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測算研究

許京婕,陳春華

（閩南師范大學商學院,福建漳州 363000）

福建省高度重視制造業數字化建設，要加快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福建省“十四五”數字福建專項規劃》明確指出，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創新，力爭到2025 年，關鍵業務環節全面數字化的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比例達66%以上，充分釋放數字化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效應.《福建省“十四五”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專項規劃》則進一步明確提出，要面向電子信息、先進裝備制造、石油化工、現代紡織服裝、食品等優勢產業集群實現鏈條式、整體性數字化轉型.在精準施策推進福建制造業數字化背景下，測度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厘清福建制造業數字化構成特征、發展方向和著力點，是福建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中有待于解決的現實問題.

以投入產出表為依托，可以借鑒制造業投入服務化的測度方法構建制造業數字化測算模型.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產業數字化水平測度包含于數字經濟測度框架之內.從指標法看，有研究采用該方法評估產業數字化狀況.比如，楊文溥[1]構建產業數字化轉型評價指標，測度了我國各省級地區產業數字化轉型現狀，認為我國各地區之間產業數字化轉型具有空間集聚性.福建省經濟信息中心從數字發展基礎、數字技術創新、數字社會應用、數字治理水平和數字產業發展等方面構建評價指數，評估福建數字經濟發展狀況[2].該方法存在評價指標不具可比性的缺陷，可用來評估產業數字化狀態，但無法揭示產業數字化的價值形成機制.從核算法看，有研究按照數字經濟部門的經濟增長貢獻度核算產業數字化規模.比如，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把生產要素劃分為ICT 資本和非ICT 資本，利用KLEMS 增長模型測算行業中數字技術的邊際貢獻，依此核算該行業數字化規模[3].王玥蕓[4]也采用了類似方法，從GDP 和生產率視角核算了中國各省份數字經濟規模.該方法以生產法核算理論為依托，可以在相同框架下核算各經濟主體數字經濟規模，但是在核算增加值時需借助生產函數進行計量分析，使得數字經濟規模測度結果往往存在較大差異；數字經濟衛星賬戶與上述兩種方法相比，能更好地反映數字產業與非數字產業之間的投入產出關聯.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嘗試探討編制中國數字經濟衛星賬戶.比如，楊仲山等[5]總結OECD 組織及美國和新西蘭等國家的數字經濟衛星賬戶編制情況，嘗試提出中國數字經濟衛星賬戶的編制框架和編制方法.鑒于當前各國數字經濟衛星賬戶編制尚未成熟，OECD 建議可借助投入產出表計算數字經濟部門增加值，以此反映數字經濟規模[6].許憲春等[7]按照該建議的指導思想，在“數字經濟中間消耗占數字經濟總產出的比重與相應產業中間消耗占總產出的比重相同”這一假設下，把行業中數字經濟增加值占該行業總增加值的比重定義為該行業的“數字經濟調整系數”，借助行業增加值結構系數、行業增加值率以及數字經濟調整系數等指標測算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該方法依托投入產出表，利用“數字經濟調整系數”剝離出產業隱含的數字經濟部門增加值，為科學核算產業數字化部門增加值提供了一種新思路.顯然，“數字經濟調整系數”用于測算產業總增加值中屬于數字經濟部門增加值的含量，與產業數字化的概念較為吻合，因而能較好地反映該產業的數字化程度.仿照“數字經濟調整系數”的定義，如果制造業數字化程度采用制造業價值鏈上數字產業部門增加值占該制造業總增加值的比重來衡量，那么制造業數字化就與制造業投入服務化類似.從現有研究看，制造業投入服務化測度方法主要以Koopman 等[8]構建的出口增加值核算法（PKWW 核算法）為依據，按照制造業價值鏈分工原理，剝離出該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上所有服務業隱含出口增加值，以所有服務業隱含出口增加值總和占該制造業出口貿易的比重來衡量該制造業投入服務化程度.比如，魏作磊等[9]按照該定義，采用出口貿易完全增加值率矩陣某列中服務業相對應元素之和，來衡量該列對應制造業的投入服務化程度.從這個角度看，依托投入產出模型，借鑒制造業投入服務化的一些測度方法，構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的測算方法具有可行性.

綜上所述，科學合理構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測算方法，是厘清福建制造業數字化構成特征、發展方向和著力點的關鍵所在.本文認為制造業數字化類似于制造業投入服務化，可以采用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上數字產業部門隱含出口增加值占該制造業總出口的比重來衡量，并可依托投入產出模型，利用出口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10]，構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測算方法.基于此，本文開展福建制造業數字化測度研究，具體過程如下：首先，總結歸納產業數字化測度方法的研究成果，借助“數字經濟調整系數”的概念引申制造業數字化測度指標，認為制造業數字化類似于制造業服務化，可以采用制造業中數字產業部門隱含出口增加值占該制造業總出口貿易額的比重來衡量；其次，梳理制造業服務化測度方法的研究成果，依托投入產出模型，利用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構建了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的測算方法；最后，解構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在浙江、福建和廣東等省份制造業的比較分析中，從全球價值鏈分工視角厘清了福建制造業數字化構成特征、發展方向和著力點.顯然，本文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在理論分析中，借助“數字經濟調整系數”的概念引出制造業數字化測度指標，利用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構建制造業數字化測算方法；2）在實證分析中，解構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厘清福建制造業數字化構成特征、發展方向和著力點.

1 測度模型

1.1 多區域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

Zheng 等[11]編制的2017 年中國多區域產業投入產出表，可在中國碳核算數據庫免費下載并用于學術研究.該表仍是迄今為止已公開發布的最新的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涵蓋31 個省份和42 個產業部門，在產業部門中包含了18 個制造業細分行業.在產業統計分類方面，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明確界定了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細分部門.蔡躍洲等[12]認為該產業統計分類中的數字產業細分部門既包括“電子元器件”“計算機制造”“通信設備制造”“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傳統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也涵蓋“數字媒體／數字出版”“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基本上可歸屬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2017）》中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本文以2017 年中國多區域產業投入產出表為依據，對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2017）》的產業分類，選擇“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作為數字產業部門.進一步，本文借鑒潘文卿等[13]的研究方法，把投入產出表中的產業劃分為數字產業和非數字產業，并分別用符號為s和m進行標識.為了后續方便分析，本文僅構建如表1所示的兩區域投入產出簡表.

表1 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Tab.1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of China

1.2 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

令X、Y和E分別為總產出列向量、最終使用列向量和出口列向量，A為直接消耗矩陣，B為Leontief逆矩陣，則有公式(1)：

令V=(V1V2)=為增加值率行向量；類似地，令M為進口率行向量，u為元素為1的單位行向量則有：

由公式(2)可得到：

按蘇慶義[10]的研究，某省份出口額可以分解為該省在國內價值鏈上的國內產品隱含增加值，以及該省在國際價值鏈上的進口產品隱含價值.令和分別為相應變量的對角矩陣，則由公式(3)可得到：

1.3 制造業數字化程度

按公式(5)，第1省份非數字產業部門數字化程度的行向量可表示為公式(6)：

由公式(6)、公式(7)和公式(8)，第1地區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可表示為公式(9)：

2 實證分析

《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于2019年發布，明確把河北、浙江、福建、廣東、四川等5個省和重慶市列為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本文重點選擇與福建相鄰的浙江、廣東等省份作為比較對象，探討福建與浙江、廣東等省份的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及其構成特征.

表2為整體產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數字化程度測.從該表可發現：

表2 整體產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數字化程度Tab.2 Digitization degree of the whole industry，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

1）福建產業數字化程度明顯高于全國產業數字化程度，與浙江、廣東等省份產業數字化程度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從沿海區域看，福建整體產業數字化程度為20.18%，與全國整體產業數字化程度相比高了3.28%，與浙江、廣東等省份整體產業數字化程度相比則分別低了14.89%和5.10%；從內陸區域看，河北、重慶以及四川等省份整體產業數字化程度分別為1.81%、2.98%和6.66%，遠低于全國整體產業數字化程度.明顯地，全國各省域產業數字化呈地域性非均衡發展，浙江、廣東和福建等沿海省份產業數字化程度遠高于河北、重慶和四川等內陸省份，福建產業數字化發展仍明顯落后于浙江、廣東等省份，亟待提檔加速.

2）福建制造業數字化優勢明顯，服務業數字化發展仍較為乏力.在福建產業數字化行業間非均衡發展過程中，制造業數字化發展優勢較明顯.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24.23%，與福建整體產業數字化程度相比高了4.05%，與全國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相比業高了4.61%.這表明數字產業部門較為深入地融進福建制造業價值鏈分工體系，1個單位制造業出口貿易可以強勁拉動24.23%個單位的數字產業部門隱含出口貿易量，是福建制造業獲得數字化發展比較優勢的有力保障；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是，福建服務業數字化發展明顯乏力.福建服務業數字化程度為2.72%，僅高于全國制造業數字化程度，而與福建整體產業數字化程度相比則低了17.46%.這表明數字產業部門仍沒有深入滲透到福建服務業價值鏈分工體系，1 個單位服務業出口貿易僅能微弱拉動2.72%個單位的數字產業部門隱含出口貿易量，數字產業部門助力服務業出口貿易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彰顯.顯然，制造業數字化具有比較優勢，服務業數字化發展亟待加強，現階段福建產業數字化主要依賴于制造業數字化，加快推進制造業數字化的關鍵在于切實推進數字產業部門深度融進福建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

表3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分解結果.從該表可發現：

表3 制造業數字化程度（IL）分解結果Tab.3 Digitization degree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1）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模式與浙江、廣東等省份有所不同，側重于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與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均衡發展.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24.23%，其中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12.45%，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11.78%，所占份額分別為51.36%和48.64%.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雖略高于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但是兩者并沒有明顯差距；浙江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47.64%，其中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30.16%，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17.48%，所占份額分別為63.31%和36.69%.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所占份額遠高于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廣東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29.73%，其中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12.31%，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16.53%，所占份額分別為41.41%和58.59%.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所占份額遠低于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顯然，浙江制造業數字化發展較為重視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廣東制造業數字化發展較為重視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發展則采用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與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雙鏈”均衡發展方式.

2）福建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發展與浙江、廣東等省份也有所不同，側重于采用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和國內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雙輪驅動方式.福建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12.45%，其中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6.52%，國內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5.93%，所占份額分別為52.37%和47.63%.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程度雖略高于國內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程度，但是兩者并沒有明顯差距；浙江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30.16%，其中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21.45%，國內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8.71%，兩者所占份額分別為71.22%和28.78%.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明顯高于國內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廣東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12.31%，其中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8.02%，國內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為4.29%，所占份額分別為65.16%和34.84%.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同樣明顯高于國內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程度.顯然，浙江、廣東等省份主要依靠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推進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福建則采用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外制造業數字化雙輪驅動的方式推進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因此福建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更需要加強制造業與其他省份數字產業部門之間的產業協同關聯.

3）福建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驅動方式與浙江、廣東等省份相似，側重于推進國際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福建、浙江和廣東等省份，由省內進口引起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分別為7.26%、12.45%和12.31%，在各自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構成中所占份額分別為61.66%、71.21%和74.46%，國際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明顯高于國際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程度.顯然，福建、浙江和廣東等省份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的主要驅動力來源于國際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盡管國際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的外溢作用也不容忽視.

3 結論

厘清福建制造業數字化構成特征、發展方向和著力點，是福建省精準推進制造業數字化建設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而解決該問題的關鍵則在于科學合理構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測算方法.基于此，本文遵循全球價值鏈分工原理，采用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分別在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上核算數字產業部門隱含出口增加值，采用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上數字產業部門隱含出口增加值占該制造業總出口的比重來衡量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由此提出制造業數字化程度的測算方法.本文借助了許憲春[7]所提的“數字經濟調整系數”，在剝離制造業增加值中屬于數字產業部門增加值的角度卻與許憲春有所區別，即本文是在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中剝離出屬于數字產業部門的增加值.文獻[7]則是依據數字經濟部門分類確定各產業部門中屬于數字經濟部門增加值占比，并在產業總增加值既定條件下利用“數字經濟調整系數”核算該產業中屬于數字經濟部門的增加值.顯然，文獻[7]側重于核算產業中的數字經濟規模，本文則側重于揭示制造業數字化構成特征.

按照文中所構建的制造業數字化程度測算方法進行實證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兩個結論：

1）全國各省域產業數字化呈地域性非均衡發展，浙江、廣東和福建等沿海省份產業數字化程度遠高于河北、重慶和四川等內陸省份，但是福建產業數字化發展仍明顯落后于浙江、廣東等省份，亟待提檔加速.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福建產業數字化主要依賴于制造業數字化.因此切實推進數字產業部門深度融入制造業和服務業價值鏈分工體系，是福建制造業數字化保持比較優勢，加強服務業數字化發展的有力舉措；

2）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模式與浙江、廣東等省份有所不同，更側重于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與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均衡發展.具體而言，福建一方面采用國內價值鏈上省內外制造業數字化雙輪驅動的方式，推進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另一方面采用國際價值鏈上省內制造業數字化驅動的方式，推進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因此，福建在推進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時更需要得到其他省份數字產業部門協同支持，在推進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時不能忽視國際價值鏈上省外制造業數字化的外溢作用.

本文認為福建加速推進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應當立足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加強數字技術產業化，推進數字經濟部門深度融入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強化制造業與省外數字經濟部門的產業關聯，放大制造業進口產品數字化外溢效應.具體對策建議如下兩點：

1）夯實數字技術產業化基石.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應當與數字技術產業體系相適應.現階段福建數字產業部門發展較為迅猛，但是與浙江、廣東等省份數字產業部門相比并不占有優，仍需進一步提質增效.一是要增強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數字產業部門技術創新是制造業數字化提檔增速的助推器，可以依托省內高校、科研院所和行業龍頭企業，在人工智能、芯片技術、新型顯示技術以及5G 通信技術等與制造業密切關聯的數字技術部門，集中力量攻關突破一批關鍵性數字技術，提升數字技術部門核心競爭力；二是要豐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數字技術大規模應用是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舉，可以面向電子信息、先進裝備制造、石油化工、現代紡織服裝、食品等優勢產業集群，從供給側加快推進制造企業數字化網絡化改造，拓寬數字技術在工業物聯網、工業機器人生產輔助和智能工業控制系統等制造業生產現場的應用；三是要打造數字技術產業生態.數字技術產業生態是制造業數字化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支撐，可以依托福州、廈門、泉州等地的數字經濟園區，按照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構建數字技術產業生態，加快培育和發展數字平臺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推動數字技術龍頭企業和數字經濟領域“專精特新”企業加速集聚與融合，形成數字產業園區與特色數字產業基地并舉的產業發展格局.

2）拓寬制造業數字化路徑.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應當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相匹配.現階段福建更宜繼續推進國內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與國際價值鏈上制造業數字化“雙鏈”均衡發展.一是要繼續推動省內外數字產業部門深度融入福建制造業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省內外數字產業部門融入制造業國內價值鏈各個分工環節，是福建制造業數字化實現價值鏈增值的重要路徑.要著力提升制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可控性，從供給側提升制造業國內產品供給附加值含量，從需求側優化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在產業關聯網絡中利用數字技術推動制造業價值鏈向兩端延伸，實施制造業強鏈、補鏈行動，拓寬、挖深制造業產業鏈，形成有利于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發展的比較優勢；二是要繼續支持省內外數字產業部門合理參與福建制造業國際價值鏈分工體系.省內外數字產業部門合理參與制造業國際價值鏈各個分工環節，亦是福建制造業數字化實現價值鏈增值的另一重要路徑.要重視當前國際貿易摩擦的持續性和不確定性，深化跨境電子商務國際合作，完善數字服務貿易體系，借力RECP 貿易協議優化制造業產業鏈在亞太地區布局，吸引在數字經濟領域有發展優勢的臺灣大型企業、制造業百強企業及“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來閩參與制造業價值鏈分工，形成有利于福建制造業數字化發展的對外貿易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