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影響因素分析
——以安徽省為例

王 蔚

( 皖西學院,安徽六安 237012)

一、研究背景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之間關于“共同富?！钡拿枋鲆约俺欣^做了詳盡的闡釋，他認為“共同富裕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

“共同富?！敝溉w人民擁有較多的財富。其內涵中有兩個概念點需要明細：第一，財富的累積是聚少成多的，猶如滾雪球，因而在時間上有所限制。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并非一蹴而就，存在時間上的先后之分，除此之外，財富的稀缺性也注定無法在短期內形成量產。在此前提下，以先富帶動后富，讓富裕起來的一部分人帶動后一批人，實現共同富裕，在必要時期內是可行的。第二，共同富裕不是人人均等的絕對平均富裕，而是一定程度上的相對富裕。除此之外，“共同富?！边€具備如下三個特征：第一，“共同富?！笔菫槿w大眾服務，極端富裕和極端貧困應盡量減少；第二，“共同富?！笔且欢〞r期內的相對富裕，并非絕對平均主義；第三，“共同富?！辈粌H是物質上的富裕，還應豐富精神上的內涵。在此基礎上，充分把握“共同富?！钡膬群吞卣?，才能抓住核心，早日實現百年大計[1]。

共同富裕的目的除了縮小城鄉居民的貧富差距，還有增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愿景。鄉村產業振興的目的則是加強貧困人群的經濟規模，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體，隨之也衍生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尤其是城鄉區域發展和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增大。對實現全民“共同富?！钡哪繕诵纬闪艘欢ㄗ枇?，而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著力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以及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正是鄉村振興的終極目標。202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規定為兩條底線，鄉村振興正是解決大規模返貧的關鍵策略，“扎實有序做好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重點工作。持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發展，帶動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增收。健全鄉村建設實施機制，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實際問題?！盵2]中國作為一個人口上十億的經濟體，要實現這么“大體量”的“共同富?！?，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創舉，如果不提高占人口一半的鄉村人口的收入，就不足以完成全社會的相對富裕。所以黨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資源，“鄉村振興”的提出也成為必然的結果。

學界關于共同富裕的研究自十八大以來呈井噴式發展，不僅有關于共同富裕內涵、方法和目標、目的等宏觀討論，也有收入分配、制度助力以及消除貧困等具體實現措施的研究。鄉村振興作為解決共同富裕的不二路徑在近年的研究中也隨之被關注，以往學者的研究關注點主要集中于如何縮小城市與鄉村之間區域發展的差距，如何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實現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趨同，以及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觀視角來重新審視鄉村振興的意義。熊易寒教授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特視角揭示了鄉村振興與“共同富?！敝g的關系問題，他認為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與此相較，通過鄉村振興以達到減緩人均收入水平差異的研究則略顯零星，研究者往往從相對貧困，防止規模性返貧等視角來切入研究，鐘甫寧等在探究了共同富裕的內涵和基本標準的基礎上，從鄉村產業振興、收入分配、低收入人口幫扶、盤活農村共享資產等方面，就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和政策提出了看法和建議。[3]林萬龍從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規模性返貧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底線要求角度，提出促進低收入農戶收入更快增長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核心任務。[4]葉素蘋則跳出經濟學范疇的鄉村振興觀察視角，另辟蹊徑地從政黨視角來切入，認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論是在可能性還是必然性方面都是鄉村振興得以實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5]趙培等則從鄉村振興實現手段的角度探討了產業振興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與實現路徑，認為城鄉貧富差距難彌合，城鄉發展不平衡和城鄉機會均等這些要素嚴重制約著共同富裕的實現。[6]梁曉軍在文章中著重探討了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對貧困的治理邏輯，提出鄉村振興是解決相對貧困的必經之路。[7]這些研究對于鄉村振興內涵以及實現路徑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更多的是從整體的視角來研究，將鄉村振興局限為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把鄉村振興作為一個單獨的整體來研究，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則是其重要元素，可以說從典型省份的可支配收入角度探討鄉村振興，對于消弭相對貧困的政策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鄉村振興作為一個兼具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的國家戰略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相結合。從頂層設計看，首先要促進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逐步實現人口、技術、資本、信息等要素的雙向無障礙流動，推動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模式；其次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通過市場機制，引導生產要素流向鄉村和農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通過再分配機制，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合理調節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比重，逐步將戶籍與社會保障脫鉤，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尤其是加大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通過公益機制，鼓勵企業和個人進行慈善捐贈，縮小各階層的收入差距。

二、安徽省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現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加明顯的進展，因此，為了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首先要放眼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高我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體現一國經濟的重要指標之一，通常指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總和。2021年，我國國民可支配人均收入達35128元，相較上年實際增長8.1%，呈現較高發展趨勢。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相較發達國家，我國的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明顯，仍有較大的改進空間。安徽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省份，農業人口有5000多萬，耕地6200萬畝，在其產業結構中農業占據著首要位置，2021年安徽省的常年糧食產量居全國第6位，農產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出口額占全省的40%以上，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輕紡總產值占其總產值的70%左右，是典型的農業大省。因此，以安徽省作為案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安徽省城鎮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

如圖1所示，安徽省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現逐年遞增趨勢，但是，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但沒有縮小，絕對差距反而呈逐年遞增趨勢，表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各項惠農政策的落實，安徽省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雖均逐年增加，但由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城鎮居民基期絕對差值較大，即使安徽省農村居民的經濟增速相較城鎮居民經濟增速更快，但實際上2013-2021 年間安徽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城鎮居民的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即安徽省城鄉收入絕對差距在擴大。因此，安徽省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僅要注重經濟增長速度，更要注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

圖1 2001—2021安徽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情況(元)

(二)安徽省城鎮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差距

圖2顯示了2001—2021年安徽省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對比。從中可以發現，安徽省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逐年提高，但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仍遠低于城鎮居民水平，而且，安徽省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絕對差距呈現逐年增大的趨勢。特別是2018—2020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增長最快，主要是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國家以擴大內需為主，刺激國內消費的相關政策息息相關。直至2021年差距增長速度逐漸緩和，但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依然呈現倍數差。

圖2 2001—2021安徽省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元)

(三)安徽省城鎮與農村居民文娛教育支出差距

如圖3所示，2001—2006年，安徽省城鄉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差距無明顯變動，2006—2008年，差距明顯增大；2008—2010年有所緩和，2010—2013年，差距明顯增大，至2015年有所縮減。2014—2020年，安徽省城鎮及農村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增長均較快；2020—2021年有所降低，差距有所縮小。一方面得益于我國對于教育的大量財政支出，使得家庭教育負擔減輕。另一方面，部分家庭采取校外教育方式，對于這部分支出往往難以統計。以安徽統計年鑒公布數據為例，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娛支出約為1422元，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娛支出為2283.1元，兩者差額為861.1元，折算為月度數據，則每月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娛支出僅比農村居民多71.75元，從宏觀角度而言，兩者之間的差距并不如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那么明顯，主要得益于國家支持農村教育娛樂的政策。

圖3 2001—2021安徽城鄉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支出情況(元)

三、安徽省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

為探究縮小安徽省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特選取 2001—2021 年安徽省的時間序列數據樣本，抽取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基本來源于《安徽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官網公布數據。

(二)變量選擇

一般而言，“共同富?！奔仁俏镔|上的富裕，也是精神上的富裕。然而，精神上的富裕能否帶動物質上的富裕？兩者之間存在著何種聯系？因此，在解釋變量的影響因素選擇上，以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作為衡量物質水平的指標，城鄉文化教育支出差距作為精神文化指標，從而對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響情況進行分析，具體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解釋

(三)實證過程

1.描述性統計

表2展示了數據的基本屬性，為方便計量，對數據取對數分析，由于篇幅所限，僅展示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及標準差，共21個觀測對象，不存在缺失值。

表2 變量描述統計表

2.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現象，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目前廣泛采用ADF檢驗法，以消除自相關性。由表3可知，變量均呈顯著性水平，因此可認為是平穩變量，可進行回歸分析。

表3 ADF單位根檢驗表

3.模型構建及回歸分析

如表4所示，回歸結果如下：

表4 回歸結果顯示

模型如下：

Ln_inct=0.498311+0.140239Ln_edut+

0.196022Ln_ct+μt

其中，Ln_inct表示第t年的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Ln_edut表示第t年的城鄉教育文化支出差距，Ln_ct表示第t年的城鄉消費差距，μt為隨機擾動項。根據回歸結果分析，城鄉教育文化支出比值和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比值波動均會對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由此看出，城鄉文教支出比及消費水平比的下降，會進一步縮小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

表5 外生性檢驗

4.VAR模型

為了更好地探究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動態效應，通過建立VAR模型，探究前者與城鄉教育文化支出差距和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三者之間的關系。

(1)內生性檢驗及平穩性檢驗

根據內生性檢驗結果，城鄉文化教育支出差距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不顯著，為外生性變量，因而進行剔除，并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重新建立VAR模型。圖4為新模型的系統平穩性檢驗結果，如圖所示，所有特征根的模均小于1，因此該VAR系統為穩定狀態。

圖4 穩定性判定圓

(2)脈沖效應分析

如圖5所示，當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Ln_inc)受到城鄉居民消費差距(Ln_c)一個標準差的沖擊時,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Ln_inc)迅速反映，并產生了負向的影響。在第2期出現反彈，于第3期逐步產生正向影響，在第4期達到最大值，維持至第6期后出現衰弱現象，逐漸接近于0，Ln_c對Ln_inc的影響越來越小?？梢钥闯?，初期隨著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擴大，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明顯縮小，但之后縮減效應減弱，反而會導致可支配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最終兩者之間的影響趨近于0。

圖5 脈沖相應圖

5.結論

一般而言，若兩者總收入水平接近時，消費水平越高的一方，則可支配收入相較而言越少。安徽省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約為農村居民的兩倍，然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卻低于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是由于農村居民的勞動效率不高，勞動產出價值較低，農產品產出受外界干擾波動較多，承擔較大的風險卻并未獲得相應的系統補償。另一方面，農村居民的收入大多源于家庭經營收入以及工資收入，財產凈收入及轉移性收入較少，許多農村居民雖然有房有地，但由于市場流通，戶籍限制等因素，不便于轉賣出租。多方因素的限制，使得農村居民的總收入遠低于城鎮居民。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縮小城鄉差距，協助農村居民提高總收入水平，是目前的關鍵任務之一[8]。

四、縮小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本對策

(一)推進新型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能夠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強大動力，必須積極發揮新型城鎮化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期盼。

發揮新型城鎮化重要經濟引擎作用。一方面，通過優化城鎮空間布局，提高空間配置效率，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空間形態，密切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社會聯系，依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中心城市，培育發展同城化程度高的現代化都市圈，實現城市群和都市圈健康發展；大中小城市應找準自身功能定位，形成優勢互補、密切協作的區域協同發展新格局。另一方面，以新型城鎮化拉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投資，發揮要素集聚和知識溢出的創新優勢，培育發展新的經濟增長極，形成帶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動力系統，培育發展縣域經濟，提升縣城及縣級市承接大中城市功能轉移的能力，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向縣域延展，扶持縣域發展高端產業，發揮縣城輻射帶動鄉村經濟發展的節點作用。

(二)推進城鄉幫扶

鄉村振興的前提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要持續抓緊抓好，讓脫貧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脫貧攻堅勝利后不能掉頭就走，要持續推動同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加大對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傾斜支持力度，抓緊完善和落實監測幫扶機制，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我國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為實現城鄉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進入新發展階段，堅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對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扎實推進城鄉共同富裕。

(三)不斷拓展農業保險范圍，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農產品培育過程中容易遭受災害影響，不僅需要加強對外部風險的控制，也需要未雨綢繆，提前購買相應保險?；谵r產品的不確定性，地方政府及金融機構應針對農村居民的需求，推出相應的保險機制，完善農村居民的信貸評估機制，給予需要幫助的困難家庭一定程度上的補貼，同時在農村居民中普及互聯網金融，協助農村居民建立短中長期的資金回流保障體系，增大風險的對抗能力。

(四)以鄉村多元文化價值為基礎，延伸農業的功能性[9]

從宏觀上來看，農村居民收入偏低的原因與當地就業呈正相關，只有解決讓農民愿意留，留得住的問題，才能真正地縮小城鄉的收入差距，實現全民共同富裕意義上的鄉村振興。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須著重把發展重心放在解決就業問題上。地方政府可以在挖掘鄉村多元文化價值的基礎上發展優勢產業，比如農產品加工業、鄉村休閑旅游、農村電商；這些產業由于其規模性，基礎性和自身的開放性，不僅就業容量大，就業覆蓋范圍廣，而且契合未來的綠色發展理念，在綜合治理農業層面的污染源，減輕農業投入品成本、產業垃圾利用資源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尤其農村電商這一產業更有助于解決當地的產銷難題[10]。

(五)扎實穩妥推進鄉村建設，突出實效改進鄉村治理

農村居民由于基礎設施與城市相比更加落后，解決鄉村居民收入差距不僅需要政策兜底還需要政策宣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政府必須以身作則，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治理能力，完善政府機制，比如健全自下而上、村民自治與農民高度參與鄉村建設的實施機制；聚焦普惠性和基礎性民生建設，接續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加強農村道路、供水、用電、網絡、住房安全等重點領域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基本公共服務縣域統籌。

總結

推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優化農村產業結構，才能夠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同時，基礎設施、社會保障支出的強化，可以進一步減少農民涉及相關費用的支出，增強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通過多種方法的實施，從而實現安徽省城鄉居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