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嵌入性、企業創新行為與產業集群韌性：基于長三角區域的實證分析

沈馨怡

（蘇州市職業大學管理學院 江蘇蘇州 215104）

學術界引入了“韌性”（Resilience）的概念，試圖理解并解釋不同地區或產業抵御經濟沖擊和恢復能力的差異。值得關注的是，產業集群韌性不僅體現了集群穩定性和風險抵御能力，也是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關鍵，針對集群演化的研究已經在關系治理等領域得到了廣泛關注。事實上，以社會網絡分析為代表的關系研究已經成為產業集群的研究熱點，集群的關系強度、關系質量和關系持久度等特征不僅影響企業的行為和績效，也延展到企業外部影響集群穩定性、抗沖擊力與恢復能力，為研究集群風險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產業集群是一個復雜的商業網絡和社會網絡，在集群關系網絡中，企業的關鍵資源可以超越組織邊界，嵌入在企業間的合作行為中。這種嵌入性也決定集群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諸如知識資本、組織資本難以模仿，形成集群的獨特競爭優勢。在集群關系網絡中，企業超越組織界限，通過創新行為改變原有資源的使用，并獲得關鍵能力實現運營績效改進，企業創新行為也成為影響企業合作行為，乃至產業集群韌性的重要變量之一。選取長三角地區國家級高科技園區作為研究樣本，針對集群核心企業開展調研分析，探討關系嵌入性與集群韌性之間的關系。

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產業集群韌性。當前學術界對產業集群韌性尚無統一定義。羅黎平綜合了區域韌性與組織韌性的定義，認為集群韌性是集群抵御風險沖擊與恢復更新的能力，劃分為沖擊吸收能力、沖擊適應能力與恢復更新能力；王鵬和鐘敏結合了經濟韌性與集群網絡特質，將集群韌性界定為集群因內部網絡結構而產生的應對風險沖擊的能力，包括對沖擊的吸收能力、適應能力以及恢復更新能力；朱華友從韌性脈絡演進出發，將集群韌性分為遭遇外部沖擊后的抵御力，與實現機能正常運轉的恢復力；俞國軍和賀燦飛則考慮到區域韌性理解方法的不足，提出“技術-關系-市場”的集群韌性理解框架。綜上對于集群韌性內涵與治理問題不乏關注，但存在重過程描述、輕內在機理剖析的問題，很少對集群韌性進行定量測評，這可能是數據收集與維度選擇的困難性所導致，對于集群如何抵御風險沖擊及恢復更新的內在機理難以形成強有力的解釋。為了有效探討產業集群內企業關系對集群韌性的影響，同時考慮研究目的與數據可得性，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認為集群韌性是指產業集群面對外部重大沖擊時維持現有系統平衡穩態的短期復原能力，與通過自身調整不斷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長期發展能力。

關系嵌入性對產業集群韌性的影響。除地緣空間關聯性以外，關系接近性也是集群的重要特征，后者在降低交易成本并形成非交易依賴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非交易依賴關系是集群成員隨著交易關系持續，自發形成一種信賴、友好、忠實的社會關系，能夠在經濟關系基礎上更好地解釋該集群形成的內在機理。在關系社會學中，Granovetter認為此類信任關系嵌入到關系網絡中，可能在企業間交易與合作行為中突破純經濟交易的“一臂之距”而帶上非理性感情色彩。國內外研究中常采用關系強度、關系質量、關系性質等，刻畫集群關系嵌入性的具體特征，體現行動者嵌入特定集群網絡的程度?；跀祿目色@取性，本文主要探究產業集群關系強度與關系質量對韌性的影響。根據Granovetter的經典定義，關系強度是指網絡中行為主體間交往的頻率、認同程度與資源互惠程度，劃分為強連結關系與弱連結關系。嵌入性理論認為，關系嵌入性越深意味著集群成員一致性行動能力越強，表現出強凝聚力，為不可預料的波動與風險提供安全網。在微觀層面的企業績效研究中，高頻持續的交互學習與隱形知識共享加深成員的協作聯系，企業通過正式的知識轉移或者非正式的知識溢出享受專業化經濟，進而形成以“交流理性”為特征的開放態度與理念，而非基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純粹市場理性，以此抑制集群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建立集群競爭優勢。作為衡量關系嵌入性的另一重要指標，關系質量是指基于內部信任的前提下，集群成員依據自身標準來評價關系滿足心理預期與需求的程度，包括溝通、共享、合作等指標。高質量關系有助于實現知識傳播與信息共享，是產業集群建立與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據此，提出假設H1：關系強度對集群韌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2：關系質量對集群韌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企業創新行為對集群韌性的影響。產業集群是一個動態演化過程，產業創新能力越強，集群內部更易獲得協同與溢出效應，創新產出也越多，增加了集群的靈活性。有學者認為，集群作為一類復雜適應系統，在遭受沖擊后一般不會恢復到與沖擊前結構、功能完全相同的狀態，在論述韌性問題時往往采用更新、再生或者重組等術語表達恢復的意思，因此集群的恢復更新方式更有賴于系統伴隨外部環境及時調整升級。在外部環境變化導致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沖擊下，創新對于集群穩定性的作用將極大地凸顯出來。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提出假設H3：企業創新行為對產業集群韌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企業創新行為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對關系質量與集群韌性的關系得出了相當一致的結論，而關系強度的影響研究尚不明確。有學者指出強關系降低了組織的適應能力，尤其是隨著集群走向成熟期，對外部環境的反應能力逐漸僵化，最終導致集群衰落。有越來越多的實證表明，集群衰退更多源于外部沖擊引發了內部原有的路徑依賴問題。根據知識基礎理論，外部市場導向性與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使企業渴望通過創新形成新的增長路徑，擺脫路徑依賴問題。同樣，突破鎖定保持集群持續創新優勢是抵御集群衰退的重要緩沖器，也是形成復蘇優勢的來源，當創新資源和合作行為跨越組織邊界在集群中流動，有助于集群在遭受外界干擾后開創新發展路徑，重新實現績效增長。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提出假設H4： 企業創新行為在關系強度影響產業集群韌性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假設H5： 企業創新行為在關系質量影響產業集群韌性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關系強度、關系質量對產業集群韌性的作用是動態變化的，受到集群面臨技術和市場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與制約。環境不確定性是一個多維度概念，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將環境不確定性分為行業競爭性與環境動態性。當集群處于較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下，成員在競合機制作用下可以實現雙贏的非零和博弈，此時高強度關系有助于企業通過密切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各要素優化配置，推動集群建立競爭優勢和規模效益。伴隨著成員交往程度加深，集群關系質量也越高，基于抵抗外來競爭與維護集群穩定的目的，核心企業不得不將一定資源奉獻給實力較弱的企業，可能造成關系嵌入性由一種資產變成義務，與資源依賴的問題重合，把富有前景的產業集群變成“福利的旅館”。此時關系質量對集群韌性的影響會有所減弱。當集群處于動態環境下，強關系會把成員鎖定在封閉的網絡系統中，形成相對穩固和保守的信息交流圈，而過分依賴于現有知識源對企業生存發展乃至集群的穩定都是有害的。同時，持續不斷的信任，互惠的預期和合作壓力的作用加強了企業與集群特定成員的關系，卻提高了與集群外部合作伙伴聯系的成本，而環境的急劇變化會割裂社會關系，由關系嵌入性產生的收益可能會失去，此時把競爭優勢建立在高質量關系基礎上的集群將處于高風險的狀態，由此關系強度和關系質量對集群韌性的影響有所減弱。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H6：環境競爭性正向調節關系強度對產業集群韌性之間的關系；假設H7：環境競爭性負向調節關系質量對產業集群韌性之間的關系；假設H8：環境動態性負向調節關系強度對產業集群韌性之間的關系；假設H9：環境動態性負向調節關系質量對產業集群韌性之間的關系。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和相關討論，得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模型

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通過實地訪談、問卷調查和統計年鑒等途徑獲取。通過實地走訪南京、蘇州、無錫等地國家級高新區，對問卷開展了預測試，并針對反饋結果調整相關題項，由此形成正式的調查問卷。正式問卷調查時間為2021年9月至2021年12月，委托相關高新區管委會發放，共回收問卷732份，剔除基本情況及問項缺漏、反向題矛盾、錯誤較多的無效問卷，篩選得到有效問卷570份，有效回收率為 77.86%。有效問卷主要集中在成長期的中小微高科技企業，分布于軟件（44.3%）、信息服務（22.1%）、電子通訊（17.1%）、娛樂服務（10.0%）、醫藥（6.5%）等行業；企業年齡集中在3-5年的占比67.9%，3年以下的占比27.1%，5-8年的占比5.0%；企業人數集中在100人以下的占比70.7%，100-200人的占比25.0%，200人以上的占比4.3%。

（二）變量測度

自變量：關系嵌入性。綜合Granovetter、Uzzi、Capaldo、劉學元的研究成果，將關系強度劃分為交流頻率、合作范圍、整體利益三大指標，得到Cronbach `s α系數為 0.890，組合信度CR為0.891；借鑒Walter、Muller、Helfert G等人的研究，采用信任程度、支持援助、合作成效三個指標來衡量集群成員間關系質量。Cronbach`s α系數為0.842，組合信度CR為0.856。

中介變量：企業創新行為。采用Lazerson、Lorenzoni的研究方法，將企業創新行為劃分為技術創新和改進、組織技能提升以及開拓新市場等測量指標。Cronbach`s α系數為0.897，組合信度CR為0.900。

調節變量：環境不確定性。借鑒李劍力等研究，用市場競爭者數量、預測競爭者的行動準確程度、行業同質化程度來測量環境競爭性，得到Cronbach`s α系數為 0.702，組合信度CR為0.711；用市場需求變化速度、行業更新速度、企業經營額穩定程度來測量環境動態性，得到Cronbach`s α系數為0.839，組合信度CR為0.841。

因變量：產業集群韌性。借鑒當前已經獲得一定共識的 Martin的研究成果，采用核心變量和指標評價結合，在集群的抵御恢復力方面選取受經濟沖擊波動大的核心變量，如集群成員主營業務、從業人員數量、集群規模以上企業新增數量；參照齊昕、王美霞、段進軍的量表，在集群調整發展力方面選取企業科研投入經費、專利申請授權量、新產品產值三個指標，體現系統在恢復與重構時的創新發展水平，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 0.907，組合信度CR為0.922。

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信度與效度檢驗

本文各變量的Cronbach`s α系數與組合信度CR均符合標準。通過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對收斂效度進行檢驗，AVE值均超過0.5，表明量表具有收斂效度。區分效度主要通過變量的AVE平方根與各變量間完全標準化相關系數的大小來判定，本文各分量表能夠保證良好的區分效度，如表1所示。

表1 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系數

（二）假設檢驗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引入企業年齡和企業規模作為控制變量，模型1、模型3分別檢驗關系強度、關系質量與產業集群韌性的關系，模型5檢驗企業創新行為與產業集群韌性的關系，模型6、模型7分別檢驗關系強度、關系質量與企業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模型2、模型4證明企業創新行為的中介作用。調節效應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8與模型10分別為包含自變量與調節變量的主效應模型，模型9與模型11檢驗環境競爭性與環境動態性的調節作用。

表2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3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主效應檢驗。由表2模型1可知，關系強度對產業集群韌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778，p＜0.01）；從模型3得出，關系質量對產業集群韌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792，p＜0.01），假設H1和H2得到數據支持，推論出關系嵌入性對集群韌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模型5可得，企業創新行為對集群韌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809，p＜0.01），假設H3得到驗證。

中介效應檢驗。由表2模型6、模型7可知，自變量對中介變量具有顯著作用。由模型2可得，加入企業創新行為進入回歸方程后，關系強度和企業創新行為的系數仍顯著為正。比較模型2與模型1，回歸方程的解釋力有了較為顯著的提高，擬合度變優；關系強度對集群韌性的影響效益有所降低，但企業創新行為對集群韌性仍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企業創新行為在關系強度與集群韌性之間發揮中介作用，驗證假設H4成立。比較模型4與模型3可知，計入中介變量后關系質量對集群韌性的正向影響不顯著了，但企業創新行為的作用依然顯著，表明企業創新行為在關系質量與集群韌性之間發揮中介作用，驗證假設H5成立。

調節效應檢驗。模型8在關系強度的回歸方程中增加了調節變量，其中環境動態性對集群韌性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0.305，p＜0.05），環境競爭性對集群韌性的影響不顯著。模型9表明，在主效應模型基礎上對變量進行中心化并增加交互項后，模型解釋力顯著增加，環境動態性顯著負向調節關系強度與集群韌性之間的關系（β=-0.970，p＜0.01），假設H8得到驗證；然而，環境競爭性的調節作用并不顯著，因此假設H6未獲得支持。由模型10可得，環境競爭性明顯負向影響集群韌性（β=-0.221，p＜0.05）。當增加交互項時，模型11分析結果顯示，檢驗結果說服力得到明顯提高，環境動態性并未顯著調節關系質量與集群韌性之間的關系，假設H9未得到驗證；但關系質量與集群韌性的關系受環境競爭性的負向調節作用（β=-0.156，p＜0.01），故假設H7獲得了數據支持。

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分析我國長三角地區高科技產業集群的調研數據，探索關系嵌入性對產業集群韌性的影響，分析企業創新行為發揮的中介效應，考察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結果表明：關系強度、關系質量對集群韌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創新行為在關系強度、關系質量與集群韌性的關系中均具有中介作用；環境競爭性負向調節關系質量與集群韌性關系，環境動態性負向調節關系強度與集群韌性關系。此時，要使產業集群成員間的關系強度和關系質量對集群韌性產生積極影響，需要高度關注企業的創新行為，企業創新行為能夠有效緩解環境不確定性給集群韌性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加快變革的當前，價值更高的黏性產業鏈、供應鏈已經成為爭奪焦點。對此，應當加強國家產業布局并完善產業培育計劃，構建優勢互補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和產業鏈集群，構筑跨區域多層次的產業合作體系，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導產業集群。借鑒當前長三角協同創新共同體的經驗做法，以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為紐帶開展跨區域協作，即上海發揮龍頭帶動作用、江蘇推進制度創新、浙江發揮民營經濟優勢和安徽承接產業轉移，以增強動態比較優勢，擺脫比較優勢陷阱，以產業鏈協同合作對沖全球產業變局，構建“反脆弱體系”提升產業集群集聚度、互補性和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