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籍華文作家創作導論*

黃德志 王志彬

內容提要 江蘇籍華文作家可以是開放的概念，既包括籍貫、祖籍為江蘇以及出生于江蘇的作家，也包括曾在江蘇生活、書寫江蘇以及與江蘇關聯密切的作家，還包括由于行政規劃變遷、歷史上屬于江蘇的一些作家。在世界華文文學發展史上，江蘇籍華文作家可謂群星璀璨，華章藻蔚。從20世紀20年代至新世紀，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一直保持著繁榮發展的態勢，作家隊伍規模不斷壯大，文學作品不勝枚舉，文學佳作屢見不鮮。江蘇籍華文作家在世界華文文學領域占有重要地位，甚至發揮了引領作用。

一

學界一般認為世界華文文學是指中國大陸以外世界各地華人或華裔運用漢語創作的文學，“是一種因海外華人移民而生，因海外華人移民以多樣方式反復‘跨界’而蛻變、成長的一種移民文學”①。世界華文文學源遠流長，如果從清末外交官員、勞工和留學生的文學創作算起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假如從“下南洋”或明清宦游文人赴臺的文學書寫開始計算，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則更為久遠。1949年之前，世界華文文學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文學的境外延伸，與中國文學保持著“同聲相和、同氣相求”的關系，中國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之間更多地表現為單向輻射的關系。然而，1949年之后，世界華文文學逐漸表現出獨立自主的形態，尤其是在1955年萬隆會議之后，中國政府不再承認華僑華人的雙重國籍，華文文學在由“中國性”向“本土性”轉向過程中，逐漸成為所在國家的少數族裔文學，中國文學與華文文學之間表現為多元互動的關系。從地理空間而言，世界華文文學主要由東南亞華文文學、東北亞華文文學、北美華文文學、歐洲華文文學、澳洲華文文學等區域文學構成，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東南亞華文文學和北美華文文學，它們鮮明地表現出華文文學“離岸流”和“外省書”的兩種形態②。東南亞華文文學源遠流長，但因之在尋求“南洋色彩”和自覺地“去中國”的追求中，陷入了疲憊與萎頓之中；而北美華文文學尤其是新移民文學則以對世界文學的開放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擁抱而表現出強勁和活躍的發展勢頭。作為留學生，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在留學期間即開始了文學創作或翻譯，形成了名盛一時的留學生文學。陳衡哲(1890—1976，江蘇武進人)是江蘇籍留學生，早在1917年留美期間就創作了《一日》《小雨點》，1927年創作了《運河與揚子江》等。但鑒于留學生的身份屬性，或者一些留學海外的作家在域外進行華文創作，他們的創作并未內在地成長海外華文文學的生命，“因為他們的關注點是借西方文明之風，構建萌生中的中國新文學”③。所以，本文學史把中國近現代留學生文學視作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組成部分，而不列入世界華文文學的領域。因此，從發展時段而言，世界華文文學主要涵括了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南來”作家的文學，包括從內陸南遷香港、南洋地區，以及從香港赴南洋地區等作家的文學，如葉靈鳳、徐訏、金枝芒等；二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臺灣文學，代表作家有白先勇、於梨華、聶華苓等；三是20世紀80年代以大陸赴境外海外為主體的“新移民文學”，代表作家有張翎、虹影、周勵、少君、陳河和葛亮等。在世界華文文學發展歷史上，涌現出一批較為著名的華文作家，如林語堂、於梨華、白先勇、王鼎鈞、洛夫、痖弦、林楠、劉荒田、顧月華、張翎、查建英、趙淑敏、高行健、蘇煒、盧新華、少君、王威、嚴歌苓、薛憶溈、陳九、陳河、陳謙、李彥、宇秀、呂紅、施雨、施瑋、張惠雯、虹影、曾曉文、黎紫書、黃錦樹、英培安、李永平、溫任平、朵拉、鐘怡雯、陳大為、林幸謙、李長聲、姜建強、華純、彌生、林湄、章平、方麗娜、穆紫荊、老木、胡仄佳、張奧列等作家。在文學世界里，他們在“故土”和“本土”、“中國性”與“中華性”、“移民”與“公民”、漢語與外語間不停地“跨界”往返，在多元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中講述“中國”“歷史”“異域”“鄉愁”與“奮斗”的故事，去探求人性與人類生活背后的秘密。經過不同代際作家們的努力，華文文學現已開辟成為特殊的漢語文學空間，成為一種有影響的世界性文學。

長期以來，開枝散葉的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共構了華文文學的“共同體”。在發展進程中，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彼此相互影響，世界華文文學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也促進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與交流，為中國文學的世界化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中國文學又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根本所在，世界華文文學是在繼承現代中國文學的傳統與審美精神的基礎上不斷繁榮發展起來的，在“中國傳統”和“中國經驗”中面向全世界和全人類，以華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態，融入人類文明進步的浪潮之中。

二

在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歷史中，江蘇籍華文作家從來都沒有缺席，他們表現得尤為活躍與耀眼。我們這里所謂江蘇籍華文作家采取的是開放的概念，既包括籍貫、祖籍為江蘇以及出生于江蘇的作家，如葉靈鳳、金枝芒、司馬中原、余光中、郭楓、張曉風、蕭颯、程瑋、周腓力、宇秀、鄒凡凡、周潔茹、葛亮等作家，也包括曾在江蘇生活、書寫江蘇以及與江蘇關聯密切的作家，如紀弦、白先勇、陳若曦、嚴歌苓、穆紫荊等作家。由于行政規劃變遷，我們也把屬于“歷史江蘇”的一些作家也納入觀照視野，比如出生于今屬安徽碭山的尉天驄等。江蘇籍作家的海外創作歷史久遠，早在20世紀20年代，原籍江蘇的金拓(筆名拓哥、夢葦、應平)南下馬來亞，創辦了《新國民日報》副刊《南風》，他被譽為“馬華新文學運動的第一位先驅者”。在《南風》創刊前，金拓已發表新詩《流波》、短篇小說《感冒》、獨幕劇《咖啡店里》等。金拓的創作，可以視作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最早創作。20世紀30年代中期，原籍江蘇常熟的金枝芒南下馬來亞，后成為馬華文壇從“僑民文藝”轉型為“馬華文藝”的標桿性人物。除金拓、金枝芒外，江蘇籍華文作家主要還有：葉靈鳳、卜少夫、曹兮、思果、張愛玲、徐鐘佩、邢光祖、王臨泰、司馬璐、徐速、嚴慶澍、王敬羲、阿濃、易文、段彩華、司馬中原、夏濟安、蔡文甫、平鑫濤、紀弦、蓉子、郭楓、尉天驄、艾雯、李樂薇、水晶、施魯生、沙漠、張明、楊御龍、朱沉冬、臧冠華、曾虛白、王平陵、周錦、何凡、余光中、朱學恕、莊因、於梨華、孟絲、朱秀娟、李黎、蕭颯、逯耀東、木令耆、唐潤鈿、馬以工、李男、金東方、王大空、馮青、陳端、周腓力、王周生、嚴才樓、任京生、李士勛、朱校廷、譚綠屏、王榮虎、謝馨、須文蔚、成英姝、周潔茹、宣樹錚、顧月華、周勵、薛海翔、盧新華、嚴歌苓、沈寧、王海龍、海云、施瑋、王琰、宇秀、應帆、文章、高行健、程瑋、丁恩麗、穆紫荊、李迅、常暉、冰夫、朱文正、海曙紅、鄒凡凡等。華文文學不僅包括各區域華文作家的作品，還包括與之相關的文學現象、文學思潮、作家群體和期刊等。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舞臺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華文文學一支重要的創作勁旅，尤其在臺灣地區，“江蘇籍臺灣作家在臺灣文學方陣中處于排頭兵的地位”④。他們在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創作方面，實績突出，如余光中的詩歌、艾雯的散文、嚴歌苓的小說、張曉風的戲劇等，周勵的留學生書寫、施瑋的靈性書寫、嚴歌苓的中國和歷史書寫、宇秀的“在地”書寫等，都在世界華文文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批作品如徐速的《太陽·星星·月亮》、蓉子的《青鳥集》《七月的南方》、白先勇的《臺北人》《紐約客》、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高爾泰的《尋找家園》、高行健的《靈山》、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施瑋的《紅墻白玉蘭》、宇秀的《我不能握住風》、葛亮的《朱雀》《北鳶》等作品閃耀于世界華文文壇。同時，江蘇籍華文作家在文學理論、文學思潮等方面也引領了所在地的文學創作，如葉靈鳳的“香港風物”書寫、紀弦的“現代派”、尉天驄的“鄉土文學”等，催生了香港本土書寫，臺灣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大潮。江蘇籍華文作家很多同時又從事刊物編輯、出版工作，如葉靈鳳、徐速、夏濟安、蓉子、尉天驄、平鑫濤、蔡文甫、郭楓、白先勇、周潔茹等，他們創辦、編輯的《星島日報·星座》《華僑日報·文藝》《皇冠》《文學雜志》《現代文學》《香港文學》等刊物在推動區域文學發展，培養文學力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們的文學創作以及創辦、編輯的刊物又是不同區域世界華文文學眺望與交流的窗口。鑒于20世紀40年代前江蘇籍華文作家創作實績和文學影響較小，本文從20世紀40年代世界華文文學的真正興起寫起。

三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許多江蘇籍作家紛紛南遷香港和南洋地區。以葉靈鳳、卜少夫、金枝芒、曹兮、思果、邢光祖、王臨泰、司馬璐等為代表的江蘇籍作家，在當地播撒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學的火種。他們的到來對當地的文化社會發展影響巨大，許多作家都開辟了新的人生歷程和文學事業，在當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重要影響。同時，這些作家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居住地新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推動了當地新文學事業的進步。過去新文學的影響區域也伴隨著這一時期作家的離散而逐漸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新文學的多元化共生。

可以說，江蘇籍華文作家創作的起始是在一種極端的戰爭環境中展開的，許多作家都是在時代的浮沉之中完成了從中國現代作家向華文作家的身份轉變。侵略戰爭導致普通民眾流離失所，為了躲避戰亂一些江蘇籍作家也不得不踏上了這場流徙的艱苦旅程，而當時的香港仍屬英國殖民統治，社會安定，商業發達，生活便利，氛圍寬松，加上此時遠離戰線，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內地作家理想的棲身之地，香港也成為了20世紀40年代江蘇籍華文作家事業最早開啟的地方。這部分作家往往被文學史稱為“南來”或者“南下”作家，他們一般已經在大陸文壇名聲顯赫或者小有所成，主要以左翼作家為主，當然也不乏右翼或自由主義者的身影。雖然這些作家之前的政治立場與文學觀念存在差異，但是面對民族危機，他們抗日救國的心愿卻是一致的，保衛國家和抵御外敵的決心促成了中國文學界團結抗戰的熱情和勇氣，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中，香港這座當時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城市也激蕩起來。這些“南來”的江蘇籍作家很快投入到了文學救國的工作之中，在香港復刊和新創了許多文學刊物，如葉靈鳳和卜少夫分別借助《立報》平臺，開辟了《言林》和《花果山》兩個文學副刊。他們的文學活動使香港成為當時全國的抗戰文學中心，而香港文壇由于這些“南來”作家的到來也一掃此前沉悶的文學氛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學被帶到了這片過去新文學運動的邊緣地帶。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江蘇籍華文作家推動香港文壇進入短暫的活躍期，同時他們也引導和影響了一批香港本土的文藝青年，為香港文學埋下了希望的種子。

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迅速淪陷，致使“南來”的江蘇籍作家不得不離開香港，有一些作家選擇繼續南下，來到了南洋繼續從事文學創作，如定居新加坡的曹兮；還有一些作家輾轉去了臺灣，為光復后的臺灣文學事業做出貢獻，如歌雷和陶晶孫等人。當然也有依舊居留在香港的作家，但是他們已很難開展抗日文藝宣傳工作了。香港文壇重新回到了萬馬齊喑的狀態，江蘇籍華文作家的創作也進入到了至暗時刻。

抗戰結束之后，國民黨很快挑起內戰，文化上的白色恐怖專制卷土重來，越來越多的作家又無奈地選擇避難香港。這次的作家“南來”規模比抗戰爆發之后的上一次“南來”更大，除小部分作家是第二次“南來”，大部分作家是首次赴港。他們在香港積極開展文學活動，創辦報刊，經營出版社，組織文藝社團、讀書會、訓練班，培養了一批香港本土青年作家。香港文化事業一時空前繁榮，出現了繼抗戰爆發之后的第二次高潮。在這次作家南遷的過程中依舊不乏江蘇籍作家的身影，如周而復、韓北屏等人。

就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一部分原本滯留香港的左翼進步作家大批“北上”，他們懷著勝利的喜悅心情參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事業中去。與此同時，原先活躍于內地的右翼作家則紛紛避走香港、臺灣地區，甚至海外。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文壇逐漸形成了進步作家與反動作家的對立陣營，香港文壇也進入了政治分化最為尖銳的時期，此時的江蘇籍作家思果、卜少夫、司馬璐、徐鐘佩、邢光祖、王臨泰等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以不同的立場或多或少地裹挾于文學意識形態的漩渦之中。

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創作是在一種不自覺的歷史背景之下產生的，起步于香港卻隨著時代動蕩浮浮沉沉，并逐漸在地域上向臺灣和南洋地區流散。就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戰爭及其所帶來的創傷和思考是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書寫的共同母題。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20世紀40年代的時代底色就是沖突與戰爭，作家對于戰爭的描述和思考也明顯比以往和平年代要多。這一時期的江蘇籍華文散文家徐鐘佩就以女性視角細膩地描寫了戰亂之中家庭的漂泊不定與個體生存的乏力。她的長篇小說《余音》更是以“擬自傳”色彩和細膩的感情描寫了抗戰前十年的中國社會，透視人事變遷，從而表現整個時代的巨變。卜少夫在他的散文中表現了大量戰爭時期的生活細節與人生思考，如《轟炸》中對日本侵略者給重慶帶來的災難的痛斥，《小木屋生活》體現了作者在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苦中作樂的樂觀精神，《復興關回憶》體現了作者在這場民族戰爭中的愛國精神和必勝決心。其次，懷鄉與離散的雙向認同體現了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的中華認同感。由于這一時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主要是被迫離散于港臺和南洋地區，其實依舊沒有超出中華文化圈的范疇，所以這些作家一方面會在作品中表現思鄉之情，另一方面卻也表現出對于居住地的文化認同，甚至于文化上的熟識感。例如，葉靈鳳在定居香港之后出版的《香江舊事》《能不憶江南》《晚晴雜記》《香港方物志》等作品中，很明顯有一種故土眷戀與香港情懷的雙向認同，家鄉固然是回不去的鄉愁，香港則是他真實生活的第二故鄉。卜少夫的散文也體現了這種民族文化上的雙向接受，在《我從香港來》中，作者對香港感情的表達就帶有一種深沉而悲壯的歷史認同感，香港成為了民族屈辱感的象征。而在《南京的泥土》中，卜少夫在去國懷鄉、暌違家鄉南京八年后，來到被侵略者蹂躪多年的國都，不禁思慮萬千，感慨物是人非。最后，這一時期的文學意識形態對立氛圍十分濃重。由于國共內戰的重開，不同價值立場和政治觀念的作家逐漸形成了不同的陣營。這種現象在香港文壇十分明顯，江蘇籍華文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時代政治斗爭的浪潮之中。例如，司馬璐創作了第一部瞿秋白傳記《瞿秋白傳》，但是由于他個人政治立場的偏頗，使得這部傳記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客觀史實的錯誤。由于他的錯誤立場，在香港的進步作家還與他進行過文學論戰。曹兮雖然是以寫愛情故事見長，但是他的早期經歷又影響到了他的意識形態立場，在他的諸多言情小說之中都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偏頗。當然，這種文學意識形態的對立也體現了時代的復雜性與作家個人的政治立場，這都是飽經滄桑的民族苦難與時代艱辛的文化表征。

四

20世紀40年代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基本上與中國大陸文學保持了一種同步呼應的關系，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學在海外的延續。但是，這種情況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主要是伴隨著世界格局和中國政治的巨變，大陸與境外海外華文文學的同步呼應被中斷。一方面，政治環境的變遷導致大陸文學與境外海外華文文學的聯系再無之前那樣直接和緊密；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在離散的過程中逐漸開始“在地性”寫作，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本土化進程明顯加快。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臺灣、香港地區依舊是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主要區域，北美地區由于華人僑民的增加也逐漸成為江蘇籍華文作家的重要活動區域。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在性質上依舊是中國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大陸文學仍屬于一個共同的文化體，但是在文學發展的走向上卻產生了別樣的變化。

概而言之，雖然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在各個區域和各個時期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這種多元格局之中卻依舊可以找尋到諸多共性。

首先，思鄉成為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20世紀50年代，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是在兩岸政治軍事對峙的情況下展開的。由于1949年之后國民黨敗退臺灣，大量江蘇籍作家滯留臺灣地區，長期遠離家鄉的異鄉漂泊，讓這些作家思鄉之情難以排遣，書寫鄉愁、回望故土就成為了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的共同選擇。然而，國民黨當局卻借助這種潰退臺灣的思鄉情緒拋出了所謂的“懷鄉文學”，強行以圖解政治和公式化的文學創作為其反動政策推波助瀾，在客觀上阻礙了臺灣文學的正常發展。所以，這一時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思鄉書寫就變得十分復雜而微妙。例如，文學創作發軔于20世紀50年代的司馬中原和段彩華，他們均是以蘇北故鄉的生活作為文學懷鄉的途徑，但是這種對于舊中國北方民間社會的回憶性書寫卻明顯帶有“懷鄉文學”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讓二者的創作成為了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消減了藝術價值。相反，在一些江蘇籍女性華文作家的筆下，這種思鄉之情表達更為細膩與純粹，充滿了人性的光輝與離鄉之人對于故土的思念。例如，創作了臺灣戰后詩壇“第一本女詩人詩集”《青鳥集》的蓉子，她的詩歌之中就不乏真摯的懷鄉之情，《夢里的四月》寫就了青年人對于現實苦悶的無奈與對于故鄉的思念。而創作了臺灣戰后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篇》的女作家艾雯則以她的赴臺軍眷身份寫出了漂泊異鄉者的望鄉之情。在《處處花香》中，故鄉蘇州是艾雯的精神依戀，身處亂世的她對故鄉的人事景物有著深深的思念，她通過文字去回憶煙雨江南的味道，回望童年溫馨歲月，一花一木、一人一事皆能勾起思鄉之情。

20世紀60年代，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思鄉主題得到了持續而深入的發展，并且衍生為一種更為宏大的中華文化認同感。這一時期取得一定藝術成就的江蘇籍華文作家大多生活在臺灣，例如張曉風的散文創作充滿了大量寄托鄉愁、鄉思及尋根憶舊之作，其《飲啄篇》《花朝手記》《雨天的書》等都是作家對于幼年在徐州和南京生活的追憶。白先勇創作的“臺北人”系列小說，以對舊時大陸各個階層的追憶，撥弄了一段沉重繁復往事背后的鄉愁。當然，這一時期的鄉愁書寫在一些作家“出走”西方的過程中發展為一種更為深切的文化鄉愁，最為明顯的特征是臺灣留學生文學的崛起。臺灣留學生文學在20世紀60年代逐漸形成了一道亮麗的文學風景，這源于當時的社會現狀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危機，很多臺灣青年學子選擇赴美留學，希望借助這種“逃避”的方式走出現實困境繼而去尋找自我的存在意義。但是，這種“逃避”非但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反而在背井離鄉的留學生活中又失去了自我民族身份的根基。於梨華早期的小說大多反映留學生漂泊異域的辛酸境遇和內心掙扎，一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讓她贏得了“留學生文學鼻祖”的名號。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亦是體現了這種文化認同的焦慮與民族精神的疏離。朱秀娟的半自傳體小說《破落戶的春天》也是在旅美華人的心路歷程中展現遠離故土后難以抑制的落寞、失望和漂泊感。

進入20世紀70年代，這場浩大的留學潮仍然在不斷持續，遠在異域的思鄉之情，弱國子民的屈辱之感，文化差異的深層隔閡，客居異國的飄零孤寂仍然是江蘇籍華文作家創作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家鄉、祖國和故土成為了這些留學生寄托自我民族情感的慰藉。此外，這一時期臺灣島內的政治戒嚴不斷加強，這讓那些久居臺灣渴望了解故土的作家越來越感到失望與歸鄉的遙不可及。政治上的阻隔導致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普遍存在精神上的飄零之感。在許多作家的創作中，明顯能夠感受到一種異域文化中民族身份認同的渴望與現實境遇阻隔的絕望之間所構成的文化焦慮。這種復雜情感的交織，讓此時的懷鄉書寫從追憶式的情感體驗提升到了一種對于中華文化的集體認同。於梨華此時的創作轉向最能體現這種民族認同意識的復蘇。她在《傅家的兒女們》中對留學生的關注從“無根的一代”轉向“覺醒的一代”，探討了海外知識分子對祖國和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余光中在經過早期“現代實驗”期之后，也在探析詩歌的新古典主義道路，追求以中國傳統文化視域為背景，表現詩歌的思想主題、意象意境以及節奏韻律。李黎小說集《西江月》中對于左翼文學精神的海外賡續以及逯耀東食饌散文中以飲食作為彰顯中華文化認同的媒介，都是對于思鄉母題的時代演繹與內涵深化。

其次，現代主義文學在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中方興未艾。20世紀50年代，由于臺灣海峽仍舊處于“熱戰”狀態，戰爭帶來的生存危機和國民黨在臺灣地區實行的“白色恐怖”專制統治，給臺灣的江蘇籍華文作家帶來了莫大的精神焦慮，加之此時盛行的“八股式”的“懷鄉文學”和濃厚的意識形態鉗制，讓一些江蘇籍華文作家開始探析文學的另外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現代主義文學，紀弦于1953年創辦《現代詩》，夏濟安于1956年創辦《文學雜志》以及何凡、林海音于1957年創辦《文星》，這三種雜志在現代主義的旗幟下匯聚了大批的作家，突破意識形態限制，為臺灣戰后文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提升了純文學在臺灣文壇的地位。江蘇籍華文作家無疑是這場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的中堅力量。紀弦是臺灣現代詩學的播火者和現代詩派的開創者。赴臺后的紀弦將早期現代詩創作的觀念和經驗帶入臺灣詩壇，組建了龐大的“現代派”詩人群，直接推動了臺灣現代詩的發展。

1960年3月，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繼續引領20世紀60年代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白先勇此時的創作逐漸開始走出先前《金大奶奶》《那晚的月光》等作品中那種主觀意識和青春情緒的個人經驗創作，追尋以現代主義的哲學意識思索現實與歷史之間的拮據與彷徨，如《上摩天樓去》《永遠的尹雪艷》《游園驚夢》等作品。陳若曦的文學創作則是以現代主義筆法表現帶有濃郁鄉土氣息的臺灣勞動民眾困苦求生的艱難與悲哀，如《收魂》《婦人桃花》以詭異的諷刺手法將臺灣的鄉土風俗地域色彩與現實的啟蒙思想相結合，探討現實世界中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當然，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并非是西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主義，而是時代政治、文化場域和西方思想雜糅的產物，這場現代主義思潮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文學本土主義的質疑，進而引起了臺灣的鄉土文學論爭。文學的民族性和在地性成為了鄉土文學對于現代主義文學攻擊的主要工具，尉天驄強調現實主義的文學就是深深扎根于臺灣鄉土現實環境中的文學。特別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入侵下的臺灣，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巨變導致人們思想意識形態的扭曲，提倡民族的寫實主義文學就是直面臺灣在后殖民時代的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這是文學對于個體人生和家國命運的使命。這場論爭的歷史價值遠遠大于它的最終結果，它反映了這一時期現代主義文學的深化與轉向，城市書寫與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異化似乎成為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反擊手段。此時，朱秀娟、蕭颯等女性意識強烈的作家都在自己的城市題材作品中延伸了對于現代城市化道路中諸多人性弊病的批判。甚至，尉天驄的創作雖然是以鄉土文學作為底色，但是他的作品卻不乏大量現代主義小說的技法運用?？梢哉f，現代主義在這段歷史時期的出現是一種時代的必然，但是它在與中華文化傳統的對話中逐漸具有了東方色彩，江蘇籍華文作家對于現代主義思潮的理解與把握豐富了華文文學的創作實踐。

最后，“在地性”書寫成為了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普遍創作意識。這種“在地性”的追求可以被理解為江蘇籍華文作家民族文化認同的地域顯現，因為此時的華文作家絕大部分仍舊生活在廣義中華文化圈之中，長時間的遠離故土讓他們產生了一種“此身安處是吾鄉”的本土認同，這種本土認同依舊是對于同根文化的“在地”確指。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還是70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它們的底色都是以本土書寫喚起共同的民族文化認同感。例如，江蘇籍華文作家艾雯，隨著時間的推移，她漸漸適應了在臺生活，也深深地愛上了臺灣，她散文中的在地書寫越來越多。在《漁港書簡》里，她以細膩溫婉的筆調將蘇州的風物與臺灣的風土人情進行比較，在參差的比較之中表達對于故土與“居土”的雙重認同。

這種“在地性”書寫在香港文學中表現更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之后，香港的地緣位置十分微妙，它既是傳統中華文化圈中的重要區域，卻又被英國殖民統治，既是國共兩黨拉鋸與對峙的重要陣地，卻又不屬于二者任何一方的政治勢力范圍。正是這種現實境遇中的曖昧與含混，讓香港文化呈現出一種雜糅的自我堅守狀態。這種狀態表現在文學領域就是對于本土文學“在地化”書寫的堅持。20世紀50年代在香港文壇占據重要地位的是第三波“南來”作家，他們的文學創作多以大陸過往的生活經驗和香港社會現實為題材，促進了五四新文學精神與香港文學的互動，同時推動了香港文學本土化進程，對香港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此過程中江蘇籍作家葉靈鳳、嚴慶澍、徐速等人的創作體現了此時香港文學的“在地化”傾向。他們一邊以文學回望故鄉，一邊又以文學守護香港的“本土”色彩。嚴慶澍的小說創作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香港文學“在地化”中的一種雅俗共賞的通俗化文學趨向。這里的通俗不是世俗或者庸俗，而是以普通香港民眾作為期待讀者群體，故而十分講究寫作的傳奇性與可讀性。嚴慶澍以通俗文學的筆法創作了《某公館散記》《人渣》《香港屋檐下》等作品，反映了香港社會的現實狀況，表達了對于香港市民社會的一種人文關懷。他的通俗歷史小說《金陵春夢》是一部暢銷書，從蔣介石的家世與發跡一直寫到南京國民黨政權垮臺，以通俗形式表達了香港作家愛國反蔣的政治立場。徐速是江蘇籍“南來”作家中對于香港都市文化資源開掘較為深入的作家，他的作品試圖從多個層面探析香港都市社會的復雜面貌，既有《恩怨》《春雨樓頭》這種對香港戰時題材的書寫，也有《難民花》《鋼筆荷花》《猴戲》這種對于香港底層人民的關注。這種“在地化”的書寫可以被視為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在離散狀態中對于自我靈魂之根的重構與中華文化體認的本土安妥。

五

對于世界華文文學而言，20世紀八九十年代無疑是一個極速變革的時代。中國大陸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巨變，整個世界的全球化進程開始加速，讓這一時期的世界華文文學在作家群體構成和地域空間離散上都與之前存在較大的差異。這種時代的差異性也同步地顯現在了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發展進程之中，不過時代的巨變并未撼動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歷史地位，反而在世界華文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最大特點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江蘇籍華文作家地域離散情況加速，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格局產生了巨變。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許多生活在大陸的江蘇作家開始選擇移居海外，最初他們的移居目的地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大都以留學或訪學為主。進入90年代，由于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大與世界政治版圖的巨變，移居人口的離散地域變得越來越多元，江蘇籍華文作家幾乎遍布全球所有人類居住的大洲，而移居的目的也千差萬別，不再是單純的以留學為主。在這個加速離散的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在世界許多地方逐漸壯大，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除了傳統的港澳臺地區之外，在東南亞、北美、歐洲和大洋洲陸續出現了優秀的江蘇籍華文作家作品，這使得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局面變得紛繁多樣，也大大拓展了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寫作的視域，為之后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高速多元地發展奠定了基礎。

這種地域離散的加速直接導致了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格局的徹底變革。20世紀80年代之前，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構成主體來自港臺地區，他們大都是1949年前后離開大陸，逐漸經由港臺在六七十年代又離散到北美和歐洲等地。20世紀80年代之后，臺灣的政治高壓開始解凍，兩岸關系漸漸改善，經濟持續穩定發展，這一時期的臺灣文學開始進入到“新世代作家”時期，既有對當時臺灣主流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延伸與超越，亦有對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復蘇和發展，甚至進一步在對現代主義的反撥中迎來了后現代主義的崛起。此時各種文學流派競相登場，佳作頻出，臺灣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進入到相對繁榮的時期。但是，事實上，從世界范圍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視域來看，大陸一批較早的移民作家已經開始嶄露頭角，并且逐漸形成了一種傳統的臺灣江蘇籍華文作家群與江蘇籍大陸新移民作家群之間的對標關系，而這種相互之間的競合關系，在20世紀90年代逐漸演變為一種江蘇籍大陸新移民群體的爆發和超越。這種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格局的巨變源于大陸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中國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出現了，大量移民者居留于世界各地，這為來自大陸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環境。從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學傳統與蝶變角度來講，大陸新移民作家群體對于傳統格局的顛覆也是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發展進步的標志。早期的江蘇籍新移民文學與臺灣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相似，多以表達文化沖突之下生存的重壓、民族認同的困難和無限鄉愁的苦悶為主題。但是，很快前者就跳出了后者的束縛，開始走出“無根”喟嘆與認同危機，放棄邊緣與中心的糾葛，或是以更為理性的態度，冷靜審視移民群體的生活，或是嘗試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兩種文化同時形成對話。例如，周腓力《一周大事》《洋飯二吃》《死有余溫》《成功的秘訣》《風水輪流》等作品中雖然依舊延續了早期留學生文學的主題，但是他明顯有一種文學藝術上的自覺，通過冷峻的觀察、幽默的語言與后現代式的創作手法，理性地剖析了華人在美受歧視的復雜原因。王周生的長篇小說《陪讀夫人》雖然是以留學伴讀中的生存困境為主要內容，但是作家通過對于異域生活種種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背后矛盾的深入剖析，呈現出對東西方觀念的一種理性思考。所以江蘇籍新移民作家群體的出現與作家離散現象的加速，不僅改變了江蘇籍華文作家群體的結構，更持久而深遠地影響了整個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主旨與走向。

另一方面，江蘇籍“新移民作家群”產生并壯大，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文學風格?！靶乱泼褡骷胰骸钡母拍钫Q生于美國華文文學界，它的出現最初是為了區別于早已功成名就的“臺灣留學生作家群”，體現時代境遇中華文文學的新變。自此之后，隨著作家移民方式、移民目的地的增多，泛指出于各種目的從中國移居國外，并用華文進行創作的作家，而“新移民文學”指的就是這些作家反映其移居國外期間生活境遇、精神狀態等方面的文學作品。江蘇籍“新移民作家群”包含于這股“新移民文學”的大潮之中，并且逐漸壯大，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傾向和文學風格。

相比之前離散于港臺地區，再由這些地區繼續離散到世界其他地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這一時期的“新移民作家群”很快從民族認同、鄉愁苦悶的傳統主題中抽離出來。他們以平等的文化態度，在中西文化之間進行比較思考，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強化了自我民族認同與中華文化的體認。這一時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與之前被迫離散的前輩作家不同，他們的移民過程雖則不易，但并非不自主。同時，時代與科技的進步讓政治的阻隔與地理的疏離不再是作家喟嘆鄉土的前提，過去充滿五四悲情式的鄉愁文學逐漸不再符合時代的風貌。相反，在多元認同中尋找自我的文化身份與中華精神成為了更為契合時代的寫作趨勢。例如，以詩人謝馨為代表的菲華文學，不再只是沉浸于對故國的懷想，而是在逐步融入當地生活的過程中，積極勘探菲律賓的風俗風景與人情世故，尋求新的身份認同。謝馨的詩作《王彬街》《手抓飯》《搬家》《哈露·哈露(HALO HALO)》等都是采擷菲律賓文化中諸多獨特意象，表達新一代海外華人的多元認同。這種多元認同的文化駁雜其實暗含了這一時期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文化自信，能夠在中華文化與在地文化之間協調自我的精神認同。散文家莊因的《杏莊小品》《八千里路云和月》《山路風來草木香》等散文集或是借對身邊事物的描繪，對中西文化的優劣進行比較；或是借日常生活的感性認知，探索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表現作者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認同與異域之思。施瑋的小說對于死亡哲學命題的文學書寫潛藏了中西方文化傳統的深層對話。她在《紅墻白玉蘭》《世家美眷》等作品中，各式人物，或直面死亡，或回避死亡，或頓悟了死亡與重生、短暫與永恒之間的奧秘，這種死亡意識的文學書寫其實是建立在融通中西文化之后的超越之思。

在跳脫了身份焦慮與文化鄉愁的慣性寫作之后，江蘇籍“新移民作家群”的寫作趨于移民境遇的現實主義書寫與異域反芻式的歷史回望。對于這些移民作家而言，現實與歷史往往交織在一起，在異域中反思母國的歷史文化，以更加宏大的視野反映人性的恒常與人生的終極之問。來自無錫的澳洲華文作家海曙紅就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例，她將個人生存境遇、澳洲生活體驗與往昔宏大歷史進行文學整合。她的第一部長篇日記體小說《在天堂門外》是由自己在養老院工作期間的日記整理而成的作品。作家并未囿于日記體的限制去傾訴移民生活的苦悶，而是將視線對準了養老院里眾多老人與形形色色的來訪者，以一個東方人的視角，觀察與思考西方的養老問題，以及種種衍生問題，嘗試從一個更高的層面去思索生命的價值、尊嚴與歸宿，從日常生活中升華出了哲理性的生死之辯。而在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水流花落》中，作家以自敘傳的風格對自我的個人史與家國的宏大史進行了交織式的書寫，這種歷史與現實的交織體現了作家對于移民群體精神史構建的努力與對于移民在新大陸無根之感的歷史反芻。周勵的現實主義書寫則是從另一個向度體認進行中的歷史大潮對于個體生命經歷的沖擊。在《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中，她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潮初起之時的時代背景中記錄下時代的面影和人物心理，客觀再現了中國新移民走向并漸次融入世界的步伐，同時描寫了個體對歷史、文化以及生命存在的深層叩問，在雙重文化身份思索之中滲透著個體對于歷史與現實的獨特理解。來自南京的歐華作家譚綠屏在其散文創作中往往將海外生活見聞與國內往昔生活的追憶交織在一起。在《櫥》中，作家將自我藝術追求的個體精神史與動蕩年代的宏大歷史和游學德國的個體艱苦奮斗史相糅合，在個體生命與歷史和異域的拮據關系之中講述了作者一代的青年如何在改革開放后奔赴國外重新開始新的人生，而文章中的“櫥”其實也成為了一種個人生命的超越性隱喻。

可以說，整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史是一部承上啟下而又孕育新變的歷史，江蘇籍華文作家以時代精神和自我體認的微妙關系彰顯了文學創作的多元可能與歷史深度。

六

進入新世紀以后，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迎來了重要的收獲期，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積淀、嬗變與融合，整個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開始以更加包容、多元和進步的姿態沐浴新世紀的榮光。新世紀以來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繼續保持繁榮發展的勢頭，江蘇籍華文作家隊伍的規模不斷壯大，作品數量劇增，文學佳作屢見不鮮。這一時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伴隨新世紀的到來也產生了一些新變，這些新變既是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傳統與時俱進的結果，又是新的歷史境遇中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應時而變的揚棄過程。

江蘇籍華文作家群體的組成結構更加多元化。這種變化是伴隨著大陸赴海外留學或定居人數的增加而產生的，新世紀以來大陸的社會經濟狀況持續改善，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擴大，水平逐漸提升。這使得為數眾多的大陸學生擁有赴海外留學居住的機會，許多華文作家就是來自大陸的留學生，部分作家在留學或移民海外之前就已經開始寫作。這些具有大陸背景的留學或移民作家持續產生，其中江蘇籍華文作家所占比重較大，因為江蘇省是經濟大省和文化大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水平位居全國前列，這也為江蘇籍華文作家的涌現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江蘇籍華文作家群體在新世紀以來的這種組成結構的變化為世界華文文學增添了新的活力，呈現出更為繽紛多元的群體姿態。

江蘇籍華文作家的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華文作家組成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帶來這一時期作家群體心態的變化，這種變化又與之前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有較大的不同。之前的江蘇籍華文作家往往存在一種心態上的“邊緣人”狀態，他們的作品大多涉及與居住國之間文化背景上的差異所導致的文化認同困難現象，這種邊緣心態也表現為一種遠離家鄉在異國遭受歧視的思鄉之情。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赴海外定居的大陸江蘇籍作家逐漸增加，他們并沒有之前江蘇籍華文作家的飄零感，而是由于各種機緣選擇定居海外，所以新世紀以來的華文作家普遍沒有寫作中的“邊緣人”情結。相對于過去所在意的是否可以文化融入的問題，在這一時期的作家意識中反而被淡化或者直接表現為一種不融入的態度。他們在各自的居住國往往會形成一種文學的聚集關系，相應的文學團體和文學流派紛紛被建立與組織起來，成為了具有一定文化影響力的文學協會組織。這些作家往往伴隨著全球化的步伐，他們更加趨向于一種流徙式的生活方式，在各大洲之間旅行居住成為了一種作家找尋生命意義和寫作契機的慣常生活方式。所以，融入與否，抑或是否被異質文化所接納，在他們看來也就顯得無足輕重，因為他們的生活和寫作本來就是立足于一種全球化的語境之中。故而，新世紀以來的江蘇籍華文作家往往傾向于回避自己的異鄉客身份，或者是將居住國的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參照系，審視和重識故國的文化價值，他們的作品也更加關注從人類的普遍性和人性的普適性出發探索人的存在意義，并且新世紀以來移居境外、海外的大陸江蘇籍作家與母國之間仍舊保持著密切的交往與聯系，甚至他們的作品發行與受眾群體也依舊是立足大陸的文學場域。

江蘇籍華文作家們用文字書寫了一代代境外、海外江蘇人對生命理想的追尋，再現了他們在境外、海外的心路歷程。在世界華文文學的燦爛星河里，江蘇籍華文作家以他們各具特色的文學創作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中國是世界華文文學的發祥地，中華文化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不竭資源。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文化情懷使世界華文文學作家在創作中自覺地傳承和發展著中華文化。江蘇文化底蘊深厚，“它是沿海文化和內地文化的融匯，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叉，傳統文化和近現代文化的交融”⑤。江蘇文化既有江南園林水鄉的秀麗之美，也有蘇北平原剛勁遼闊的雄壯之姿。江蘇籍華文作家的人生經驗是豐富的，視野是開闊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深受江蘇地域文化的影響，他們帶著江蘇的山水和文化走向世界，在異鄉，他們又不斷地回望故鄉，在文字中思念故鄉的風土風物、人情故土。在文學創作中他們不僅將耳濡目染的江蘇地域風景、風情和風俗盡情地傾瀉筆端，而且他們的作品也呈現了濃郁的江蘇地域文化特色，在書寫江蘇中繼承和創新江蘇書寫。同時，他們也以江蘇地域文化確認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

江蘇籍世界華文作家的地域文化書寫是明顯的，如葉靈鳳筆下的南京、鎮江書寫，司馬中原、段彩華筆下的蘇北江淮平原書寫，尉天驄、郭楓、張曉風、逯耀東筆下的徐州書寫，以及艾雯、馮青筆下的蘇州書寫等。他們通過對故鄉風俗人情、故土風物的追憶慰藉濃厚的鄉愁，安頓漂泊的靈魂，守望腳下的土地。久居香港的葉靈鳳，“他懷念家鄉的筍脯、野菜、晚香玉和櫻桃，他想念家鄉的鹽水鴨、菱角、香肚，甚至微小如豆豉生姜、涼面和火燒的情調，自然他也向往南湖、揚州、玄武湖和杭州風光”⑥。思果心里憶念的常常是自己的故鄉：“我住過四季皆夏的關島，也住過沒有冰雪的香港，但是心里總是喜歡故鄉鎮江那樣四季分明?！雹唏T青的夢里念里都是故土蘇州，“午夜/什么才能解渴呢？/最好回蘇州去/騎匹小毛驢/不要帶書僮/七拐八拐的走進/青石弄堂//紙窗里/一把明晃晃的火/新橙如剛開臉的新婦/甜凈的笑/在白脂玉盤里脆響/而切橙的小刀/確曾在黃河的冰上/磨過/想那時/愛情總在霜與馬蹄間躊躇/把你的墨香留在屏風上的/應是那/持杯的手吧！”⑧江蘇籍華文作家們對故土文化的思念與摯愛，在字里行間里跳動著。

江蘇籍世界華文作家文學創作誕生于戰亂遷徙之際，起步于孤寂阻隔之境，成長于風云變幻之時，最終成熟于時代新變之中，半個多世紀的江蘇籍世界華文作家文學創作雖然老成持重，但又歷久彌新，家國情懷與文學擔當從來都是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底色與初心。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是江蘇文學史的天然組成部分。我們今天以文學史的形式，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地域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發展面貌，呈現多元共存的江蘇籍華文作家文學創作的思潮流變與文化情懷，呈現江蘇籍華文作家的生命體驗、思想情感和審美追求，就是要為江蘇文學史、世界華文文學史，甚至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提供江蘇文學存在的確指與價值貢獻。歷史不可磨滅，歷代江蘇籍華文作家對于中國文學國際化的貢獻也應該被以文學史的方式銘記。

①王列耀、李培培：《海外華文文學“跨界”動向與意義》，《福建論壇》2020年第7期。

②劉?。骸缎率兰o海外華文文學：“離岸流”還是“外省書”？》，《文藝報》2020年8月14日。

③宋園園：《北美華文文學母題審美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頁。

④陳遼：《江蘇籍臺灣作家：臺灣文學方陣中的排頭兵》，《常州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⑤陳遼：《新的士風，新的交融，新的獨創———地域文化在江蘇籍臺灣作家作品中的呈現》，《常州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⑥黃蒙田：《小記葉靈鳳先生》，載方寬烈編《鳳兮鳳兮葉靈鳳》，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⑦思果：《四季》，載《思果自選集》，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1頁。

⑧馮青：《天河的水聲》，爾雅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