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氏家乘》與嶺南黃氏家族的譜系建構

曾歡玲

（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中山 528400）

嶺南①香山黃氏家族被譽為嶺南歷史上延續最久的詩人世家。自元末入粵以來，特別是明景泰年間黃瑜至清末民初學者黃佛頤，黃氏家族綿延五百年［1］，在仕宦、忠義、卓行、文苑、節烈諸節代有人出，書香不絕，為嶺南當之無愧的文學世家?！饵S氏家乘》歷經數百年間十數代人的接力編纂，“卓然成一家之書”［2］卷首，是黃氏家族五百年家學家風傳承的精神圖譜和重要文獻，可一瞥黃氏家族文化身份地位的建構過程和家學家風承繼、家集刊刻、家聲傳揚中代際接力的圖景，有重要研究價值。

黃氏家族十數代接續撰述、整理、保存家族文獻和嶺南文獻，人人都自覺擔負起“守先待后的學術責任”［3］。從明代“嶺南文獻之第一人”［4］黃佐到明末亂世搜集三世遺集的黃逵卿、黃銘父子，從開仰山堂課士使得石城（今廣東廉江）英彥蔚起的黃紹統，到黃氏家學的集大成者、“粵東三子”之一的黃培芳，從編纂《香山黃氏詩略》的黃映奎到近代著名文獻學者、編纂《黃氏家乘續編》的黃佛頤，十數代的文脈播遷，綿長而厚重。據筆者統計，僅《黃氏家乘》《黃氏家乘續編》 “藝文”卷著錄之黃氏族人所撰、所編書目就有189 部，其中多有保存嶺南文學文獻的重要著作。黃氏家族族人在撰述中建立家族譜系，同時自己也成為這一譜系的重要節點，其個人和家族地緣社會文化認同和正統合法性得以確立［5］。

“五嶺以南，向為瘴雨蠻煙之地?！保?］屈大均《廣東文集序》云：“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于漢，熾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保?］雖然如此，在士大夫眼里，嶺南的諸多奇風異俗，與儒家道德規范相悖，屬于蠻夷之風，故士大夫們面對嶺南時，大多有高度的使命感，通過投身鄉村教化，使“民行周公法度，治世良規，復誦孔子節愛方言，而師法之”［8］。特別是明朝中期，在“大禮議”的影響下，民間大筑家祠，地方社會利用修祠堂、編族譜、定族規、筑祖墳、立族產、興族學等文化手段提高地方文化的正統合法性［5］。在這場明朝興起的“儒化”工程中，士大夫們不僅可以提高自身名望地位，還能樹立家族在地方之聲望。早在嘉靖初年，香山黃氏已被譽為“士大夫秉禮亢宗，用夏變夷”的表率［9］。黃氏家族無論是建立家祠、編纂家乘之早，還是家族影響力、家族綿延世代之長，在嶺南文學世家中都具有鮮明代表性。

一、譜系建構

明代黃瑜為黃氏家族精神之奠基者、《黃氏家乘》之創編者。黃瑜為明景泰丙子舉人，天順年間曾抗疏言六事，以直聲傳，官惠州府長樂縣知縣。晚年手植雙槐，構亭以娛老，世稱雙槐先生。著有《雙槐文集》十卷、《雙槐歲鈔》十卷等五種。崇祀惠州名宦、廣州鄉賢。香山在時人印象中，仍是偏僻海島、渺無人煙之地，卻出現黃瑜這般大學者。后人評黃瑜所著《雙槐文集》“將使香山之名與昌黎眉山并稱于世”［2］卷六。從嶺南文化發展的角度言，黃瑜及其著述為香山增色，也是嶺南文人“走出去”的先行者之一。

從黃氏家族五百年傳衍的角度看，黃瑜在世家建構過程中至少完成了兩項重要任務：一是令嶺南香山之名與人倶傳；一是最早描述和實踐黃氏世家精神。明代嘉靖年間，嶺南士紳才形成較大規模的“造族”運動。而早在明正德年間，黃瑜就已經有明確的宗族建立意識和實踐。后人建立宗族所仰賴的途徑——編纂家譜、建立家祠家廟，正是黃瑜所倡。呂楠《雙槐歲鈔》后序曰：“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經變故，近不足以章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遺憲，綦后鑒者，君子不書也?！保?］卷六此序替黃瑜表達了凡著書立言應以厚人倫、統世教，垂遺憲、綦后鑒為旨歸的著書立場。黃瑜撰《雙槐歲鈔》蘊含著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壯志，并已在探索實踐著“以家化鄉”之儒家社會化理想。黃瑜所開創的黃氏家族精神，一直為黃氏后代所秉承和追隨。

明代黃佐是黃氏家族譜系的自覺建構者和發揚光大者。黃佐所在的嘉靖年間，正是明代嶺南地方教化極盛的時期，以鄉約的編撰和普及為其重要特點。黃佐所撰《泰泉鄉禮》就是其致力于以儒家思想為根基推行鄉民教化的成果。明代的嶺南，已有“靈秀所鐘，發為雋異，衣冠之族倶焉，藝文之籍興焉”［2］卷六之譽。明代的黃氏家族已呈現出“掇巍科者著勛業者，后先相望”［2］卷六，子孫“迪仁蹈義，敦詩書禮樂之習，文物彬彬，視昔有加”［2］卷六的盛況。所謂“子孫賢，族將大”，黃佐起而編家乘，正是順應宗族發展之舉，自覺承擔起家族譜系建構之責任，發揚光大先祖之德。文征明在《黃氏家乘序》中開宗明義：“南粵著姓，以黃為首?！保?］卷六六世祖黃瑜不僅創編了《黃氏家乘》，且首創建家廟。當年遭寇變之時，黃瑜不顧危險保護祖先遺跡。至七世祖黃畿時，奉獻自己的70畝田產供祭祀之用。黃佐的祖、父輩為保留宗族傳衍之根基，可以犧牲財物甚至性命，展現出“孝子之重宗祏正猶忠臣之愛社稷”的家族精神氣概，對黃佐及后代之激勵和影響極大。

黃佐所撰《黃氏家乘》二十卷即其建立家族譜系的具體實踐，表現出強烈的建構世家譜系的自覺。在《郡志自敘先世行狀》中，黃佐詳細追溯黃氏一族之源流，為黃氏家族之世系奠定基礎：“一曰贏姓，出帝高陽之后……一曰已姓，帝少昊之后……或又謂贏之始得姓于伯翳，祖皋陶而本金天……吾宗之所出，相傳為蜀漢將軍忠之裔……”［2］卷四雖不可確鑿，但所追溯皆帝之后，是后代需要為宗族建立高貴譜系的需要。直到一世祖元朝西臺御史憲昭公，乃可確考。黃佐依次記錄憲昭公，入粵始祖黃從簡，黃氏家族第一任進士黃敏，有“尋柿救母”孝行的黃溫德，香山始遷祖黃泗，明景泰舉人、雙槐先生黃瑜，粵洲先生黃畿，基本梳理出黃氏家族傳承之代際源流。在記錄祖先生平事跡的同時，黃佐也不遺余力梳理黃氏祖先其行其言所反映的家族精神，如孝行、直諫、讀書、倡學等，概括為“德政、風俗、賢才志”［2］卷四三者，為后代黃氏子孫繼承宗族精神奠定了基礎。

明末清初，黃逵卿及其子黃銘在家族文獻搶救、保存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黃逵卿生當明末亂世，家雖貧，但堅守氣節，拒仕新朝，把畢生精力付諸家族文獻搜集。他刊刻先世遺集十余種，搶救家族文獻。黃氏祖祠毀于兵燹，黃逵卿、黃銘父子極力恢復并重置土地，重建亭館，使得家學得以接續。陳恭尹贊嘆曰：“自兵燹以來，五羊城中故家巨室能光復故宇，重刻其先世著述，使煥然復流播于人間者，廣思而外未數數見也?！保?］卷五其后，黃佐七世孫黃紹統繼承家學，雖官位不高但不懈于位，在任石城訓導18年，開仰山堂課士，教以圣賢之學，使得石城英彥蔚起，受百姓敬仰。他們都成為黃氏家族譜系傳承中重要的連接點。

黃紹統之子黃培芳是黃氏家族世家譜系的承上啟下者和集大成者。黃培芳字子實，別字香石，號粵岳山人，是嘉慶道光年間嶺南著名學者，被翁方綱譽為“粵東三子”之一。他自小即以黃氏“三鄉賢”為傲，早承家學，著述頗豐，有著錄之著作超過60 部，涉及經、史、藝、天文、輿地、兵略等。曾出任乳源教諭、陵水縣教諭、肇慶府訓導。曾主講世講書塾、應元道院、羊石書院。游其門者，名碩輩出。時人曰：“吾黃氏之居粵者，世儒仕或至大官。自泰泉先生以理學文章鳴海內，厥后子孫抱遺編弗失，迄于今，以通博稱者，實唯香石舍人?！保?］卷六 他一生都在追隨先祖遺訓，光大黃氏家族?！罢煞蛑景藚^，焉能守方隅”［10］卷一是其遠大抱負，“敬止不敢忘，桑梓先所遺”［10］卷一是其承祖先之德的決心。今傳道光間《黃氏家乘》多有黃培芳按語，對黃氏家族世系進行再度確認。如針對黃佐《郡志自敘先世行狀》中對黃氏先祖的諸多不確定之語，黃培芳按曰：“太史文節公即山谷公也……我族自筠來是與山谷公同出一源，似無疑義矣?！保?］卷四黃培芳曾總纂《香山縣志》，論者往往以為稱首，世人評價頗高，大概率會流傳后世，但是黃培芳仍擔心“百數十年后，必將割裂汩沒，弁髦棄之”，所以他又在《香山縣志》的基礎上，再理出《香山志》一卷，“約為三篇，櫽括土地、人民、政事”，最重要的是“附諸家集，以貽好事者”［2］卷六。以縣志之名來保存家集，也是用心良苦。黃培芳又撰《嶺海樓藏書總目》，以保存八世祖黃佐寶書樓之遺籍。

黃培芳對黃氏家族譜系建構的重大貢獻，除了文獻整理、鄉民教化外，更在于明確標舉為黃氏家族“立名族”之志。

天下聚族而處，有大族，有名族。大族繁衍富貴，需藉時會。若名族則人各樹立，中有卓出之人，詩書世業，歷十數傳而家風不墜，亦足與大族等?！笞宀灰壮?，名族由人立。吾族自元末侍御公以直諫南遷，偉人繼作，族姓日著，鄉賢三先生卓出前代，而族益顯。道德炳乎儒林，著述雄于嶺海，詩書世業歷十數傳而不墜，鄉黨稱為名族。余更欲后人披覽此編，爭自樹立，各能卓出一世，使名族家聲有增無隳，是則余所厚望也已。［2］卷首

從黃瑜時“僻在海島”的香山，到黃佐時大量編撰著作，初步有“三代賢人世其家”的規模，到黃培芳時自信地標舉“名族”，可以清晰看到黃氏家族五百年間從無名之族到“名族”之建構的過程。在科第仕進作為“光耀門戶，實必賴之”［11］的傳統家族觀念中，黃氏家族的科第仕進并不足以支撐其世家之名，所以黃培芳另辟蹊徑，指出“大族不可追，名族猶可待”。他提出“名族”之概念和條件加以論述，最后指出“名族由人立”?！懊濉辈⒉恢赜诟毁F、科名，而著重于道德、著述、詩書世業，又有“卓出一世”的標桿人物，則可稱為“名族”。以上所列舉之條件，恰好黃氏家族完全具備，所以黃培芳直接樹立起黃氏家族“名族”之旗幟。

黃培芳曾請其師劉彬華題巷口榜曰：“泰泉舊里”。黃培芳亦曾署“名賢舊廬”，并書門聯“五百年里第，十八世書香”。②黃佐之“寶書樓”，黃培芳易名為“嶺海樓”，其用意只在于承前啟后，使黃氏家族“名族”之光綿綿不絕于后世：“先人手澤，一器一書，子孫尚思保守，以為傳家之寶，況鄉賢芳蹤。先人生于斯，長于斯，發達于斯，歷代之精爽萃于斯。閱兩朝之歲月，垂廿傳之子孫，向來居住者倶泰泉之嫡裔，所謂創業垂統，斯為可繼者?！保?2］可見黃培芳完成了黃氏家族“名族”樹立的關鍵步驟。

黃培芳之后，又涌現出數代學人，接續家族文脈。十八世黃映奎編《香山黃氏詩略》，輯明黃瑜至清黃朗珊22 位詩人之22 部詩作③。十九世黃佛頤撰《先三鄉賢年譜》，即黃瑜、黃畿、黃佐年譜，幷輯入《黃氏家乘續編》，對《黃氏家乘》之增補貢獻猶大。

可見，黃氏家族通過接續編纂《黃氏家乘》，在自覺建構家族譜系、樹立“名族”聲望的同時，在世代族人中發揚著孝行、直諫、讀書、倡學等家學精神，參與了嶺南文化發展的進程，并鞏固著黃氏家族在嶺南文化中的地位。

二、家學傳承

在《黃氏家乘》卷六《雙槐文集十卷》敘錄后，八世祖黃佐曾有題詞曰：“抑惟我祖考道絀于時，位不滿德，然格君之忠，傳家之孝，好學之智，及物之仁，實概見于此?！保?］卷六此即黃氏家族精神之精義所在。黃氏家族歷代子孫的人生選擇和實踐共同構建和傳承了黃氏家學精神。

（一）直諫精神

黃培芳主持編纂的《黃氏家乘》考黃氏出自唐末“諫議大夫”：“侍御公以直諫南遷，偉人繼作，族姓日著?！保?］卷首一世祖侍御憲昭公因“直諫謫 粵”［2］卷末，舉家被迫南遷。憲昭為元西臺御史，時朝廷禁止漢人持兵器，不從者論死，憲昭上疏觸怒君臣而貶謫嶺南。在南遷途中，憲昭去世，兒子從簡入廣東，居南海之西濠。黃氏一族因直諫而“馳聲朝署”［2］卷四，亦因直諫而入籍嶺南。黃氏家族直諫精神綿延后世。六世黃瑜，字廷美，曾入太學、在戶部任職，在京八年。明英宗時，詔令天下求直言，黃瑜應詔，并上疏陳六事：一曰正身則天下治，二曰正家則天下定，三曰正禮則天下化，四曰正樂則天下和，五曰正稅賦則天下富，六曰正軍武則天下安。［13］其疏洋洋灑灑數千言，觸怒權貴，后出任長樂知縣。在知縣任上，仍耿直敢言，“以勁直忤當道”［13］，而“浩然求去”，棄官歸里。百姓感戴其德，為其立生祠。直諫精神的內核是忠君愛人，以天下百姓福祉為要，寧愿冒失去官職、生命等的危險。黃氏家族中人，只要為官，必有政聲，受民愛戴，其淵源正是其家族直諫精神和循吏理想。黃紹統不因官卑而有所懈怠，皆“身任而力行”，受黎民百姓愛戴，留下愛民忠正之美名。正由于其卓卓志行，謹守先祖的根本教誨，而不徒以文詞為飾，更可見“文裕公之澤流衍無窮”［2］卷六。黃紹統曾自署楹帖曰：“為倫類中所當行之事，作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睆埦S屏贊嘆曰：“蓋先生之志如此，然則先生者，徒詩人也乎哉？”［2］卷六

（二）忠孝傳家

《黃氏家乘》就是一部以孝傳家的家族史，記述了先代的孝行故事。四世黃溫德，字朝貴，14 歲失怙，篤學成儒業。家譜中記載，溫德“事繼母以孝”，聽聞病中的繼母想吃柿子，溫德不顧外有兵燹，獨自穿過荒野，走百里到舅家求柿，繼母“食柿而愈”［2］卷四。七世黃畿天性至孝，事父母唯恐不及。父親黃瑜去世，已下葬，仍慟哭，以致老虎都俯伏于他面前致敬，恰有人目睹經過，作《黃孝子感虎歌》以稱揚黃畿。十五世、黃培芳之父紹統八歲而孤，卻“未嘗廢學，篤于內行，介然有守”［2］卷三，“居 貧茹淡，而奉母以甘旨。母卒，臥靈帷側，三年不入內”［2］卷五。黃紹統之淳行篤教對其子黃培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嘉慶六年（1801），24 歲的黃培芳即以先人之身行志業為榜樣，撰《永思錄》，詳細記述所見所感之父親黃紹統、嫡母薛孺人、生母鐘孺人懿德孝行，目的是以志不忘并追隨履踐。黃培芳曰：“吾思先君子之孝，而愿我后人善事父母也；吾思先君之友，而愿我后人克和兄弟也；吾思先君之勤，而愿我后人好學無荒也；吾思先君之惠而愿我后人分財無吝也；迨于居官訓士，克盡厥職而惓惓于人心風俗有所振勵，而愿我后人克自樹立，以大先志而圖報國家也?！保?］卷六“永思”之名，亦是黃培芳承先祖遺志而撰。黃畿曾于祖父黃瑜塋冢旁建茅亭以展拜，黃佐26 歲時改此筑為堂，懸匾曰“永思志感”?？梢?，黃氏家族之家風乃潤物無聲地灌溉后世人心，使得黃氏子孫有所模范和遵循。方繩武曾贊嘆黃培芳：“知之非難，行之為難。子實果能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以是身為一家之倡乎！”［2］卷六

（三）書香化育

“好學之智”與“及物之仁”的家族精神，從黃氏家族書香傳家、投身教育、提攜門人后進的實踐中反映出來。黃氏入粵始祖二世黃從簡為何真部驍將，官至宣慰司副使。從簡長子、三世黃教“與宗人定家禮，變夷習，鄉人化之”［2］卷四，自覺以文化人。黃教長子、四世溫德亦“讀書成儒業”。次子黃敏為洪武癸酉鄉貢進士，有學行，乃黃氏家族第一位進士。溫德子、五世黃泗為人極善，饑荒時以粟濟貧者，鬧盜匪時出金贖流離子女歸還其父母，“鄉人感其德義稱為長者子”［2］卷四。六世黃瑜，為景泰丙子舉人，入太學，任長樂知縣時，捐出自己的俸祿遷建學校，常常與學官弟子論經史，勉力勸民以德。由于黃瑜之善政，原“居民狡獷”之僻隅，一變而為“競以子弟游泮為榮”［2］卷四之鄉，故辭官后百姓極力挽留，并為他立生祠。黃瑜所著《雙槐文集》，前有明成化乙未（1475）趙宏序，凝練概括黃瑜詩文特點，對其“涵養深” “溫雅和平”之詩文給予極高評價。七世黃畿隱居精研象數之學，對錢財視若浮云，凡是錢財田宅，只要兄弟需要都毫無吝嗇地給予。八世黃佐認為治世之要有三：德政、風俗、賢才志［2］卷四，故其著述多釋經以佐德政。至黃培芳父親、十五世黃紹統則建仰山堂課士，教以圣賢實踐之學，因材施教，一方英彥蔚起。十六世黃培芳歷任乳源教諭、肇慶府訓導，一生教學不輟。在乳源任上，有新生奉上束脩，他都塞回給學生。他對所教的學生沒有任何一點私心，門下名碩輩出。黃培芳門下之學行突出者如：學生許乃普為嘉慶二十五年（1820）榜眼，官至兵部、工部、刑部、吏部尚書，曾獲皇帝諭稱“學問優長，供職恪慎” “數司文柄”［14］，《清史稿》譽為“以清謹負時望”［15］，與祁寯藻、趙光、陳恩孚并稱“四小書家”，道光三年（1823）廣東狀元林召棠出許乃普門下；學生羅文俊為道光二年（1822）進士第三名，官至工部左侍郎，在任浙江學政時，納郭嵩燾于門下；學生孔繼勛任順天鄉試副考官時，錄取李鴻章、李鴻藻為舉人。黃培芳曾作詩表彰門生：“看山忽復到金臺，溫飽無心索米來。小住長安驚歲月，吾門魁鼎已三回。（庚辰榜眼為許滇生乃普，壬午探花為羅蘿村文俊，今癸未殿撰林芾南召棠，又出滇生門下）”［10］卷八。

三、余 論

《黃氏家乘》歷經十數代族人接力編纂，內容詳實豐富，承載著黃氏歷代族人名族樹立、家聲傳揚的厚望。除了呈現黃氏家族的譜系建構理路之外，《黃氏家乘》還體現出至少三個方面的價值和意義：一是保留、補正了明清諸多黃氏文人的生平事跡，如黃冕、黃沃棠、黃沃楷、黃大幹、黃芝等，《黃氏家乘》均列其小傳，厘清其字號、生卒年、考妣、喪葬地等，可補《香山縣志》記錄之闕④。二是重視藝文，可補黃氏族人詩文之闕。卷六《藝文》中載多位著作者之書目，并且將重要著作的序、跋全文收錄，特別是保留了已佚著作之序跋文字，非常珍貴。同時，詩文別集之序、跋，對于作者家世、交游、學問、才情、品行等方面均有交代和梳理。三是記錄黃氏宗祠、園林、藏書樓等家族活動空間，從而形成具有一定時間長度的場域，為黃氏后人追尋家族精神、文脈提供了珍貴資料?？傊?，黃氏家族以《黃氏家乘》之接續編纂而構建世家譜系，在嶺南文學世家譜系建構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注釋：

① 嶺南，是古代中原人對五嶺以南地區的稱呼。本文之“嶺南”主要指廣東。

② 梁鼎芬等修、丁仁長等纂《番禺縣續志》 （民國二十年刻本）第四十三卷《余事志》卷二：“廣州城舊宅以黃文裕公故居為最古，黃香石中翰題門聯：‘三百年里第，十八世書香’?！庇?，《黃氏家乘續編·事跡》 （光緒刊本）載黃鯨文《三鄉賢遺宅記》曰：“香石公亦嘗署曰：‘名賢舊廬’，書門聯曰：‘五百年里第，十八世書香?！?/p>

③ 若加上《凡例》中所舉“雙槐府君之父”溫德，則黃氏家族至少出現23 位詩人。

④ 《香山縣志（光緒）》卷一三《列傳》載黃泗、黃畿、黃佐（附黃在中、黃在素、黃在宏）、黃銘、黃紹統事跡?！断闵娇h志（民國）》卷一一《列傳》載黃逵卿事跡，附從兄黃鵬卿、從弟黃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