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香港視野的延續與文化政治意義

張靈馨

內容提要 1927年魯迅曾三次短暫光顧香港，留下著名演講《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對港英殖民者毫不留情揭露的同時也撒播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火種。時隔60年，有魯迅遺韻的臺灣作家陳映真也踏上香港，擔任香港高校駐校作家并進行多場公開講演。作為“中介空間”的香港，始終承載著觀照地與發聲地的角色，魯迅和陳映真都在這片場域中展現公共知識分子的批評自省和對時代的擔當意識。陳映真對魯迅香港視野的延續不僅源于歷史的時間差，對新殖民形式的警惕，還有源自地緣位置差異的視角和心態。

魯迅三次親身經臨香港的短暫歷程均發生在1927年，分別是1月中旬乘坐“蘇州船”從廈門經停香港海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職；2月中旬應邀前往香港做了兩場講演，許廣平隨行擔任翻譯；最后一次是在9月底離穗赴滬的途中，再次經過香港。作為過渡站的香港，聯結起魯迅在廈門—廣州—上海三地的經歷，魯迅的香港書寫多以雜文形式記錄。60年后的1987年，有“臺灣魯迅”之稱的作家陳映真在臺灣解嚴后首次踏上香港這片土地。此后屢次訪港：出席1997年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現場、2004年擔任香港浸會大學首屆駐校作家。香港之于陳映真是其在白色恐怖時期發聲的陣地，是其進入大陸前的初探和尋求對臺灣理解維度的參照。

兩者都曾在香港遭遇不同程度上的區隔，相較魯迅對香港的惡評，陳映真的親切源自同受殖民統治的理解和同情。從魯迅到陳映真間隔60年的歷史延展，陳映真延續了魯迅對地域文化政治的持續關注和革命意識，打開第三只眼對改換包裝的“新殖民主義”保持警惕和清算。無論是魯迅“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抑或是陳映真“中國終須選擇自己的道路”的呼吁，都飽含著對本土文化重新定位和對青年人的殷切寄望，展現勇于發出異聲、擁有主體意識的公共知識分子擔當。本文將視點落于魯迅和陳映真在香港期間的公共演講，選擇兩者涉及香港書寫的主要雜文、訪談，交集于香港區域特殊的地緣性，通過后來者陳映真的跨時間對話，重新回顧和審視魯迅與香港互動在文化政治層面的意義。

一、作為區隔的香港與觀感

魯迅前往香港做講演順利的行程背后暗流涌動，在《略談香港》中提及聽眾入場受到阻撓①，講演稿《老調子已經唱完》被英當局禁止刊登，《無聲的中國》則在刪減后見刊于《華僑日報》(1927年2月20日版面)。魯迅為此向章廷謙吐露“釘子之多”②的不滿，同孫伏園的書信(1927年4月26日)也印證了在香港所遭遇的區隔。由于1925年省港大罷工后加嚴的審查慣例，從廣州來的魯迅以“革命者”的風險出現，因此難免被英方特別關注。這種言論的審查區隔也不僅僅針對魯迅，《談“激烈”》里一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經過香港時，在尖沙咀碼頭被搜獲7本“激烈文字書籍”，被英方捉捕并受到懲罰③。

待魯迅終于等來了從廣州前往上海的航班，再度經轉香港，則遭遇行李搜查，船艙里的行李被檢查員逐一翻攪，房艙里的行李則被鐵簽刺破，即便最后遞上10元整票，行李早已被毀壞，還免不了被惡意嘲弄，此般遭遇欺凌的體驗使魯迅在《再談香港》中稱之為“畏途”。船上茶房的伙計將魯迅遭遇此般歸因于“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④。這種看似為認命觀的寬慰，愈發招致魯迅的不滿，長得瘦小可疑也不應成為遭受這般對待的理由(此處不能排除魯迅生性敏感的因素)。他厭惡的，還有這種骨子里深受奴性的規訓。

時隔60年后的1987年，正值臺灣解嚴，陳映真終于有機會從臺灣前往香港做交流，而他與魯迅一樣遭遇到來自香港方面的阻隔。當時香港尚未回歸，陳映真受大陸方面邀約參加在香港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港英當局拒發入港簽證，經會議方同港英方交涉數日才臨時補發。這種情形延續到2004年，陳映真被香港浸會大學聘任為首屆駐校作家，其簽證還是在校方的斡旋下才得以解決，這種區隔也給陳映真往來香港和深圳看病休養帶來了不便。⑤

20世紀80年代末期，世界冷戰尚未結束，即便中英雙方已于1984年簽署聯合聲明，在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前局勢仍暗流涌動。作為一名擁有兩度入獄案底的前政治犯，陳映真身上的赤色和輿論影響力對港英當局而言并不安全。而對回歸后仍受到阻撓的緣故，陳映真則解釋為香港特區一直未更新“安全”檔案。

了解魯迅在香港的遭遇，我們并不難理解他為何交惡于香港。而同樣受到阻隔的陳映真，卻始終對香港抱有好感。在1987年訪港答記者問上，陳映真對香港的觀感無限溢美：“我覺得很快樂，第一是因為我來到臺灣以外另一塊中國的土地，看見自己的同胞。第二是覺得香港方言非?？蓯邸薄坝X得中國是由那么多方言所組成的國家”“香港遠遠比我想象中的還要現代化”“簡直不能相信這是另外一批中國人建立的地方”。⑥

這不得不追溯至陳映真還在獄中的1972年，學者劉紹銘沒有忌諱陳映真作為正在服刑的政治犯身份，排除出入臺灣的不便，將陳映真的作品帶到了香港，為他出版了一本小說集，這也是陳映真文學生涯中的第一本小說集。3年后陳映真出獄回家，見著擺在桌面上的《陳映真選集》(香港小草出版社)，才得知劉紹銘操辦的一切，這對剛出獄的陳映真而言是彌足珍貴的恩情。由此，即便經受香港幾番的簽證阻隔，香港于陳映真而言始終是“很特別的地方”⑦。

二、消解與輿論管控

(一)“學匪派”對《循環日報》的消解

魯迅素有閱讀報紙和剪報的習慣，這是他了解本土消息與創作的素材來源。1927年魯迅在廣州期間，受地緣影響，能夠閱讀到來自香港的刊物。住所不遠處經歷的炸彈引爆事件，也是從香港報上才得知的⑧，香港報是魯迅對內陸消息補充印證的一個渠道。

香港報紙自然也沒有放過魯迅這塊新聞賣點，這當中又牽扯出魯迅與顧頡剛、傅斯年的私人恩怨，香港《工商報》稱魯迅因親共而躲避，魯迅認為這是來自顧、傅等人授意香港報的造謠和攻擊。⑨此處的香港報毫無新聞道德可言，魯迅成為大眾消費中被搶占的對象。

魯迅也毫不客氣取香港《循環日報》開刀。在與好友書信間，常附上從報上剪下的社論與消息，做一番交流，如給李霽野與江紹原書信⑩。再者，魯迅的雜文《匪筆三篇》《某筆兩篇》《述香港恭祝圣誕》素材均源自香港《循環日報》。興起作《匪筆三篇》的緣由是從顧頡剛要求打官司來信聯想到飛天虎的“提防劍仔”，從而摘錄了《循環日報》上三篇匪所刊登的消息：第一則是撕票布告；第二則是面相師致信女的書信；第三則是江湖人士給茶樓女侍應的警告信，讓其“小心劍仔”。魯迅自詡非學院制的學匪，卻又以考古學的學科精神對報紙上邊角消息進行文獻整理，戲謔同時又相當靈活地完成了對材料的解構?！赌彻P兩篇》則刊登了兩則廣告，由于刊登者身份“正經”，標題舍去匪字：一則關于熊仲卿醫生個人簡介前的各種抬頭稱呼；二則是征求父母的帖子。學者黃子平從文化研究角度出發，認為魯迅的文明批判是從邊緣向中心思考的，最終指向對當下的思考。采用匪一類的材料正是注意到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模糊界限，旨在說明一種文化的普遍性，邊緣人物同學院派的上層人物在思想、處事方式方面具有共性。

(二)威權下的輿論限制

從《三閑集》序言中可見，魯迅對香港輿論管控再度表達了不滿，他認為《老調子已經唱完》和《無聲的中國》里的論點早在七八年前便作過，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卻被港英方禁止登載，憂心著“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的形勢危機。

1928年初陳仙泉向魯迅傾吐在香港遭遇的“行路難”，買來的報紙上出現空格，行至馬路上隨時被同胞搜身，無故被捉走審問。魯迅表示此類事聽得多了，并以此段按語進行回應：

至于報紙，何嘗不檢查，刪去的處所有幾處還不準留空白，因為一留空白便可以看出他們的壓制來。香港還留空白，我不能不說英國人有時還不及同胞的細密。所以要別人承認是人，總須在自己本國里先爭得人格。否則此后是洋人和軍閥聯合的吸吮，各處將都和香港一樣，或更甚的。

20世紀20年代末期內陸的輿論管控不容樂觀，連被刪減部分的空白都不能允許出現，較之香港報還能留有空格，存有松動的領域。關于這點松動，陳映真也是有體悟的，他認為香港場域較之20世紀70年代的臺灣輿論管控而言是“自由”的，“當時臺灣還不能出的書在香港出，不能發表的小說在香港發表”；“雖然英國人看得很緊，只要不上街暴動，破壞現實秩序，寫文章左一點大概沒什么關系”。

除卻表達對輿論管控的不滿，《老調子已經唱完》同時流露出反殖民統治的傾向。魯迅認為殖民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肆贊美是一種值得警惕的“軟刀子”，直戳港英當局試圖通過推崇所謂“國粹”拉攏保守文化勢力以固守其統治地位的算盤。對于此番犀利的洞見，港英當局自然不允許見刊于香港。在另一篇《述香港恭祝圣誕》中，魯迅擇取《循環日報》一則以恭賀孔子誕辰之名在香港舉辦慶典的報道，以詼諧方式調侃港英對中國“國粹”的大力支持僅僅停留于形式主義，并不真正關心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核。港英當局“深明大義”為慶典的大戲演出頒發通宵營業執照以尊崇“國粹”，可實際出演的盡是與孔教風馬牛不相及的通俗劇本。結尾處魯迅給自己起了一個像洋人的筆名“華約瑟”作為落款，進一步落實了反諷的意圖。

令魯迅感到失望的是，以文言為主體的“舊”文化成為殖民者與保守勢力挾制的文化資源，新文化運動在香港開展滯緩，但以忽視香港具體情境的悲觀未免有失偏頗。根據學者徐紀陽考據，邀請魯迅演講的主辦方初衷是希望魯迅從思想革命展開議題，喚醒香港政治意識，而非旨在文學層面的革新。此外，在重商輕文的香港社會，盛行且承接下來的是“鴛鴦蝴蝶派”一類的通俗文學，新文學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因而無法形成規模。學者趙稀方在其《小說香港》中提出在受殖民統治的香港首要對立的是英文/中文，倘若按照魯迅那套白話文代表先進和革命從而對舊文言進行討伐，恐怕會造成舊文學消亡同時新的文學力量也不能成立的窘境。這也并非魯迅首次對受殖民統治之地抱有偏見，學者朱崇科借魯迅與林文慶的文化沖突之例說明魯迅對香港的誤讀緣于缺乏對身處殖民統治之國人/華人的同理心。

陳映真1987年在香港演講時，向聽眾介紹20世紀50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脈絡，指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繪畫伴隨反共抗俄誕生，意旨這種思潮是冷戰的文化產物。作為冷戰部署體系，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同樣有“美援文化”“美援文學”，香港也是文化冷戰的重要基地。這也是陳映真不斷強調民族統一的緣由。受殖民宰制之地的文學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管是20世紀20年代還是50年代的香港，都經歷著發表管控和主題限制，乃至包裹著資金支持的誘導。

三、殖民地結構邏輯與新殖民主義

(一)殖民地運行結構

在香港遭遇搜查一劫，魯迅在《再談香港》中勾勒出彼時香港存在“洋主子—高等華人—土人”的等級構造：

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類似的構造魯迅在講演《老調子已經唱完》時便指出，上海租界也出現同樣的圈層結構，“最有權勢的是一群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當這些身處結構中心且“以主子自居”的“洋大人”/中國人大肆搬弄起“老調子”，而還有許多受著苦難的“土人”被遮蔽時，魯迅從文化層面尖刻指出尊崇中國舊文化是假，遞著“軟刀子”讓中國人為奴牟取暴利是真。老調子之所以在中國歷代王朝更替中“經久不衰”未能唱完，魯迅向內自省給出了解釋：一是國人擅長遺忘，給了老調子得以循環的機會；二是不肯以民眾為主體的當權者無法割舍老調子給自己帶來的甜頭。異于民族內部矛盾，外國人染指老調子試圖以此降低國人的排斥度好實施騙術，這是要令國人自掘墳墓的，而這種“軟刀子”并不易被國人察覺。

面對香港殖民統治內部運行機制，魯迅認為老調子雖還沒唱完，可大趨勢上終究是要完的。國人人格的獨立和自強，爭取自由的勇氣是抵御關鍵，“所以要別人承認是人，總須在自己本國里先爭得人格”?！傲⑷恕必灤┲斞笇裥越涞钠诖?，唯有破舊方能立新，揭露殖民者使用贊揚中國舊文化作障目術的居心同時，魯迅也在呼吁著活的新的聲音，和民生社會緊密關聯的新調子。

2004年2月15日，陳映真在訪港前夕的隨想里將臺灣和香港歷史置于歷史維度進行比對，列舉兩地在帝國主義時代曾被迫受殖民統治，二戰后又在世界冷戰和國共內戰的雙層結構中，依附“美國制霸下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發展資本主義的共同命運。相似的殖民統治結構和運行邏輯，使得香港和臺灣的精英知識分子不可避免深受英美教育制度和文化風向的深遠影響。

回溯尚未被殖民統治前，香港僅僅是個人口不足千人的小漁村，是個歷代移民的城市，相較在19世紀下半葉便擁有四百萬上下人口的臺灣，兩地在抵御殖民入侵者的力量和規模不可同日而語，香港的“血性”也要遜于以宗族為紐帶，擁有穩固社會結構的臺灣。

1945年臺灣光復后，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之間經由兩岸知識分子牽頭，產生了熱烈開放的輿論場域，如來臺的省外知識分子與以作家楊逵為中心的臺灣知識分子結成聯盟，共同商討“重建臺灣新文學”，認真地討論如何“中國化”的議題。而香港在日本戰敗后仍由英國繼續接管，1997年正式回歸后香港特區從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進行大規模的“去殖民”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的去殖民尚在進行中。

(二)新殖民主義

“新殖民主義”一詞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之所以“新”，在于“當代帝國主義以經濟、文化控制代替了從前的軍事、政治控制，致使殖民地國家在政治上獨立之后依然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操縱和剝削”。

隨著世界冷戰格局的確立與朝鮮戰爭的爆發，英國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營，切斷香港和內陸地區的經濟往來，利用大量涌向香港的難民作廉價勞動力，大力發展制造業，香港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理想之地。香港和臺灣在依附美國主導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系的發展節點上，基本走到了一起。

“新殖民主義”能順利開展離不開當地“買辦精英”的大力配合，杜葉錫恩所著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以親身所見披露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存在普遍、深重的腐敗，港英式“民主”以及英美聯手值得儆戒的“經濟殖民主義”。人間出版社在籌備將此書引至臺灣出版時，陳映真寫的一段出版者的話中，簡明回顧從16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西方的殖民進程，特別提及二戰后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盛行，舊有殖民體制無以為繼，“新殖民主義”的出現是“帝國主義佯為給予前殖民地形式上的政治獨立，骨子里拉攏舊殖民地時代培養的買辦精英，保證前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利權”。

早在1985年評論施叔青《香港的故事》系列時，陳映真便精妙捕捉到普通香港民眾在政治、經濟受鉗制下錯綜和苦悶的殖民地性格流向，“這種苦悶，在七○年代高度發展的經濟中，使香港人更快速地滑落到另一種身份認同去安身立命——那就是從商品中尋求自身的認同，在汽車的品牌、衣著的質料、房子的坪數和結構中，去認出自己的靈魂”。

香港和臺灣這種帶有戰后現代世界東亞史意義的經濟繁榮，并沒能匹配和工業化相應的民主化，對歷史的徹底清理和反思因冷戰體制戛然而止，注定不斷衍生出新的問題。令陳映真擔憂的是新殖民形式留下的后遺癥，“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產、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香港行政團隊，很大程度上擠壓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與社會弱小者的自由。依附新殖民方式帶來的經濟高度發展并不能掩蓋文化、政治上主體性缺失的事實。陳映真認為香港的“民主派”與特區行政背后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與臺灣“藍”“綠”間的斗爭，同屬于保守的右派之間的派系斗爭。如果不能重新定義民主主義，那么在特區化后的香港和解嚴后的臺灣談論“民主”“自由”“人權”的命題是偽善和虛妄的?！案叟_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眾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眾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p>

“老調子”在香港變著樣式從魯迅唱到陳映真一代，從受殖民統治唱到母體回歸。形式上的解放并沒能伴隨新曲調的生成，當“洋大人”退場，壟斷民生行業的巨資產階級和前港英高層精英再度登場，受苦的“土人”們只得滑向商品經濟的海洋中尋找認同。面對殖民統治結構邏輯及二戰后新殖民形式，魯迅和陳映真尖銳地看到處于結構核心層的居心和被遮蔽的無言的大多數，二者同樣期待有新調子的出現。相較于魯迅講演中自省國人奴性，提倡“立人”改造，陳映真更強調對受殖民統治歷史的反思和清算，并將矛頭指向寡頭，對體制下受苦的多數給予了更多的體恤和憐憫。有論者指出，對比早期持有的國民性論點，雖然魯迅在廣州和香港時期未必能完全顯現其對國民性改造的變化，但場域、經歷給魯迅帶來的精神、氣息上還是有所反映的。

四、走向青年與知識分子擔當

根據當時魯迅在香港的接待員及講稿記錄者劉隨回憶，在開講前他們一些青年人曾向魯迅談起香港文壇的荒涼狀況，多埋怨香港文壇為“沙漠之區”，魯迅先生并不以為然，表示對將來之香港文化是抱有希望的，“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這句來自魯迅的勉勵令劉隨感奮而起且印象非常深刻。

在魯迅一貫看來，幼嫩終究是會成長、成熟的，對新鮮的、年輕的新生事物要永懷信心和另加呵護。正如魯迅在《無聲的中國》的講演里鼓勵青年人大可不必顧忌傳統束縛和利害關系，勇敢、大膽地說出心底的真話，聯動國人、和世界對話。白話文寫作在當時屬新鮮事物，魯迅認為文章的意義在于表達情感，年輕人也不必懼怕老派的誹笑，“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陳映真2004年在接受《香港經濟日報》采訪時，也指出了香港作家普遍有一種“總認為香港出不了大作家”的自我矮化心態，并提出應突破心理桎梏，“要有逐鹿中原”的野心。此等雄心建議并非信口雌黃，而是陳映真基于香港文學自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的流變歷史及地緣特色作出的判斷。在陳映真看來，香港地處中西文化薈萃的特殊場域，具備能夠創造出有香港特色、氣派和風格，又有中國文學傳統精神的先機。如果區域文學要向中央突進，可以汲取有用的土話土白，但作品書寫一定得使用民族的共同語?！耙粋€民族的文學一定是用民族的標準語寫的”，這是陳映真貫徹的信條，為此他勉勵香港青年一定要學好普通話，透過優秀的文學作品鍛鑄出中華民族共同語。

在1987年初次訪港時，陳映真的講演除了向香港聽眾介紹臺灣自1945年光復至1980年代的文藝思潮之外，還結合自己創辦《人間》雜志的宗旨和經驗，從“大眾傳播和民眾傳播”的角度主張香港新生代參與到本土觀察和接觸的實踐中。這與魯迅“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里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么樣，再看一看社會怎么樣，世界怎么樣。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钡奶岢疽庀嗤?。

在陳映真看來，集結資本和技術于一體的大眾傳播具有壓倒性優勢且具有輸出單向性的特點，媒介走向商品屬性引申出文化生產品質不可控且變得難以批判，在社會層面推動制造“商品拜物教”群體，形構虛幻貧瘠的精神人生。掌握解釋權的媒體對意識形態的操作不僅在本地產生影響，從民族層面同樣產生巨大效應。陳映真將《人間》雜志定位為從弱小者立場出發，借助文字和圖片進行報導和記錄，對臺灣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發展提出批判和反省。通過團隊自身拍攝圖片、親身去采訪，《人間》雜志以“自制率”的主動性嘗試突圍?！暗胶笈_去看并不是要揭發黑暗面，絕對不是。當我們關心黑暗面的時候，恰恰好是表示我們對光明有很深刻很深刻的信念”。香港區域不大，很適合田野調查，青年人們完全可以在假期到地下鐵走一走，實地到某處住一段時間，帶著問題尋找資料，與人探討。陳映真認為香港優秀的文化個體不少，也應該開始在主題上做一些團結。年輕一代也得做好準備，因為不管他們是否主觀愿意，十年后也將被歷史的浪潮推為文化中堅力量?，F代化過程必然會不斷涌現新的問題，既然香港能擁有如此豐富的物質文化，也一定能擁有停下來反省的能力。

除了文學家身份，1987年的陳映真更被香港受眾視作意見領袖，在演講后的問答環節被屢次提問如何看待《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回歸后走向問題，關心香港民主的聽眾試圖從臺灣的實踐歷程和視點找尋香港的答案。對此陳映真并不愿自詡為意見領袖，他認為這個問題理應交由香港人自己來回應，香港人自身如何看待才更為重要。出于對香港結構認知欠缺的嚴謹負責不便回應以外，陳映真認為自己來自一個同樣彷徨、大部分人不關心問題的社會。與其無奈地面對歷史迭代，不如能動積極地回顧、總結香港的歷史，這比光熱鬧地討論時段的名頭要有意義?！斑@種總結可能會有幫助，可能為我們找到一個歷史位置，另外找到一個可以認同的‘身份’，兩樣合起來，也許可以做點事情也說不定?！?/p>

和所處經濟結構相關聯，香港和臺灣的文學、文化很長期都是“加工出口”的知識活動占據主導地位。在社會改革中，政治只是一種行動，有文化背景的抵抗運動才有生命力。陳映真作出了一個相當前沿的判斷，在香港和臺灣，知識分子所代表的中產階級力量始終處于弱勢。在歷史轉換的節點，陳映真認為香港知識分子應重拾自省批評的勇氣，以香港為知識開端深入研究，獲得自主性和定位的認同。更重要的是注意創造和發展，警惕將外國材料翻譯后拿來“拼湊”，創作要和具體現實聯系起來。

經由1987年首次訪港后，陳映真的政治實踐開始活躍起來，于1988年擔任“中國統一聯盟”創盟主席，借由香港參與學術研討會、與大陸知識分子對談。并于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到一線觀看了交接儀式，同時在臺北舉辦“一個半世紀的滄桑：香港歷史照片展”系列活動，藉此與其在1996年舉辦的“五十年枷鎖：日據時期臺灣史影像系列”展相呼應，以紀實、簡明的攝影報告形式給予觀影者最直觀的沖擊，呼喚民眾對殖民歷史的了解和反思。香港的經驗是陳映真觀照臺灣的重要形式，正如其2004年在擔任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期間所言，“我希望能藉著香港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多相與接觸，并通過他們的教育，親炙香港的文學、歷史、文化和社會，并反照島嶼臺灣當前的問題，以回歸后香港經驗和心性，增益我對島嶼臺灣的理解維度?！?/p>

魯迅與陳映真在香港的演講受眾主要為中產知識分子和學生群體，魯迅兩篇講演稿將內陸使用白話文寫作的風尚與活力傳輸給香港的青年，以公共知識分子的站位充當了預警角色。陳映真對臺灣社會結構發展與個體寫作進行關聯和推介，為香港文學、文化發展與香港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提供對標，此外通過學術交流、舉辦攝影報告等形式增進了香港和臺灣場域的文化、思想互動，提供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實踐范式。

五、結語

鑒于魯迅三次實地途徑香港的歷程都與廣州相關，學者朱崇科將香港與廣州比照起來，將其視為“廣州魯迅的封套(開端、進行與延續)”。認為魯迅借助香港觀照中國，提升了香港在文學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有學人將魯迅書寫香港的雜文視為中介空間，通過文本分析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和上海進行區別性觀察。兩者均以時空為脈絡，以香港場域作為中介，銜接起魯迅在廣州和上海的書寫。

從情感維度切入香港場域，香港本土作家小思(盧瑋鑾)則認為魯迅并不關心也不喜歡香港，因為是受殖民統治的緣故。魯迅將香港視為“畏途”，而陳映真將之視作“親途”，這與二人境遇和介入香港的緣由差異有很大的關系。香港和臺灣同樣歷經列強殖民統治及二戰后冷戰內戰雙重結構的歷史命運，香港的成功回歸意味著中國半殖民地狀態的最后消解，對臺灣問題的解決具有積極意義。香港于魯迅而言不過是經停的“中轉站”，于陳映真而言卻是臺灣解嚴前的發聲平臺，一種探向大陸的中介空間，一種比對臺灣問題的參照維度。

魯迅與陳映真二者在香港的講演均看到了被遮蔽的大多數，相較于魯迅的自省與“立人”提倡，陳映真更在意對受宰制殖民史的反思和清算，對受體制壓迫的大多數給予了更多的體恤。處于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性質的中國，魯迅身處的是封建的一半，而陳映真手握的是被殖民的一半。魯迅缺失的視野，也正是陳映真對魯迅視野的延續。

①魯迅：《略談香港》，《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頁。

②魯迅：《270225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③魯迅：《談“激烈”》，《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頁。

⑥陳映真：《(訪談)陳映真訪港答記者問》，《陳映真全集》第9卷，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頁。

⑧魯迅：《270728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

⑨魯迅：《270612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頁。

⑩魯迅：《270630①致李霽野》《270802致江紹原》，《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