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際數字貿易競爭力測度

咼小明 羅慶虹 熊明清 郭 倩 何紓穎 杜帛瑤

（1.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與貿易學院 2.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 重慶 400031）

21世紀以來，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產業和衛星通信、數字微波通信等現代信息通信技術蓬勃發展，數字貿易應運而生。對于具有數字貿易平臺的企業而言，其研發到出口的整條產業鏈以線上形式完成，形成企業內閉環；相較傳統貿易的優勢之一是能迅速響應新的需求情況。2020年，商務部發布的《中國數字貿易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我國可數字化服務貿易規模達2718.1億美元，占服務貿易的34.62%；2021年服貿會上，中國信通院與國務院對外經濟研究部聯合發布的《數字貿易發展與合作報告（2021年）》顯示，2020年可數字化服務貿易規模達2947.6億美元，占服務貿易的62.8%，數字貿易正步入高速發展新階段。

然而，我國數字貿易發展依然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如區域數字貿易發展不平衡、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利用不足、數字技術研發創新力度不強等，我國數字貿易綜合競爭力還有待增強。面對問題與挑戰，我國需要加快推進數字貿易發展，提升數字貿易的競爭力，才能更快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爭取數字貿易國際規則話語權，推動形成數字貿易的中國方案。因此，本文嘗試利用我國省域面板數據構建數字貿易競爭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評估中國數字貿易的競爭力水平，以期探尋我國區域數字貿易發展的規律，促進數字貿易更好發展。

文獻回顧

由于交易標的不同，國內外學術界對數字貿易的概念尚未達成一致，目前比較認可的是2014年8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簡稱USITC）在《美國和全球經濟中的數字貿易》中的定義，數字貿易是“基于互聯網和互聯網技術的國內商業和國際貿易活動”，并將其劃分為服務、搜索引擎、其他數字產品和數字內容等四類。2017年，USITC進一步擴大了數字貿易的內涵，將利用互聯網技術提供產品、服務以及相關交付活動的任何行業和公司的企業經營都歸屬于數字貿易的一種。伴隨數字貿易在國內的發展，來有為和宋芳秀（2018）、馬述忠等（2019）、戈晶晶和馬述忠（2021）也都相繼探討了數字貿易的概念內涵。

近年來，國內外有關數字貿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貿易發展水平測度、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及數字貿易對各種經濟要素的影響。Neha（2017）、Javier（2021）探討了在線消費者保護和網絡安全方面的國際合作等問題；郭霞和樸光姬（2021）研究了印度的數字服務貿易發展水平；王唯微（2021）研究了美國的數字貿易發展歷程；黃瑞和馬松林（2021）就河南省數字貿易發展對其農業的高質量發展作用進行了研究；何梟吟和成天婷（2021）研究了數字經濟如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劉媛媛和陶長琪（2021）對中國各省市數字貿易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華德亞和陳敏（2022）研究了數字金融發展對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數字貿易競爭力有別于數字貿易發展本身，數字貿易競爭力的內涵目前尚未有定論。關于數字貿易競爭力的文獻并不多，有針對國別層面數字貿易競爭力測度的，如張佳寧（2021）就利用鉆石模型將中國、美國、印度三大世界經濟體的數字貿易競爭力進行了綜合比較；也有針對一國內部的研究，如何向蓮（2018）就針對上海市數字內容產業貿易競爭力進行深刻思考，越大志和高栓平（2020）針對福建省2020年數字貿易競爭力進行系統的評價。

以上文獻對數字貿易及其競爭力的研究均進行了較為豐富的探索，但是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F有研究主要是比較了中國與發達經濟體數字貿易總體競爭力，而關于國內主要省市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缺乏數字貿易競爭力的定量研究和深層次分析。本文認為，數字貿易競爭力不僅包含數字貿易本身發展的水平，還應該包括其他一些維度，如數字貿易發展的潛力、數字貿易發展對一國外向型經濟的推動力和數字貿易發展對一國內部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促進力等。因此，本文將基于已有研究，從交易競爭力、設施競爭力、技術競爭力、效益競爭力四個維度來構建我國省域數字貿易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根據指標數據特點定量測度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并對這一競爭力分別做出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

指標體系構建與研究方法

指標體系構建。本文參考劉媛媛和陶長琪（2021）、姜峰和段云鵬（2021）、楊涵欽（2020）的研究成果，主要從交易競爭力、設施競爭力、技術競爭力、效益競爭力四個方面構建我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地區）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中國31個省份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使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對我國31個省份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進行測度，同時按照信息濃縮與信息量的大小來客觀計算權重，目的是減少單一分析方法的系統誤差，以提高最終結果準確性。其中，因子分析法利用降維思想，研究原始變量內部關系，并用公共因子來表示原始數據。首先，對中國31個省份2010-2019年面板數據進行 KMO 和巴特利特檢驗，結果顯示KMO＞0.7，適合使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首先需要將各指標標準化，然后計算相關系數矩陣、初等載荷矩陣進行因子旋轉，接著通過初等載荷矩陣來計算各個公因子的貢獻率，并選擇m個主因子，用回歸方法求得單個因子得分函數，最后進行綜合評價（具體公式略）。其次，熵值法是一種結合熵值提供信息值以確定權重的研究方法，能客觀反映各項指標的效用價值，較之主觀賦權法具有更高信度。熵值法首先需要將數據標準化，再計算某項指標下某個省份年度占該指標的比重，進而計算該項指標的熵值與一致性程度得到權重，計算各省份綜合評分，最后將各省份分年度綜合得分加總，得到各省份年度加總綜合得分（具體公式略）。

測算結果與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對我國31個省份2010-2019年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的測度結果如表2所示，可見因子分析法與熵值法測算結果基本吻合，結果可以采用。

表2 我國31個省份2010-2019年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測度結果

（一）靜態分析

由表2可知，各省份在2010-2019年競爭力結果排名比較穩定，變化幅度小。在結果排名中，省際之間存在梯度斷層現象，部分省份得分相近，且與其余省份得分有較大差異。廣東省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在近10年持續領先，與江蘇、浙江、上海、北京、山東屬于第一梯隊，熵值法總得分均在0.6以上，與其他省份拉開較大差距；安徽、四川、河南等9省份屬于第二梯隊，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處于中上地位；陜西、重慶、廣西壯族自治區等7省份數字貿易競爭力處于中等水平，為第三梯隊，競爭力水平熵值法總得分平均值為0.16，與第一、第二梯隊存在較大差距；吉林、山西、新疆等6省份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滯后，屬于第四梯隊；西藏、寧夏、青海三省份數字貿易產業處于萌芽階段，屬于第五梯隊，競爭力長期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根據梯隊間差異，將第一梯隊、第二梯隊中的省份歸為數字貿易競爭力較強省市，第三梯隊、第四梯隊歸為數字貿易競爭力中等省份，第五梯隊歸為數字貿易競爭力較弱省份。

我國平均數字貿易競爭力熵值法綜合得分為0.318。根據國家統計局標準將31個省份分別劃分為東、中、西部三部和南、北兩部，東部地區熵值法綜合得分均值為0.592，中部為0.203，西部為0.138；南部地區熵值法綜合得分均值為0.410，北部地區為0.220?？傮w而言，東部地區數字貿易競爭力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南部地區高于北部地區。

（二）動態分析

動態來看，我國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整體發展呈現上升態勢，2015年成為增速分界點。根據2011-2019年中國數字貿易競爭力整體年度綜合得分（見表3）可知，2012-2015年平均年度增速分別為12.85%（因子分析法）和27.93%（熵值法），2015年及之前數字貿易保持相當的發展勢頭，且在2015年多省份數字貿易競爭力增速相對較快，達到其數字貿易的巔峰時期，如上海、北京、福建、湖北、湖南等省份，但西藏自治區數字貿易的巔峰值在2010年，主要由于其參加“一帶一路”建設“走出去，引進來”的優勢擴大；2016-2018年是數字貿易的高速發展時期，三年平均年度增長值分別為2.74（因子分析）和0.0215（熵值法），主要以河南、貴州、重慶等省市為代表；2019年全國整體競爭力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增速放緩，廣東省數字貿易競爭力逐年增強，在2019年達到新的高度。

表3 2011-2019年中國數字貿易競爭力整體年度綜合得分

大部分省份綜合得分變化小，而東北三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區競爭力下降明顯。根據2010-2019年綜合得分來看，廣東、浙江、河南、四川、福建、安徽等省的相對極差與綜合得分均列前十，其中廣東、浙江、河南三省相對極差排名前三，分別為0.338、0.330、0.285；山西、江西、湖南、河北四省相對極差排名前十，說明發展基礎不如前述省份，但數字貿易發展態勢良好，在全國范圍內競爭力逐步提升；北京、山東、上海三省市位于第一梯隊，北京相對極差為0.040，競爭力穩定且略有提升，而山東、上海分別為-0.002、-0.082，在保持高位數字貿易競爭力的同時略微相對下降；東北三省中，遼寧的競爭力位于中部偏上，黑龍江、吉林的競爭力在中部偏下，但三省競爭力下降趨勢都比較明顯；青海省、西藏自治區的數字貿易競爭力較低且下降較快。

（三）影響因素分析

技術競爭力與交易競爭力為數字貿易競爭力的主要影響因素。各競爭力指標影響排名測算結果如下：因子分析法中，技術競爭力＞交易競爭力＞效益競爭力＞設施競爭力；熵值法中，交易競爭力＞效益競爭力＞技術競爭力＞設施競爭力。由此可見，技術競爭力與交易競爭力為數字貿易競爭力的主要影響因素，其次為效益競爭力與設施競爭力。在交易競爭力方面，東部地區的省份抓住沿海地理位置的優勢，尤其以廣東省與江蘇省為主，大力發展對外經濟，實現了數字貿易質的飛躍，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進行，中西部地區的數字貿易在未來也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在設施競爭力方面，安徽省與第一梯隊得分排名相近，其建立的安徽自貿區加強了信息網絡、科技創新、物流系統等方面的建設，使得數字貿易競爭力有較大提升，各省份大力推進5G基礎設施建設，構筑區塊鏈服務，為數字貿易提供基礎保障；在技術競爭力方面，各省份排名與總的綜合得分排名相近，同時呈現出“南強北弱”的現象，技術創新是數字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山西省的“網、智、數、器、芯”五大領域建設、重慶市建立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為支撐的監管平臺、新疆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等措施，將在未來產業革命中獲得發展；在效益競爭力方面，甘肅、寧夏、青海得分最低，與其他省份的差距明顯，對數字貿易的支持力度不夠，身處內陸，資源分配少，導致數字貿易不發達。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交易競爭力、設施競爭力、技術競爭力和效益競爭力四個方面構建了我國省域數字貿易競爭力指標體系，分別運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確定各項指標權重，對2010-2019年數字貿易競爭力水平進行測度。結果如下：總體而言，我國數字貿易競爭力正在逐步提升，然而整體發展水平仍有所欠缺；數字基礎設施日趨完善，電子商務交易額不斷攀升，但數字技術研發創新還有待提高；分省域來看，我國數字貿易競爭力發展不均衡，其中北上廣江浙魯為第一梯隊，安徽、四川、河南等9省份組成第二梯隊，陜西、重慶、廣西壯族自治區等7省份為第三梯隊，吉林、山西、新疆等6省份第四梯隊，西藏、寧夏、青海三省份為第五梯隊；從區域角度看，東部地區數字貿易競爭力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南部地區高于北部地區。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數字貿易競爭力相對較高的第一、二梯隊省份應該保持優勢，繼續充當領頭羊的角色。第一梯隊應憑借沿海的地理優勢和經濟實力，保持數字貿易競爭優勢持續發展，起好帶頭作用；積極響應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相關政策，推動大量的人才、科技、信息、金融等高層次要素聚集沿海城市，促進人才、商品流通以及資金、信息的多向流動；第二梯隊和第一梯隊各省份相鄰，應增強與東部經濟實力雄厚的省份合作，建設開放型經濟，打造國際化的商業環境。其次，數字貿易競爭力中等的第三、四梯隊省份應該完善不足，逐步提升。第三、四梯隊省份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區，該14個省份要基本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增強創新能力，完善體制機制，協調區域內部發展；要積極擴大技術密集型的高端數字服務出口，將數字技術引入研發生產營銷全產業鏈過程。最后，數字貿易競爭力較落后的第五梯應當緊跟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步伐，大力建設西部鐵路，降低交通運輸成本，其他數字貿易競爭力大的城市帶動第五梯隊三個省份一起發展共同富裕。以第四梯隊為目標，汲取經驗逐步發展；大力培養技術人才，提高相關人員的業務水平和專業化程度，提高自身經濟水平，大力建設數字貿易相關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