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的價值與學術開拓

桂 強

20世紀30年代，隨著唱片、電影等現代媒介技術的進步及相關的文化事業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快速發展，一批進步的音樂家成為中堅力量。他們不僅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唱片史和電影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抗日救亡歌曲創作及唱片出版的主力軍，其中尤以任光、聶耳和冼星海為代表。任光于1932年至1937年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音樂部主任。聶耳創作的許多歌曲經由任光主持灌錄成唱片，如《鐵蹄下的歌女》等?？箲鹑姹l以后，任光曾遠赴新加坡，發起組織“星洲合唱團”和“銅鑼合唱團”，參與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的工作，為抗日救亡歌曲唱片的灌錄和出版做了許多工作。如1939年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出版，任光監制的《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等。聶耳于1934年4月至12月在上海百代公司任音樂部副主任，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工作時間雖然不長，但對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出版的貢獻卻是很大的。聶耳在這一時期創作的歌曲如《賣報歌》《梅娘曲》《飛花歌》《碼頭工人歌》《開路先鋒》《義勇軍進行曲》，至少有70%灌錄了唱片。其中，《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不朽的歷史經典，永載史冊。聶耳于1934年年底辭去百代唱片公司音樂部主任一職。[1]冼星海1935年回到祖國，投入抗日救亡歌曲創作和救亡音樂運動。在上海創作了《戰歌》《救國進行曲》等歌曲并很快出版了唱片，尤其是《戰歌》成為百代公司當時最暢銷的唱片，為此，百代唱片公司特約冼星海作音樂編輯。冼星海也很滿意這份職業，因為可以多出版一些救亡歌曲唱片。時隔不久，在日寇的壓力下，百代唱片公司銷毀了《戰歌》唱片及其模版，百代公司老板不再愿意出版救亡歌曲唱片，冼星海只能做一些配音工作，加上百代唱片公司的待遇不公平，冼星海于1936年辭去百代唱片公司的職務?？箲鹑姹l以后，冼星海參加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二隊，赴內地宣傳抗日。[2]

本文所論及的“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即十四年抗日戰爭時期出版發行的抗日救亡主題的歌曲唱片，以中國境內出版發行的抗戰歌曲唱片為主，兼及東南亞、南亞、北美等地唱片公司出版的中國抗戰歌曲唱片。時間上限為1932年，是年任光同志開始擔任百代上海公司音樂部主任，在他的大力支持和推薦下，一些抗日救亡歌曲開始灌制成唱片；時間下限為1945年，是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唱片內容具體包括任光、聶耳、田漢、冼星海、賀綠汀等作曲作詞，伍佰就、辛瑞芳、周小燕、李麗蓮、梁有順、徐散鳴、胡蝶、袁牧之、陳波兒、廖大衛等十余位歌手演唱以及樂藝合唱團、華南音樂會等數家演唱團體合唱，以上海百代、上海勝利，香港歌林、香港和聲，新加坡歌林等數家唱片公司出版發行的抗戰歌曲唱片為主體。

一、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考證

抗戰音樂的歷史演進，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一階段抗日救亡歌詠運動蓬勃展開，救亡之聲傳遍華夏大地。

第二階段從“七七”事變到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這一階段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更加深入，在敵后根據地廣泛展開。第三階段從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到抗戰勝利。這一階段，新秧歌運動、民族化歌劇等不斷推出，在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上不斷探索。

在抗戰音樂的歷史洪流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音樂家，如黃自、陳洪、應尚能、劉雪庵、江定仙、陳田鶴、夏之秋、何安東、聶耳、任光、張曙、冼星海、賀綠汀、呂驥、鄭律成、閻述詩、張寒暉、麥新、孫慎、孟波、沙梅、向隅、陸華柏、何士德、章枚、王久鳴、黃源洛、費克、舒模、李劫夫、徐曙、安波、馬可、王莘、盧肅、杜矢甲、李煥之、劉熾、曹火星等。[3]他們創作了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表的一大批經典的抗日歌曲，如《抗敵歌》《奮起救國》《旗正飄飄》《長城謠》《畢業歌》《黃河大合唱》《救亡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松花江上》《團結就是力量》等，激勵著中國軍民英勇抗日。在這些抗戰歌曲中只有部分被灌錄成膠木唱片，存世有限，彌足珍貴。

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進步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1935年初，田漢完成電影劇本梗概并創作了影片主題曲(即后來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田漢被捕后，夏衍將田漢所寫劇本梗概寫成電影劇本，并更名為《風云兒女》，由許幸之任導演，開始拍攝。是年3月，聶耳開始為《義勇軍進行曲》作曲，5月定稿，賀綠汀為該曲配樂，俄籍音樂家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發行《義勇軍進行曲》首版唱片。5月24日，影片《風云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影片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開始傳遍全國。[4]1940年，劉良模赴美宣傳抗戰，并教美國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學唱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中國歌曲。1941年，保羅·羅伯遜與劉良模組織的“華僑青年歌唱隊”在紐約錄制了中國歌曲唱片專集《起來 —— 新中國之歌》，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到敵人后方去》等六首中國歌曲，宋慶齡、林語堂等為該唱片配套的小冊子撰寫了英文序言。

此外，1934年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的主題曲《畢業歌》，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上海百代唱片公司1934年出版首版唱片，該唱片存世稀少。麥新詞曲的《大刀進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1939年由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出版首版唱片，任光監制，目前僅發現數張。安娥作詞、任光作曲的《打回老家去》創作于1936年，不久上海百代公司出版了該歌曲唱片，后來上海百代公司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銷毀該歌曲唱片模板，1939年任光赴新加坡以后，與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合作灌錄了一批在國內無法出版的抗戰歌曲唱片，其中包括《打回老家去》，該唱片(含上海百代版和新加坡歌林版)存世也極為稀少。張寒暉1936年創作的《松花江上》，1939年由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出版首版唱片，任光監制，該唱片目前也很罕見。1939年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出版的首版唱片還有：桂濤聲作詞、夏之秋作曲的《歌八百壯士》唱片，桂濤聲作詞、冼星海作曲的《在太行山上》唱片，老舍作詞、張曙作曲的《丈夫去當兵》唱片，等等。香港歌林唱片公司1939年出版的首版抗戰歌曲唱片中較為著名的有：周鳴剛作詞、孫慎作曲的《救亡進行曲》唱片，賀綠汀詞曲的《游擊隊之歌》唱片，這些唱片存世都很稀少。另外，劉雪庵為影片《關山萬里》譜寫的電影插曲《長城謠》，有新加坡百代公司和歌林公司兩個民國時期的唱片版本，存世數量同樣稀少。[5]

二、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的價值

從學術價值來看，對民國時期抗日救亡歌曲唱片進行整體研究，有助于從音樂文獻學、音樂傳播學、音樂美學等諸多層面豐富和拓展中國現代救亡音樂及“新音樂運動”的研究。這一研究立足于十四年抗戰救亡的歷史文化語境，從研究對象的實際出發，參考和借鑒歐美聽覺(聲音)文化研究等理論、觀點和方法，對其適用性、有效性進行反思，探索更為契合研究對象的話語表述。在研究中，積極與港臺地區和海外學者展開平等交流與對話，堅守在唯物史觀中審視抗戰歌曲唱片的內容、傳播與接受的互動及其與左翼革命進步力量、抗戰文化精神的內在聯系，并藉此深化有關抗戰救亡音樂文化的研究。

從應用價值來看，對民國時期的抗戰歌曲唱片展開研究，主要從聽覺媒介及音樂傳播學的角度，積極參與發掘、整理和保護中國抗戰歌曲唱片及其相關文獻的工作。這項研究倡導在尊重歷史，去粗取精的前提下，發揮抗戰救亡歌曲唱片內容對于激發愛國熱情，反思歷史，珍愛和平的積極意義，為加強先進文化傳播主導權提供有益的歷史啟迪。

三、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的研究方法

(一)對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史料的全面整理

首先，對抗戰時期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史料進行全面整理并分類。其次，對任光、聶耳、冼星海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工作期間灌錄抗戰唱片相關史料進行考訂、整理。再次，對包含有抗戰時期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唱詞內容的各類印刷出版物進行全面整理，注重與抗戰歌曲唱片相關的各類文牘、檔案、報刊、方志、日記、書信、文藝作品、海報的蒐集與分類。

(二)對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的全方位研究

考察抗戰歌曲唱片生產、流通的全過程，注重對這一過程中各要素及其互動的分析，不僅從抗戰歌曲唱片唱詞內容，也從抗戰歌曲唱片生產、傳播的諸要素及其互動過程的分析中，體驗到抗戰文化精神、抗戰歌曲唱片生產中的革命進步力量兩者之間的交匯融合，進而思考如何有效把握先進文化傳播的主導權。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對抗戰歌曲唱片的傳播語境進行研究，包括民國時期唱片工業發展與抗戰歌曲唱片生產之間的互動。其二，對抗戰歌曲唱片生產、傳播的主體進行深入研究，尤其注重左翼新音樂運動與抗戰歌曲唱片的灌錄人員構成及其灌錄行為的研究。其三，對抗戰歌曲唱片傳播客體展開研究，包括對抗戰歌曲唱片唱詞的分類解讀，重點結合各類唱片唱詞印刷出版物如《大戲考》、各唱片公司唱詞匯編中的抗戰歌曲唱詞展開解讀。其四，對抗戰歌曲唱片傳播的多維傳播途徑展開研究，包括抗戰歌曲在唱片、廣播、電影、曲譜集之間的交互影響，抗戰歌曲唱片在音樂會、集會等公共場合的傳播以及在特定時空下通過秘密據點進行地下傳播等諸多方面。其五，對與抗戰歌曲相關的唱片檢查制度展開研究，注意這一檢查制度與電影、戲劇、其他出版檢查制度的區別。其六，對抗戰歌曲唱片傳播的受體展開研究，包括在抗戰時期不同地區如淪陷區、國統區、解放區的民眾聆聽抗戰歌曲唱片的感受與評論。

(三)把握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研究的重點和難點

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研究的重點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結合對抗戰歌曲唱片文獻的全面整理，充分展示抗戰歌曲唱片文獻的豐富性與特殊性，并在抗戰文化的視野中對這些唱詞作進一步觀照。第二，通過選取的個案，考察抗戰歌曲唱片的生產、流通的全過程，注重對這一過程中各要素互動的分析，進而探究這一過程及其內部要素的互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展現了抗戰文化精神、唱片生產中的革命進步力量以及把握抗戰宣傳主導權的有效方式之間的交匯融合。

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研究的難點在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如何將歐美的聽覺(聲音)文化研究、唱片工業與歷史錄音等理論與具體研究對象相結合，實現舶來理論的本土化闡釋。第二，如何評價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唱片業的全面操控以及在此之后抗戰歌曲唱片的傳播和影響的情況。

(四)研究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的具體方法

文獻考據方法。即通過與音樂學界研究者的合作，對個別有代表性或有特色的抗戰歌曲唱片的版本進行考證，去粗取精。在對抗戰歌曲唱片的整理及傳播的全程考察中，需要唱片目錄、唱片唱詞印刷出版物、唱片海報、唱片管理文牘(檔案)、近代報刊(含個別英文報刊)、文藝作品、回憶錄、日記、專業志等各種文獻的相互參證，也需要一定的文獻考據。

比較研究方法。一是將抗戰歌曲的唱片傳播與其他傳播方式進行比較，展現抗戰歌曲唱片傳播的特點；二是將抗戰歌曲唱片在抗戰時期不同地區的傳播情況進行比較，進而探究不同空間下唱片的生產、傳播機制對抗戰歌曲唱片傳播的影響；三是將抗戰歌曲唱片的不同傳播渠道進行比較，探討不同渠道唱片傳播的效果。

聽覺(聲音)文化研究方法。借鑒和參考歐美聽覺(聲音)文化研究、跨國唱片工業與歷史錄音研究等理論、觀點和方法，同時積極探索與研究對象更為契合的話語表述。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從抗戰歌曲唱片生產傳播的實際出發，對唱片生產中各方力量在文化權利上的博弈進行具體分析，不簡單套用跨國唱片工業研究的既有模式。其二，在進一步細化對抗戰歌曲唱片內容解讀的同時，加強對唱片灌錄流程、唱片檢查制度、聲音技術影響等環節的分析，從體制化、系統性的角度深化唱片媒介與抗戰宣傳的互動關系研究。

個案研究方法。圍繞課題主旨，結合課題研究的總體框架，綜合考慮抗戰歌曲唱片出版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特點進行個案研究。在個案的選取上，既注重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也關注獨特的、但更具理論指向的個案，同時對個案研究的某些局限亦保持清醒的認識。

四、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的學術開拓

以抗戰時期抗日救亡歌曲唱片為研究對象，立足具體的聽覺媒介，選取聽覺文化研究的角度，聚焦偉大的抗戰精神的繼承與弘揚。立足具體的聽覺媒介，注重全面整理抗戰時期作為激勵人心、鼓舞斗志的戰斗號角之一的抗戰歌曲唱片。選取聽覺(聲音)的角度，重在探索如何讓聽覺(聲音)文化理論更好地契合研究對象。聚焦偉大的抗戰精神的繼承與弘揚，除了對抗戰歌曲唱片唱詞作進一步細化和深入解讀外，還將這種解讀與上述媒介、聽覺層面的整理研究結合起來，互為補充。概言之，對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的研究從媒介資料、聽覺(聲音)研究方法、抗戰精神的繼承與弘揚等三個層面的交叉融合上體現出學術思想上的創新。

研究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立足藝術(音樂)傳播學的視野，除了注重相關學科方法的合理交叉以外，對主要來自歐美音樂(學)界、文化史學界和傳播學界的“聽覺(聲音)文化研究”等相關理論、觀念和方法，結合研究對象的特點，在對其適用性、有效性進行反思的同時，利用其合理內核，從體制化、系統性的角度探索更為契合研究對象的話語表述。

結 語

對民國時期抗戰歌曲唱片進行研究，需要從抗戰時期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出版的實際出發，結合抗戰歌曲唱片與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唱片工業中的革命進步力量、新音樂思潮的演進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箲鸶枨膬热菁捌鋫鞑ポ^為典型而集中地體現出抗戰文化精神、唱片生產中的革命進步力量以及把握抗戰宣傳主導權的有效方式之間的交匯融合。拓展和深化抗戰音樂史研究，除了對一般文獻資料進行深入挖掘以外，音樂本體之一的歷史錄音資料也是十分重要且彌足珍貴的挖掘和整理對象。在充分彰顯抗日救亡歌曲的偉大歷史意義的同時，加大對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實物的蒐集和整理，深化對抗日救亡唱片相關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是重返歷史現場，是在音樂史、唱片史的交匯地帶，紀念偉大的抗日戰爭的有益探索和嘗試。

注釋:

[1]王 炬.中國唱片百年簡史[A].劉國雄主編.唱片百年:紀念中國唱片百年100周年(畫冊)[C].北京:中國音像協會,2005:110—112.

[2]《當代中國的廣播電視》編輯部.中國的唱片出版事業[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89:11.

[3]陳志昂.抗戰音樂史[M].濟南:黃河出版社,2005:1—6.

[4]黃 天.“起來！”我們的國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181—182.

[5]https://weibo.com/u/3163132081?source=blog. 2016-02-01/2016-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