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的“政治”
——20 世紀前半葉中國現代詩歌朗誦理論研究

吳 昊，張 穎

（1.廊坊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2.西南科技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四川 綿陽 621010）

中國的現代詩朗誦實踐，在20 世紀20年代就開始了。比如朱湘曾在1926年4月24日的《晨報副刊》上刊登過題為《我的讀詩會》的廣告，邀請當時的詩人前往其家中一起讀詩，以進行詩歌朗誦的試驗。除朱湘外，劉夢葦、聞一多都在家中舉辦過讀詩會，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晨報副刊》為中心的詩歌朗誦群體，成員有聞一多、徐志摩、朱湘、劉夢葦、饒孟侃、孫大雨等。但正如論者所述，這一時期的詩歌朗誦活動，主要還是一種“書齋”里的朗誦，朗誦僅作為一種試驗新詩語言的工具，為新詩的格律化提供了實踐可借鑒的經驗［1］。在朱湘、聞一多、劉夢葦等人努力的基礎上，20 世紀30年代，朱光潛組織的“讀詩會”對新詩音韻的探索更進一步，他們不僅進行詩歌朗誦的實踐，還在《大公報·文藝·詩特刊》《中央日報·詩刊》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新詩音韻的理論文章。

然而，有關詩歌朗誦理論的探討，要遲至20 世紀30年代才出現。最早提出詩歌朗誦問題的論者或許是黃仲蘇，他的《朗誦法》一文雖然討論的主題是古典詩歌，但已經提出了詩歌的聽覺作用。伴隨著詩歌朗誦的實踐，有關詩歌朗誦的理論探討在抗戰時期達到鼎盛。重慶、桂林、廣州、上海、延安乃至華北淪陷區，都有人在注意詩歌朗誦的理論建設。同時，“朗誦詩”作為一個具有宣傳意味的概念也在抗戰時期被提了出來，有些理論研究者甚至把“朗誦詩”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抗戰結束。比如朱自清認為，朗誦詩是“新詩中的新詩”［2］。不過，“朗誦詩”是否具有獨有的地位，不同的論者有著不同的觀點?！凹冊姟闭撜吲c“大眾化”論者，對“大眾是否能夠接受詩歌朗誦”這一問題的觀念也有所不同。部分“純詩”論者，如梁宗岱、沈從文等，認為大眾至少要經過“相當的教育”，才能在詩歌朗誦的氛圍中有所收獲，但大多數“純詩”論者還是在全民族抗戰的熱潮中逐漸轉向“大眾化”詩論。經過抗日戰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朱自清、李廣田等原本持“純詩”觀念的論者發現，詩歌朗誦是將“個體世界”與“公眾世界”聯系在一起的重要途徑，“個體”走向“集體”是詩歌乃至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傊?，在20 世紀40年代末的詩歌理論家看來，詩歌朗誦已經超越了純粹“讀”與“聽”的藝術，而是一種聲音的“政治”，指向現代詩的公共性，也是現代詩自我更新的一種有效途徑。

一 “朗誦詩”概念的接受與討論

通觀20 世紀前半葉的詩歌朗誦理論文章，“詩朗誦”與“朗誦詩”這兩個詞語有時會在標題中同時出現，如錫金《朗誦的詩和詩的朗誦》、林夢幻《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兼評〈高蘭朗誦詩集〉》、常任俠《論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韓北屏《試論詩朗誦與朗誦詩》、高蘭《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等。但從概念本身來看，“詩朗誦”與“朗誦詩”之間不僅存在動詞與名詞的區別，它們受到關注的時間也有著差別?！霸娎收b”的實踐在20 世紀20年代便已開始，而“朗誦詩”這一概念則要到抗戰全面爆發之際才進入論者的視野。共產黨員顧民元于1937年6月1日發表的題為《朗誦詩是需要的！》的文章中，較早提到了“朗誦詩”產生的必要性。他認為，“朗誦詩”是詩歌“通俗化”的一種體現，而“通俗化”是治療新詩病癥的“醫生”，在“通俗化”的實踐中，新詩能夠為大眾“服務”，并在“服務”中煥發出新生命［3］。

雖然顧民元對“朗誦詩”的討論有待深入，但他的觀點已經具有了一定代表性，并且，在全民族抗戰的時代背景下，不同政治陣營的理論家對“朗誦詩”的看法幾乎一致。陳紀瀅可謂是“朗誦詩”的大力提倡者之一，他不僅為高蘭的朗誦詩集作序，而且還撰寫了《關于朗誦詩歌》《新詩朗誦運動在中國》等文章，認為，“朗誦詩”是教育大眾、組織大眾的一種有效手段。值得玩味的是，通過關注“朗誦詩”，陳紀瀅還更新了自己對詩歌的看法：“我原是一個頂不喜歡讀詩的人，當然談不到對詩有什么研究，可是現在覺著對詩已經很親切了?！保?］由此可見，理論家們在提倡“朗誦詩”的同時，自己也深受“朗誦詩”的感染。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毛澤東，據說毛澤東本人對新詩的興趣并不如舊詩大，但他對新詩朗誦卻給予了足夠的支持與尊重。以延安“戰歌社”舉行的第一次新詩朗誦會為例，毛澤東一直坐到散會，而散會時的聽眾已經為數不多了。在另外一場朗誦會中，毛澤東對柯仲平創作的朗誦詩《邊區自衛軍》表現出極大興趣，并寫信給柯仲平，表示《邊區自衛軍》“很好很好”，希望他“趕快付印”［5］。20 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為中國新詩指出一條“古典”加“民歌”的道路，這種觀念的形成或許可以追溯到抗戰時期的新詩朗誦會。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理論家都同意“朗誦詩”這一概念的合法性，比如梁宗岱就認為，“朗誦詩”是“堂吉訶德的風車”，對此表示質疑。但仔細品味梁宗岱的言論，就會發現梁宗岱并不是反對詩歌朗誦本身，他擔心的是當前的“朗誦詩”只是迎合“朗誦詩人”的興趣，而不能被大眾所接受：“你所能做到的（如果真做得到的話），只是自己作品的‘明白淺顯’和‘老嫗能解’，這只是接近大眾的初步或一個條件。大眾之愿意聽你的聲音與否，以及老嫗對你的作品發生不發生興趣，那又是另一回事?！保?］的確，當時的中國社會，許多大眾并沒有掌握讀懂詩歌的文字能力，只能通過“聽”去了解詩歌。寫在紙上的詩句在詩人們看來是“通俗易懂”的，然而一旦把文字轉碼成聲音，則面臨著新的接受問題。前文所述的“戰歌社”舉行的第一次詩歌朗誦會，之所以到散場時聽眾所剩無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聽眾不感興趣。從另一個角度說，詩歌朗誦者不一定是專業詩人，有可能是演員、戰士等。詩歌朗誦者對詩歌文本的理解，在進行朗誦時的聲音、動作、感情，也是影響“朗誦詩”接受效果的關鍵?；谶@一點，錫金對朗誦者提出了要求：“要練習聲音，聲音必須宏亮，清楚，使聽眾聽得見，而且聽明白是什么。要練習姿勢，怎樣歌頌崇高的英雄，怎樣諷刺猥瑣的奸佞，怎樣描摹景物。要練習表情，這表情與演劇的表情不同，不是動作的模仿，而是詩的心情的表現。最后最主要的還是要練習怎樣正確地表達詩的內容?！保?］從本質來說，“朗誦詩”是一種需要充分考慮聽眾感受的藝術，如果朗誦者沒有掌握朗誦的技巧，聽眾的反應就會很冷淡。

除了“朗誦詩”的概念合法性之外，理論家們對“朗誦詩”的地位也有過討論，討論的過程中也牽涉詩歌“內容”與“形式”的問題。在詩的“內容”論者看來，詩之所以成為詩，不在詩的形式而在詩的內容，不在詩的韻律而在詩的意識。所謂“朗誦”不過是“詩”的一部分而已，沒必要把“朗誦詩”擺在一個神圣的位置上，也不是所有的詩歌都需要朗誦［8］。但另外一些詩歌朗誦的積極實踐者，比如高蘭，還是傾向于認為“所有的詩還都是應該朗誦的，并且只要是一首好詩，沒有不可以朗誦的。換言之，不能夠朗誦的，很可能不是好詩?！保?］高蘭還試圖從中國古典詩歌、外國詩歌的發展進程中找出“可以朗誦”是詩歌本質的依據。但從全民族抗戰的時代背景中來看，高蘭所強調的“朗誦詩”，顯然是有其自身的特殊目的——“朗誦詩”是需要服務于抗戰宣傳、服務于大眾的，而不是私人感情的抒發。常任俠也認為：“抒情詩是不適宜于朗誦的，小的lyric 則只可以低吟，有些詩則簡直只能默讀，由視覺來傳達她的情感?！保?0］常任俠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什么是“抒情詩”，但從他“劍閣聞鈴，黛玉悲秋”之類的描述來看，他所指代的“抒情詩”顯然是抒發私人感情的詩句，并且感情的基調并不是昂揚向上的。高蘭、常任俠對“朗誦詩”的理解可以視為戰時許多“詩歌大眾化”理論家的代表，這就與一些“純詩”論者的理解產生了差異。

二 “純詩”與“大眾化”論者對詩歌朗誦的理解

在現代詩歌史上，“純詩”論與“大眾化”論一直處于相互辯駁又彼此關聯的狀態，在抗戰時期這種狀態尤為明顯。在詩歌朗誦方面，“純詩”論者與“大眾化”論者的分歧之一是“大眾”對于詩歌朗誦是否具有足夠的接受能力?！凹冊姟闭撜叩牡湫痛砹鹤卺氛J為，只有等群眾都受過和“朗誦詩人”同等的教育后，“朗誦詩運動”才能成功。沈從文雖然在《談朗誦詩》一文中表達了使“朗誦詩”成為“多數人在公眾集會上拿來誦讀，使識字的和不識字的人都能從聽覺上受到教育”［11］的藝術形式的意愿，但他同時也表示這種狀態的實現是困難的，需要“誦讀者受相當訓練”“作者在摸索試驗中走一段長長的刻苦的道路”?？梢哉f，無論是梁宗岱還是沈從文，他們對文化水平不高的“大眾”接受詩歌朗誦的能力都表示一定懷疑。

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梁宗岱與沈從文原本的“純詩”理念有關，也與抗戰初期詩歌朗誦藝術的不成熟有關。即便是“大眾化”的詩歌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詩歌朗誦還有待發展。不過，“大眾化”論者們對詩歌朗誦仍然持有相當的樂觀態度，他們相信朗誦是詩歌“大眾化”的一條重要途徑，朗誦不僅能夠鼓舞民眾，而且還能“不知不覺中改變詩人的創作方法，潛移默化使詩人走上可朗誦的詩歌之創作而不自知?！保?2］這是因為詩歌的朗誦實踐也是對詩歌進行選擇的過程——為了營造理想的朗誦效果，達到振奮民眾情緒的目的，朗誦者就不可能去選擇那些“燕語鶯聲”的抒情詩，而是選擇使人熱血沸騰、士氣高漲的作品，如高蘭的著名朗誦詩《吊天照應》《我們的祭禮》等。同時，詩人為了配合詩歌朗誦運動的進程，也會專門創作一些“適合朗誦”的詩歌。在這種情況下，詩歌創作就不僅是“純粹的藝術”了，而是帶有一定的社會功利性?！肮浴甭犉饋硎莻€貶義詞，但在全民族抗戰的大背景下，許多詩人急切地想要表達自己抗日救亡的激情，并試圖鼓動越來越多的民眾參與全民族抗戰，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為“朗誦”而功利地創作“朗誦詩”的現象。但如果詩人一味地為了遷就大眾的文化水準，追求“通俗化、口語化”，就有可能會主動地降低理解詩歌的門檻，從而使“朗誦詩”的水準下降。

“大眾化”論者并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比如高蘭就提出“朗誦詩”的通俗化、口語化“決不是完全去屈就大眾，是要從初步的屈就里，逐漸予以教育，藉此而逐漸提高大眾文化水準”［13］。但另一個問題同時又出現了：怎樣才能證明大眾在“朗誦詩”的教育下，提高了文化水準、增強了抗戰熱情？從目前的資料來看，當時的報刊很少刊登大眾對于“詩歌朗誦”或者“朗誦詩”的讀者來信，有關詩歌朗誦會的報道也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參加朗誦會的詩人身上，而不是關注大眾的反映?！按蟊娀闭撜咄ㄟ^倡導“詩歌朗誦”來提高民眾文化水準、增強對詩歌興趣的想法帶有教化色彩，但由于缺少大眾的反饋，無法準確判斷他們是否對詩歌朗誦真的感興趣。也就是說，“大眾化”論者往往沒有調查大眾對詩歌朗誦的接受情況，只是根據自己對大眾的想象提出理論，“純詩”論者對詩歌朗誦的懷疑態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梁宗岱、沈從文等“純詩”論者質疑的并不是詩歌朗誦本身的合理性，實際上，他們認為詩歌朗誦是在探索中國新詩的發展前途，比如沈從文便認為“‘朗誦詩’不失為新詩努力之一個方向”［14］。朱光潛曾是“讀詩會”的熱心支持者，他對詩歌朗誦的熱情不因時代的變遷而消逝，直到20 世紀60年代還在發表有關詩歌朗誦的文章，將詩歌朗誦視為探索“詩歌語言和音律問題”的重要途徑［15］。由此可見，“純詩”論者或許更傾向于“回歸到詩歌本身”，在技藝層面上討論問題，同時他們也不否認詩歌朗誦的傳播效應，即承認詩歌朗誦是面向聽眾的，要考慮聽眾的接受程度。但由于抗戰時期絕大多數的“聽眾”都是文化水平較低的普通民眾，或許他們并不能很好地接受戰前“讀詩會”上所誦讀的那些詩歌?！按蟊娀闭撜唠m然在文章中為詩歌朗誦提出了很多建議，如使用方言、口語，向民間歌謠學習，注意朗誦的姿態、動作等，但他們的理論與實際朗誦效果是脫節的。正如抗戰時期廣州詩壇的詩人所說：“群眾的鼓掌，不足歡喜，因為他們不是真以為好，而是以為滑稽；不是了解詩的內容，而是以為有趣?！保?6］不過，這并不能說明“大眾化”論者的詩歌朗誦理論就是完全失敗的。從整體來看，“大眾化”詩學理論符合全民族抗戰的時代氛圍，并且在這種時代氛圍中，“大眾化”詩學也從幼稚到成熟，逐步發展起來。劉繼業認為，整個現代新詩詩學的發展，最終就是大眾化詩學成為詩壇主流的過程［17］。而許多一開始持“純詩”觀念的論者，也逐漸向“大眾化”靠攏，在詩歌朗誦理論方面也是如此。這種情況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純詩”論者（如朱自清）發現了詩歌朗誦的“公共性”，并意識到這種特點在動員民眾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

三 聲音的“政治”：發現詩歌朗誦的“公共性”

如前文所述，現代詩歌的朗誦，本質上是一個“傳播—接受”問題。聽眾會對朗誦者的聲音進行“解碼”，從而捕捉相關信息，朗誦組織者的宣傳目的也就達到了。進一步說，朗誦組織者、朗誦者和聽眾通過朗誦的“聲音”建立起了一個公共的、交互的網絡，“個人”也就此融入一種集體氛圍中，詩歌朗誦的“公共性”也由此浮現。對“公共性”的認識使得一些原本持“純詩”觀念的論者逐漸轉向“大眾化”詩學，并為“大眾化”詩歌朗誦理論注入了新的血液。

朱自清可視為從“純詩”論轉向“大眾化”論的典型代表之一，這從他對詩歌朗誦的態度轉變上可窺見一斑：“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甚至于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后來漸漸覺得，似乎適于朗誦的詩或專供朗誦的詩，大多數是在朗誦里才能見出完整來的?！保?8］從“懷疑”朗誦詩到“提倡”朗誦詩，朱自清觀念轉變的契機在于抗戰，從《抗戰與詩》《詩與建國》《愛國詩》等作于抗戰期間的文章中都能夠看出朱自清比以往更為關注詩歌與“政治”的關系。這里的“政治”應該作廣義理解，象征著“公眾世界”的形成?？箲疬@一涉及全中國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使以往呈原子狀態的個體迅速凝聚成一個集體，為抗戰而努力成為了大多數中國人的選擇。在這種時代氛圍里，朱自清也感受到“公眾世界”的重要性。他于1947年出版的《新詩雜話》以一篇名為《詩與公眾世界》的譯文作為附錄，而從全書所收錄的文章來看，這篇譯文雖為附錄，但實際上是統攝全書詩學思想的一條重要線索。該文的原作者阿奇保德·麥克里希認為，在許多英美現代詩人的作品中，已經出現了“私有世界”與“公眾世界”相融合的趨勢，詩歌也應該反映“政治生活”的經驗。

麥克里希文章的原始發表時間是1939年6月，此時中國正處于全民族抗戰的時期，在此時間節點上，麥克里希的觀點對中國詩人有著一定的啟示意義。朱自清無疑是這種觀點的擁護者，他發表于抗戰后的《論朗誦詩》中就引用了麥克里希的說法：“現在‘私有世界’和‘公眾世界’已經漸漸打通，政治生活已經變成私人生活的部分，那就是說私人生活是不能脫離政治的。集體化似乎不會限于這個動亂的時代，這趨勢將要延續下去，發展下去?！保?9］在朱自清看來，與“政治生活”“集體化”相對應的是朗誦詩，因為詩歌朗誦是一種屬于公眾的藝術，群眾通過詩歌朗誦的聲音受到感染，詩歌也在“群眾的緊張的集中的氛圍”里成長。在朗誦中，詩歌從文字轉化為行動，它“活在行動里，在行動里完整，在行動里完成”［20］。朗誦詩歌的聲音也就此具有了“公共性”，成為宣傳政治思想的重要方式。

無獨有偶，李廣田發表于1948年的一篇關于詩歌朗誦的文章中也引用了麥克里希有關“私有世界”和“公眾世界”的觀點，可見抗戰后“公眾世界”的到來，已經成為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共識。并且，在從“純詩”論到“大眾化”論的轉變道路上，李廣田比朱自清走得更遠。他認為戴望舒的《秋天的夢》是詩人的獨語，與“朗誦詩”這一具有公眾性質的詩歌類型相差甚遠。而臧克家的《老馬》因其具有“普遍的人道主義思想”，就比《秋天的夢》要“高得多”。何其芳的《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雖然可以進行朗誦，但因為其內容還屬于“精細而委婉”的那一類，所以在朗誦效果方面也不如一個14 歲女孩子所寫的《他們在控訴我》。從李廣田在文章中節選的片段來看，《他們在控訴我》的語言沒有經過雕琢，比較直接，“憤怒”“拳頭”“冒火的眼睛”等具有煽動性的詞語出現在詩作中。李廣田認為這是一首“歌唱血淋淋的現實”的詩，“雖然不是專為朗誦而寫，卻是最好的朗誦詩”［21］?！肮残浴薄艾F實性”成為李廣田甄選優秀朗誦詩的標準，朗誦的聲音不一定要動聽，但一定要激情澎湃，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值得注意的是，李廣田不僅認為“朗誦”是中國新詩的前途之一，“群眾”也應該成為新詩未來發展的關鍵詞之一：“一、從個人的，到群眾的；二、從主觀的，到客觀的；三、從溫柔的，到強烈的；四、從細致的，到粗獷的；五、從低吟的，到朗誦的?！保?2］足以見出，李廣田已經從20 世紀30年代的“漢園詩人”轉變成為了“大眾詩”的擁躉者，至此，“大眾化”朗誦詩學似乎已經得到了全面勝利［23］。

從朱自清和李廣田這兩位“純詩”詩人的轉變可以看出，經過抗戰的洗禮，大多數中國詩人接受了“聲音”中的“政治”性：詩人寫下的每一行詩，朗誦者念出的每一個句子，都不再只代表他個人，而是集體的藝術，集體的能量。如果說抗戰期間的“私有世界”發現了“公眾世界”的必要性的話，那么抗戰之后的“私有世界”則加速了向“公眾世界”的融合。詩歌與政治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密，詩人不僅發現了詩歌朗誦的“公眾性”，并且也把“個人”與“集體”的結合看作中國新詩的未來走向，“人民”成為詩歌理論文章中的重要關鍵詞之一。比如孫定國直接將詩歌朗誦稱為“人民的朗誦”［24］，凸顯了“朗誦”的政治屬性。進一步說，從抗戰時期至20 世紀40年代末的詩歌朗誦理論，直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的詩歌朗誦理論奠定了“大眾化”的詩學思路。從高蘭編于20 世紀80年代末的《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這本詩歌理論集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有關詩歌朗誦的討論，基本沒有離開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大眾化”詩學論者提供的范式，諸如梁宗岱、沈從文等“純詩”論者的質疑聲音已經近乎徹底消失。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詩歌朗誦的“公眾性”已經被大多數詩人認可，雖然朗誦的詩歌并不一定都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但它們都能夠調動聽眾的情緒，使聽眾感受到自己身處一個群體之中。正如朱自清所說：“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得去聽，參加集會，走進群眾里去聽，才能接受它，至少才能了解它。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進群眾里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保?5］

縱觀20 世紀前半葉詩歌朗誦理論發展的過程，就會發現無論是“純詩”論者還是“大眾化”論者，都關注詩歌朗誦的“傳播—接受”問題，并且在討論“傳播—接受”的過程中，“大眾化”詩學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公共性”被逐步確認為詩歌朗誦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詩歌朗誦也就此成為一種聲音的“政治”，將“個體”與“集體”連接起來。20 世紀40年代末的詩歌理論家對“公共性”的發現也可視為“集體詩學”的濫觴之一，并為“十七年”及之后的詩歌朗誦理論提供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