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五福楚墓出土陶器組合試析
——兼看浙江地區出土戰國楚式陶器組合

劉 曉

(安吉縣博物館，浙江 安吉 313300)

0 引言

安吉地處浙江北部，戰國時主要屬越國管轄，至越王無彊二十三年楚敗越，安吉成為楚國轄地，楚文化漸滲入太湖地區.2006年，安吉發掘的五福M1豐富了浙江境內的楚墓資料，墓中出土的成套陶器組合，在浙江地區較為少見，文章就該組陶器組合的器物造型、成型技法、裝飾特征做一初步分析，并通過浙江地區出土的楚式陶器組合之間的對比，管窺出土楚式陶器墓葬的文化屬性.

1 五福楚墓出土陶器組合

五福楚墓位于安吉天子湖鎮五福村，地處天目山以北、太湖以南.該墓于2006年9月初遭盜掘，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安吉縣博物館聯合對其進行搶救性發掘.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由斜坡、墓道、墓坑和墓室組成(圖1).墓室葬具有木槨、木棺及墊木，一槨一棺(圖2).因隨葬器物大部分被擾亂，原來的存放位置不詳，共出土陶器27件(套)，銅器4件，漆器21件(套)，俑14件[1].

圖1 安吉五福楚墓墓葬形制

圖2 安吉五福楚墓棺槨結構

1.1 陶器組合和器物造型

五福楚墓出土陶器組合為鼎、盒、豆、鈁、杯(圖3).

陶鼎

鼎6件，器形、大小相同，無蓋，子口，微斂，附立耳，斜壁內收，小平底，下有三個高蹄足，足尖稍外撇.腹部有兩道凸弦紋，弦紋間及足部繪黃、灰二色簡單圖案.口徑20厘米、高20厘米.

盒4件，器形、大小相同，無蓋，平唇，斂口，斜壁收底，假圈足.腹部飾兩道弦紋，兩道弦紋間繪黃、藍、黑三色簡單圖案.口徑14厘米、足徑8.5厘米、高10厘米.

豆6件，器形、大小相同.口微侈，淺盤，高直把，扁平座.把及平座上繪藍、黑二色簡單圖案.口徑14厘米、高18厘米.

鈁6件，器形、大小基本相同.平唇，侈口，長頸，斜肩，折腹，斜壁內收，覆斗狀高圈足.通體繪黃、藍、黑、灰四色幾何紋圖案.口徑12～13厘米，腹徑17.5～18厘米，高34厘米.

杯4件，器形、大小相同，平唇，斜壁，折收底，扁平座，繪黃色簡單圖案.口徑6.5厘米、高12厘米.

1.2 成型技法

五福楚墓出土的陶器組合胎質均為泥質灰陶.根據器型不同，制法分輪制、模制、手制三種，三種方法常交叉使用.

陶鼎器身與附件耳、足之間有明顯黏合痕跡，鼎內壁無任何其他連接痕跡，故鼎應采用器身與附件分體成形的方式，器身與附件制作完成后，直接將耳或足等附件貼在器壁上并按壓，利用泥的黏性使其自然粘貼，鼎器身采用輪制，鼎耳和蹄足主體為模制.陶豆器柄與豆盤分開制作，輪制直接成形，豆柄因其較高，略成喇叭狀，故在成形過程中需不斷拉伸，器柄與豆盤制作完成后再進行按壓黏合.陶盒、陶杯器身采用輪制，底部單獨輪制，制作好后黏合.陶鈁為方形器，制作較為特殊，應交叉采用三種方法，頸部、腹部、底部分開制作，觀察陶鈁頸部，四面較規則，推測應為模制，腹部較不規則，應為先把泥料拍成四面泥板，再于轉角處捏合做成器身，底部內部沒有輪制痕跡，推測為直接手制成一定形狀后，再削外壁并從四角內壁拉伸成方形，待頸部、腹部、底部制作完成后再進行黏合.

1.3 裝飾特征

陶器紋樣的主要表現方法為刻劃、捏塑、彩繪.五福楚墓出土陶器均為彩繪陶器，除了利用泥料的可塑性在器物表面進行裝飾，如輪制時旋出凹凸弦紋外，還在陶器表面以陶衣為底進行彩繪，用黃、灰、藍、黑等色繪制紋樣(圖4).

陶豆局部

五福楚墓陶器紋飾一般被劃分為多個部位，如頸、肩、腹、圈足等，分別以多個獨立的彩繪帶修飾于不同部位，遵循“物飾人見”的原則，在最易為人見的位置飾彩繪，裝飾所在的位置多集中于平視即見的器腹，其次是邊角處的補充裝飾.而不同部位間的紋樣多以弦紋作間隔，再分層繪彩，紋飾不追求繁縟復雜，僅取其象征意義，較樸素、簡潔，大量使用幾何紋，弦紋、網紋、三角紋、變形鳥紋、圓圈紋等.紋樣的勾勒采用直線或曲線等線條，直接描繪，或以雙線勾畫輪廓，再點綴或填充對比色，以突出輪廓的形態，也有在填充有底色的區域再以其他顏色繪制紋樣.如陶鈁：口沿下飾復合三角紋，三角外框內填充圓點，頸、腹部用黑、灰漆勾勒變形鳥紋邊線，中間填飾小圓圈紋，高圈足用黑、灰漆繪相對的三角紋.

2 五福楚墓出土陶器組合為帶地域特征的典型楚文化組合

關于戰國晚期陶器組合，不少學者進行過討論研究，對不同地域的陶器組合進行了分類分型研究.通過對器物組合及器物特征分析，五福楚墓出土陶器組合應為帶地域特征的典型楚文化組合.

高至喜[2]根據陶器組合的特點，把戰國晚期楚墓分為三區：楚都及附近地區、長沙及其附近地區、與越臨近及原來是越國的地區.楚都及其附近地區，陶器組合以鼎、敦、盒、壺、鈁為主；長沙及其附近地區常見陶器為鼎、敦、盒、壺、鈁、豆，戰國晚期前段敦、盒共存，后段則盒多敦少；與越臨近及原來是越國的地區，雖因發掘楚墓較少，對其器物組合了解不全面，但認為此地區器物組合基本上與長沙地區組合接近.丁蘭[3]則將戰國末期楚墓分成五個地域：江陵襄宜區、淮壽區、長沙及其附近地區、鄂東區、長江下流地區，認為江陵襄宜區陶器以“鼎、敦、壺”和“鼎、豆、壺”組合為主；淮壽區陶器組合為“鼎、豆、壺”“鼎、盒、壺、豆、鈁”；長沙及其附近地區組合由“鼎、敦、壺”發展到“鼎、敦、盒”再到“鼎、盒、壺”；鄂東區與長沙區有較大的一致性；長江下流地區以“鼎、盒、壺”為主.

安吉五福楚墓出土鼎、豆、鈁、杯、盒，可見其器物組合整體與上述楚國地域相差不多，組合主體與長沙及其附近地區、淮壽區楚墓基本一致，只是可能因為時代先后的關系，相較于長沙地區，組合中沒有敦，相較于淮壽區，組合中沒有壺.1982年，安徽宣城磚瓦廠木槨墓出土鼎2件、豆2件、鈁2件、盒2件、罐4件、杯2件[4]，器物組合幾乎與五福楚墓出土的完全一致.

再從紋飾、制作方式上分析，五福楚墓陶器制作采用的是較為普遍的黏合方式，器物主體與附件分開制作好后，再利用泥的黏性黏合.彩繪的表現方法與其他楚地陶器一樣,多繪于器物的肩、腹部等人眼平視易見的部位，彩繪的紋飾也是楚地陶器中常見的紋飾，因此五福出土陶器組合應為典型的楚文化組合.

但五福楚墓出土陶器也表現了較多的區域特征.高至喜[2]將鼎分成三型十二式，A型附耳圜底有蓋高蹄足鼎，B型附耳圜底無蓋高蹄足鼎，C型附耳有蓋淺腹平底鼎，五福出土鼎為小平底，應屬C型，但其無蓋、小平底的特征與C型五式中的大平底均有較大區別；盒分為三型九式，A型圈足深腹盒、B型矮圈足盒、C型平底盒，而五福出土盒為假圈足；鈁分二型七式，A型假圈足鈁，B型圈足鈁，Ⅰ式、Ⅱ式腹部均有鋪首，Ⅲ式、Ⅳ式無鋪首但有蓋，五福出土鈁應屬圈足鈁，但其腹部無鋪首、無蓋，顯然不屬于B型中的任何一式.丁蘭[3]則將戰國末期楚墓隨葬陶鼎分為七型，A型圜底有蓋高蹄足鼎，B型平底鼎，C型圜底無蓋鼎，D型升鼎，E型小口鼎，F型矮足鼎，G型異型鼎，五福楚墓出土陶鼎應屬于B型，小平底鼎，腹較淺，縱觀其中列舉的器形，應與長江下游區的蘇州真山D2M15較為相似，但真山D2M15有蓋，而五福鼎無蓋；陶盒分五型，A型小圈足、弧蓋較高，B型圈足略高、腹較深、弧形蓋淺，C型平底、子母口、深腹，D型圜底、弧蓋較淺、子母口，E型深腹、弧蓋，可見五福盒假圈足無蓋與五型有較大區別，與其他地域出土的均不相同，地方特征顯著.

綜上，五福楚墓出土陶器組合雖組合形式與其他楚地相似，但造型與典型楚器之間有較大區別，考慮到陶器原材料取土簡單，制作較為簡便以及陶器運輸上的不便，認為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共同作用下，五福楚墓出土陶器組合應為當地制造的具有區域特征的典型楚文化陶器組合.

3 浙江出土的戰國楚式陶器組合

據筆者所掌握的材料，浙江出土的戰國楚式陶器組合除安吉五福M1以外，在安吉壟壩、良朋、紹興、寧波、余姚等地也有出土(表1).

表1 浙江出土戰國楚式陶器組合表

根據陶器組合的文化屬性，表一墓葬可分為兩種情況：第一類，楚、越文化陶器共存.隨葬器物除了楚式的陶器組合外，還有一些越地傳統的原始瓷和印紋陶器物，以余姚老虎山D1M14、紹興鳳凰山M3為代表.余姚老虎山D1M14墓內隨葬兩套陶禮器，除一套無論質地、器形、彩繪紋飾都是完全楚化的泥質黑皮陶禮器(圖5)外，還有一套用原始瓷制成的仿楚式器物，原始瓷鼎(圖6)所具備的附耳、蹄足和拱蓋的形態，已深深打上了楚文化因素的烙印，紹興鳳凰山M2雖出土基本為楚式陶器組合，但也有1件印紋陶；第二類，單純楚文化陶器組合，隨葬器物已完全是楚式的陶器組合，從質地、器形到組合，都純粹是楚式的風格，不見越地傳統的原始瓷和印紋陶制品，寧波南郊火車站125號戰國墓、余姚老虎山D1M1(圖7)、余姚老虎山D1M2、安吉壟壩D1M2(圖8)、安吉良朋磚瓦廠墓、安吉五福楚墓均為此類.

圖5 余姚老虎山D1M14出土泥質陶鼎

圖6 余姚老虎山D1M14出土原始瓷鼎

圖7 余姚老虎山D1M1出土陶鈁

圖8 安吉壟壩D1M2出土器物

關于兩類墓葬的文化屬性，很多專家學者進行過討論，尤其是第一類墓葬楚、越文化器物共存，其文化屬性更是備受爭議.以紹興鳳凰山M2為例，高至喜[2]認為是“保存有若干越文化因素的楚墓”，劉和惠[5]認為“是一座具有濃厚楚風的越墓”，葉文憲[6]視為“越地所發掘過的楚人墓葬”，陳元甫[7]歸入楚文化墓葬，認為已完全同于楚墓，可能就是楚人墓葬，田正標[8]通過對江、浙、滬地區所報道的戰國墓葬資料的系統整理和分期研究，將紹興鳳凰山M2劃入了“二期四段”即“戰國中期晚段”，認為是“具有楚墓特點的土坑木槨墓”.筆者從楚文化的特性著手，對紹興鳳凰山M2的看法更傾向于高至喜的觀點.楚文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開放性，在楚文化絕對強勢的湖北江陵紀南城的周邊楚墓中便出土了約13件青銅“越式鼎”[9].楚在不斷擴張疆域的進程中，對當地土著文化多采取“兼人之國，修其城郭，處其廊廟，聽其鐘鼓，利其貲財，妻其子女”的開明政策[10]，兼容并蓄，學習其他文化的先進技術，為自身服務.楚人占據越地后，對越人并不驅散，而是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習俗依舊安居樂業[3]，并且可能仍部分利用其越族君長實現楚在越地的統治[11].在這樣的楚越文化共存的大客觀環境下，加之楚文化主觀上的包容、開放，必然使得楚越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越文化滲透到楚文化中的因素也會越來越多.因此，在楚占領越地后，吸收越文化，在楚墓中出土越文化器物便在情理之中了.再者，墓坑形制和占主導地位的器物是區分墓主人族屬的重要標志，楚越墓的區分標準主要是根據墓坑形制和墓內主要器物所占比例進行判斷[12]，紹興鳳凰山M2僅出土一件越文化器物，楚越文化器物比例明顯偏于楚文化，因此認為是保存著若干越文化因素的楚墓.對于紹興鳳凰山M3墓，認為其中出土的“越王不光”銘文的玉矛是判斷的重點，“不光”是越王翳的別名，但該墓墓主不可能是越王翳，因此這柄玉矛應是墓主的戰利品，也說明紹興鳳凰山M3應是楚敗越后的楚墓；而對于楚越文化器物比例相當的余姚老虎山D1M14,其文化屬性究竟是越是楚難以分辨，還得在不斷豐富的考古資料中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