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重構：趨勢、動力及中國應對

張 輝，吳 尚，陳 昱

（北京大學a.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b.軟件與微電子學院，北京 102627）

一、引 言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技術革命下運輸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持續下降，推動國際分工由早期的產業間分工、繼而的產業內分工演進為當今的產品內分工。產品生產過程突破了地理制約的枷鎖，在全球范圍內分離和再構，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生產網絡。這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帶來了嶄新的發展機遇，一國不再必須從頭建立起完整產業體系，僅憑借專業化從事某一部門內的特定價值環節或任務就可融入全球價值鏈條中，獲取經濟全球化的收益［1］。

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價值鏈的快速擴張帶動了世界經濟繁榮發展。1995年至2008年間，基于貿易衡量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由35.2%提升至46.1%，基于生產衡量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由9.5%提升至14.2%①數據來源：《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 2021：超越生產》（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Beyond Production），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vcdevreport_bprod_e.htm，純國內生產活動占全球GDP份額不斷下降，復雜的全球價值鏈跨境生產協作成為推動全球GDP增長的主要力量②資料來源：《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全球價值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測度與分析》（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vcd_report_17_e.htm。我國也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逐步成長為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二，制造業增加值世界第一，貨物貿易總量世界第一的新興工業大國。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經濟全球化由高速推進期進入深刻調整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各國間貿易摩擦加劇，全球價值鏈轉向停滯與收縮。截至2020年，基于貿易衡量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為43.8%，基于生產衡量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為12.0%③數據來源：ADB MRIO數據庫，https：//mrio.adbx.online。許多既得利益的發達經濟體為緩解或轉嫁國內矛盾，鞏固自身地位，一方面力促價值鏈中加工制造區段回流，另一方面抑制新興發展中經濟體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而發展中經濟體在原有分工中面臨的地位、收益、機會不平等問題不斷累積，嚴重制約其可持續發展。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加劇了對全球價值鏈的沖擊，隔離措施與供應鏈安全戰略的出臺，制約了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產品與要素的流動，降低了其在原有價值鏈上的生產效率，加速推動著全球價值鏈的重構進程。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價值循環的樞紐，如何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促進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是當前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命題?；诖?，本文將在分析全球價值鏈演進的最新趨勢和特征基礎上，歸納總結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中的主要驅動因素，從而明晰我國所具備的優勢以及所面臨的挑戰，探討如何主動把握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促進企業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助力世界經濟向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

二、全球價值鏈演進的最新趨勢和特征

全球價值鏈在經歷了過去三十年的快速擴張后轉向停滯與收縮。從全球價值鏈參與率來看，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各類活動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均顯著增長。見表1。而近十年中，除商業服務活動基于貿易衡量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有輕微漲幅外，其余活動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均呈現下降趨勢，在初級產品與制造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表1 各類型活動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率變動情況

從全球價值鏈平均生產長度來看，以全球進出口貿易排名前十的經濟體為例，在全球金融危機前，這些經濟體基于前向聯系和基于后向聯系的全球價值鏈平均生產長度均呈現擴張態勢。見表2。而近十年中，這些經濟體基于前向聯系或基于后向聯系的全球價值鏈平均生產長度或多或少地呈現縮減態勢，反映出全球價值鏈的收縮傾向。

表2 全球代表性經濟體的全球價值鏈平均生產長度變動情況

在全球價值鏈發展轉向停滯與收縮的同時，以下特征得以彰顯。

（一）區域化屬性日漸增強

全球價值鏈分工究竟真正是全球性的還是傾向于區域化的，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前就已有爭論。研究發現大多數供應鏈貿易發生在所謂的“亞洲工廠”“歐洲工廠”和“北美工廠”［2］，全球價值鏈在空間布局上逐漸形成了“三個中心”的結構［3］。而近年來，區域化特征越發顯著。其表現在于區域貿易協定呈現蓬勃發展態勢，這些協議涵蓋的主題可以分為“WTO-plus”和“WTO-extra”。前一類屬于WTO當前授權的條款，其中，締約方承擔超出其在多邊層面接受的雙邊承諾如關稅的降低。而后一類包括那些處理當前WTO授權之外的問題的條款，如對勞工標準的承諾［4］?？梢钥闯?，區域貿易協定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各國基于自身利益對于當前WTO條款限定規則的自我擴展。就其規模數量而言，進入21世紀后迎來了快速增長，如圖1所示。特別是2020年至今，逆全球化思潮疊加疫情沖擊，使其增長態勢愈發迅猛。截至2022年9月，全球仍有效的區域貿易協定累計達到354個。就其空間分布而言，在全球范圍內，歐洲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數量最多，高達159份。東亞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數量次之，達到101份。北美洲的協定數量達到50份，排名第四①數據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https：//rtais.wto.org/UI/charts.aspx。協議的數量也可以佐證“三個中心”模式的存在，歐洲與東亞的協議數量遙遙領先于其他區域，其區域內部價值鏈條較為完備。

圖1 區域貿易協定發展情況（1985—2022）

區域化特征還表現在區域內部和外部增加值份額的變化。以全球三大主要經濟區域，東亞及東南亞、歐洲、北美為例，將其總出口分解為國內增加值、區域內增加值、區域外增加值三部分，1995年、2008年及2016年的結果如圖2所示。在全球金融危機前，1995年至2008年間，東亞及東南亞、歐洲的區域內和區域外份額都有所增加，北美的區域外份額漲幅明顯，體現出更多的全球化特征。而2008年至2016年間，東亞及東南亞的區域外份額由17.2%大幅下跌至12.5%②數據來源：通過OECD TiVA數據庫整理計算，結果如圖2呈現。，歐洲的區域外份額雖輕微上升，區域內增加值份額下降，但區域內份額仍然是區域外的兩倍，北美的區域外份額下跌的同時，區域內增加值份額輕微上升。當前，區域外部份額的普遍下降體現出了區域內部聯系的增強，但更多的作用力源自于國內。

圖2 全球三大主要經濟區域內外增加值份額變動情況（1995、2008、2016）

（二）無形資產作用愈加凸顯

無形資產包括與研發設計相關的創新資源、計算機化的信息數據、品牌價值與公司特有人力資本和組織結構等，往往與全球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環節相關，其影響力與貢獻度日漸突出，正成為全球價值鏈的競爭焦點。對無形資產的控制集中，將使反映全球價值鏈中不同環節所實現附加值分布關系的“微笑曲線”（Smiling Curve）③“微笑曲線”理論由Stan Shih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全球價值鏈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可以分為三大環節：生產前端的研發設計環節、狹義的生產（加工制造）環節、生產后端的分銷售后環節。前后兩端的環節與中端的加工制造環節相比，可為產品帶來更高的附加值，從而形成了一條由不同環節與其所實現不同附加值間關系組成的微笑曲線。的兩端趨向更加陡峭。這一作用源自于：對標準、技術和品牌實施更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和法律強制的專有控制，全球價值鏈網絡外部性和無形資產收益增加引起的自然壟斷力量，無形資產沿全球價值鏈的不均衡分布產生的差異性租金，以及對產業鏈活動加強控制產生的創新優勢［5］。

在過去的25年間，根據Brand Finance評估機構的估計，全球無形資產價值從1996年6萬億美元增長至2021年超過74萬億美元，實現了1 145%的天文數字般增長?？v使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近兩年漲幅依然達到近1/4①數據來源：Brand Finance：《2021年全球無形資產報告》，（GIFTTM 2021 Global Intangible Finance Tracker-an annual review of the world's intangible value），https：//brandirectory.com/reports/gift-2021。在全球價值鏈中，無形資產的價值創造顯著高于有形資產，測算顯示，2015年，OECD國家在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中無形資產收益占比為27%，為有形資產的1.5倍，并且這一比例在2000—2015年間呈現上漲態勢［6］。無形資產在全球價值鏈不同環節的收益獲取與該鏈條的驅動方式高度相關。其中，生產者驅動指由生產者投資來推動市場需求，形成本地生產供應鏈的垂直分工體系，主導企業往往是擁有技術優勢、謀求市場擴張的跨國公司。購買者驅動指擁有強大品牌優勢和國內外銷售渠道的企業通過全球采購和OEM生產等組織起來的跨國商品流通網絡，形成強大的市場需求，主導企業往往是很少從事商品生產活動的大型零售連鎖店或品牌商［7］。研究發現，對于諸如車輛、金屬制品和其他運輸設備等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而言，無形資產收益主要在生產前的研發與設計階段取得，占比近60%（見表3）；對于諸如紡織品、家具、玩具和其他制造業等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而言，無形資產收益主要在生產后的分銷與售后階段取得，占比約50%［8］。這說明了主導企業正是通過對無形資產的控制獲取了價值鏈中的巨額收益。并且對無形資產投資越多的企業往往效益越優，根據麥肯錫的研究，在全行業范圍內，頂級增長企業的無形資產投資是低增長企業的2.6倍，而這一比值在以知識為基礎的行業中增加至5-7倍②數 據 來 源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Getting tangible about intangibles：The future of growth and productivity，https：//www.mckinsey. com/capabilities/growth-marketing-and-sales/our-insights/getting-tangible-about-intangibles-the-future-of-growth-andproductivity？cid=cl4c-cml&consentparameter=true&sid=f1222963-fa1b-4ad6-a37b-c259abfaef85。

表3 無形資產服務出口影響下貿易流與收入流的差距對比

通過對無形資產的壟斷，越來越多跨國公司成為“無工廠制造商”，控制外包的生產過程并保留其產品的所有權，強化了一種以外國合同制造商組裝制造有形產品向國際客戶出售無形資產服務的新商業模式。這種模式正挑戰著當前傳統貿易統計系統的適用性與有效性。以中美貿易為例，相關測算顯示，2018年官方數據呈現美國向中國出口了總計405萬美元的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及手機，但2018年美國的蘋果公司財報顯示其在華銷售額就高達519.4億美元，見表4。一家公司的收入流與該行業的貿易流之比已超10 000倍，同樣的現象也體現于服裝和鞋類出口數據與耐克公司銷售額中，這種荒誕的差距反映了無形資產服務出口在官方貿易統計中的遺失［9］。這是由于外國合同制造商完成組裝制造后，直接將產品運往最終消費的國際市場，使得這些產品不需要跨越其所有企業的母國邊境即可實現出口，“無工廠制造商”只需向海關申報制造成本，而產品所包含的無形資產增加值未曾計入任何國家的貿易統計數據。這造成了跨國公司參與全球化真實利得的隱匿，以及全球價值鏈活動的低估。

表4 無形資產服務出口影響下貿易流與收入流的差距對比

（三）發展模式分層與利益分配固化

當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經濟體都參與了全球價值鏈，但其參與程度與所從事的主要任務參差不齊。歐洲和北美進行全球價值鏈的創新活動，東亞主要參與全球價值鏈中先進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而非洲、中亞和拉丁美洲則主要參與全球價值鏈中商品貿易和有限的制造業。盡管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國家轉型為更復雜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形式，如中國、印度以及東歐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由原先通過單一連接形式參與全球價值鏈并處于低端環節，向先進制造業和服務價值鏈轉移，但卻鮮見發展中經濟體能轉型從事創新活動的例子①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在全球價值鏈時代以貿易促發展》（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437。以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仍通過對核心技術以及營銷網絡的掌控，主導著全球價值鏈的利益分配。

需要注意的是除顯性的利益分配以外，事實上發展中經濟體在參與全球價值鏈進行生產的過程中還存在著生態環境方面的隱性投入。工業生產不可避免地帶來對自然環境的負外部性影響。一方面，發達經濟體為了降低環境規制的成本，將一些污染密集型產業從本國轉移到亟需擴大產業規模的發展中經濟體，使得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代替發達經濟體進行污染排放［10］。另一方面，雖然領先的發達經濟體跨國公司對新興市場的子公司有一定的環境指標要求，但隨著它們的關系從全球價值鏈的一級合作伙伴轉向規模較小的二級和進一步的合作伙伴，跨國公司對在新興市場的子公司環境實踐的影響減弱，企業可能出現過度的排污行為［11］?，F有理論認為發展中經濟體在參與全球價值鏈生產時可以通過學習到先進技術來解決污染問題，但這與一國的產業發展水平和學習能力相關，只有當一國在價值鏈中的地位上升，產業水平足以支撐國家參與到更復雜的生產環節而不僅僅是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通過知識外溢學習掌握更多的清潔技術，才能有效減少污染的排放［10］。發展中經濟體由于科技技術落后、資金缺乏以及國際貿易則的約束，被迫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嵌入價值鏈進行生產。

三、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要驅動因素

推動全球價值鏈分工演進的影響因素多種，可歸納為技術進步、經濟特征、政策環境等三大層面的動因。20世紀八九十年代至21世紀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很大程度降低了信息成本與交易成本，使得生產流程的細化分散與復雜跨境供應鏈的協調流轉有利可圖。全球各國間不同要素稟賦（諸如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基礎上形成的生產率差異與成本差異成為企業選擇離岸經營活動的重要因素。伴隨著貿易自由化浪潮下關稅的大幅廣泛降低和各類特惠貿易協定的興起，以及發展中國家普遍奉行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政策，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全球價值鏈快速擴張。然而，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技術進步、經濟特征、政策環境等三大驅動因素都發生了逆轉，新一輪技術革命引領生產模式與組織方式變革，勞動力成本套利模式漸進衰微與外國直接投資回報率逐漸下降，貿易保護主義回歸與各國政策不確定性增強，共同推動著世界發展由“超級全球化”時代進入“慢全球化”時代，全球價值鏈加速重構。

（一）技術進步：新一代信息技術改變全球價值鏈附加值分布

在每一輪國際分工的深刻調整中，技術進步都貢獻了決定性的力量。當前，以工業機器人系統、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物聯網、專業3D打印、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蓬勃發展并加速應用，推動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將生產帶向智能化、精細化、定制化的時代。新一代信息技術是一系列技術的集合，其主要推動力可劃分為兩股浪潮：其一是引入新生產要素的數字化趨勢；其二是使用機器替代人力勞動的自動化趨勢。它們分別通過不同的方式改變著原有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形狀，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方式、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產生深遠影響［12］。

數字化技術的應用進一步降低了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管理成本，有助于高效協調復雜的全球價值鏈，拓展了全球中小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空間。例如，物聯網系統可以更為穩妥精準地規劃產能，合理優化生產過程，通過云儲存與大數據分析可以實現各環節任務的專業化、模塊化與標準化，支持企業進行分散業務管理。在線交易平臺有力地聯通了供需兩端，將全球海量的用戶群體與各色各類的供應資源匯聚一處，提供高質量的搜尋與匹配服務，使得貿易更為便捷、安全與高效。數字支付和金融技術的興起亦助力于跨境交易和融資的進行。與此同時，數字化還增強了產品制造過程中的服務內容，顯著提升了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份額。伴隨著遠程控制、虛擬現實與增強現實技術的進步，服務活動與服務對象可實現物理分離，服務離岸外包成為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新趨勢。在數字化影響下，無形資產的重要地位日益強化，附加值分布向“微笑曲線”兩端轉移。在研發設計端，數字技術可以縮短研發人員與潛在使用者的溝通距離，促成研究與實際需求的緊密結合，使得創新得以精準化實施，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數字技術也可壓縮新產品的開發周期，機器學習的應用弱化了產品設計所需的專業知識，降低了其研發設計成本。在營銷售后端，由于數字技術促進了供應商、生產商、分銷商、消費者間信息全方位流動的集成供應鏈生態系統的形成，企業可以建立及時有效的庫存計劃，快速進行區域間貨物調配，降低商品庫存，從而節約管理成本。數字技術也可通過對銷售數據的分析與刻畫，實現更精準更低成本的營銷，提供更有力更貼心的售后服務，破除空間限制，擴大運營范圍。而中端的制造環節由于融合服務內容，使得工序延長，“微笑曲線”中心部分更為扁平（如圖3所示）。領軍的跨國公司依然會將知識密集型活動和數據密集型活動留在企業內部，以保持對全球價值鏈的掌控力。盡管數字化發展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廣泛空間，但全球價值鏈中的不平等問題與升級挑戰卻并不會因此減退。

圖3 數字化影響全球價值鏈附加值分布改變對比示意圖

自動化技術的應用將削弱發展中經濟體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優勢，進而，可能引致制造階段回流發達經濟體。研究發現，在2010年至2014年期間，機器人投資與離岸外包增長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13］。類似的研究發現回流與工業4.0指數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14］。在自動化影響下，先進的工業機器人可以執行復雜的貫序集成任務，致使原先被分割的專業化活動得以重新捆綁在一起?？鐕緦ψ詣踊I域進行更大規模的資本投資，但往往存在于母國，實現更加直接的治理。隨著機器人逐漸取代低技能勞動力，中端制造環節的附加值有所增長，“微笑曲線”變得更加扁平。與此同時，與機器人應用相關的生產率提高會使整條價值鏈中的總附加值增加，“微笑曲線”進一步向上移動（如圖4所示）。當然，自動化影響在行業間和國別間存在顯著差異，技術可行性和經濟可行性共同決定了制造階段回流能否付諸于行動。目前，汽車和電子等行業已經呈現出增加工業機器人應用的趨勢。紡織和服裝等行業，機器人尚不足以替代勞動者。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自動化挑戰著傳統勞動力競爭優勢發揮效能的空間。但對于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世界制造基地而言，已經擁有了大量工業機器人的庫存，得益于相關技術支持，跨國公司仍有將生產留在原址的動機，制造業回流并不會快速而顯著地發生。

圖4 自動化影響全球價值鏈附加值分布改變對比示意圖

集合了數字化與自動化的3D打印技術顛覆了原本全球價值鏈配置中尋求要素成本差異與規模經濟的動機，創造性地開辟了一種以小規模、本地化為特征的分布式生產模式。與傳統制造不同，一方面，3D打印壓縮了生產所需的勞動力投入，使得企業的經營決策從追求效率的低成本轉為追求市場的國際化。另一方面，3D打印可以在幾乎不增加成本的基礎上生產出各式各樣的產品，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制造業的最低有效技術規模，使得企業的盈利模式不再依賴于大批量生產的規模經濟，而得益于多樣化定制的范圍經濟。3D打印中增加值主要來源于設計和編程階段以及客戶數據驅動的定制活動，其制造環節轉化為一種高度商品化、低附加值的活動，并且由于技術不可分割性要求從原材料到產品統一成型，將推動全球價值鏈布局的縮短與分散。

（二）經濟特征：要素稟賦優勢再塑，市場規模作用凸顯

要素稟賦結構、市場規模等經濟特征同樣是決定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與模式的主要因素。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要素稟賦是影響國際專業化分工的關鍵力量，它塑造了不同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地位。擁有豐裕自然資源的經濟體往往具有高度的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發展中經濟體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是其從事全球價值鏈中加工制造環節的立足點，通常表現為高的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度與低的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較高的資本稟賦能夠促進全球價值鏈的整合和升級，但對于資本匱乏的經濟體而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克服資本相對稀缺的解決方案。以資本的跨界流動來尋求低成本勞動力與自然資源成為先前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的主要力量。然而，近年來，新興發展中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這削弱了與發達經濟體間成本差距的競爭力，從而降低了跨國公司離岸生產的動力。全球金融危機后，FDI增速亦明顯放緩，2010—2019年間，全球年均FDI增速僅為0.8%遠低于2000—2009年間年均增速8.0%的水平①數據來源：《2020年全球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新冠肺炎病毒的大流行更加劇了其下行趨勢，2020年，全球FDI同比大幅下降42%②數據來源：《2021年全球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1，盡管2021年全球FDI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恐難持續這一增長勢頭③數據來源：《2022年全球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2），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2。勞動力成本套利空間的縮小以及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因素使得外國投資收益逐漸降低，導致了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放緩。不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正在影響生產過程中要素使用的相對重要性，一方面，將弱化低技能勞動力的地位，增強資本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將強化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重要作用，從而，重塑各經濟體間的要素稟賦優勢，以全新的生產邏輯重構全球價值鏈。

全球價值鏈的配置不僅取決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要素稟賦差異和生產成本，市場規模也是其中重要影響因素。從供給端來看，龐大國內供應商規?；A上形成的完整產業配套，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前期投入成本，縮短投產回報周期，從而提高企業盈利效率。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搜尋摩擦，以便在生產中斷時及時替換國內供應商，從而降低企業經營風險，進而滿足日益緊張的貿易局勢與不確定性國際政策格局下全球價值鏈對于韌性與穩定性的要求。從需求端來看，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助力下，許多企業為適應多變且競爭激烈的市場，選擇以需求為導向，開啟柔性生產。全球數字化平臺可收集交易數據，使用大數據算法分析與估測消費者需求，進而指導供應商的生產決策，從需求端推進全球價值鏈重構。2013年，WTO同OECD開展的聯合調查顯示，市場需求規模僅次于要素稟賦成為影響跨國公司進行不同環節全球布局的第二大因素［15］。由于價值鏈中不同環節對貼近市場需求的敏感度不同，兩端的研發設計及營銷售后等高附加值環節相較于中端的加工制造環節，更需要深入了解需求偏好，密切跟蹤信息反饋，因此，更要求接近消費市場［16］。隨著新興發展中經濟體的自身市場規模占國際市場規模比重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有意向將價值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包括研發創新等活動，轉移至新興發展中經濟體。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消費需求增長與升級引致的本土市場規模擴大，會吸引價值鏈中附加值高的環節配置到國內，進而給予其實現價值鏈攀升的寶貴機遇。

（三）政策環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貿規則調整

由貿易自由主義向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環境大掉轉，很大程度影響了全球價值鏈的走向。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高漲，諸如出口補貼、許可證限制、外商直接投資限制、公共采購中國內條款的增加等監管措施和非關稅壁壘的出臺，致使貿易扭曲總體激增。根據全球貿易預警平臺數據，2009年以來，各國政府每年新出臺的保護性措施數量就明顯高于自由化措施數量，兩者間差距逐漸拉大但兩者占比仍保持相對穩定，如圖5所示。2018年以來，保護性措施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進一步強化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僅2021年新出臺的保護性措施就達1 970項，為同年新增自由化措施的6倍之多。眾多研究表明，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具有放大效應，它動搖了全球價值鏈的構建基礎，造成巨大的福利損失［17-19］。全球價值鏈中跨越國界從事高度專業化的任務，意味著貿易壁壘的多次發生，將顯著增加貿易成本。與此同時，針對任何經濟體的保護性措施都會沿著供應鏈擴散渠道對其價值鏈上所有貿易伙伴產生連鎖反應。保護性措施嚴厲時還可能導致供應鏈的中斷，這將激勵企業出于安全性與穩定性考量重組其供應鏈，一方面，對外國供應商的合作關系持謹慎態度，可能誘發部分活動轉移回本土；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元化的供應商組合，從而分散政策不確定性的風險，導致全球價值鏈向本土化、多元化方向發展。

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同時并舉，談判制定雙邊或區域自貿協定層見疊出。發達經濟體想要通過國際經貿規則調整，以更嚴格的產品進口質量、設計、安全、環保等進入壁壘或者快速變化的產品升級換代要求，迫使作為代工者的發展中經濟體本土企業持續地向發達經濟體引進更為先進的生產設備或關鍵零配件，限制發展中經濟體高知識密集度產業的創新發展空間。而發展中經濟體想要進一步實現價值鏈攀升，甚至成為價值鏈的管理者，需要進一步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獲得更多的話語權，消除國際經濟規則碎片化，充實國際經濟規則體系［20］。世界各國圍繞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國際合作主導權展開激烈的競爭。獲得經貿規則的制定權，一方面，可以使得該國企業更容易搶占貿易的先機，成為價值鏈條的治理者；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國際貿易的門檻，對相應產品與技術創新進行打壓，阻礙其實現價值鏈位勢的攀升?！犊缣窖蠡锇殛P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協議便是各國爭取國際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和主導權的重要協定，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帶來了重要影響。而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發起“一帶一路”的全球經濟合作平臺，既能夠給自身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促進大區域更頻繁的經濟交往與合作，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又能夠在當今國際經濟格局下為發展中經濟體謀求更為公平和包容的發展機遇，是我國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和演變的重要舉措，將為全球價值鏈重構提供有力的支撐。

四、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下中國的機遇、挑戰及應對

（一）機遇與挑戰

依據上文劃分的三類驅動因素以及全球價值鏈的變化趨勢，可以進一步分析我國在當前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1.在技術進步層面，我國科技創新由過去的跟跑為主轉向并跑伴隨局部領跑，特別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浪潮中努力把握先機，已在多領域躋身全球前列。截止到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45.5萬億元，總量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2013—2021年間年均復合增長率達13.6%①數據來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t20220708_405627.htm。截至2022年7月底，我國5G基站累計建成開通196.8萬個，5G移動電話用戶達到4.75億戶，已開通5G基站占全球比例達60%以上，登錄5G網絡的用戶占全球比例達70%以上，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網絡②數據來源：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https：//www.miit.gov.cn/gzcy/zbft/art/2022/art_43b82cab10da42c2a086486b616257dd.html。當前，我國已經建立了諸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全球性超大數字平臺，在有效搭建全球貿易數字中樞的同時，也通過面向用戶的平臺服務收集數據，進行儲存、分析、處理與應用，可形成數據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把握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動權。但同樣應清醒地意識到，在數字化浪潮下，我國城鄉間區域間數字鴻溝持續凸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依然步履維艱，數字治理體系缺位下市場壟斷、稅收侵蝕、數據安全等新問題接踵而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對我國數字經濟領域進行一系列圍堵打壓，構成了多重挑戰。

2.在經濟特征層面，我國的機遇來自于完備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的消費市場［21］。從供給端來看，自2010年起，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已連續12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③數據來源：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2-07/26/content_5702895.htm。目前，我國是世界上工業體系最為健全的國家，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的所有工業門類［22］。在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下，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高、抗風險能力強，可為全球企業提供更加低廉、便捷、通暢的生產與服務，亦可更好地適配未來全球價值鏈配置中安全性的考量。雖然我國擁有全部工業門類，但尚不能獨立生產某些門類內最頂尖的核心產品。國內企業仍然面臨前沿核心技術缺失，對外依賴度高的問題。以芯片行業為例，目前，我國的中低端芯片基本可以自給自足，而高端芯片則長期依賴進口。2020年，集成電路進口數量為5 435億個，進口總額為24 207億元，同比增長14.8%④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2/t20210228_1814159.html，是國內進口規模最大的行業之一。制造業“大而不強”問題突出，原因在于前沿創新不足。隨著我國科技實力的不斷增強，模仿創新已達瓶頸，要樹立自立自強意識，加快自主創新進程，突破核心技術。從需求端來看，排除疫情沖擊，只考慮其發生前的增長趨勢，自2009年到2019年，我國居民年最終消費支出的增長率均維持在6%以上，其中2019年增長率為6.43%，遠超美國（2.19%）、日本（-0.3%）、英國（1.1%）、德國（1.57%）等其他發達經濟體，且在總量方面僅次于美國，排在世界第二位⑤數據來源：世界銀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E.CON.TOTL.KD。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我國2021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40 823億元，同比增長12.5%。按照年平均匯率計算，總體規模已達到美國的九成。此外，得益于我國開始發展電子貿易平臺，2021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首次突破10萬億元，同比增長12.0%，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已經達到了24.5%⑥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1/t20220117-1826441.html。數字技術發展帶來的網上零售需求的增長趨勢穩固，預計未來將繼續助力我國內需市場的擴大。雖然在消費規模上我國作為擁有巨大人口優勢的新興市場，后勁十足，但是在品牌營銷方面面臨較大的挑戰。一方面，品牌影響力、市場占有率以及全球領導力不足；另一方面在產業規則和標準制定方面話語權不足。2020年，世界品牌500強企業中，美國占據204個，為世界第一品牌大國，法國、日本、中國和英國分別有45個、44個、43個和40個品牌入選，屬于世界品牌大國的第二陣營⑦數據來源：World Brand Laboratory，https：//www.worldbrandlab.com/indexnew/worldbrand.htm。美國上榜的主要公司涵蓋了互聯網（亞馬遜、谷歌）、計算機軟件（微軟）、計算機與通訊（蘋果）、餐飲（麥當勞）、服飾（耐克）、零售（沃爾瑪）、日化（寶潔）、制藥（強生、輝瑞）、金融（摩根斯坦利）等多個行業。中國的品牌主要集中在能源（國家電網、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建筑（中國鐵建、中國建筑）、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招商銀行）、互聯網（騰訊、阿里巴巴）。相對于美國的全面開花，我國的世界知名品牌覆蓋的領域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背靠國家支持的傳統行業，而在日常消費的餐飲、服飾、零售以及日化產業以及計算機軟件、通訊、制藥等知識密集型產業方面的品牌影響力依然不足。

3.在政策環境層面，我國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則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可以為世界各國提供一個廣闊的國際合作平臺，推動更大范圍的國際跨區域合作。這成為當前我國嘗試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協助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截至2021年底，中國已經同147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①數據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隨著大批重點合作項目落地實施，“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已經基本形成，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程度明顯提升。2013—2021年，我國與沿線國家進出口總值從6.46萬億元增長至11.6萬億元，占同期我國外貿總值的比重從25%提升至29.7%；我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累計1 613億美元，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園區為當地創造了34.6萬個就業崗位，而沿線國家在華投資設立企業3.2萬家，實際累計投資712億美元②數據來源：中國網，中共中央宣傳部就“打通內外貿，構建雙循環”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78226289.htm.。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有能力推動“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的進一步發展，并且可以帶領價值鏈上各國一同在世界經濟舞臺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然而，在通過構建我國主導的區域價值鏈，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同時，也應注意到歐美發達經濟體試圖通過新的經貿協議進一步提高貿易標準，我國需要面臨世界經貿格局變化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

（二）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中國應對

1.統籌發展和安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

現代化的產業鏈供應鏈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要素。當前，世界發展已經由“超級全球化”時代步入“慢全球化”時代，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地緣政治沖突的加劇，以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持續沖擊，致使原本高度依存、行之有效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運行受阻，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訴求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增添了顯著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深修內功，穩健發展，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以自身產業體系發展的確定性抵御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是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下應對機遇與挑戰的不二法門。

一要“補鏈”，補齊短板弱項。積極發揮新型科技舉國體制的優勢，協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任務，依托行業龍頭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加快補齊我國在基礎零部件、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基礎軟件、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等領域的短板弱項，重點突破諸如集成電路產業的光刻機、通訊裝備產業的高端芯片、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的軸承和運行控制系統、電力裝備產業的燃氣輪機熱部件、飛機、汽車等行業的設計和仿真軟件等重點行業中關鍵環節的“卡脖子”瓶頸。

二要“固鏈”，鞏固現有地位。堅定不移地走好制造強國之路，筑牢發展根基，持續挖掘“制造大國”的競爭力，警惕轉型過程中過早出現“去工業化趨勢”［23］。要充分彰顯我國產業體系的完備性優勢，用規?；瘶藴驶纳a能力、完整高效的供應鏈體系、優勢互補的產業集群，持續奠定我國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的現實基礎。要加強培育我國吸引全球價值鏈配置的驅動因素，用持續推進的基礎設施升級、營商環境改善、統一大市場建立、高技能勞動者培養等，彌補我國逐漸喪失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同時，對于不再具備發展優勢條件的制造業相關產業，依托我國區域發展梯度差異，強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建設，引導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而非直接向海外轉移。在保證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穩定性的基礎上，也助力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

三要“強鏈”，鍛造新技術領域長板。把握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機會窗口，推動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轉型升級。當前數字技術的加速應用正改變著全球價值鏈生產流程中附加值的分布格局。我國應抓牢數字經濟發展先機，一方面，通過掌握新技術主動權進行產品創新、流程優化、在線市場搭建等，向“微笑曲線”中高附加值的兩端攀升；另一方面，通過智能生產抵消部分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劣勢，降低加工組裝部分的成本。為有力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應繼續加強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對5G基站、千兆光網、數據中心和云計算中心等關鍵基礎設施的前置建設部署，培育滋養數字經濟發展的沃土，助力我國從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向低碳、節能、高效的發展模式轉變。應著力搭建并維護數字化平臺，同時，相應地加強監管，保護消費者數據隱私，防止數字平臺的壟斷，充分發揮其大規模數據的優勢，為生產者與購買者提供一個更加便利高效的在線市場平臺。

2.融通生產與消費，塑造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新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成本競爭優勢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但受制于內需市場的發育不足以及生產方式的低水平擴張，國民消費與本土生產間存在較大程度的脫節。一方面，來自國內的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化、高端化的消費升級需求向海外溢出；另一方面，留在國內的消費需求尚不足以支撐本土企業創新升級的成本，大批本土企業依附于跨國公司，從事加工貿易生產。這種單純依靠低成本要素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方式，從現實條件制約及長遠發展效益來看都難以為繼，我國既無法通過生產者驅動的鏈條學習核心技術推動工藝革新，也難以利用消費者驅動的鏈條獲取營銷網絡促進品牌形成，致使被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24］。

但得益于前期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而實現的經濟迅猛發展，我國形成了日益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鍛造了完整且規模龐大的工業體系。能夠將發展的立足點轉移至國內，把生產和消費有機結合起來，促進生產和消費間的良性互動。消費市場規模擴張的背后蘊含著消費需求的增長與升級，這成為產品實現的保障，通過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推動企業進行自覺或不自覺地技術創新。市場規模擴大所形成的規模經濟可以降低企業的創新成本，增強產品的差異化程度，提升企業競爭力。整個行業規模擴大所產生的外部經濟性與專業化分工也可以提高整個行業的生產率和降低成本，進一步促進企業自主創新活動的開展。由于龐大市場規模的吸引下大批企業進入了同一領域，又可形成競爭效應。企業之間為了獲得穩固的市場份額或豐厚的利潤空間，不得不展開激烈競爭，這促使企業自身進行技術升級。與此同時，在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下，生產體系得到了擴張與升級，從而可以滿足更為龐大、更為多元、更高質量的消費需求，再度擴大消費市場規模，形成循環互動機制。

強化國內經濟循環的主導作用，通過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有力促進本土核心技術的創新、工藝的提升、品牌的形成，通過生產革新創造、引領、滿足更多新層次、寬領域的美好生活需求，從而破解原有價值鏈分工體系下“低端鎖定”的困局。同時，以我國廣闊的市場空間以及完備的產業配套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在我國經濟領域集聚，構建一批“以我主導”并“為我所用”的價值鏈、創新鏈與產業鏈。這也正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要義。

3.聯動“引進來”與“走出去”，形成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

目前，全球經濟存在以中國為樞紐點的“雙環流”體系，其中，一個環流位于中國與北美和西歐等發達經濟體之間，另一個環流位于中國與亞非拉等發展中經濟體之間［25］?？蓮倪@一特征事實出發，以“一帶一路”為重要抓手，實現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相結合，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構建國際經貿合作新規則，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促進世界各國都能共享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和成果。

一方面，在我國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循環中，憑借強大生產體系，與資源豐富、但工業化程度相對落后的亞非拉發展中經濟體形成優勢互補。中國可以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與成功運營管理經驗的分享［26］，在降低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門檻的同時，帶動更多中國商品、中國品牌、中國企業“走出去”。通過與發展中經濟進行互聯互通、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在價值鏈的下環流中，我國可以從事之前由發達經濟體把控的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等高端服務性活動，積累國際化品牌口碑，以海外業務收益投入新一輪技術創新與產品研發中，形成正向循環，破解“低端鎖定”，進一步助力我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促進其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提升。

另一方面，在我國與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循環中，依托廣闊市場空間，可以將先進生產技術、人力資源和管理經驗“引進來”。雖然考慮到我國目前龐大的勞動力群體和地區間發展的差異，仍可繼續承擔全球價值鏈中加工制造環節，模仿與學習其生產技術、設計理念、營銷體系、管理理念等，進一步整合優化自身產業結構，提高落后地區制造業比重與發展質量。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市場規模優勢，而非勞動力低成本或自然稟賦豐富，虹吸全球先進技術、資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價值鏈的上環流中，選擇一種以市場吸引“逆向創新”的策略，把握發達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基于貼近用戶需求考量，向最終消費地轉移價值鏈高端的研發設計等活動的寶貴機遇，促進研發中心在國內建成，通過與本土企業合資合作的方式帶來更為明顯的知識溢出效應。進一步通過“集聚效應”“競爭效應”促進本土企業從事創新活動，從而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

總而言之，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危與機同生并存。要順勢而為，主動求變，方能化危為機，開辟新局。我國應積極把握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的主動權，基于自身完備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的消費市場，重塑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新優勢，合理利用全球“價值雙環流”中的樞紐地位，不斷擴大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影響力，引領國際經貿合作規則向更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構建。在新一輪的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以及制度性話語權，助力本土企業創新，推動產業升級，促進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