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視域下的綠色翻譯觀

劉艷芳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武漢 430073)

隨著生態翻譯學在國內外的迅速發展，綠色翻譯這一概念逐漸進入研究者視野。這與全球性的生態意識和綠色發展理念是相一致的。綠色翻譯既豐富了生態翻譯學的研究內容，也擴展了生態翻譯學的解釋力。然而，作為“生態翻譯學的一個重要課題”[1]P98，綠色翻譯的相關研究甚少，且進展緩慢，更未形成廣泛統一的研究基礎和研究成果。在知網上以“綠色翻譯”為主題搜索到的論文僅三篇(馮全功，張慧玉，2014；陳雋，黃玉虹，2015；胡庚申，羅迪江，2020)。

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傳播學中有一定特殊性質的領域”[2]，翻譯本質上是一種信息傳播過程。作為更高層次的綠色翻譯則對信息傳播的標準、目的和過程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翻譯生態系統中充斥著各種內部和外部、顯性和隱性的噪音。這些噪音不斷破壞翻譯生態環境，干擾翻譯主體的適應與選擇，損害譯文的綠色價值，并最終影響到整個綠色翻譯生態系統的構建?；诖?，本文以傳播學的噪音與降噪理論為切入點，試圖對綠色翻譯進行新的解讀和詮釋，期望能為綠色翻譯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綠色翻譯概述

綠色翻譯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李亞舒為《翻譯生態學》一書所作的序言中，“研究生態翻譯，就是清除翻譯垃圾，發展綠色翻譯，發展全球背景下的生態翻譯，為翻譯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據”[3]。隨后，雖有個別研究者(黃秀敏，2009；陳雋，黃玉虹，2015)也曾提及“綠色翻譯”這一概念，但要么并未對其進行論述，要么只是簡單套用其他研究者的觀點。

真正對綠色翻譯進行詳細論述的是馮全功和胡庚申。馮全功首創性地對綠色翻譯的基本內涵和表現形式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綠色翻譯是“灌注生命意識的翻譯”，是“充分利用相關互文資源，努力打造精品譯文，以實現不同的主體、文本與文化之間和諧共存，有利于營造宜生健康的翻譯生態環境的翻譯”[1]P100。胡庚申也提出，綠色翻譯是從生態翻譯學的思想中衍生而來的一個“新的實踐形態”，是“生態翻譯學實踐活動的具體載體”，是“涉及到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主題的翻譯，是關于生態文明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總和的翻譯，是關于生態批評、生態語言、生態文學、生態寫作、生態文化、生態社會等相關內容的翻譯”[4]P47。馮全功對綠色翻譯的理解偏向于“綠色”的修辭認知層次上，而胡庚申則側重在“綠色理念”和“綠色價值”的實指層面。

本文認為，綠色翻譯既是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的微觀實指，也包含與生態相關的宏觀虛指；既是服務于綠色文明的實踐操作，更是強調譯者面對全球生態浪潮的適應選擇和“譯有所為”的信念。綠色翻譯體現的是譯者生態翻譯理念與實踐的知行合一，反映的是譯者面對生態文明的立場、態度和追求。綠色翻譯根植于生態翻譯學，因而既遵循生態翻譯學的主體話語體系，如翻譯生態環境、翻譯群落、譯者中心、適應與選擇、生態理性、生態翻譯倫理、整合適應選擇度、“三維”轉換、事后追懲等，又有其特有的概念表述，如綠色翻譯生態系統、綠色翻譯價值、綠色選擇。生態翻譯學的關注焦點是“三生”問題，即翻譯的生態、文本的生命和譯者的生存[5]。而綠色翻譯則是基于綠色生態發展的主旋律，對“三生”問題的進一步詮釋與升華。翻譯的生態是文本生命和譯者生存的前提，譯者生存狀態是翻譯生態和文本生命的重要保障，而文本生命則是翻譯生態和譯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它們互聯互動，共同構成綠色翻譯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態批評主張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綠色翻譯則要求打破唯文本論，唯中心論，其本質正是要實現生態、文本和譯者的和諧共存，從而構建和諧的、有生命力的、具有持續性的綠色翻譯生態系統。

二、傳播學之“噪音”

傳播學誕生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是研究信息傳播的本質、過程、規律和效果的一門學科。隨著傳播學的不斷發展，它已成為研究內容豐富龐雜，涉及領域眾多的綜合性學科。其中，傳播學的“噪音”概念的發展經歷了信息論-傳播學兩個階段。早在1940年，美國現代信息論創始人克勞德·香農在其所著的《噪音下的通信》一文中首次提出“噪音”這一概念，但并未給出明確定義；只是指出噪音會影響信號傳輸的質量，造成信息傳輸的減損、失真和不確定性[6]。隨后，香農又提出了“熵”、“冗余”等重要概念?！办亍北硎拘畔鞑サ牟淮_定程度，而“冗余”則代表信息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噪音越大，熵就越大，所需的冗余信息就越多。

香農關于噪音的研究對傳播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最早將“噪音”一詞正式用于傳播學領域的是美國著名傳播學者約翰·比特內。他在香農噪音信息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社會傳播模式，并劃分出內部噪音、外部噪音和語義噪音三種噪音類型。美國學者魯道夫·維爾德伯等人將噪音定義為“任何阻礙意義共享的刺激物”[7]，并進一步將噪音分為物理噪音和心理噪音兩類，而心理噪音又包括內部噪音和語義噪音。而美國傳播學家梅爾文·德弗勒則提出了互動傳播模式，不僅強調了傳播的互動性，還突出了噪音在信息傳播和反饋過程中產生的影響。

三、綠色翻譯的噪音層

如果說綠色翻譯還未形成統一的研究基礎和范式，那么傳播學的“噪音”概念則有助于我們從新的視角對綠色翻譯進行有意義的解讀和研究。正如傳播學普遍認為的，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信息傳輸，均具有局限性。以實現翻譯文本和生態的持續生命力為導向的綠色翻譯更是充滿各種各樣的噪音。對綠色翻譯過程和效果的任何干擾都可稱為噪音，包括社會、語言、文化、認知、環境、生態等多種顯性、隱性并存的復雜因素。同時，噪音只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并非絕對的貶義詞，既有污染綠色翻譯生態系統或環境的絕對負面噪音，也有語言文化生態中無法避免的相對噪音。前者是需要我們極力避免和消除的，以維護整個翻譯生態的和諧共生；后者則是特定語言文化中不能輕易被其他語言文化群體理解或認同的部分，而正是這部分噪音形成了語言文化生態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本文認為，綠色翻譯的本質就是譯者在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中不斷識別、判斷、適應、處理噪音的動態過程，從而實現無污染的、有生命力的、具有可持續性的翻譯產品。無污染是綠色翻譯的最低要求，生命力和可持續性則是綠色翻譯的最終追求。

如圖1所示，綠色翻譯的噪音包括外部噪音和內部噪音。內部噪音是指因文本中語言文化差異(主要包括中西語言差異和中西文化差異)以及譯者和讀者主體的認知能力水平造成信息交流障礙的各種因素；而外部噪音則主要來自社會主流文化、翻譯產業等宏觀層面，具體包括社會文化環境噪音、翻譯市場環境噪音和翻譯研究噪音。

圖1 綠色翻譯的噪音

(一)外部噪音層

1.社會文化環境噪音

正如鮑曉英所說，“文化的傳播不是理想化的坦誠相見，而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歷史政治氛圍、權力關系和話語網絡里的接觸、交鋒與角力的過程”[8]。作為語言文化傳播重要媒介的翻譯亦是如此。隨著網絡信息化的全面升級，全球一體化的日益復雜，世界政治經濟合作與對抗形態的多元化，當今的翻譯生態絕非一方凈土，而是充斥著政治主體較量、意識形態碰撞、社會輿論泛化、后殖民話語霸權等各種隱性噪音。近年來，伴隨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不斷加強，中國文化日益顯示出強大的世界魅力。彼得·諾蘭認為，“由西方少數國家主導全球的短暫時代走到了盡頭”，“中西方的正和關系使得全球范圍內普遍的和諧發展成為可能”[9]。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以美國文化為主導的西方文化仍處于相對強勢地位，英漢語言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仍處于不對等狀態。同時，西方國家本族語言和文化的強勢輸出導致其國民對他國語言文化產生偏頗心態?！吧鲜兰o的一百年間，中國翻譯了10萬種西方圖書，而西方國家只翻譯了1000多種中國著作?！盵10]這正是對英漢語言文化生態系統中長久存在的不平等狀態的真實反映。面對來自所處社會文化環境的各種噪音，肩負綠色翻譯使命的譯者更易陷入一種焦慮、迷茫、兩難的境地 -- 是追求西方文化的共通，還是保持本族文化的特質；是選擇對主流聲音的適從，還是對自我認知的認同和堅守。

2.翻譯市場環境噪音

翻譯市場是由譯者、讀者、出版者、委托人、翻譯公司、翻譯技術開發公司、翻譯行業協會等眾多要素構成的互聯互動的有機整體，是翻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國內翻譯市場仍不成熟，缺乏穩定性和規范性，整體環境并不樂觀。一方面，翻譯行業進入門檻較低，翻譯從業人員良莠不齊，大量不規范、短視行為翻譯公司的存在拉低了整個翻譯行業的標準。亂象的翻譯市場生態環境也導致翻譯人才流失嚴重；另一方面，缺乏統一的翻譯評判標準和市場規范制度。翻譯協會在指導翻譯行業發展，規范行業行為的功能尚未充分施展。出版社和翻譯公司為了搶占市場，追逐短期利益，或選擇低素質的兼職譯員，或層層轉包，或要求譯者在極度有限的時間內完成翻譯任務，或對翻譯工作進行簡單、不合理的隨意分工，這些行為都是對綠色翻譯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同時，各種翻譯軟件和技術充斥市場，機器翻譯尚不成熟但其效用不斷夸大；翻譯倫理概念不明確。這些也成為阻礙綠色翻譯的不利噪音，是對翻譯生態環境的傷害。

3.翻譯研究噪音

翻譯學科的獨立性、邊緣化、泛問題化和體系化建設問題始終困擾著譯界，爭論不休[11]P80。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翻譯標準和標準化建設，翻譯實踐的學術地位，翻譯倫理的確立，翻譯技術與應用，譯者的身份與地位等問題雖被廣泛討論，卻仍存在很多不和諧的聲音。這無形中也成為影響翻譯生態的噪音。另一方面，譯界從來不乏多視角、多維度的翻譯理論和思想。東晉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說，嚴復的“信達雅”，傅雷的“神似”；西方翻譯流派更是層出不窮--闡釋學派、功能學派、文化學派、結構學派、符號學派、解構主義學派、后殖民主義學派、女性主義學派等等。雖然翻譯理論對指導翻譯實踐是有價值的，譯界也從開始的狂熱追捧、盲目接受逐漸趨于理性思考與審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主流翻譯理論過于籠統而疏放，難以描述、解釋和指導翻譯實踐，而各種翻譯思想不斷涌現又難以實現交融平衡時，翻譯研究本身會對綠色翻譯生態環境形成一種沖擊，甚至成為一種無形的噪音?！胺g就是征服”，“翻譯是個政治行為”，“翻譯就是改寫”，“翻譯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識形態輸入異域文化意識形態”，“翻譯是各種社會力量用來操縱特定社會、建設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學手段”，“翻譯是要消除人的因素的存在”，“所有翻譯都是有缺陷的，因而是女性的”，諸如此類偏激、絕對的翻譯論調更是對綠色翻譯實踐和生態的誤導和傷害。與此同時，翻譯標準化研究不足，語料庫建設滯后也成為阻礙綠色翻譯的噪音之一。國內雖已出現CCL、BCC、語料庫在線和中國基本古籍庫等漢語語料庫，但“在研究廣度、深度以及研究數量上與國外同類研究仍有一定差距”[12]。如何準確翻譯中國特色術語和文化負載詞，如何駕馭海量的語料信息，如何深入語言生態又保持理性的標準，這些不僅造成譯者翻譯時的困擾和讀者的不適，也造成翻譯資源的浪費，更談不上實現綠色翻譯的可持續性。

(二)內部噪音層

1.語義噪音

語義噪音主要是指中西語言差異和中西文化差異兩個方面。文化是群族的歷史、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藝術、倫理道德，法律制度、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的總和，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而語言根源于文化，是文化的載體和重要組成部分。同一文化情境的人們對同一語言表述都會產生誤解，何況是不同文化的語言。同時，語言也是有生命的，它隨著社會的發展也在不斷地演變。舊詞的消失，新詞新義的出現，語義邊界的模糊性，大量術語和約定俗成表達缺乏統一、廣泛認可的譯語，都不可避免地成為綠色翻譯過程中的噪音，干擾著譯者和讀者的適應與選擇。

2.認知能力噪音

認知能力噪音是指譯者和讀者的自身素質和認知水平對文本解讀和處理造成的障礙。譯者的翻譯是否成功，取決于譯者對原文理解和對譯文表達的能力。這兩種能力是諸多因素的集合體，包括譯者的腦力分配、個人閱歷、翻譯經驗、智力水平、能動性、靈活性、忍耐力、接受能力、個人態度、習慣反應、思維的深度和廣度、譯文難度與譯者水平的匹配程度等等[13]。對于以翻譯生態系統的和諧共生為終極目的的綠色翻譯，更是如此。在綠色翻譯實踐過程中，翻譯的成功與否，譯品的生命力和持續性是否得以實現，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譯者本身的素質。譯者素質越高，噪音就越低；譯者素質越低，噪音就越高。與此同時，當讀者的自身素質和認知水平偏低，或與譯文不匹配時，噪音也就產生了。讀者素質與噪音也是成反比的。

四、綠色翻譯的降噪策略

外部和內部噪音的存在是綠色翻譯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綠色翻譯不是簡單的歸化或異化，不是單次的適應與選擇，而是基于翻譯生態環境的動態、復雜的降噪過程，是實現生態、文本和譯者和諧共存的創造性活動。在綠色翻譯過程中，翻譯主體既努力適應來自社會主流文化、翻譯產業、譯者和讀者自身素質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又要不斷做出適應性選擇，靈活有效地降低、消除各種噪音，從而實現綠色翻譯的無污染、有生命力、可持續性的目的取向，創建和諧共存的綠色翻譯生態系統。

(一)外部降噪策略

外部噪音的形成有其歷史性和復雜性，在短時間內很難消除。這是一個長期的降噪過程，更是一個宏大的生態奮斗目標，僅靠一方是無法實現的，而是譯者、讀者、委托人、翻譯研究者、翻譯服務公司、翻譯技術公司、翻譯相關部門等眾多翻譯生態要素參與進來，形成互聯互動的生態整體，同時又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和生態優勢。

1.譯者的適應性創造

綠色翻譯本身就是一個去粗取精、精益求精的凈化過程。綠色翻譯強調譯者素質和主觀能動性，遵從的是“效果歷史”原則?！靶Ч麣v史”是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的概念，代表著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思想，引導我們從效果歷史切入，注重效果研究，而不只是孤立地研究現象或作品本身。伽達默爾認為，人總是具有“歷史”概念的，當理解與我們具有歷史間距的事物時，需要服從的是“效果歷史”原則，即“不只是注意歷史現象或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作品，而且還應注意到這些現象和作品在歷史上所產生的效果”[14]P385。綠色翻譯關注的正是譯作在生態文明發展長河中產生的長遠的、可持續的效果。因此，綠色翻譯的譯者已不是一般的翻譯從業者或信息傳遞者，而是有靈魂的創造者，擔負著維護翻譯生態環境和諧和整個人類語言文化生態持續發展的偉大使命。譯者應努力適應不斷變化的翻譯生態環境，踐行“效果歷史”和“譯有所為”原則，從而做出整合適應度最高的綠色選擇。面對紛繁復雜的外部生態噪音，譯者既能坦然面對，又能保持客觀、理性的認知，時刻牢記自己的綠色使命和責任。真正的綠色翻譯譯者既不過分追求西方文化的共通而削弱本族文化的特質，也不一味盲目堅守文化自信。相反，他們會竭力通過高質量的譯作反向減弱或消除長久以來外部環境中的噪音，真正發揮綠色翻譯的凈化功能。不可否認，這種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對譯者的能力和品格提出極高的要求，但也應該成為擔負綠色翻譯使命的譯者努力的方向。

2.市場要素的多維聯動

市場環境噪音的復雜性更需要翻譯生態要素的多維度合作，共同致力于改善翻譯市場生態環境，構建和諧健康的翻譯群落生態，逐步實現翻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翻譯多維效益。具體來說，翻譯協會和相關部門應加強翻譯行業監管，如設立翻譯行業管理制度、翻譯市場準入制度、翻譯市場規范和監管制度、翻譯人員從業守則、翻譯技術開發規范、翻譯人才培養機制、翻譯認證與評估制度等；譯者應對綠色翻譯事業存有敬畏之心，時刻牢記“譯有所為”和“事后追懲”原則，堅守翻譯倫理道德，成為綠色翻譯生態系統的有力踐行者和維護者；出版商和翻譯公司應雇傭合格的翻譯人員，給予譯作合理的時間和報酬，對翻譯任務進行合理分配和嚴格審評，逐步建立標準化翻譯流程，有效利用翻譯記憶工具和術語治理工具，努力實現資源共享，避免低效、低質的翻譯勞動；已具規模的翻譯公司應立志高遠，積極開拓國際市場，遵守行業的國際規則，形成中國強勢翻譯品牌；翻譯相關企業應攜手樹立綠色生態翻譯意識，加快綠色生態翻譯技術和實踐的建設和研究，從而從源頭杜絕污染翻譯生態環境的因子，建立和諧的生態關系網絡。只有這樣，翻譯市場環境的不利噪音才能逐漸減弱、消除。

3.研究者的適應性選擇

本文提出翻譯研究噪音，并不是質疑翻譯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反，綠色翻譯時代的翻譯行業需要更加理性、與時俱進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研究，以實現翻譯生態系統的強大生命力和可持續性?；ヂ摼W、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機器翻譯等新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給翻譯行業帶來巨大變革，改變了翻譯的面貌和譯者的身份、地位和權力[15]。因此，翻譯研究者們應積極了解翻譯生態系統和環境要素的前沿動態，了解綠色翻譯的內核和本質，從而擴充翻譯理論研究的解釋力和潛在價值。同時，研究者們應注重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思辨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努力擺脫學科束縛，實現翻譯學與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計算機科學等其他學科領域的跨界融合和對話，但又有效維護譯學的學科范疇與邊際，保持譯學的學科主體性，從而“形成整體性的宏、中、微三環良性互動的譯學體系”[11]P80。有效的翻譯研究不僅有助于實現學科的融合性、獨立性、和諧性和可持續性，也有助于譯者在面對翻譯受眾、翻譯策略、翻譯困難、翻譯市場、翻譯技術、翻譯倫理、譯者形象等方面的適應與選擇時，能始終堅守職業信心和職業責任，努力與翻譯生態系統和諧共存，從而創作出真正有生命力、可持續的綠色翻譯產品。

(二)內部降噪策略

1.譯者“譯有所為”

無論是語義噪音還是譯者認知能力噪音，降噪過程和效果都是與譯者素質強關聯的。譯者的降噪能力與譯者素質成正比，譯者素質越高，其適應與選擇能力越強，降噪能力就越強；反之亦然。綠色翻譯特別強調翻譯效果，以譯作的生命力和持續性為目的取向，這就更依賴于譯者素質?？梢哉f，譯者素質決定了內部噪音的程度和降噪效果，從而決定了譯品的生態質量。因此，綠色翻譯譯者有責任也有義務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積極提升自己的雙語能力、認知水平、文化敏感性和生態意識，不斷突破思維局限性，努力減少內部噪音對自身的干擾和阻礙，從而譯出有強大生命力的可持續綠色產品。

伽達默爾提出的“前見”、“視域融合”概念為我們深入探討綠色翻譯中譯者的生存狀態提供了新的視角。伽達默爾認為，理解的前提是“前見”；“前見”是歷史賦予的，并構成了理解者特殊的視域；真正的理解活動是讀者的視域與文本的視域相結合，以達到雙方視域融合的目的；視域融合具有歷史性、共時性和運動性[14]。在翻譯過程中，社會環境、政治形態、思想意識、時代背景決定了譯者在理解文本時的“前見”，即對文本先入為主的“前理解”，既包括合理的“前見”，也有不合理的“前見”。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前見”并不總是消極、貶義的，而是生態、文本、譯者呈現動態交互性融合的基礎 -- 譯者帶著自己的前見、期待和視野進入到原文文本的歷史視域中，建立原文與它賴以生成的社會文化生態之間的關聯，并進一步構建譯文文本與讀者生態的對話關系。不合理的前見是偏見和誤解，是噪音，必然會對翻譯生態語境、文本再現和譯者適應與選擇造成不利影響，所以應是譯者努力避免的。合理的前見不僅客觀存在，而且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創造力量；它不僅有助于譯者在對原作合理設想或預期的前提下適應原文語言文化的生態結構，也有助于譯者選擇與讀者之間的理想視域，實現文本與讀者的視域融合，最終達到綠色翻譯的理想效果。綠色翻譯中的譯者應認識到，對于譯者和讀者而言，文本的理解與創作就是一種辨識噪音，實現視域融合的過程。因此，譯者應始終遵循“譯有所為”原則，努力消除內部噪音，借助合理前見，主動與原文視域靠攏、碰撞以形成新的視域，進而又積極與讀者的視域實現交互性融合，并不斷創造出新的視域。這個新的視域超越了原作者、譯者和讀者的傳統視域和前見，為譯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從而實現了譯作更強的生命力和可持續性，同時也推動著譯者和讀者的視域向更高層次發展。這才是真正良性的、正向的綠色翻譯實踐。

2.讀者“讀有所為”

同樣，作為譯文直接受眾的讀者也是綠色翻譯生態系統中的重要要素，是實現綠色翻譯價值的重要一環。本身好的譯作，如果又能得到讀者的認可和積極正面的反饋評價，不僅能激發譯者的創作熱情和信心，又能反向凈化翻譯市場，實現“良譯驅逐劣譯”的翻譯生態，從而形成有自我凈化功能和持續生命力的翻譯生態環境?？梢?，讀者不是被動的接受者，不是翻譯生態鏈中的最后一環，而是重要的建設者，是翻譯生態鏈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一環；既是連接著譯作、譯者、翻譯市場的生態要素，也是推動實現綠色翻譯生態系統的重要推手。那么，讀者該如何肩負“讀有所為”的使命呢？一方面，讀者的認知水平、文化素養、審美情趣、思維深度等直接關系到讀者對高質量譯文的接受度和匹配度。因而讀者有責任不斷提升自己的多維素質，從而有效降低內部噪音對自己的理解和認知的阻礙；另一方面，讀者應認識到視域是動態發展的，是在不斷降噪的基礎上形成新的視域。讀者應主動帶著自己的合理前見靠近譯作的生態語境，發起譯者的歷史視域與自己的關聯對話，并形成理想的、高質量的視域融合。同時，讀者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到譯后反饋環節，構建積極良性的反饋機制，從而幫助實現凈化的、可持續性的綠色翻譯生態系統。

譯者和讀者還應認識到，噪音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動態發展的。隨著社會語言文化的不斷融合，同一噪音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的形態和程度不同，過去的噪音今天可能成為人們樂于接受的事物，而新的噪音也會不斷產生。同時，信息傳播的有限性使得信息的闡釋將是永無止境的；譯者也是歷史地存在著，有其無法克服的歷史特殊性和局限性。這些都是重譯和復譯存在的現實基礎，也是綠色翻譯生態系統的客觀事實。只有充分認識到綠色翻譯生態的實質和內在規律，以及噪音的動態性和歷史性，譯者才能對各種噪音保持敏感和客觀，敢于、勇于借鑒和利用已有的翻譯生態資源，以實現翻譯資源的重復利用和可持續發展，從而真正實現綠色翻譯與世界文化生態系統的大融合。同時，降噪是相對的，絕對的噪音消除只是一種理想的意境。作為有獨立意識的翻譯生態主體，譯者具有體現個體性的傾向和意識，要么偏向于原文生態，要么偏向于譯文生態。只要譯者能堅守“譯有所為”的原則，在原文和譯文生態結構中達成一種相對的平衡、和諧，就不失為綠色翻譯。

綠色翻譯的提出是一個從“翻譯研究視閾的生態轉向到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生態范式動態的發展過程”，“這個問題導向令人思考、催人探索”[4]P47。綠色翻譯借助翻譯強大的信息傳播功能，以生命力和可持續性為目的取向，立志于構建健康和諧的語言文化生態系統，實現人類語言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和傳承。然而，現實的翻譯生態系統中存在各種內部和外部，顯性和隱性的噪音，對譯者的適應與選擇，語言文化的共享和交流造成種種阻礙。因此，綠色翻譯也是翻譯主體與噪音不斷博弈，充滿智慧與能動性的復雜過程。本文從噪音與降噪角度對綠色翻譯進行了初步探討，希望為綠色翻譯和生態翻譯學研究提供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