檢驗、可靠性分析等，檢驗XX、YL、RT、SJ、SS、GF、TD、QG、YY等變量的穩定性和內部一致性，使用Cronbach’sα系數評估可靠性. 結合AMOS24.0軟件，通過多模型比較進行共同方法偏差（CMV）檢驗. 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FA）檢查指標與結構的關系，通過結構模型分析（SM）測試變量之間的關系，檢驗參數的顯著性水平，并采用Bootstrap方法檢驗中介效應.

3.3 信效度檢驗

運用SPSS25.0軟件對量表進行可靠性分析，如表2所示，XX、YL、RT、SJ、SS、GF、TD、QG、YY各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均在0.8以上，表明量表內部一致性和信度較高. 同時所有題項的偏度和峰度絕對值均在0至1范圍內，表明其近似服從正態分布.

表2 信度及聚合效度檢驗結果Tab.2 Analysis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效度主要通過聚合效度和區別效度進行驗證，如表2所示，各維度的組合信度（CR）均在0.894～0.944之間（大于0.7的標準），表明量表的組合信度較好；同時所有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均在0.5以上，表明量表的聚合效度較好.

當任意兩個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各變量自身的AVE 平方根時，即可滿足區分效度的檢驗標準（表3）. 從表3可見，各變量自身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0.7，且大于橫縱方向上的變量間相關系數，表明本研究量表的區別效度較好，具備明顯的區分效度.

表3 區分效度Tab.3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在共同方法偏差（CMV）的檢驗上，使用因子合并以及增加潛在公共方法因子的方法構建多模型，通過模型比較進行驗證. 其檢驗方法為比較基準模型和增加公共方法因子后所構建的模型，通過比較模型的擬合優度指數進行驗證. 如表4所示，M0為9因子基準初始模型，M1為增加公共方法因子的10因子模型. 比較M1模型與M0模型，發現增加公共方法因子后，擬合優度指數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即表明不存在顯著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的數據分析可信.

表4 不同模型的比較Tab.4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dels

3.4 結構模型檢驗

采用極大似然法估算結構模型，SEM估計所需樣本量至少是研究存在變量數量的10倍. 本文結構模型9個維度44個題項，共收集有效問卷450份，符合檢驗要求. 對模型進行擬合優度檢驗時采用絕對適配度指標（RMR、SRMR、RMSEA）、簡約適配度指標（χ2/df、PGFI、PNFI）和增值適配度指標（CFI、TLI、IFI、NFI、RFI）三大指標. 如表5所示，除NFI和RFI值略低于0.9（均接近0.9）外，其余檢測指標的擬合優度指數均處于標準范圍之內，說明數據與模型具有較好的適配情況，本研究所構建的假設模型擬合優度較好.

表5 結構模型擬合優度指數Tab.5 Goodness of fit indices of structure model

3.5 假設檢驗

3.5.1 直接效應分析

結構模型直接效應檢驗結果如表6 所示：旅游者需求中，信息性需求（β=-0.022，P＞0.05）、認同性需求（β=0.008，P＞0.05）、社交性需求（β=0.119，P＞0.05）均不會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1、3、4不成立；時尚性需求（β=-0.272**，P＞0.05）顯著地負向影響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假設5不成立；娛樂性需求（β=0.124*，P＜0.05）顯著的正向影響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假設2成立；社會規范（β=0.320***）、分享態度（β=0.372**）、情感聯結（β=0.368***）顯著地正向影響旅游者微信朋友圈信息分享行為，假設6、7、8成立.

表6 直接效應假設檢驗結果Tab.6 The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of direct effect

綜上所述，測量模型中假設2、6、7、8成立，假設1、3、4、5不成立.

3.5.2 中介效應檢驗

中介效應檢驗采用的是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Bootstrap 方法，檢驗標準為95%置信區間不包括“0”值時，表明中介效應存在. 本文對所關注的5條中介效應路徑分別進行探討. Bootstrap中介效應檢驗如表7所示：XX→YY（β=0.121**）、YL→YY（β=0.155**）、SS→YY（β=0.577***）的總中介效應顯著，95%置信區間內均不包括“0”值. 3條中介路徑的內部各分路徑均達到顯著，結合直接效應分析，時尚性需求、娛樂性需求對分享意愿的間接影響為部分中介，即社會規范、分享態度、情感聯結在中介模型路徑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信息性需求對分享意愿的間接影響為完全中介，即社會規范、分享態度、情感聯結在中介模型路徑中發揮完全中介作用. RT→YY和SJ→YY的總中介效應未達顯著，即認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對分享意愿的影響中社會規范、分享態度、情感聯結不發揮中介作用.

表7 間接效應的Bootstrap分析Tab.7 Bootstrap analysis of indirect effect

綜上所述，測量模型中的假設9a、9b、9e成立，假設9c、9d不成立，假設9部分成立.

4 結論與展望

4.1 結論

1）旅游者的娛樂性需求顯著地正向影響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但旅游者的信息性需求、認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對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不存在直接影響作用.

旅游者的娛樂性需求顯著地正向影響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Hilvert等［42］和Wang［43］的研究結果，即愉悅享樂是用戶使用網絡社交平臺的重要動機之一，是對現有研究的補充. 旅游者的信息性需求、認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與分享意愿之間的相關關系和Malik 等［18］、劉宇辰［19］、Sheldon 和Bryant［23］、Ellison等［25］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 本研究證明，在微信朋友圈這一特殊的社交平臺中，旅游者的信息性需求、認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與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不存在直接相關關系. 以下從宏觀和微觀角度進行原因分析.

宏觀而言，新媒體時代中，即時性、共享性、交互性以及個性化、社群化等作為社交媒體的典型特征，不斷改善和優化著旅游分享行為的外部環境［44］，并促進旅游體驗在時空范圍上的拓展. 旅游社交平臺的多元化，導致不同社交媒介具有不同功能和屬性［3］. 微博、小紅書、抖音等社交平臺是基于陌生人而建立的社群關系，其廣傳播、淺社交、弱關系的平臺特性使得信息的傳播呈發散狀流動；微信朋友圈則是以熟人好友為基礎建立的社群關系，具有窄傳播、深社交、強關系的平臺特性［3］，信息傳播容量、信息傳播范圍、信息傳播形式均受平臺特性規束，導致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難以滿足旅游者的信息性需求、認同性需求和社交性需求.

微觀而言，在互聯網蓬勃發展的助力下，出現了關閉微信朋友圈、忽視微信朋友圈等現象，尤其在年輕人群體中這一現象愈加明顯. 迫于自我表達后觀眾可及性壓力、預先設想的互動可能性壓力、持續性維持印象壓力等潛在的多方壓力，用戶表達前會反復進行自我審視，并因此產生社交疲憊感和恐懼感，最終選擇退出或關閉微信朋友圈，而更傾向于線下面對面交流和表達，不再沉迷于在微信朋友圈中創造生活，而是在真實生活中維護朋友圈［44］. 在此情況下，信息性需求、認同性需求、社交性需求逐漸不再成為旅游者使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的內在需求.

2）旅游者的時尚性需求顯著的負向影響旅游者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即旅游者的時尚性動機越強，越不會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

此結論可視為是從另一視角對現有研究的補充，也與Sheldon和Bryant［23］、呂婷［29］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正向理解時尚發展規律，某一種思想浪潮、某一種行為方式被社會接受并不斷對人們價值判斷產生影響的過程，便是其逐步發展成為時尚的過程［46］. 短時間內，人們追逐時尚，外在表現為對流行的生活方式、社會行為、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模仿和追捧. 在時尚語境中，當下時刻的新穎和隨時間不斷更新換代的變化是其主要特征，時尚符號能指不斷變化，但所指表現出來總是“時尚”與“不時尚”，只是通過能指在不同層面上的不同形式來制造差異性和新奇性. 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在逐步發展成為時尚潮流的過程中，分享行為是時尚所指所在，借助微信朋友圈進行分享僅是時尚符號能指的表現，隨著旅游信息分享平臺的多元化、分享形式的持續更新，以VLOG、攻略、短視頻的形式在微博、小紅書、抖音等主流的、為大眾所信賴的社交平臺分享旅游信息，皆可以滿足旅游者時尚性需求.

逆向邏輯思維模式下，時尚發展過程中存在“少即是多”的理念，將逆向思維推向極致并成為一種時尚潮流被稱為反時尚現象，是時尚獨特的一種表現形式［47］. 時尚以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模仿開始，在人們對個性化、差異化的追求中終止和更新. 這一過程中，人的從眾心與區別心助推時尚外在表現形式的更迭，不斷出現從眾模仿到追求個性自由的轉變. 時尚外在表現為某種生活方式的流行，但時尚又異于流行. 流行的目的是被大眾接受追逐，而時尚需要個性做先導，追求“新穎性”和“獨特性”是時尚誕生的內在動因和內在本性［48］. 在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被大眾選擇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放棄這種行為的群體，不在微信朋友圈進行旅游信息分享也是少部分人極具時尚意識的表現，符合時尚發展規律. 在此情況下，旅游者的時尚性需求顯著地負向影響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亦是人們時尚生活豐富多樣的體現.

3）旅游者需求在社會規范、分享態度、情感聯結的中介效應下間接影響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

通過社會規范、分享態度、情感聯結3個變量的影響，旅游者需求可間接作用于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旅游者需求會通過旅游信息分享行為得到滿足，這一研究結果與程慧［4］、Kang和Schuett［7］、田丹丹［10］、鄧銀華［15］的研究結果保持一致，即旅游者需求與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需要經過其他中介變量的有效影響. 結合本研究的實證檢驗結果，社會規范、分享態度、情感聯結在信息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的中介模型路徑中發揮完全中介作用，在娛樂性需求、時尚性需求與微信朋友圈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之間的中介模型路徑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

4.2 管理啟示

1）強化旅游產品的娛樂性，聯合媒體平臺進行娛樂化營銷.

旅游者在朋友圈分享旅游信息的動機之一是尋求娛樂消遣帶來的滿足，旅游信息分享行為能夠滿足旅游者娛樂休閑、放松消遣的需求. 旅游目的地承載著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化，具有獨特的文化資產和場景優勢. 在此背景下，首先，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應該深度挖掘旅游目的地文化，結合時下最受歡迎的娛樂表現形式積極運營文化資產；其次，旅游目的地要積極聯合媒體平臺進行娛樂化營銷，結合時下最熱門的娛樂營銷方式，將信息內容轉化為娛樂表達.

2）重視旅游產品的符號價值，在變化和差異中創造時尚符號.

時尚性需求會影響旅游者在微信朋友圈中分享旅游信息. 旅游目的地若想使旅游者主動分享旅游目的地相關信息，進而擴大旅游目的地的宣傳力和影響力，則必須構建刺激旅游者分享欲望的旅游符號. 基于旅游者時尚性需求，首先制造具有傳播力的分享場景，突出自身獨具特色的時尚符號；其次，重視符號的變化和差異，在旅游產品的設計與開發中、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中突顯符號的時尚價值.

4.3 研究不足與展望

1）本研究對象主要以本科生和研究生為主，樣本結構比例有所失衡，無法充分代表所有微信朋友圈用戶群體. 后續研究展開調研時應注重平衡樣本比例，優化樣本結構，分析并解釋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學歷的微信用戶群體在旅游信息分享行為中所具有的特性.

2）模型以研究自變量旅游者需求對因變量旅游信息分享意愿之間的關系為主，對中介變量的分析僅探究中介效應是否存在，對旅游者需求五大維度之間內部影響關系探究和三大中介變量之間鏈式影響探究較淺，后續研究需適當調整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和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內在影響關系，以及其對旅游信息分享行為的鏈式影響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