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政黨鞏固執政權威的思考與探索

柴國娜

（中共山西省委黨校 黨建教研部 ，山西 太原 030006）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如何執好政、掌好權，鞏固黨的執政權威，是擺在馬克思主義政黨面前的一個嶄新而又重大的現實課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領袖，列寧是親身參與并直接領導無產階級政黨執政的第一人。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短短6 年中，列寧結合俄共（布）面臨的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對黨的執政權威進行了科學闡述與實踐探索，為我們強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威、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留下了豐厚的理論遺產與實踐經驗。

一、道義威信與權力威信是黨的執政權威的基本內容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列寧高度重視黨的威信建設。他不僅將黨的威信界定為道義威信與權力威信，豐富與拓展了黨的威信的內涵，同時也指明了執政后的政黨應該依靠黨的道義威信而不是權力威信以贏得群眾的支持，為執政后的無產階級政黨如何鞏固執政權威、增進政黨認同提供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思想主張。

道義威信是建立在“革命戰士”與“革命群眾”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的，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憑借科學的理論指導、服務人民的優良作風、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歷經社會考驗而在群眾中形成的威望與影響力。從一定意義上說，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能夠贏得政權，就是因為其道義上的威信——他所倡導的“自由、土地、面包”的政治主張契合了民眾的基本訴求、得到了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同樣，在獲得政權之后，布爾什維克黨要想有效維系并鞏固其執政地位，仍然必須依賴其道義上的威信。正如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所說：“組織中的每一分子，都應當關心使機關有道義上的威信。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權力了……”[1]365一方面，從黨內來看，道義威信可以轉化為權力威信。無產階級政黨是由具有共同理想與價值追求，即具有相同“道義”的先進分子聚集在一起的“組織的總和”，是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有機的整體。而要成為有組織的隊伍，黨必須把“思想威信變成權力威信”，實行極其嚴格的鐵的紀律，遵循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唯有如此，黨才能以統一的意志帶領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斗爭，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從政權角度看，權力威信是鞏固政權的外在保障。針對來自國際國內反動的資本家和地主富農對蘇維埃政權的陰謀破壞活動，列寧曾反復強調要利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鐵的手腕對他們實行無情的鎮壓。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政權的鞏固與社會的穩定。綜上所述，列寧認為，權力威信與道義威信都是維護政黨執政權威的核心要件，是黨凝心聚力、開拓進取的無形政治資產。

道義威信與權力威信都是影響與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俄共（布）執政實踐中，列寧多次強調要以道義威信為基礎，反對簡單依靠暴力迫使民眾服從。1919 年，針對在農村社會主義革命中出現的濫用暴力、濫用專政導致農民暴動事件頻發的問題，列寧深刻地反思到，以暴力的方式對待農民是不明智的、極其有害的?！霸儆薮啦贿^的是想在處理中農的經濟關系方面采用暴力?！盵2]1920 年，列寧在《在全俄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以暴力方式處理無產階級群眾與非無產階級群眾的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是毫無用處的，只有依靠組織上和道義上的威信，從精神上影響農民，才能爭取農民的認同與支持。同年12 月，列寧在《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關于租讓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暴力的作用對象和作用范圍僅限于試圖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剝削者，即資本家、地主及其走狗，“超出這個范圍，起作用的則是影響和榜樣”[3]77。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寧是反對依靠暴力與強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的。無產階級執政黨要鞏固執政權威，就只能靠正確的策略、黨的實際能力、黨的榜樣力量來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與支持。

二、堅持黨的領導是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根本前提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領導力量，俄共（布）是代表人民掌握國家政權、治理國家的，是處于最高領導地位的唯一執政黨。這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必然要求，也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自覺選擇。正如列寧所說的，“黨是直接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是領導者”[3]299。因此，堅持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是維護執政權威的首要前提和基本原則。但是自十月革命之后，各種弱化、否定、削弱黨的領導的言論甚囂塵上，對此，列寧領導俄共（布）與之進行了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斗爭。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針對社會民主黨和孟什維克要求改組新政府、組建由所有參加蘇維埃政權的政黨所構成的“清一色的社會黨人政府”，企圖取代俄共（布）在聯合政府中的領導地位的陰謀行徑，列寧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并對布爾什維克黨中對這一問題產生動搖的少數派給予嚴厲批評，明確指出，任何強迫俄共（布）放棄政權的企圖都意味著對無產階級事業的背叛。1920 年底，針對托洛茨基要求將俄共（布）所掌握的公共權力交予工會的錯誤主張，列寧嚴正指出：“如果我們說，不是黨而是工會自己來提人選和進行管理……這只會葬送無產階級專政?！盵3]255-2561920 年，“工人反對派”的主要代表人施略普尼柯夫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向黨提交了一個提綱，建議由黨和蘇維埃抓政治、工會抓經濟。對此，列寧從黨與非黨組織、工人群眾的關系出發，斥責了“工人反對派”否定黨的領導、維護工人行會利益的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傾向。他指出，只有工人階級的政黨，才能抵制群眾中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無產階級的行會狹隘性，并領導無產階級的一切聯合行動。以上這些論述充分證明，在堅持俄共（布）對國家政權的領導以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問題上，列寧是十分堅決的。

對于如何實現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列寧也進行了艱辛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并首次提出黨的領導是“總的領導”。1919 年,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一文中指出，目前在管理俄國方面，俄共（布）面臨的主要困難是過分關注國家政權建設中的瑣碎事務，而無法將注意力集中到這些“總的任務”上來。為此，列寧提出了“總的領導”的概念，并就如何實現“總的領導”進行了具體的指導和規劃。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總的領導”首先是政治領導。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握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以團結和帶領人民在革命與建設中維護與實現其根本利益。因此，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執政黨首先應認真研究本國國情，制定出符合現實狀況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及戰略和策略。第二，“總的領導”意味著必須謹慎地進行思想領導。戰略與策略確定之后，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群眾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通過耐心的說服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與水平，使他們相信黨的戰略與策略的正確性，從而忠于黨的事業。之所以要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為了克服廣大工農群眾中存在的資產階級陋習與傳統，幫助他們擺脫錯誤觀點，從而更好地服從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第三，“總的領導”是指黨要管好干部。黨的干部既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者，同時也是具體的執行者。缺乏有能力的干部，黨的一切命令和決議都只“不過是骯臟的廢紙而已”。因此，列寧明確指出，黨必須把挑選和培養優秀的干部作為一切工作的關鍵。他要求黨的有關單位要破除思想禁錮，公開挑選干部，并注重從政治品質、領導能力、知識素養和在人民群眾中的聲望等幾個方面考察干部，以便為黨的領導提供組織上的保證。第四，重視監督。為了保證黨員干部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戰略部署，俄共（布）于1921 年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并對監察委員會的具體工作與構成作了明確要求：各監察委員會應該由黨內最具修養、最有經驗、最大公無私的同志組成；為保證監督權落到實處，各級監察委員會必須與同級黨委會保持平行關系，并獨立行使自己的監督權。列寧關于黨的領導是“總的領導”的精辟論述，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如何堅持黨的領導提供了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只有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才能提高執政的科學性，進而有效鞏固黨的執政權威。

三、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是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重要內容

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是列寧在總結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得出的科學結論，也是鞏固黨的執政權威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在建黨初期，由于沙皇俄國的專制統治，列寧非常強調黨的組織性以及中央機關對地方黨組織的權力。針對經濟派主張建立“手工業式”的落后的分散的革命組織的觀點，列寧明確指出，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將一切從事零星細小工作的人統一起來，建立起專業的、有嚴密組織的革命政黨?！敖M織性就是行動一致，就是實際活動一致?！盵4]只有保持工人階級高度的組織性，才能調動與激發革命力量，增強統一行動的合力。同時，作為一個專業的有組織的整體，無產階級政黨并不是簡單的算術式的總和，而是高度集中的有機整體。在這一整體中，黨中央是大腦和中樞，黨的各級組織都必須接受并服從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遵循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事實上，正是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1920 年，俄共（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總結革命勝利的經驗時曾指出，“因為黨紀律嚴明，還因為黨的威信統一了各機關、各部門，使幾十、幾百、幾千以至幾百萬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號一致行動”[5]113。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需要“以集中化為前提”，服從黨中央的權威，無產階級鞏固政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同樣也需要自上而下的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之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蘇俄面臨著恢復與發展經濟的重任，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需要全黨統一意志、齊心協力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門由于本位主義的束縛，對中央政權產生不信任感，拒絕執行或部分執行中央的決議。對此，列寧指出，“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成集中的經濟，由中央統一領導的經濟”[6]414，要恢復戰爭對經濟的破壞，就必須“實行集中制，放棄純地方主義的利益”[6]419。與此同時，俄共（布）黨內的派別活動日益頻繁，某些派別甚至還獨立召開會議，公開發表與黨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言論，對黨中央的權威造成威脅。對此，列寧指出，在俄國經濟臨近崩潰的狀況下，全黨上下將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由反對派挑起的關于工會問題的爭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過分奢侈的行為，必須堅決“取締任何派別活動”以求得最大形式的統一，維護黨中央權威。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正是在以列寧為主要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對黨中央權威的堅決維護下，黨才能把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到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上去，為確立并維系黨的執政權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于如何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列寧也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第一，堅決維護領袖權威。領袖是一定的社會階級集團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高職務的領導者?！霸跉v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盵7]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想保證革命運動的穩定性與前進性，也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領袖來主持日常工作。只有在黨的領袖的引領下，才能實現全黨意志的統一，才能引導教育群眾置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第二，堅決反對派別活動，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特別是中央高層的團結統一。十月革命勝利后，被打敗的階級敵人把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寄托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分裂上，特別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核心人物上。1921 年，由列寧親自主持召開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通過了《關于黨的統一的決議》，決議指出，要立刻解散并禁止一切派別活動，對組織進行派別活動的中央委員降為候補中央委員，甚至開除出黨。同時，為了保持中央委員會的團結，防止出現任何分裂的可能，列寧建議俄共（布）要適度增加中央委員會的人數，把中央委員會人數增加到幾十人甚至100 人。第三，嚴明黨的紀律，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吧鐣裰鼽h有一定的組織上的統一，而不服從這個組織的紀律、蔑視這個組織和破壞這個組織的決議的人是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人的。這是一個基本規則?！盵8]中央作為黨的“政治司令部”，其所制定并通過的路線、方針、政策既是全黨智慧共識的結晶，也是指導完成黨的政治任務與中心工作的向導與航標。因此，堅決執行黨中央決議，既是對黨中央權威的有效維護，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具體要求。1919 年3 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通過的黨章中明確規定：“黨中央機關的決議必須迅速而準確地執行?！盵9]中央機關作出決議之后，首先應當嚴格執行，黨員如果有異議，則在執行以后向有關黨的機關提出申訴。列寧堅決反對下級黨組織和黨員個人非議俄共（布）中央決策的行為，在他看來，非議俄共（布）中央已經通過的決策和指示，又沒有提出任何有價值的意見，實質上是對黨中央權威的挑戰和蔑視，“是違反紀律的行為，是對有組織的齊心協力的工作的干擾”[10]159。因此，中央委員會應警示有此行為的黨員干部，“立即著手工作，最嚴格地執行俄共中央的路線和指示”[10]159；同時對于那些不聽指揮、恣意妄為的個別黨員采取嚴格的紀律處分，以統一全黨的思想、意志與行動。列寧關于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探索，既有效地維護了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了全黨齊心協力地開展工作，同時也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如何維護黨中央權威、提升黨組織的內在凝聚力和領導力提供了實踐指導。

四、提高黨員質量是鞏固黨的執政權威最重要的任務

黨員是黨的肌體細胞和活動主體。黨員質量如何，直接關系著黨的性質、地位與作用的發揮，關系著黨的威信的形成與維系。因此，高度重視黨員的質量，是列寧鞏固政黨權威的一貫主張與做法。早在十月革命前，針對馬爾托夫廣泛散布黨員稱號、肆意降低黨員標準、削弱黨的權威性與嚴肅性的錯誤主張，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共產黨員是工人階級中先進的、有覺悟的先鋒戰士，只有那些“承認黨綱、在物質上支持黨并親自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1]238，才能稱之為黨員。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根據黨所處的地位、所面臨的環境以及所肩負的任務反復強調指出，黨的威信與戰斗力的高低與其說是取決于黨員的數量，不如說是取決于黨員的質量，無產階級政黨無論何時都不能以降低黨員質量為代價來換取黨員數量的增長。1919 年在《工人國家和征收黨員周》中，列寧鄭重宣布：“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洗‘混進黨里來的人’?！盵11]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寧主持制定了《關于黨的建設的問題》的決議，決議規定執政后“黨內總的任務不是在數量上擴充黨的隊伍，而是改善它的質量”。正是因為俄共（布）將黨員質量作為黨和國家建設的“總的任務”“頭等重要的任務”，才使得它能夠經受住來自國內外嚴峻形勢的考驗，鞏固并提升了黨的威信。

列寧不僅從理論上論述了提高黨員質量對于維護黨的執政權威的重要性，而且在實踐中就如何提高黨員質量進行了一系列探索。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嚴格入黨條件，把好入黨關。執政黨接收新黨員，必須經過嚴格審查。黨需要的是經過嚴峻考驗、擁護共產主義、忠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進分子，而不是別有用心、投機鉆營的野心家。為此，俄共（布）在1919 年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增設了“黨員預備期”一章，并根據黨員的出身與經歷，規定了不同的預備期。之所以設置預備期，是為了考察預備黨員對黨的綱領與政策的熟知程度以及黨員個人的自身品質。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寧進一步明確指出，黨員的預備期應適當延長，過短的時間只會使預備期流于形式，難以起到真正的作用。此外，為了嚴把入黨關，黨章還規定了入黨介紹人的要求與責任。作為預備黨員的第一責任人，入黨介紹人必須以謹慎和嚴格的態度加強對黨員的教育與監督，如果輕率介紹，介紹人也要受到相應的黨紀處分，甚至開除黨籍。第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黨員覺悟。十月革命勝利后，黨員隊伍迅速擴大、人數急劇增加。黨內的不少黨員雖然經受住了國內戰爭的洗禮和嚴峻形勢的考驗，但卻沒有接受系統的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理論修養不足;部分黨員思想混亂、政治動搖，難以抵擋剝削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因此，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與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寧反復強調，必須把對廣大黨員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作為重要議程。根據列寧的提議，俄共（布）制定與通過了相應決議，要求大量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鼓勵黨員認真學習并進行公開的自我教育與自我改造。此后，俄共（布）還大力增加黨校，利用黨校以及黨?？锏汝嚨貙h員進行教育培訓。第三，清理與整頓黨的隊伍。列寧認為，共產黨人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由于執政的誘惑力很大，它一方面會使部分投機分子改頭換面，并趁機混進黨內；另一方面也會使意志薄弱的黨員蛻化變質，喪失作為無產階級政黨黨員的資格。這兩類異質分子的存在，嚴重影響了黨的威望，如果不及時把他們從黨的隊伍中清除出去，不僅會危害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也會造成黨自身的瓦解。鑒于這種情況，列寧指出，“在共產黨員可以合法進行工作的國家里，共產黨應該定期清洗（重新登記）黨組織的成員”[5]254。列寧在執政時期領導俄共（布）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清黨活動。第一次是1919 年俄共（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后為抵御國內反革命勢力與國外武裝干涉而進行的，通過動員人民上前線、舉行征收黨員周活動、黨員重新登記等辦法，將為了個人目的、利用黨員稱號的投機分子與蛻化變質分子清除出黨；第二次是1921 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為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而進行的，這次清黨共清除21 萬人，約占黨員總人數的1/4 以上。經過清黨，黨員的數量雖大為減少，但卻極大地增強了黨的力量和作用、提高了黨員的質量。綜上所述，列寧關于提高黨員質量的思想與實踐，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提高黨員自身素質、清除黨內腐敗分子、增強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提升黨的自身威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爭奪并鞏固意識形態領導權是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關鍵

在領導俄共（布）的政治實踐中，列寧始終致力于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理論與實踐建設，不僅促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誕生與發展，使它起到了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引領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也為人們認同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為鞏固、維護黨的執政權威提供了思想武器與行動指南。列寧之所以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導權建設，并使之成為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有效工具，首先是由意識形態在鞏固政權中的重要作用所決定的。為了鞏固執政地位，執政黨不僅需要借助監獄等暴力機構，對在根本上與之相對的階級進行鎮壓，還需要借助意識形態這一精神力量，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影響和改造人們的思想，為自身的政治實踐提供合理性闡釋與合法性辯護。十月革命勝利后，為了維護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鎮壓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顛覆和破壞活動，列寧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將“強制同說服結合起來”，強制要以說服為基礎。對于掌握國家政權的執政黨來說，說服最重要的辦法就是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通過一種深沉、持久的力量對人們進行思想改造，從而取得潛移默化的效果，是增進民眾對執政黨政治認同的重要方式。其次是由意識形態的黨性所決定的。黨性既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本質特征，同時也是階級性的最高表現。意識形態的黨性原則要求無論是作為載體與工具的宣傳機構還是黨員個人，都必須自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敢于同一切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其原因就在于，盡管布爾什維克黨在政治上取得了勝利，但由于意識形態的滯后性和相對獨立性，其在思想上仍然會受到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威脅并影響著政權建設與黨的執政權威的鞏固。列寧認為，“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舊社會之間并沒有一道萬里長城……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尸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12]。因此，布爾什維克要在堅持黨性原則的基礎上保證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抨擊與批判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對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抨擊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加強，就意味著人們對執政黨的思想、觀念、價值認同的增強。正是基于此，列寧將爭奪并鞏固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上升到事關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生存與發展的高度，并明確指出，誰真正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誰就掌握了人民群眾、掌握了國家政權。

為了鞏固俄共（布）的執政權威，列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捍衛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革命的運動必須要有革命的理論作指導。作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完備最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不僅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正確認識社會發展規律與發展趨勢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而且也為無產階級改造舊世界進而實現自身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因此，列寧強調，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確保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面對國際國內出現的種種歪曲、詆毀馬克思主義的“時髦流派”，列寧主張必須堅決與之開展理論斗爭，馬克思主義“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13]。第二，無產階級政黨要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給工人群眾。這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堅持思想領導的有效方法。針對經濟派崇尚工人運動自發性、降低工人覺悟性等錯誤主張，列寧指出，社會主義理論不可能從工人運動中自發產生，自發的工人運動只能產生工聯主義意識，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受過教育的先進知識分子在構建哲學、歷史、政治與經濟等各種理論的過程中形成的，只有從外部進行理論灌輸與教育，才能使人們理解、接受與認同黨的理論。為此，列寧要求，在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前，俄國社會民主黨要以理論家、宣傳家、鼓動者、組織者四重身份，努力融入到一切階層中去，通過感化和感染等方式使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等學習并接受馬克思主義。在奪取政權之后，布爾什維克黨要借助教育手段實現意識形態的灌輸。教育應該為政治服務。通過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改善其物質生活水平，使他們能夠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者和“擴音器”。第三，為了實現卓有成效的宣傳，列寧提出了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的公式，即“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理論宣傳的最終目的是提高廣大群眾的思想理論水平，增進民眾對黨的執政權威的思想認同。因此，宣傳內容應通俗易懂、深入淺出，要根據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習慣以及受教育程度，借助廣大人民群眾日常生活話語，運用生動案例與典型事例使人民群眾聽得懂、看得明，增強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心任務已從“爭奪俄國”轉變為“管理俄國”，與此相適應，“整個宣傳工作應該建立在經濟建設的政治經驗之上”[5]308。為此，列寧要求革命勝利后黨的報刊要少些政治空談，多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生活，根據人民群眾的實際利益需求及時調整意識形態內容。綜上所述，列寧關于意識形態領導權的論述，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夯實黨執政的思想基礎提供了理論指導與現實借鑒。

六、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根本途徑

列寧認為，任何一個處在激烈斗爭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必然會把進行政治斗爭、奪取政權作為獲取執政權威的基本前提，但是，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完成以后，就必須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提到首位，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也是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后的根本任務和鞏固執政權威的基本點。列寧之所以要將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的中心任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點原因：第一，俄共（布）執政的特殊歷史前提要求其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十月革命前后，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人借口俄國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高度，指責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是違背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倒退行為，是一場歷史的悲劇與錯誤。對此，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世界歷史現實與俄國國情緊密結合起來，闡述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并對考茨基、蘇漢諾夫等人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但列寧在批駁的過程中，并沒有否認他們所提出的俄國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高度的觀點，并承認這是無可爭辯的。正是由于對俄共（布）執政的歷史前提有著如此清醒而明確的認知，列寧指出，用革命手段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是獲得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要想真正地鞏固俄共（布）的執政權威，必須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第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為了爭取農民的認同與支持。工農聯盟是俄共（布）執政的支柱與基礎，這個聯盟不僅是政治軍事聯盟，同時也是經濟聯盟。列寧認為，“我們不是光靠空氣過活的；沒有經濟基礎，我們和農民的聯盟就絕對不能長期維持”[14]。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必須注重改善農民的生產與生活條件，爭取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而要做到這一點，黨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在《論糧食稅》中，列寧指出，只有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才能在改善農民生活狀況的基礎上鞏固工農聯盟、鞏固黨的執政權威。第三，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為了增強國防力量，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國家政權的鞏固是俄共（布）執政權威鞏固的基礎與前提。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俄國處于極不穩定和十分危急的國際環境中，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帝國主義國家熱衷于侵略戰爭，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虎視眈眈。他們利用俄國經濟落后的機會，勾結國內反革命勢力對新生的蘇維埃進行進攻，試圖將其扼殺在搖籃中。對此，列寧認識到，面對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必須盡快發展社會生產力，只有在經濟方面趕上并超過他們，才能在鞏固國家政權的基礎上維護黨的執政權威。列寧強調，“如果我們不能恢復我國的經濟，我們就會被打敗”[5]349。

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如何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論及到的嶄新課題。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俄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具體舉措：第一，大力推廣與發展科學技術。20 世紀初，電力已成為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是最新生產力的代表。一些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開始利用電氣化，這引起了列寧的高度重視。列寧認為，只有在電氣化的基礎上發展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才能消除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以小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分，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高度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此，列寧提出“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3]30的著名論斷。在列寧的倡導下，蘇維埃俄國大力推廣與發展科學技術，通過發展電氣化，極大地推動了俄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二，加強科學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面臨的迫切任務就在于“組織對俄國的管理”。只有學會管理，解決好管理經濟、管理國家這項主要任務，才能把俄國建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為了加強科學管理，列寧一方面對當時歐美國家最新的生產管理方法與制度給予了高度評價，對資本主義的最新成就“泰羅制”進行有批判的學習與合理的借鑒；另一方面在生產過程中實施最嚴格的勞動紀律，“精打細算，節省開支，不偷懶，不盜公肥私，遵守最嚴格的勞動紀律”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已成為促進俄國社會生產有序進行的最迫切的口號。第三，實行對外開放，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共產主義在俄國能否實現，“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15]。盡管從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方面來說，蘇維埃俄國是優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但從現實的社會生產力與規范的生產管理制度方面來看，蘇維埃俄國則居于落后地位，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生產力的方式與途徑、管理國家的經驗，是值得蘇維埃俄國學習與借鑒的。因此，列寧以革命家的膽識與政治家的務實精神，明確提出要對外開放，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有價值的科技成果，充分利用資產階級的資本。第四，依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建設社會主義。繼承人類以往的優秀文化遺產，必然要求正確對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掌握各種知識、技術、經驗的專家。列寧認為，吸收大批知識分子特別是曾經從事過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實際工作者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盡管一些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在政治上與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蘇維埃俄國并不能因此而拋棄他們，并以暴力手段來強制他們工作。因為在當時的俄國，大多數工人并不具備豐富的知識與經驗。因此，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這些專家，既要給予他們高額報酬，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同時也要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以同志式的關懷、共產主義的精神包圍他們，使他們在精神上完全折服于蘇維埃政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綜上所述，列寧關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思想與實踐探索，極大地提高了蘇維埃的經濟發展水平、滿足了人們的生產與生活需要、鞏固了黨的執政權威，同時為中國共產黨如何提升執政績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