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明亮的星》中女性主體芳妮與濟慈作家形象

劉海英 楊敬叢

一、引言

簡·坎皮恩(Jane Campion, 1954—)是一位女性主義特色突出的新西蘭導演，她執導的《明亮的星》(BrightStar, 2009)既是一部愛情故事片，講述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與芳妮·布勞恩(Fanny Brawne, 1800—1865)的戀愛故事，也是一部傳記影片，真實地反映了濟慈在詩歌創作高峰時期的生活經歷。與此同時，該片成功建構了芳妮的女性主體身份，它將女主人公芳妮的畫面用于電影的開場和結尾，電影海報也以芳妮讀信的場景作為主要素材，突顯芳妮熱愛詩歌、忠于愛情、熱情無私的美好人物形象。電影中的芳妮與19世紀英國文化史中的芳妮形象存在巨大反差。在濟慈及其作品被逐步經典化的漫長歷史進程中，芳妮曾經遭受頗多非議，一度被認為是知識匱乏、輕浮淺薄、自私自利的女性，長期處于失語狀態?？财ざ髟陔娪啊睹髁恋男恰分羞€原芳妮的真實女性形象，以芳妮為個案彰顯女性的主體地位，同時也如實地反映濟慈的人生經歷，恰當地呈現其詩人形象。以往研究者僅關注電影《明亮的星》的唯美風格[1]，或著力分析電影與濟慈詩歌和書信文本的互文性特征[2]，沒有詳加探討影片中女性人物在濟慈作家形象發展史方面的貢獻。本文首先梳理電影中芳妮形象的女性主體特征，然后概述芳妮在濟慈經典化歷史進程中的失語狀態，對比分析兩種芳妮形象的差異及其原因，探討芳妮與濟慈作家形象的關系，進而揭示《明亮的星》在世界文學史和女性文化史上的雙重重要意義。

二、發聲的主體：電影《明亮的星》中的女性人物芳妮

坎皮恩的電影《明亮的星》取材于安德烈·莫森(Andrew Motion)的《濟慈傳記》(1997)，影片所塑造的女性人物芳妮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芳妮是家中長女，父親因肺病早逝，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住在倫敦北部的漢普斯泰德(Hampstead)，1818年夏季租住于溫特沃斯寓所的布朗房屋。后來，芳妮與濟慈相識相戀，相鄰而居于溫特沃斯寓所的兩側，即今日倫敦的濟慈故居[3]。1819年春夏之交，濟慈進入創作高峰期，完成五大頌詩，即《怠惰頌》《賽吉頌》《夜鶯頌》《希臘古甕頌》《憂郁頌》，以及《圣阿格尼斯前夜》《無情的妖女》《致睡眠》等傳世名作。一般認為，濟慈詩歌創作成功的內因是其詩藝積累的自然結果，外因之一則是詩人與芳妮的愛情?？财ざ骰谑穼嵥茉炝伺灾黧w芳妮，她與濟慈是最佳伴侶，他們的愛情故事凄涼而唯美，引發無數觀眾的共情。

影片中的芳妮有新一代知識女性的特質，有深入探究詩人詩作的高度熱情。1818年4月，濟慈出版長篇敘事詩《恩底彌翁》，芳妮得到消息后立刻派妹妹瑪格麗特去書店購買。待后者回到家中，她一邊坐在椅子上編織衣物，一邊讓其朗讀。當她聽到“一件美好事物永遠是一種快樂：它的美妙與日俱增；它決不會化為烏有；而是會使我們永遠有一座幽靜的花亭，一個充滿美夢，健康，和勻凈的呼吸的睡眠”[4]之后，倏然放下手中活計，搶過詩集，獨自閱讀，忘情地陶醉其中。她非常欣賞濟慈的詩句，因此，迅速成為濟慈詩歌的擁護者和支持者，并義無反顧地與濟慈交往。芳妮以一名女性讀者的直覺和普通讀者的本性理解和欣賞濟慈詩歌，自然而然地成為濟慈的知己。影片中芳妮與濟慈多次共同吟誦詩歌，片尾芳妮在雪景中朗讀《明亮的星》，濟慈則以畫外音朗誦《夜鶯頌》，說明芳妮能夠領悟濟慈詩歌的深意，能在思想上與詩人產生共鳴。

影片塑造了芳妮熱愛濟慈詩歌、進而鐘情于濟慈的女性形象，她對濟慈的愛情堅如磐石，至死不渝。芳妮常常借鄰居之便帶著甜點敲開濟慈房門，既表現出她對濟慈詩歌的熱愛之情，也拉近了她與濟慈的情感距離。知識是女性獲得平等權利的關鍵因素，芳妮對于詩歌知識的追求便成為她與濟慈“兩性關系中最具張力的節點”[5]。她擅長縫紉，知曉“具體實用之美”，濟慈卻與她不同，“更注重抽象的、想象的、永恒之美”[6]，她便將縫紉與詩歌相比，認為熟能生巧是兩者的共性，展示出芳妮的女性直覺和智慧，暗示她對濟慈詩歌創作的啟發和影響。影片還大量插入他們的往來書信表達其相互愛慕之情，進一步展示芳妮的知性特質?！笆詹坏剿男诺臅r候，我就像死了一樣，就像胸中沒有了空氣，”芳妮的言語發自肺腑，其中蘊含著深情厚意。濟慈在給她的信中寫道，“我幾乎希望我們成為夏天里只活上三天的蝴蝶——和你待上這樣三天，我會往其中注入平常五十年也裝不下的歡樂?！盵7]芳妮隨后便在臥室開辟一片“蝴蝶莊園”，想象美好時光已經來臨。芳妮與濟慈心意相通，他們除了通信，還有多種方法進行思想交流，比如寫小紙條，輕輕敲打房屋的墻壁，甚至隔窗無言對望。濟慈在世期間，芳妮關注濟慈的詩歌事業，給濟慈帶來無限溫暖，成為鼓舞詩人創作的積極力量。濟慈去世后，她肝腸寸斷，嚎啕大哭，幾乎窒息，整個生命失去了應有的活力。

芳妮遺傳了母親布勞恩夫人的善良天性，勇敢堅定，樂觀積極，自立自強，對待他人熱情無私。她堅定地熱愛美好的詩歌，熱愛詩人濟慈，并惠及其家人，在濟慈的小弟弟湯姆病入膏肓之時她趕去探望，對病痛之人深表同情?！盃N爛的星！我祈求像你那樣堅定”[8]，濟慈的詩句正是芳妮美好形象的生動寫照?？财ざ鬟x擇濟慈寫給芳妮的十四行詩《明亮的星》作為電影的標題，將芳妮選擇濟慈、守望濟慈的愛情故事寫成一首電影的詩，向全世界觀眾展示女主人公芳妮的光輝形象，充分肯定芳妮的女性主體身份。影片“在原本屬于‘男性’濟慈的傳記故事中”，強化“女性”人物芳妮的重要性，“顛覆男性觀者與影評人的期待”[9]。正如同巴特勒所言，性別是“一種建構的身份，一個操演得來的成果”[10]?！睹髁恋男恰凡⒎窃谄胀ㄒ饬x上講述濟慈的人生與愛情故事，而是借助一段文學歷史揭示19世紀英國女性內心世界豐富、情感熱烈奔放、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優秀品質，進而表達坎皮恩的女性主義觀念。

三、失語的女性：濟慈作家形象發展史中的芳妮

濟慈是英國浪漫主義時期的重要詩人，一生共創作大約150首詩歌和300余封書信。這些作品不僅在19世紀下半葉對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文學藝術產生強烈影響，而且其影響遠達歐洲大陸和美國，及至20世紀上半葉，濟慈在英國和世界文學史上均享有很高的聲譽。濟慈的詩歌和詩論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文化意義。但是，19世紀初期的英國保守文學報刊對濟慈進行大肆攻擊，濟慈在文學接受歷程中經歷了頗多非難[11]。這便牽連到濟慈的戀愛對象芳妮。

濟慈少年時代父母雙亡，除了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與他相伴成長，還有若干師長和友人誠摯關愛濟慈，與濟慈共同切磋詩歌技藝。芳妮無疑也是濟慈友人中的重要一員。年輕的浪漫主義詩人濟慈在沐浴愛情陽光的同時，獲得了創作詩歌的動力和靈感。但在女性普遍處于失語狀態的19世紀，諸多批評家認為芳妮破壞了濟慈的身體健康，影響了濟慈的詩歌事業，他們對芳妮的誤解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誤以為芳妮知識匱乏，她只顧追求外表美，從不注意提高自身知識修養，既不值得濟慈愛戀，也不配擁有濟慈的感情；第二，誤以為芳妮行為輕浮，對待濟慈忽冷忽熱，在與濟慈戀愛期間還盛裝外出，參加社交舞會，致使濟慈病情加重；第三，誤認為芳妮品德低下，自私自利，追名逐利，使詩人感覺只有寫作成功、經濟殷實才能迎娶佳人，因而壓力重重。因此，濟慈的友人查爾斯·布朗(Charles Armitage Brown)遵照醫生的建議，要求濟慈保持心情平靜，強烈反對濟慈與芳妮交往，“像獄卒一樣將芳妮看得很緊，不讓她與濟慈有過多接觸，規定的探視時間絕對不允許超過”[12]。布朗在抄寫濟慈詩歌、保存濟慈手稿、照料濟慈起居、維護其詩人聲譽方面貢獻頗多，他對芳妮的敵意更能夠說明芳妮作為女性的生存困境。

19世紀文學批評家為了維護濟慈的詩壇聲譽，只好選擇避而不談芳妮其人其事。1848年，理查德·米爾尼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出版第一部由學者撰寫的《濟慈傳記》，使濟慈贏得了維多利亞時期讀者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濟慈的詩人聲譽。米爾尼斯為了避免給詩人帶來負面影響，巧妙地選擇寫作素材，在傳記中并未提及芳妮的名字，傳記中包含的僅僅是濟慈的“詩歌，一些友情，一種激情，和一個過早的去世而已”[13]，因為19世紀中期的大多數讀者能夠接受濟慈的詩歌卻不能接受濟慈的戀愛對象芳妮。芳妮在濟慈作家形象發展史中長期處于失語狀態，這也導致讀者無法全面認識濟慈的作家形象。就其職業生涯而言，濟慈是詩人；就其生活狀態而言，濟慈是戀人，是兄長，是好友，諸多身份合力構成濟慈作家形象，無論人們忽略其中哪一個方面，都不能全面認識濟慈其人其詩，都會造成濟慈批評史的缺憾。

在濟慈經典化的過程中，其詩歌和書信編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濟慈的其它信件出版沒有引起異議，但是直到19世紀下半葉，他與芳妮的書信出版一事仍遇到重重阻力。哈利·福曼(Harry Buxton Forman)編輯的《濟慈給芳妮的書信》于1878年在倫敦和紐約同時出版，1889年再版。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出版這些書信，因為戀愛是濟慈生活的一個部分，不應該被隱瞞。哈利·福曼讀這些書信時總是帶著“深深的神圣感”，便希望其他讀者也通過此書重新認識濟慈的形象，了解濟慈“高尚的靈魂”[14]。他沒有料到，這些信件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有些讀者因為濟慈的戀愛故事而責備他缺乏男子漢氣概，也有人責怪芳妮對濟慈不夠溫柔、不夠忠誠，認為芳妮不值得濟慈喜歡，這些信件當然也不應該出版。

著名批評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起初堅決反對出版濟慈與芳妮的書信。阿諾德在1883年出版的《批評二集》之“濟慈”一文中指出，濟慈寫給芳妮的書信表明他是“感覺型詩人”，濟慈成了“情感的奴隸”，其中包含著缺乏教養、不能自重和自我放棄的感覺傾向[15]。阿諾德強調文學的社會道德價值，他認為芳妮無益于濟慈的詩人聲譽，后來隨著哈利·福曼編輯的濟慈書信的出版，他仔細研讀濟慈的情書，態度逐漸有所緩和。1891年，另一位重要的濟慈傳記作者西德尼·科爾文(Sir Sidney Colvin)出版《濟慈書信集》，收錄164封信件，但是沒有收入濟慈寫給芳妮的書信，說明芳妮在19世紀末期還沒有得到濟慈研究者的普遍認可。

盡管芳妮在19世紀文化史中一度被污名化，甚至成為濟慈經典化過程中的障礙，但幸運的是，芳妮真實的形象最終能夠回歸讀者的視野。毛里斯·福曼(Maurice Buxton Forman)在其父哈利·福曼事業的基礎之上繼續編訂和出版濟慈作品，其中包括濟慈與芳妮的書信。當歷史的車輪轉至20世紀，經過多名濟慈學者和熱心讀者的努力，濟慈的生活觀念和詩歌價值逐步得到全面肯定。1921年，正值濟慈去世一百周年，歐美各地紛紛發起紀念活動，中國學者也積極響應。胡愈之1921年4月25日在《東方雜志》第18卷第8號發表《英國詩人克次的百年紀念》一文，評價濟慈為“感覺極敏銳的人”，珍視“感覺的生活”勝過珍視“思想的生活”，值得中國讀者關注。茅盾1921年5月10日在《小說月報》第12卷第5號“卷頭辭”發表《百年紀念祭的濟慈》，文章寫道，“濟慈這樣的一個大詩人而且又是一百年前死了的，似乎應該是人人所早已熟悉，不用我再多介紹?！边@充分說明，濟慈不僅在歐洲和美國獲得了極高的聲譽，而且在中國也擁有了大批讀者。濟慈學者對濟慈感情生活的肯定，或者說對芳妮形象的肯定，便是承認濟慈的品行與德行，是推動濟慈經典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后不久，倫敦和羅馬先后建立濟慈故居，濟慈與芳妮的愛情故事不再是世界文壇的禁忌話題。1952年，瓊安娜·理查德森(Joanna Richardson)出版《芳妮傳記》，標志著芳妮成為濟慈研究領域不可不談的一個重要人物，芳妮開始正式走入濟慈作家形象研究的歷史視域。

四、結語

坎皮恩從女性主義視角入手，在影片《明亮的星》中恰當如實地塑造了熱情善良的知識女性芳妮的嶄新形象，賦予其女性主體身份，使芳妮與19世紀濟慈批評史中的形象截然不同。19世紀大多數批評家從男性視角出發，對芳妮持有誤解，使芳妮處于失語狀態。自20世紀以來，芳妮逐步得到濟慈研究者的熱切關注。通過對比發聲的女性主體芳妮和失語的芳妮形象，我們可以發現，芳妮曾經受到的質疑與評價都已成為歷史，濟慈的戀愛故事與道德觀念如今已經得到正確評價。濟慈作家形象是一個充滿復雜性和多元性的話題，本文僅從性別話語視角挖掘促使濟慈獲得世界聲譽的文化要素，期待引發讀者關注作家生成的社會語境。正因為《明亮的星》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它才能較為完整地呈現濟慈的作家形象，它是濟慈作家形象發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對濟慈經典化進程起到標志性作用，因此，它在世界文學史和女性文化史上具有雙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