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最近25年的研究進展與未來研究方向

嵇國平，汪武星

(南昌工程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99)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為CSR)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一直是理論界與企業界關注、但迄今尚未取得共識的一個熱點問題。為在此問題上達成共識，學者們從戰略角度研究CSR；此舉既因應了不確定時代和環境的需要，也為最終解決二者關系開辟了新視角，由此衍生了“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SCSR)概念。至今SCSR已走過了25年，有關SCSR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得到長足發展，然而現有文獻未對此進行系統深入的歸納?；诖?，本論文對SCSR的發展概況進行總結，據此預測其未來研究方向，以此為SCSR后續研究提供文獻基礎與思路借鑒。

1 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進展

自Burke[1]等于1996年首次提出SCSR概念以來，國內外有關SCSR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逐漸增多，通過文獻的系統梳理和歸納，將SCSR的理論研究進展歸納為以下3個方面：

1.1 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界定

SCSR研究脫胎于CSR，是對CSR研究的延伸和深化。因此，學者們大都選擇在CSR研究的基礎上，對SCSR概念進行界定。研判有關界定SCSR的文獻后，發現可從履行CSR的結果、態度和動機視角，對SCSR概念的界定情況進行歸納，如表1所示。

表1 SCSR概念的界定情況

1.1.1 履行CSR的結果視角

目前不少學者側重于從履行CSR的結果視角對SCSR概念進行界定。Burke[1]等首次提出了SCSR概念，認為只有對企業產生重大的商業利益，特別是通過支持核心商業活動而在完成企業的使命過程中實現企業效益的CSR行為才是SCSR行為。由此可看出，他們認為CSR行為要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重目標是有條件的。在他們的SCSR定義中，特別指出了SCSR的兩個特征：一是與企業核心業務相結合，二是能實現企業經濟效益。

SCSR研究的重點不只是關注CSR與短期利潤之間的直接關系，更為關切企業在什么條件下共同服務于其自身的戰略商業利益和社會利益。然而，在以往的CSR研究中，企業和社會往往被割裂開來，兩者的內在關系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此種情況在Porter[2]等的研究中得到極大的改觀。Porter等認為企業與社會是相互依賴的，因而當企業進行戰略考量而將其大量的資源投入到有利于社會的活動時，CSR可以成為社會進步與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在此基礎上，他們將CSR區分為反應性CSR與SCSR，并將SCSR界定為把企業的重要資源和注意力投向那些將CSR與戰略有機結合的業務活動中，創造共享的價值，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的行為。

與上述兩位學者的研究相比，Bhattacharyya更為關注SCSR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從CSR實施結果視角認為SCSR是指有助于社會和環境事業并有益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活動[3]。當前社會對企業應該主動關心更廣泛的社會和環境的期望有所增加，企業可通過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就廣泛的問題進行接觸來回應產生的壓力。由此Bhattacharyya認為SCSR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可以對社會關切的社會問題做出有效的回應。McWilliams和Siegel也是從履行CSR的結果視角，具體是從企業創造和獲取價值的視角，將SCSR界定為“能夠使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任何‘負責’的活動”[4]。

1.1.2 履行CSR的態度和動機視角

Lantos、Baron和Jamali等學者側重于從履行CSR的態度和動機視角界定SCSR。Lantos在回顧CSR概念的基礎上，首先從企業履行CSR的態度和動機角度，將CSR區分為倫理CSR、慈善CSR與SCSR，他認為對CSR的許多爭議源于未能認識到企業在社會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未能區分CSR的道德、利他和戰略性所致；其次，他認為企業帶著盈利的動機去做慈善是區分SCSR與慈善CSR的關鍵；最后，他認為SCSR是有利于社會和企業的善舉，與戰略性慈善可等同視之[5]。Baron則認為應從履行CSR動機角度，區分CSR行為與非CSR行為，并為CSR行為貼上標簽。因此，通過企業社會績效評價CSR時，就不應忽視企業行為的動機。在此基礎上，他將SCSR界定為使得企業社會績效對企業財務績效產生正面影響的行為[6]。

在Lantos、Baron、Porter和Kramer等4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Jamli從履行CSR的態度視角，對 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7]進行修正，將CSR區分為自愿性CSR與強制性CSR：其中強制性CSR包括Carroll提出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與倫理責任，自愿性CSR是指自我裁量的責任[8]。在此基礎上，他從履行CSR的動機視角，將自愿性CSR區分為SCSR與利他性CSR(見圖1)。他認為SCSR是將CSR與企業戰略、核心業務等相結合，旨在獲取企業和社會效益雙重回報的CSR行為[8]。比較來看，Jamli(2007)對SCSR概念的界定更為全面和合理，其研究“有助于理清SCSR概念以及把握SCSR的本質屬性(王水嫩等，2011)[9]。

圖1 自愿性與強制性CSR的區分

Crotty和Holt對SCSR的看法獨樹一幟，其借鑒自然界發現的生物物種對迷彩和求偶的適應性，并通過偽裝和求偶的生物框架探索了相應的SCSR類別[10]。比較特別的是，Athanasiadou和Chatzoudes對SCSR概念持不同觀點，他們認為SCSR是一個語境概念，其含義也一直模棱兩可，未能被學者們深究[11]。整體而言，上述學者對SCSR概念的界定有助于人們加深對SCSR的認識，也有助于進一步探索SCSR的構成要素及對其進行測量研究。在此基礎上，可采用整合的視角，對SCSR概念進行更為全面和周到的研究，以深入開展SCSR的相關研究。

1.2 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的結構維度

從已公開發表的外文文獻來看，Burke、Logsdon、Husted、Allen、Bhattacharyya、Yin和Jamali等學者對SCSR的結構維度進行深入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其研究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SCSR結構研究的情況匯總

Burke和Logsdon認為只有對企業產生重大的商業利益，特別是通過支持核心商業活動而在完成企業的使命過程中實現企業效益的CSR行為才是SCSR行為；并認為可從中心性、專用性、前瞻性、自愿性與可見性5個方面從CSR行為中識別出SCSR行為，由此他們將之歸為SCSR理論結構的5個維度[1]。以Burke和Logsdon研究為基礎，Husted和Allen對SCSR的結構進行了測量，實際驗證了SCSR的結構維度。2007年，他們在定性訪談的基礎上，以西班牙大型企業為例，采用110份有效樣本，以企業高層管理者作為填答對象，對SCSR進行因子分析，并檢驗了其信度和效度[12]。其研究結果表明Burke和Logsdon所提出的SCSR的專用性、自愿性、可見性等3個維度得到了實際驗證，這就說明SCSR是一個三維度的結構。2009年，他們收集了墨西哥111家跨國企業子公司的有效樣本數據，采用同樣的方法和流程，研究結果表明Burke和Logsdon所提出的SCSR的中心性、自愿性、可見性等3個維度得到了實際驗證[13]。

在上述4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Bhattacharyya整合戰略管理和CSR領域的主要研究文獻，借助利益相關者理論和資源基礎論，創造性地“發明”了一個“四層過濾網”，借助該過濾網，從6個方面將SCSR從CSR行為中提煉出來，以此探尋SCSR的理論結構，如圖2所示。其具體做法為：一是借助意圖過濾網，過濾出具有計劃性、前瞻性的CSR行為；二是借助中心過濾網，過濾出有助于實現企業使命和愿景的CSR行為；三是借助承諾過濾網，過濾出具有長期性和資源承諾的CSR行為；四是借助活動過濾網，過濾出有利于營造企業開展內外活動的環境的CSR行為。通過這4層過濾網的CSR行為才可視之為SCSR，否則只是一般性CSR行為。由此他們提煉出SCSR的6個維度：中心性、計劃性、前瞻性、長期性、資源承諾性和有助于企業有效開展活動的嵌入性[14]。

圖2 區分SCSR與非SCSR的過濾網

Yin和Jamali探討了以跨國公司子公司為代表的掌握更多資源和戰略能力的大型公司和跨國公司是否以及如何在中國新興市場實施SCSR?；谝延蠧SR文獻，他們開發出了一個SCSR流程框架；該框架基于資源基礎論和SCSR 5個維度，把SCSR的結構歸納為SCSR導向，SCSR過程與價值創造3個維度：在SCSR導向維度中，對利他的CSR導向、SCSR導向和可持續發展導向進行了區分；SCSR過程維度的歸納既考慮了利益相關者識別和優先化的要求，又結合了Burke和Logsdon定義的SCSR特征；價值創造維度包含了特定企業的經濟價值創造和特定環境的社會價值創造[15]。這些維度的梳理使得SCSR在具體履行的過程中有具體的遵循。

綜合來看，上述學者從CSR提煉出SCSR的特征，篩選出SCSR框架，對SCSR進行了理論研究和實際驗證。其中Burke和Logsdon、Husted和Allen、Bhattacharyya、Yin和Jamali等學者對SCSR的結構進行了定性研究，而Husted和Allen兩位學者則對SCSR的結構進行了定量研究。他們對SCSR結構研究的貢獻各有側重。Burke和Logsdon首次提出了SCSR的5個維度，Husted和Allen兩次對這5個維度結構進行了實際驗證，Bhattacharyya對前4位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并提煉出SCSR的6個維度，Yin和Jamali基于前人研究提出與剖析了SCSR的三維結構。比較而言，Yin和Jamali對SCSR結構維度的探尋更具實操性和評價性。這些研究為識別SCSR行為、探索SCSR的構成要素與測量SCSR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3 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

目前，學者主要基于資源基礎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制度理論和微觀經濟學理論等視角對CSR的影響進行研究[16-21]。由于SCSR是對CSR研究的延伸與深化，一些學者很自然地將這些理論視角引入到對SCSR結果的研究中。此外，SCSR是CSR研究與戰略管理研究相交叉、融合而產生的一個新的研究議題[9]，加之Porter在戰略管理領域內影響甚大，因此其所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也被引入到SCSR影響的研究中。學者們借助上述理論觀點，從SCSR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對企業績效以及對價值創造的影響等方面展開有關SCSR影響的研究。

1.3.1 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

SCSR是CSR研究與戰略管理研究相交叉、融合而產生的一個新的研究議題[9]，而企業競爭優勢之源的研究又是戰略管理領域的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因此，探尋SCSR是否能夠使得企業獲取競爭優勢就成為戰略管理研究者所鐘愛的一個研究議題。

McWilliams和Siegel借助微觀經濟學理論和資源基礎論的觀點，探尋SCSR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他們認為企業可通過適當的研發投入而將CSR特質嵌入產品的生產過程中，進行與CSR相關聯的流程和產品創新，從而實現產品差異化，獲取產品的溢價。如此而為，企業對利益相關者既履行了社會責任，又使企業獲得了額外的收益，可實現企業和社會的雙重價值[20]。

戰略性慈善行為實為SCSR的一部分，可成為企業競爭優勢之源，然而，很多企業不諳此道。Porter和Kramer就認為很多企業是“被迫”行善，不諳行善之道[22]；因此，需要戰略性地行善，其實質是告訴人們做慈善要注重方法，以達到企業和社會都獲益的雙重目的，Madsen和Rodgers對此予以了證實[23]。他們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采用實物捐贈形式進行賑災，比只采用貨幣形式會更加受到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并給企業帶來其他企業所不能獲取的收益。他們的研究支持了Porter和Kramer的研究結論：戰略性慈善可創造企業和社會共享的價值，助力企業獲取競爭優勢[22]。

McWilliams和Siegel借助資源基礎理論和微觀經濟學理論的觀點，分析了SCSR可使企業獲得具有某些特性的戰略性資源，進而使得企業獲取競爭優勢[4]。Cantrell等人也借鑒資源基礎論的觀點，運用VRIO框架，理論上闡明了CSR供給(承擔/履行)過程能發展出一種可獲取競爭優勢的動態能力[24]。他們的研究表明了兩點：一是企業可通過對利益相關者進行有效的管理，使得CSR供給為企業帶來無形的回報；二是在實踐中，CSR項目的管理者應特別注重將CSR行為與戰略管理相結合，以此獲得關鍵利益相關者的認同，獲取企業競爭優勢。由此可看出，Cantrell等人遵循“CSR供給過程—動態能力—主要利益相關者管理—企業競爭優勢”的邏輯，借鑒資源基礎論、戰略認知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觀點，將CSR、戰略與利益相關者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拓展了CSR的研究視野，為進一步研究CSR的相關者問題提供了借鑒；同時，為企業管理者通過CSR活動管理關鍵利益相關者和獲取競爭優勢提供了可操作化的思路。

Stoian和Gilman實證研究證明CSR活動與企業競爭戰略的結合可助力中小企業成長[25]。同樣，Moneva-Abadía等運用758個來自西班牙小企業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危機時期，對社會負責的戰略是企業競爭力的決定因素[26]。

綜上來看，SCSR不僅可以創造競爭優勢，而且可以作為一種與企業本身競爭優勢相結合的戰略。對于不同體量的企業來說，SCSR所帶來的具體競爭優勢或與企業本身競爭優勢結合，對企業的成長來說都不失為于自身創造良好條件的發展策略。

1.3.2 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目前，陶文杰和金占明、Orlitzky等學者主要從定性角度對SCSR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進行研究。陶文杰和金占明基于資源基礎論和競爭力理論，在界定SCSR和SCSR適配概念的基礎上，從適配論視角闡明了SCSR對企業績效能夠施加積極的影響，SCSR活動社會效果在SCSR與企業績效間起中介作用，而利益相關者群體SCSR活動歸因在兩者間起調節作用[27]。他們從適配視角，理論上揭示了SCSR與企業績效間存在的內在機制和邊界條件，為探尋SCSR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和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對企業績效產生作用提供了借鑒，也為企業管理者運用戰略性思維配置CSR的資源及如何加強SCSR活動被關鍵利益相關者感知提供了借鑒。此外，Orlitzky等借助微觀經濟學理論、資源基礎論與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闡釋了SCSR的理論基礎；并認為SCSR是能夠提高企業競爭力和聲譽的自愿性行為，可促進企業經濟績效的提高[28]。

Athanasiadou、Yin和Jamali等8位學者則從定量視角對SCSR與企業績效間的關系進行研究。Athanasiadou對SCSR的研究表明了SCSR的具體實施與績效的關系是具有特異性，不能一概而論；在不同的戰略應用上，SCSR會表現不同的特性[29]。Yin和Jamali在對進入中國新興市場跨國企業進行的CSR研究時發現，持長期視角是確保有形社會價值創造的成功因素[15]，戰略性的運用CSR可以顯著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繼而完成經濟目標[30]。

在戰略性CSR實施所帶來的實際影響進行評估方面，雖然存在相異的結論，但相對而言實證結果多支持CSR的實施帶來積極經濟績效的結論。Huy和Phuc以發展中國家越南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將CSR活動納入公共部門記分卡管理框架對CSR信息披露和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1]。Gioffré等人實際驗證了企業可能會戰略性地致力于CSR活動，以獲取更高利潤[32]。Martínez-Ferrero和Banerjee則采用計量經濟模型來實證研究CSR是如何被戰略性地用來影響盈余管理的負面看法，他們發現CSR可以被管理者戰略性地用來降低可疑會計行為的負面影響，從而降低資本成本，雖然這一研究并未直接說明帶來的績效變化，但也可以間接表明CSR戰略對企業財務績效有一定影響。Mitra以印度為例考查CSR對績效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CSR意圖、CSR管理和行業標準對CSR和企業績效都有積極影響，但其間的關系并不顯著[33]。

綜上所述，當前關于SCSR與企業績效間關系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探尋SCSR影響企業績效的內在機理。但由于SCSR測量維度的研究不夠成熟，在實證研究中學者對SCSR的測量維度選擇不一，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SCSR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進展。

1.3.3 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對價值創造的影響

學者們主要采用定性與定量方式，探討SCSR對價值創造的影響，其中Burke和Logsdon、Porter和Kramer、Husted和Salazar、Park等學者采用定性視角研究了SCSR對價值創造的影響；Husted、Allen與Randa Sleibi等學者則采用定量視角，兩度研究了SCSR對價值創造的直接影響。

(1)定性研究。Burke和Logsdon采用定性的方式，從SCSR特征的角度提煉出SCSR的5個維度(中心性、專用性、可見性、專用性和自愿性)，并借鑒CSR理論和適配論的觀點，分別闡述了其對價值創造的直接影響，并提出了SCSR能夠積極影響價值創造的假設[1]。

在理論研究和實踐中，CSR往往更多地被理解為一種反應性的行為，未將其與企業戰略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Porter和Kramer認為應將CSR納入企業戰略，當企業將其大量的資源投入到有利于社會的活動時，CSR可成為社會進步與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诖朔N認識，他們借助“價值鏈模型”(由內向外看)，確認價值鏈條上的具體活動所產生的積極與消極的社會影響；借助“鉆石模型”(由外向內看)，明確在市場競爭環境中能夠給企業帶來戰略價值的領域。最后，他們提出SCSR可將CSR與企業戰略有機地結合起來，產生巨大的共享價值：在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同時，造福社會，從而實現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2]。這就啟示我們：整合企業與社會需求除了需要好的意圖和強有力的領導外，還需要企業進行多方面的調整，更為重要的是，要將社會問題與企業的日常管理活動、戰略等有機地結合起來。

此外，Husted和Salazar假定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和社會績效為目標，通過微觀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分別研究和比較了企業以利他主義、被迫利己主義(Coerced Egoism)與戰略主義方式進行CSR投資對企業、社會產生的影響。其研究發現以戰略主義方式對CSR投資而創造的社會效益、企業經濟效益好于被迫利己主義的行事方式，也好于利他主義的行事方式[34]。這就證明了SCSR可帶來雙贏的局面，能為企業和社會創造共享的價值。這就從經濟學的視角支持了Porter和Kramer的SCSR見解。因而企業管理者應重點關注既能創造社會效益，又能創造企業經濟效益的領域，以戰略的方式進行CSR投資。

Park等采用案例分析法和半結構訪談法，運用Porter和Kramer的SCSR的概念框架，以位于印度的4家跨國電子企業為樣本，研究了SCSR的實踐情況。其研究發現這四家企業強烈支持SCSR的主要原因在于SCSR不但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而且有助于管理社會項目、加強與企業利益相關者的交流[35]。他們的研究揭示了實施SCSR的內在驅動力，為尋找CSR行為背后的動因提供了新的視角。

(2)定量研究。在Burke和Logsdon研究的基礎上，Husted和Allen在測量SCSR的基礎上，并借鑒資源基礎論和適配論的觀點，進一步論述了SCSR對價值創造的直接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假設。他們采集110家西班牙大型企業的樣本數據，通過回歸分析，對其提出的假設進行了驗證。該研究結果表明SCSR的專用性、自愿性、可見性均可直接影響價值創造[12]。2009年，他們以墨西哥111家跨國企業的子公司為樣本，采用同樣的方法，研究了SCSR對價值創造的影響。該研究結果表明SCSR的中心性、自愿性、可見性均可直接影響價值創造[13]。Randa Sleibi則通過實證評價了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各維度與戰略價值創造之間的潛在關系，其認為SCSR的各個維度與價值創造在不同行業間有著不同的相關性[36]，這對于進一步認識SCSR各維度價值創造的優先次序有重要意義。

從現有文獻來看，Husted和Allen首次采用定量的方法，實際驗證了Burke和Logsdon提出的SCSR影響價值創造的概念模型，Porter和Kramer對SCSR可為企業、社會創造共享價值的機理進行較為詳細的闡述，且根據Randa Sleibi的研究可以認為各維度價值創造的重要性是有所不同的，其與Park等的研究對Porter和Kramer的研究結論給予了實證支持。這些研究豐富了SCSR的理論研究，揭示了企業信奉、設計和實施SCSR的動因，有利于推進SCSR的思想傳播和企業實踐。美中不足的是，他們都未對SCSR與價值創造間為何存在因果關系，究竟是如何關聯的進行深入研究。未來研究需要探索兩者間可能存在的中介變量(如企業社會資本、動態能力)和調節變量(如環境不確定性、政治關聯)，改善Husted和Allen所構建的SCSR影響價值創造的概念模型，進一步揭示SCSR影響價值創造的內在機理，從而為企業管理者實施、評價SCSR提供戰略的工具。

上述學者多綜合定性與定量的方式對SCSR的影響進行了有力的探索，有助于探明SCSR與其結果的關系。未來需進一步加強的是，通過案例研究和大樣本調查相結合的方式，進一步探尋SCSR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和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對其結果產生影響，從而揭示SCSR影響其結果的機理。

2 未來研究方向

國外學者的研究極大地促進了SCSR理論的研究進展，并為有效實施SCSR行為提供了理論借鑒，但SCSR相關的許多領域仍需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其未來研究方向大有可能朝以下三方面演進：

2.1 深入開展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的跨文化和案例研究

現有SCSR的研究多以歐美發達國家為背景居多，以發展中國家為背景的SCSR研究尚不多見，而同時以兩者為背景對SCSR進行跨文化比較的研究近乎空白，這就使得有關SCSR研究結論的適用性和推廣性受限[37]。此外，現階段有關SCSR方面的典型案例尚須深入研究。SCSR的主題來自于企業管理實踐，是對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背景下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的回應。中小企業、跨國公司、大型國有公司和不同國家的公司在實施SCSR模式方面差異明顯[15]。因此，在SCSR的研究依賴于不同經營環境下企業對社會責任行為解釋和實施的情況下，深入剖析不同制度環境下SCSR案例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可以進一步加強SCSR相關理論與實踐的聯系[38-39]。因此，未來研究應以不同國家為背景，對SCSR進行跨文化比較和案例研究，以拓展SCSR的研究內容和方向。

2.2 開發更為成熟的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量表

現有的SCSR量表是由Husted和Allen基于西方文化背景開發的，但他們兩度測量SCSR所得到的結果并不一致[20-21]。2007年，他們運用西班牙110家大型企業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表明SCSR是一個三維度的結構：專用性、自愿性、可見性。2009年，他們又以墨西哥111家跨國企業子公司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表明SCSR也是一個三維度的結構：中心性、自愿性、可見性。兩次的研究結果表明：SCSR量表中有兩個維度是一致的，另外一個不相同。中國學者鄭海東通過案例研究也對SCSR的結構進行了探尋，為開發SCSR量表提供了方向，但其研究尚未形成可用的量表[40]。鑒于已有的SCSR量表尚不成熟，如何采用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SCSR進行系統的測量研究，開發出一套更為成熟的SCSR量表，是SCSR未來研究的重要戰略任務。

2.3 進一步揭示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間的關聯機理

現有有關SCSR與企業績效間的研究大多采用單一的研究方法，且多基于宏觀視角(制度或組織層面)，基于微觀視角(人力資源或群體層面)的研究少之又少[28]。此外，有關兩者間的關系對其直接關聯性的研究比較多見，對于兩者間可能存在的中間變量與調節變量的研究仍須進一步探尋[41-42]。因此，未來研究應采用案例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基于多層次多學科視角，側重于微觀視角對SCSR與企業績效間的研究進行深入研究，深入揭示兩者間的內在機理，為企業更好地理解和實施SCSR行為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