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態勢
——基于2013-2021年WOS數據的文獻計量分析

姜 穎，梁桂閣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a.圖書館，b.金融學院，北京 100029）

一、引 言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后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1-2］。2017年5月，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3］成功舉辦；2019年4月，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發表題為《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強調共建“一帶一路”為世界各國發展提供了新機遇［4］。8年來，“一帶一路”建設為全球開放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內外學術界也對“一帶一路”倡議給予了高度重視，涌現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對“一帶一路”的計量研究主要由國內學者進行，如孫挺等［5］（2015）利用CiteSpaceⅢ選取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數據庫中1998—2014年關于“一帶一路”的107篇早期文獻進行了可視化圖譜分析，發現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上，研究重點也主要集中在相關政策研究和合作發展模式探討方面；林春培等［6］（2019）利用Bicomb和SPSS統計軟件，對中國知網（CNKI）數據中2014—2017年“一帶一路”相關文獻關鍵詞進行可視化計量分析，發現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自身發展戰略布局和沿線區域合作兩條主線；趙蓉英等［7］（2018）使用CiteSpace V和Netdraw等軟件對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2013—2017年“一帶一路”相關核心期刊文獻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揭示了核心作者群、高被引論文、基金自助論文數量和研究主題知識流等分布情況；陳風華［8］（2018）利用CiteSpace軟件對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中1201篇中文文獻和77篇外文文獻進行可視化計量分析，發現中外學界“一帶一路”研究存在明顯差異；邱鵠等［9］（2020）利用CiteSpace軟件對2013-2018年間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數據庫中“一帶一路”相關研究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提出當前國內研究應注重深入國別與區域，提高成果的國際影響力等建議?？梢?，國內學者的研究數據主要源于國內數據庫收錄的學術論文，分析國際研究的數據較少。隨著“一帶一路”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合作研究已成為當前眾多學者的選擇，對“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動態的分析和研究現狀的總結，有助于推動我國學者全面參與國際合作研究。因此，本研究利用計量分析和可視化工具，對2013年倡議提出至今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領域發表的期刊論文進行分析統計，繪制科學知識圖譜，以期呈現“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動態，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國際合作論文數是反映國際合作研究趨勢的直觀指標。本文限定題錄作者地址中出現的國別或地區≥2的論文即為國際合作論文，數據源選用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研發 的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系統中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數據庫，構造檢索式：主題=（“belt and road”OR“B&R”OR“one belt one road”），檢索日期限定為2013年至 2021年，文獻類型限定為“Article”，獲得1094條題錄數據。對檢索結果進行整理，去除無關文獻和題錄數據不全的記錄，得到548條記錄用于后續分析，最終檢索時間為2021年1月。

（二）研究方法

合作網絡圖譜能夠反映國際合作中各國家、地區、機構間合作關系的緊密程度、所處的地位等。本文使用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10］的科學計量與知識圖譜工具CiteSpace進行聚類分析和時序分析，梳理國際合作研究熱點與趨勢；利用Excel進行數據分析，通過數值趨勢圖直觀展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成果；同時利用科睿唯安公司研發的InCite工具將SSCI的檢索結果導入分析，從產出規模、合作態勢、影響力等多個角度對國際合作文獻的科研績效進行評估。

三、“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現狀

（一）國際合作發文量、參研國家和地區數量以及研究合作率

1.國際合作發文數量呈現由緩慢增長過渡至高速穩定增長的趨勢。

國際合作發文量與“一帶一路”研究總體發文量呈現一致的增長趨勢，即2015年至2016年緩慢增長，2017年開始快速增長，2018年合作發文量已高達159篇，合作發文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80%，2018年后呈現高速穩定增長態勢，2019年已增至233篇，2020年為231篇。這種增長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深入發展息息相關，隨著“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和參與國家和地區的日漸增多，國際合作研究數量也呈現不斷攀升之勢。

2.國際合作參研國家和地區數量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

隨著“一帶一路”合作國家和地區數量的不斷增多，國際合作參研國家和地區數量也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2015年，國際合作參研對象僅有中國和美國，2016年已增加為中國、澳大利亞、美國、英國、法國、韓國、意大利、加拿大、巴基斯坦等11個國家和地區，2019年之后又增加了新加坡、瑞士、日本、瑞典、荷蘭、德國、馬來西亞、土耳其和比利時等34個國家和地區。核算這期間參研對象國際合作率①參研對象國際合作率=參與合作的國家與地區數量/發文的國家與地區數量，反映國際合作的強度，數值越接近于1說明國際合作的強度越大。，單一年度合作率均高達80%以上?？梢?，“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貿易領域進行深入合作，在研究領域的合作也呈現更加多元化和深入的趨勢。

3.發達國家和地區國際研究合作率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傳統科研強國表現出更強的國際合作意識。

美國作為傳統的科研強國，研究合作率單年度增幅明顯，呈現出由自主研究逐漸轉向國際合作研究的趨勢；中國四年內相關發文均為國際合作論文，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較穩固的國際合作研究關系；巴基斯坦作為倡議的受益國，國際合作率較高；韓國、新加坡和澳大利亞雖然發文數量逐年上升，但國際合作率均表現出下降趨勢。

（二）參研國家或地區科研產出影響力

引用頻次、影響因子等指標可以反映一國或地區科研產出影響力的大小，影響力越大對某領域研究的貢獻也就越大?？偙灰l次是指某國或地區所發表文獻被引次數的絕對加總，學科規范化引文影響力（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CNCI）是基于InCite平臺衡量單篇文獻影響力大小的標準化指標。大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國際合作產出影響力水平較歐美澳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我國無論在自主研究還是在合作研究領域，文獻總被引頻次均居于領先位置，但是引文影響力處于較低位置（見表1）。這與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國和核心國關系密切，我國的建設方針、舉措等都是合作國研究重點，所以相關文獻引用頻次較高；但中國整體科研產出文獻影響力較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文獻質量和合作研究均有待加強；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波蘭、英國、美國無論在自主研究還是合作研究領域產出影響力均處于較高位置，這與發達國家自身科研實力雄厚，同時注重國際研究合作密不可分；新加坡作為自主研究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合作產出影響力卻最低，韓國自主研究和合作研究影響力均較低，亞洲國家和地區應進一步加強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科研合作，提升科研綜合實力。

表1 參研對象科研產出影響力

（三）國家地區合作網絡及機構合作網絡

1.國家地區合作網絡

無論是研究起步階段還是迅速發展階段，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國，長期保持國際研究中心國的位置。在“一帶一路”研究起步階段（2015-2016年），參研對象網絡呈現以我國為中心，分支包含澳大利亞、美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波蘭、泰國和韓國等，我國研究合作對象主要為發達國家和地區，我國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間合作關系較少，總體合作網絡單一；伴隨合作發展與研究的深入，2017年開始至今的合作網絡邊數和節點數迅速攀升，網絡復雜度明顯加大，我國中心位置分支急速增多，與31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科研合作往來，美國、新加坡、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間已形成了多線程連續合作關系，同時也與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研合作關系，逐漸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美英澳新加為重心的“一帶一路”研究全球合作網絡。

2.機構合作網絡

隨著合作與發展的不斷深入，“一帶一路”研究的機構合作網絡也日趨復雜化。研究初期（如圖1所示），全球僅有44家機構參與國際合作研究，主要為中國國內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機構間大多為兩兩合作，節點群體間相對獨立、單一；隨著研究快速發展。中國科學院、英國劍橋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比利時智庫等高水平研究機構率先形成國際合作網絡（如圖2所示），合作豐富度顯著提升，形成以清華大學（中國）、亞洲大學和悉尼大學（澳大利亞）三所高校為中心樞紐的聯結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多所科研院所的核心合作網絡。

圖1 2015—2016年機構合作網絡

圖2 2017—2021年機構合作網絡

（四）國際合作熱點研究主題

根據時區演進（如圖3所示）和關鍵詞聚類（見表2），可以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熱點研究主題按照初期發展、快速發展和穩定發展三個階段進行匯總。

圖3 2015-2021年“一帶一路”合作研究關鍵詞演進時序圖

表2 關鍵詞中心度與頻率統計表(前20位)

1.初始發展階段（2015-2016年）

該階段熱點主題詞為“中國”和“政策”，以理論研究為主，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我國倡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目的、意義等。Wang Yong等［11］（2016）從經濟自由主義的角度分析中國的戰略屬于防御性而不是進攻性，但會提升中國在國際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Cheng Leonard K和Zhou Weifeng等學者結合中國所處的經濟形勢和外部政治壓力，對中國倡議、推動國際合作的動機［12］、目標［13］、路徑［14-15］進行研究，認為中國正在經歷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制定者的角色轉變；在金融體系中，Gabusi［16］（2017）指出亞投行的成立并沒有代表中國對西方主導的自由金融秩序的挑戰，主要目的是促進中國商業的發展。

2.快速發展階段（2017年）

該階段熱點主題詞集中在“貿易”“物流”“多元主義”和“投資”等，原因在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所有實體經濟的合作均需依托物流運輸展開。該階段在理論研究基礎上微觀應用型研究逐漸增多。在對物流基礎設施建設進行的合作研究中，依托實證數據發現了物流成本的降低能夠有效提升貿易量［17-18］。然而，這種影響在發展層次不同的國家存在異質性［19-20］。有效的物流模式會對減少碳排放帶來積極影響，Qiu Xuan等［21］（2018）將船舶共享與環境績效聯系起來，指出班輪公司通過共享船舶可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Zhang Lu和Wu Jing等學者基于網絡的拓撲特征，提出優化航運網絡［22-23］、選擇最具效率中心節點［24］的策略；Sun Jiasen等［25］（2019）從雙標機制的角度出發，為優化國際多式聯運管理提出多條建議；Yang Chen等［26］（2019）發現了物流與經濟協同發展的兩條驅動路徑，優化關鍵影響因子，有助于實現國際經濟與物流的協調發展。

3.穩定發展階段（2018年至今）

“效率”“能源”“可持續”“性能影響”和“氣候變化”為本階段熱點主題詞，關注重點轉向“一帶一路”合作效果的可持續性，展開對于碳排放、水安全等能源環保問題的實際應用型研究。Sun Huaping等［27］（2019）利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發現了貿易合作對環境污染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貿易規模與碳排放呈倒U型；在電力合作中，有學者指出，充分利用非洲的太陽能資源［28］，或是提高火電發電效率［29］，均能有效降低碳排放；Alkon Meir等［30］（2019）以中國在巴基斯坦的水電站建設為例，提出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及建議，以確保亞洲地區的水安全；Zhao C等［31］（2018）測算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全要素能效，結果顯示各國之間能源效率存在差異，部分國家可以優化能源技術選擇、發展規劃和加強監管以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

可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主題與“一帶一路”全球合作發展路徑緊密契合。研究初期合作研究聚焦于探討國際合作中中國地位和中國政策等理論問題；隨著合作不斷深入，研究逐漸轉向針對國際貿易合作物流問題的微觀應用；2018年以后，在全球發展“綠色經濟”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合作建設的環保性、可持續性發展問題自然成為研究主流。

四、我國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中的狀況和表現

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國，在“一帶一路”領域的發文數量位居全球第一，處于國際合作研究網絡的中心地位。

（一）我國作為“一帶一路”研究核心國，合作網絡最為復雜，涉及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

我國已與位于亞歐美大洋洲等的多國建立緊密研究合作關系。其中，澳大利亞、英國、美國、韓國位于第一象限，特點為合作產出規模大、文獻質量高、合作關系緊密，是我國目前高質量合作對象；新加坡和巴基斯坦位于第四象限，特點為合作產出規模較大，影響力接近平均水平，為我國穩定合作對象；土耳其和法國位于第二象限，合作特點為影響力高于平均水平，合作產出數量相對較少，為合作潛力對象；泰國、比利時、馬來西亞、菲律賓和瑞士五國位于第三象限，合作特點為產出較少、文獻質量低于平均水平，為當前合作待加強對象。由此可知，我國應繼續保持與高質量合作對象的密切關系，鞏固與穩定合作對象進行科研合作的力度，拓寬與潛力對象的合作廣度，加大對合作待加強對象的研究深度。

（二）與我國開展合作研究機構所屬地區、類型和數量均相對集中

與我國開展合作研究的機構主要為英美澳等傳統發達國家重點大學，如英國倫敦瑪麗女王大學和倫敦大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猶他州立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西澳大學和科廷大學?？梢?，目前我國開展合作的國際機構所屬國家或地區、類型與數量均相對集中，密度不大，均為位于科研實力較強國家和地區的2-3所大學和科研院所。應進一步拓寬合作地域，豐富機構類型，進一步探索合作研究領域。

（三）我國參與國際合作研究的機構整體產出規模和影響力水平不高，尚未形成穩定的規?；蒲挟a出單位集群

我國參與國際合作研究的機構主要集中在重點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機構整體產出規模和影響力水平不高。如圖4所示，位于第一象限的核心重點影響力機構數量為零；位于第四象限的中國科學院和浙江大學發文數量較多，但綜合影響力較低；位于第二象限的北京大學、深圳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理工大學綜合影響力較高但發文數量較少；位于第三象限的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和武漢大學產出規模和影響力均處于相對較低水平?？梢?，我國尚未形成穩定的規?；蒲挟a出單位集群，應重點關注提高整體科研水平、加強國內國際機構間合作。

圖4 2015至2021年參與國際合作研究的中國機構產出規模和CNCI影響力

五、研究述評與展望

（一）研究述評

本文基于文獻計量和可視化工具，采用2013-2021年WOS數據，對目前“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情況進行分析。綜合上述分析可知：

1.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日漸推進，針對“一帶一路”的研究數量和質量均不斷攀升，國際合作網絡日趨豐富。自2015年以來第一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研究論文出現，SSCI中該領域國際合作發文數量快速攀升，國際合作論文呈現較大影響力，參與國際合作的國家、地區、機構數量穩步上升，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入到國際合作網絡之中，國際合作關系日趨豐富，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美英澳新加為重心的全球合作研究網絡。

2.受國情和研究基礎等因素影響，各個國家和地區所表現出的研究積極性和研究深度差異較大。中國作為“一帶一路”核心國，在國際研究網絡中處于中心位置，但科研產出影響力相對較低；歐美澳新加等國憑借較強的綜合科研實力，在自主研究和合作研究方面，規模和影響力均高于亞洲及其他國家和地區。因此，開展國際合作，實現科研互通，建立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機構之間的研究互補的合作共享關系，對于拓展研究內容、深化國際合作和豐富學術交流渠道具有重要作用。

3.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和合作的不斷發展推進，研究者對于國際合作的認識程度也契合發展路徑不斷深化。從研究層次和研究內容上看，研究從早期關注宏觀層面中國問題的理論解讀轉向微觀應用層面的多元貿易合作、對外直接投資和物流基礎設施問題，以及當前在全球發展“綠色經濟”大背景下，針對“一帶一路”合作中能源環保、效率、性能影響和可持續性發展等微觀應用型研究主題。

（二）研究展望

通過對“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態勢的梳理與研究，本文認為未來國際合作研究應重點關注以下方面：

1.研究力量上，應進一步加強國際范圍內作者與機構的相互合作，從橫向縱向兩方面拓展延伸當前國際合作研究網絡。當前，研究網絡呈現以中國為核心、英美澳新加為重心的格局，隨著越來越多沿線國家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合作研究數量、內容、質量、國別、機構、作者量均會得到進一步提升，國際合作研究網絡也將實現橫向縱向擴展延伸。通過國際合作研究，一方面可借鑒各國政策尤其是科研綜合實力較強國家和地區的科研方針和實現流程、應用研究，創新本土理論實踐成果；另一方面可通過加強與非核心國家地區和未合作國家地區之間的科研合作，提高合作研究的均衡性，綜合提高全球整體研究水平和研究質量，拓寬國際合作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同時，拓展合作機構，除高等院校外，科研院所、政府政策研究部門等研究機構也應給予“一帶一路”研究充分關注，不同機構間的共享與合作對于提升研究成果的國際影響力具有重要幫助。

2.研究層次上，應在完善理論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推進微觀應用型研究，形成理論與應用研究相互支持互補的綜合研究體系。理論研究可在側重“一帶一路”影響下的國際政策解讀和剖析的基礎上，加強符合各國國情的政策、理論、措施研討，同時，側重在全球推進符合本國國情和全球整體利益的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等微觀應用型問題的進一步研究。

3.研究方法上，應加大定量研究比重，實現定性定量互為支持互相補充。目前，國際合作研究正處于穩定發展階段，前期研究多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已成為當前重點發展方向，運用多類型工具與手段的定量實證性研究是當前眾多學者努力的方向。如基于分析工具SATI、Bicomb、Bibexcel、Pajek、Citespace和SPSS等的定量分析，可用于了解、評價和預測類研究；基于貿易引力、GTAP的模型構建，可用于影響測算類研究。

總體來說，“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下新的經濟增長極。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我國已與眾多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跨境投資貿易、生態環境保護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多個領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就此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英美澳新加為重心的國際合作研究網絡。后疫情時代“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仍舊具有廣闊的發展和研究前景，拓寬學術交流渠道、創新學術交流方式、活躍學術交流活動，促進研究領域的民心相通，是提高國際社會“一帶一路”合作研究支持度和參與度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