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發現性與高中語文小說閱讀教學
——以莫言的《紅高粱》為中心

譚 華

(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 都勻 558000)

高中語文小說閱讀教學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文學闡釋，首先面對或者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何謂經典以及如何闡釋經典。關于何謂經典，中國文學理論家、作家，世界文學中的哲學家、理論批評家，都有關于經典的論述?？柧S諾、薩特都對經典做出了獨到的解釋。但對于經典眾說紛紜，所有的闡釋都不能完全涵蓋經典的內涵，都只談到了經典的一個側面、一種路徑。這并不意味他們對經典無能為力，而是說經典本身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無限的闡釋性。那么何謂經典呢？

一、“文學發現性”與當代文學經典建構

我們所說的經典，從時間維度來看，是經過了時間的積淀，長期流傳，被公認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從語義層面而言，是常讀常新的，具有無限的可闡釋性、多樣性及其個體性。換言之，好的經典作品，是可以不斷地供讀者去發現，它的內涵具有極大的邊界。關于中國語境中的文學作品以何構成經典，我們也只提供兩個參照。

第一，文學的現代性。之所以在中國語境提出文學的現代性，是因為文學的現代性對于國外的理論家、批評家不構成問題。關于文學的現代性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都已生成，但沿用到文學經典化研究中則是最近的發現。在中國語境當中，現代性是衡量一位作家、一個作品精神內涵的基本坐標。中國近現代文學自誕生以來，開始了文學變革，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一種文學的現代性轉型。這種文學的現代性轉型一直到今天，并未完成。文學的現代性，不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在某種時候，而是越來越弱。關于現代性理論，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有器物的現代性，制度的現代性，文化的現代性，審美的現代性。而我們的社會正處于由器物的現代性向制度的現代性，文化的現代性，審美的現代性的轉型。制度、文化、審美的現代性轉型，正如胡適所說的“很像一個纏過腳后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1]。比如張賢亮在反思文學中無疑是一位思想最深刻的作家，具有強大的人格個體力量，在這些方面是具有相當的現代性的。他寫出了人在極度貧困、高度專制場域中，肉體與心靈的蹂躪與搏斗。這是對中國文學的重大貢獻。但最好的作品又有著相當的局限。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非常逼真地寫出了文革時期的悲劇，但一個女人拯救了一個男人過后，仍然沒有逃脫傳統男權中心主義的始亂終棄模式。所以用現代性的標準可以發現即使最優秀的作家作品都不具備完全的現代性的理念意識。因此，強調文學的現代性進入文學經典性的第一個要素，既是一個道德性良知，也是一個世界性語境的參照，同時又是中國現代文學轉型期以人為標準的確立。

第二，文學的發現性。在中國的傳統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中，文學一直強調反映性、表現性，諸如“文學，為xx服務”，“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或藝術再現”等表述，這只是概括了文學的一部分表層特征和功能。文學及其文學經典，不僅僅只是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而是“發現”。從文學理論層面而言，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哲學家和歷史文化學家本雅明就指出：“在機械復制時代凋萎的東西正是藝術作品的靈韻?！盵2]法國社會學家讓·波德里亞也認為，在“消費社會”，藝術作品的“內在光輝”已不復存在，變成了“去魅”了的藝術[3]。換言之，文學以往的本真——反映、表現，正在彌散，文學已不足以描寫、表現現實生活。因此米蘭·昆德拉提出：“發現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這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盵4]構成文學經典性的作品一定是對人的存在具有發現性的。從人工智能(AI)寫作來講，人工智能寫作可以對“已知世界”和“已然經驗”中的規律、模式、技法等，進行模仿或再現，但對于感覺、才氣、認知等主體層面的要素，只有作家才能加以發現和創造。因此，“‘文學發現性’，應該成為長篇小說的本體特征和文學功能?！盵5]當代文學經典的價值是需要不斷地被發現、被賦予、被命名的。從文學與其他學科的區別而言，“發現性”是文學走在其他學科之前的存在根據。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新聞學、歷史學等都是對以往的公共經驗的積累和總結。而在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新聞學、歷史學等“社會公共科學”所構成的“社會公共精神空間”，文學，既與它們相聯系，又有著文學的“自律”。文學，通過對于人與歷史，人與存在，人與藝術的不斷“發現”，既奠定了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又反過來以“文學發現”推動，影響著上述“公共空間”的發展。比如在晚清時期，梁啟超之所以用文學新民新國，是由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在新民救國方面，明顯滯后于文學。因此文學及其發現性，是其存在的根基，也是走在其他學科之前的合法性依據。

文學的發現功能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人與歷史、人與現實以及人與藝術的發現。文學是人學，文學不斷“發現”人與歷史、現實的關聯；人是歷史的動物，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資料的收集、記載會因目的性的編撰，變得不可靠。而文學可以通過對歷史的改寫，發現一些被遮蔽的真實。比如魯迅的《故事新編》中的《奔月》解構了歷史的神圣，寫出了英雄的孤獨；《補天》顛覆了母親的偉大，敞開了女性生存的艱難；《出關》拆解了學術的高大上，發現了學者的無奈。魯迅的小說，不是對歷史事件的機械復制或簡單反映，而體現了中國文學對英雄史、母親史、學術史等的“存在性發現”。從人與現實的關系而言，傳統的認識論(反映論)認為外部世界是客觀統一的，所以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是客觀的、同一的。胡塞爾認為世界是以現象而非本質的形式存在，因此存在著多義性和多樣性，人是以“意向性”行為達至對“意向性”對象的認識的，即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作為對某物的意識”[6]。海德格爾則把人與存在的關系理解為一種“在場”，“存在者的存在被把握為‘在場’”[7]。換言之文學本體必須在“在場”中才能被把握。文學現象是在一定的時間樣式即“現在”而得到領會的。把握文學本體應該從現象學上“面向事情本身”，在“還原”現象的過程中描述文學本體“如何”。文學本體論只有作為現象學才是可能的?！拔膶W的本體論本質上不是一個認識論和社會學、心理學問題,而是一個現象學問題?！盵8]從文學現象領會文學必須圍繞文學本體論這一中心問題展開。文學現象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多義的聚合，“現代知識既是廢墟也是圣殿，更準確地說，是一些隨時需要搭建也隨時需要拆除的‘臨時建筑’”[9]?，F代知識學和文學經驗認知方式對此不能完全應付。在當代知識譜系中，甚至早已被公認的“知識”“真理”，也受到了人們的猜想與反駁?，F象可能是被遮蔽的，靠自然科學的說明不能完全去蔽顯現存在，這就需要解釋。文學相較于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對世界的解釋獨特優勢在于文學的發現性。比如長篇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主人公李雪蓮堅持先復婚再離婚，符合法理邏輯，訴求是合理的。但法院在現行法律制度下，不支持李雪蓮的訴求也是合理的，但所有的合理放在一起就不一定是合理的。這篇小說發現了法律公正、國家正義對人性難以處理。因此文學的本體特征與基本功能就在于它的發現性。文學的發現性不僅應成為經典小說的核心品格，也應化為高中語文小說閱讀教學的理念、方法與路徑。

二、多義呈現與寫作在場：莫言《紅高粱》

文學發現性之于文學本體，體現為寫作的在場性與文本的多義性。歷來的小說強調地是敘事，即講故事的藝術，但本雅明發現，隨著機械復制的到來以及新聞媒介的發達，小說以故事傳播資訊，相傳經驗的功能在貶值，“講故事的人已變成與我們疏遠的事物，而且越來越遠”[10]。換言之，小說以往的講故事的本體功能，已經被大大消解。在信息發達的時代，小說存在的理由與合法性何在呢？我們以為在于“文本的多義性”與“寫作在場性”。

(一)三代敘述者：同一歷史的多義敞開

在人教版高中語文選修教材《中國小說欣賞》部分，編者選取了梁斌的《紅旗譜》與莫言的《紅高粱》作為了解革命與戰爭歷史的載體，意在歌頌“世代傳頌的英雄”和“頑強的生命力”，“不屈的斗爭精神”?！都t旗譜》與《紅高粱》是在相同的革命語境中，展開的卻是不同的歷史敘事?！都t旗譜》通過朱老忠、嚴志和等幾代農民反抗地主壓迫最終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將家族復仇演繹、升華為階級斗爭，體現出對“農民革命和農民英雄性格在現代中國的‘發展規律’的描述”[11]。作為新歷史主義泛觴的《紅高粱》不同于《紅旗譜》的是，它沒有延續政治話語為主導的范式，而是將政治話語轉化成個人話語，從而將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演變成民族家族的秘史。這一點在余占鰲身上有著鮮明的體現。余占鰲不再是朱老忠式的，對革命的自覺的尋找，而是一種無意識的自覺，從而解構了革命必須經由組織領導才能走向勝利的政治公共經驗?！都t高粱》不僅解構了革命的公共經驗，也消解了斗爭的單向度，還原了革命斗爭的復雜性。比如《紅旗譜》塑造的革命理念是必須有組織的領導才能打倒地主馮老蘭，《暴風驟雨》傳達的思想觀念是只有發動和組織廣大貧苦農民才能打倒惡霸地主，這些紅色經典統統將革命斗爭簡單化了。

而《紅高粱》對同一歷史做了多義性的處理。對抗戰及其與抗戰相關的符號的命名，莫言都做了多義性的處理，比如對戰爭，抗戰，敵人，土匪，共產黨，戰爭時期的男人與女人的關系，莫言都對其進行了重新定義。從家族與記憶的關系而言，莫言塑造的三代敘述者，對家族有著不同的記憶與認知。在“我”的眼里，爺爺余占鰲既是“傳奇英雄”又是土匪王八，奶奶既正義凜然，又敢愛敢恨，父親既是革命后代，又是“土匪種”。從歷史與英雄的關系而言，“我”既認為英雄創造歷史，又以為平民建構歷史，男中豪杰余占鰲“金戈鐵馬”讓鬼子聞風喪膽，女中魁首戴鳳蓮，“花容月貌巧機關，調來鐵靶擺連環，擋住鬼子不能前”。從革命與愛情的關系而言，《紅高粱》不再拘泥于紅色經典中愛情成全革命的模式，而是由愛情成就革命。我的奶奶正是由于對余占鰲司令的傾慕，“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也徹底改變了我奶奶的一生”，一家三口走上革命的道路。

由此可見，莫言敞開了歷史的多義性，還原了歷史的復雜性，實現了對家族與記憶，歷史與英雄，革命與愛情的存在性發現，這正是構成了文學經典的關鍵要素，也是我們高中語文小說閱讀教學中必須把握的核心要義。

(二)“高密鄉”：莫言的“文學”故鄉

《紅高粱》的發現性還體現在人與故鄉的關系范疇。在人教版高中語文選修教材《中國小說欣賞》中，編者將設置“情系鄉土”一章，并以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為范例，意在喚起讀者“與鄉野風俗、農民境況相關的人事過往、文化情懷和情感記憶”。莫言的《紅高粱》不僅有著對“烽火歲月”的歷史呈現，還有著對“情系鄉土”的獨到發現。

提到鄉土，我們往往會將其與詩意、優美、溫情相關聯，正如教材中所說，“這些作品也是作家本人對于土地的情感載體，書寫的是作家曾經咀嚼過的苦楚與溫情”。莫言顯然不止于對此做簡單的呈現與評述?！都t高粱》開篇便對故鄉表現出復雜的情感，“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由此開啟了中國作家鮮有地對故鄉的多義認知，“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12]。從人與故鄉的關系維度而言，中國作家及其文學批評者，由于與故鄉的血緣聯系，往往生發出對故鄉的熱愛的單一情感，正如鄉土作家沈從文所言，“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而莫言顯然認識到故鄉的多義與復雜，表現在人性的開鑿上，較之沈從文、路遙更為深刻、復雜。聯系文本來看，莫言對故鄉的書寫總是從人性出發，九兒、二奶奶既有深明大義的一面，也有農村婦女的嫉妒，真實地寫出了人性的變異。莫言沒有沿用“廟堂”的文學經驗去書寫人物，而是引入“民間”的概念，不僅寫出了人性在“民間”的多樣存在，也體現出對故鄉的多義認知，正如陳思和所言，“《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辟出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講述的其實并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家在民間話語空間里的某種寄托”[14]。

人與故鄉的關系是高中語文教學的一個重點，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母題，我們的語文教學和文學創作往往強調地是人對故鄉的感性情感，而不是理性認知。莫言的《紅高粱》不僅解構了人對故鄉的單一情感，而且敞開了故鄉的多義性，為感性體驗故鄉與理性認知故鄉提供了參考，這是推進并提升高中語文關于故鄉教學的一條路徑。

(三)感覺沉醉：歷史敘事的主體在場

《紅高粱》的發現性還體現在寫作的在場性，其表征為主體敘事時的感覺沉醉。中國現當代作家小說家往往傾向于故事性敘事，即注重情節的編織與演進，人物的塑造與刻畫，環境的鋪墊與烘托……。莫言的《紅高粱》有別于傳統的故事型敘事，創造了一種感覺性敘事。

首先，莫言將所有的文字都做了感覺化的處理。傳統的小說創作傾向于將人物塑造放在矛盾沖突與典型環境中完成，而莫言的《紅高粱》在人物的書寫上，則注重主體感覺在人物上的滲透與擁入。為彰顯奶奶、羅漢大爺的英勇與大義，作者并不熱衷于從正面沖突中予以反映，而有意借助帶有色彩感的文字，加以表現。在奶奶被進村的鬼子打傷后，作者并沒有繼續敘述奶奶對鬼子的殊死抵抗，而是通過描寫奶奶流淚、洗臉，將一甕優質“白酒”“變紅”“洗紅”，凸顯奶奶的英勇與仇恨。為表現羅漢大爺不屈的斗爭精神，作者安排了一出羅漢大爺與畜生的對決，敘事中，作者運用象征的手法，通過“血紅”“黑洞洞”等顏色詞匯，將傳統的寫實、反映等故事型敘事轉換成感覺、體驗等審美性敘事，從而再造了一個有別于現實世界的感官世界。

其次，莫言往往通過主體的感覺體驗打動征服讀者?！都t高粱》在歷史敘事時，淡化歷史的實體，通過氛圍與鋪墊，貼近歷史的現場，生成一種藝術的歷史世界。為表現高密鄉農民的“柔韌”與日本鬼子的殘暴，作者在小說開篇便開始鋪墊紅高粱的脆弱，人的身體與“高粱秸稈”碰撞后，高粱發出“嚓嚓啦啦的幽怨鳴聲”，父親跟著隊伍進入高粱地后，將高粱棵子撞得東倒西歪。高粱的脆弱象征著高密鄉農民的“柔韌”。為隱喻日本鬼子的殘暴，作者塑造了“碌碡”意象，通過“碌碡”對“紅高粱”的碾壓，凸顯日本鬼子的兇殘以及高密鄉農民的脆弱，“鮮嫩的高粱在鐵蹄下斷裂、倒伏，倒伏斷裂的高粱又被帶棱槽的碌碡和不帶棱槽的石滾子反復鎮壓”。以往的歷史小說在描寫戰爭時，往往注重場面的宏大，沖突的激烈，結局的慘烈，忽略了主體對事件的感覺。而莫言并不著意表現主體對事件的認識，而是注重體現主體對事件的感覺。比如作者通過“碌碡”對“紅高粱”的碾壓，把日本鬼子與高密鄉農民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殘暴與柔韌、強大與弱小，全部以感覺形式表現出來，從而建構出人與歷史的在場性。

再次，莫言往往打亂故事線索，在感覺中生成小說的世界。傳統的歷史小說一般采用線性敘事，在敘述過程中往往追求時間的完整性、流暢性和確定性，即故事總按照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過程展開，敘述過程中追求因果相連、環環相扣。而《紅高粱》顯然顛覆了傳統的敘事法則，作者肢解了時間的完整性，斬斷了時間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的發展鏈條。小說往往通過主體的感覺，建構歷史世界。比如羅漢大爺的抗日，作者在第二章中已完成了結局的建構，但在第三章中才開始展開他的抗日事跡。這顯然有別于傳統歷史小說從開端到結局的演義模式。在敘述羅漢大爺抗日事件時，作者也沒有按照現世生活的邏輯對事件予以鋪排，而是將羅漢大爺與騾馬之間的親與仇、憐愛與戰爭代入事件中，完整地呈現出羅漢大爺這個人物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下的在場感覺。以往的高中歷史小說閱讀教學，可能比較注重歷史的真實性、可靠性與客觀性，這是歷史學科的教學思路與內容。作為語文學科教學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15]，即從主體的歷史敘事的感覺中，發現歷史的吊詭與多義。這也是作為文學文本的《紅高粱》超越歷史文本的所在，也是語文學科教學需要改變和推進的地方。

綜上所述，文學發現性，文學的現代性是構成小說經典的核心元素，也是有效的高中語文小說閱讀教學展開的理念、方法與路徑。本文所分析的小說《紅高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文本的多義性”和“寫作的在場性”，對于如何深化高中語文小說閱讀教學具有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