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與瘋癲：《金色筆記》中的共同體書寫

姜仁鳳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1620）

一、引言

《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的代表作。小說通過描寫中心人物安娜的經歷再現了20 世紀中期的三大重要問題：政治、瘋癲和性別戰爭（Pickering 1990：92），成功書寫了當時的“道德氣候”（Lessing 1973：x）①本文中《金色筆記》的引文皆為筆者根據同一版本（Lessing, D. 1973. The Golden Notebook[M]. New York: Bantam Books）自譯，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頁碼。。二戰給人們造成的深層傷害日漸顯露，炸毀長崎、廣島的原子彈摧毀了人們的傳統信念，動搖了人們對人類文明的信心。人們吃驚地意識到所謂“正義一方”所使用的武器竟然“比敵人用的更具破壞性”（Lessing 1974：65），對錯、好壞、正邪不再涇渭分明。世界局勢動蕩不安，戰爭此起彼伏，暴動頻繁發生，冷戰如火如荼，軍備競賽不斷升級，“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緊張，一種難以言表的不安”（卡爾維諾2012：269），如《金色筆記》開篇所言，“一切都崩潰了”（3）。無疑，人類社會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

“每當社會動蕩或轉型之際，就會有作家對社會群體的境遇、訴求和命運給予高度關注和及時反應，并在創作中精心構思，馳騁想象，從內容到形式對‘命運共同體’予以全方位的觀照”（李維屏2020：55）。萊辛的作品彰顯了她對社會各類群體的廣泛關注和對共同體及其與個體關系的深度思考。萊辛直面人類是群體動物這一事實，她筆下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各種各樣的群體中，特別是與家庭、工作、社會、宗教、政治等息息相關的群體中。她尤為關注人們因身在群體中而易于從眾進而導致個體性消失這一困境，指出“作為群體中的一員，世上最難之事莫過于堅持個體的不同意見”（Lessing 1994：56）。她認為個體能切實推動人類社會發展（Lessing 1994：82），在面對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復雜關系時，人們應該在兩者間找到平衡點。人不是只關注個體良心的、無法交流的、孤單無助的個體，也不是只強調集體良心的集體人，而是一個“負責任的個人”，“負責任”意味著對集體有擔當，“自愿服從”集體，但同時又需要堅持自我，“服從之前必先做自己的判斷”且“永遠不是徹底服從”（Lessing 1974：12）。

在萊辛的作品中，“良心”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交流”“責任”是個體與集體關系研究中的關鍵詞，它們作為共同體理論的核心詞匯，將萊辛的作品與共同體理論聯系起來。在共同體理論中，有學者認為“良心”，特別是“民族良心”，與共同體息息相關，“探究民族良心，就是想象共同體”（李睿、殷企平2021：64）；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把“良心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戴從容2019：VI）；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則更為強調個體良心，認為日?！肮苍凇保╞eing together）的話語交流、經驗分享不過是“閑談”（idle talk），個體要成為真正的自我就應該對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是服從共同體所代表的“他們”（the “they”）（Miller 2019：7）?？梢哉f，萊辛在作品中對集體良心、個體良心以及兩者之間的綿延交流和責任關系的持續關注和反復探討正是她對共同體及其與個體關系的想象，是她“改造社會”（Gindin 1986：9）、構建理想共同體的嘗試。本文針對學界迄今就《金色筆記》的共同體內涵鮮有研究成果的現狀，深度分析小說中指涉的政治共同體和基于情感的深度共同體（the deep community），認為政治共同體內的話語溝通失靈表征著政治共同體的瓦解，而個人情感的缺失和社會情感結構的坍塌則表征著深度共同體的解體，關于共同體崩潰與個體瘋癲的書寫揭示了萊辛對共同體的想象，凸顯了其對共同體與個體共生關系的思考。

二、話語崩潰與個體分裂：政治共同體的瓦解

萊辛是政治共同體的積極參與者與構建者，也是各種進步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與支持者，她曾為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為消除性別歧視和階級壁壘等加入英國共產黨。這種對現實中政治共同體的關注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她踐行了自己的主張，即“作家應該在小說中表現自身所處時代的政治矛盾”（Lessing 1974：70）。但是，正如現實中的英國共產黨逐漸分化解體一樣，《金色筆記》中的中心人物安娜的政治共同體實踐也以失敗告終?！拔膶W家們對于共同體的構想從來都是充分運用會話元素的”（李睿、殷企平2021：63），在小說中萊辛也運用大量會話元素來呈現共同體內無效、荒誕的會話場面，直指共同體內部話語的崩潰，借此表征安娜所在的政治共同體乃至整個英國社會的四分五裂。

會話的態度、語氣與共同體的精神密切相關（李睿、殷企平2021：63）。安娜所在的英國共產黨分支機構的成員們的會話語氣暗示了話語的崩潰，預示著其政治共同體瀕臨瓦解。在此，我們以小說中小組圍繞一本關于“斯大林論語言學”的小冊子展開的會議討論為例加以說明。負責文學評論的萊克斯提議逐句研讀；無產階級作家喬治說“天哪，必須得這么做嗎？從來不是個搞理論的人呢”；負責宣傳的共產黨員克萊夫附和“必須的，我們必須嚴肅認真地開展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迪克說“至少，我們要抓住主要觀點”（300）。于是，萊克斯以“謙卑、充滿敬意的”語氣談起了斯大林。安娜雖然覺得這本小冊子的內容荒謬、語言笨拙，但發言時卻總是不由自主地使用“充滿歉意的”口吻，“興許是翻譯得不好吧”（300-301）。然而，當這些人在酒館或大街上相遇而討論起這本小冊子時，大家卻使用了截然不同的語氣，批評它語言“干巴巴的，令人痛苦不堪”（300）。這說明個體在共同體內外說話的語氣是不一致的。當個體身處共同體內部時，其難以如實表達自身，成員間不能有效交流，這最終容易指向個體的分裂，使得在群體中“人人都是他者，沒人是他自己”（Miller 2019：10）。這是群體對個體的壓制（Lessing 1994：82），也是海德格爾認為的個體對共同體所代表的“他們”的服從（Miller 2019：7）。由此說來，當個體想要擁有自我時，便應回應良心的召喚（the call of conscience）而從共同體中抽離出去（Miller 2019：13）。不僅如此，在小說中，組織內部的主導語氣是“警惕”“輕蔑”“諷刺”“戒備”“惡意”“幸災樂禍”（154-156），暗示了共同體成員在私下互相猜疑、相互推諉、勾心斗角的真實關系，進一步預示著本該賦予個體“共同身份感”（a sense of common identity）的共同體的瓦解。

話語崩潰的另一個表現是個體化語言的喪失，這集中體現在安娜于蘇聯共產黨二十大前后多次收到的工人階級成員的來信中。蘇共二十大前夕，空氣中彌漫著不安，安娜第一次收到的三封來信在措辭、風格、語氣上如出一轍，都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即任何影射莫斯科和斯大林有不妥行為的話語都是工人階級的敵人散布的謠言。蘇共二十大之后，安娜又收到了三封來信，這三封信除了字跡不同，其他毫無二致，都充滿了歇斯底里、自我譴責、內疚和自我貶低的情緒。幾天后，安娜收到了第三批信件，情況依然如此。這種個體化語言的喪失暗示著“人被壓縮成為預定行為的抽象集合體”（卡爾維諾2012：274），共同體對個體的獨特性進行了壓制，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已經失衡。事實上，對照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只有在共同體中，每個人才有全面發展自己能力的手段”（Marx 1996：171）的論斷，我們不難發現，當個體失去其作為獨特個體的語言表達時，其所在的共同體也就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了。

“共同體的一個根本前提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深度溝通/交流”（殷企平2016：74），當話語溝通失靈，共同體就面臨著解體的危機?！督鹕P記》中政治共同體的話語溝通是失靈的，成員之間、成員和組織之間都幾乎沒有真正有效的交流。在集體與個體的關系方面，共同體無力面對真相，不能直面自身在斯大林年代的問題。蘇共二十大后，小說中積極參與政治的人們對蘇共和斯大林獲得了更為理性、客觀的認識，然而人們所在集體無所不在的“非同尋常的禁忌”（301）讓成員個體無法坦誠表達自己，導致個體總莫名自我懷疑，“要么是我瘋了，要么是他們瘋了”，并最終陷入“明明知道自己是對的”，卻在言語表達上不由自主地道歉，或是為自己辯護的境地（297）。人們構建共同體是為了“追求完整，為了結束這種分裂的、令人不滿的生活方式”(161)，最終卻發現自己在共同體內更為迷失、自我分裂更嚴重。

這種話語溝通失靈不僅存在于英國共產黨內部，也體現在不同階級之間。例如，在兒子得了獎學金后，工人階級的蓋茨先生在給中產階級的莫莉家送牛奶時滿臉得意，認為兒子能夠如莫莉所言“上升到中產階級了”（11）。當聽聞莫莉吐槽自己的兒子雖條件優渥卻迷茫不已時，他頗為得意地回道“是啊，就是這個樣子”，并在此后的對話中反復強調“世道本來就是這個樣子”（11）。對階級壁壘深惡痛絕的莫莉恨恨地回道“根本不是什么世道如此，是這個見鬼的階級森嚴的國家的世道”（11），蓋茨先生對此置若罔聞，兩人顯然沒有達成有效溝通。于是，盡管中產階級的莫莉和工人階級的蓋茨先生操同一種語言，但他們卻無法順暢地進行跨階級交流。當然，小說中也不乏對不同階級之間難以進行交流的現實的描寫：工人階級居住區里一個個小房子灰撲撲地趴在那里，丑陋、臟亂，看不見頭，由恐懼和無知統治著，房子里的人“不能，也許也不愿意走進”中產階級的房子；毗鄰而居的中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籠統地以“那些人”相稱，他們之間沒有交談、溝通；更糟糕的是，工人階級的生存境遇甚至是“看不見”的存在，因為當中上層社會成員傍晚乘坐私家車或出租車從這些房子、村子疾馳而過時，所看到的都是一座“街燈綻放，籠罩在迷蒙光亮中的”城市，而這正是當時英國分裂的現狀，即“表面上一切都好——寧靜、溫良，郊區的生活方式，底下卻糟糕透了，充滿了恨、嫉妒，到處都是孤單寂寞的人”（176-177，184，189）。不僅如此，上述對話還揭示了因家庭成員跨越階級而導致家庭這一共同體分裂的可能，從中讀者不難管窺英國不同階級間難以逾越的鴻溝。當家庭成員成功跨越階級壁壘之后，其生活方式變得與父母的大不相同，其說話語氣、措辭也將不同于以往，家人之間的有效交流幾近于無，雙方“無異于陌生人”（189）。由此可見，當共同體中的話語失去了交流功能，這一共同體就與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真正的共同體是無階級的”（Miller 2019：3）背道而馳，逐漸走上了消亡之路。

萊辛通過描寫安娜、莫莉等跨越階級的人物在英國政治共同體內的生活，探討了共同體構建所面臨的巨大挑戰與潛在風險，并且對曾深深影響自己并促使自己加入英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她直言馬克思主義即使“身退”也意味著已經“功成”，因為它已經被充分吸收成為人們日常思維的一部分（xi）。正如萊辛所言，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整體地、聯系地”看待事物的方式和“全球思維、全球倫理”（xiv）在今天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和人們對共同體的想象。

三、情感結構坍塌與個體瘋癲：深度共同體的解體

情感是共同體的重要構成部分（殷企平2016：76），“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是深度共同體的核心要素，只有在深度共同體中，“溝通才成為可能”（殷企平2015：80）。萊辛在《金色筆記》中對此予以深刻探討，著力呈現個體情感的缺失、社會情感結構的坍塌以及由此導致的深度共同體的崩潰和個體的種種瘋癲。

小說中不同家庭的崩潰是情感結構坍塌的重要表現。其中，理查德和瑪麗恩的婚姻代表的是上層社會家庭的普遍狀態。理查德出身豪門，年輕時參加過左翼進步運動，他違背家庭意愿與莫莉結婚，但后來又“迷途知返”與莫莉離婚，回歸原生家庭。憑借自身的商業天分，他將家族企業發揚光大，成功躋身大亨前列并與望族聯姻。年輕的瑪麗恩“溫暖、安靜、文雅”，其家人與親屬的頭銜足以“印在公司的專用信箋上為之增色”（17，26）?；楹?，瑪麗恩懷孕生子，作為“家中天使”的她漸漸失去自我而淪為了理查德招待商界朋友的宴會女主人；丈夫理查德則風流韻事不斷且長期不著家，他的背叛和冷漠讓瑪麗恩崩潰而成為了酗酒者。盡管理查德面對指責義正詞嚴地為自己辯護說背叛妻子是男性生理特點所致，但萊辛卻借莫莉之口一針見血地指出“是情感問題，跟生理沒有半點關系”（31）。理查德和瑪麗恩的婚姻悲劇是整個上層社會家庭狀態的縮影，正如理查德所說，他認識的已婚男人莫不如此，自己“從來沒有看見哪樁婚姻哪怕只是接近它該有的樣子”（30）。小說中醫生保羅和妻子所代表的中產階級家庭也面臨著崩潰。外表體面實則情感荒蕪的保羅只在每天清早回到郊區的家里換一件干凈的襯衫去上班，夫妻二人形同路人。相較于中上層家庭的徒有其表，工人階級家庭的崩潰則如同他們清一色的“狹小、破爛”的房子般赤裸。

事實上，不論是上層階級還是中產階級抑或是工人階級，情感結構的坍塌集中體現在家庭主婦身上。她們被困在由孩子、電視和女性雜志《居家女人》組成的世界里，她們等在家里，“努力留住自己的男人”，努力維護著“家庭”所帶來的“安全感”和“體面”，努力不讓它分崩離析（223）?！督鹕P記》中的女主人們無不“疲憊不堪”“孤單寂寞”“悄悄地瘋了”，因自己的郁郁寡歡而“懷疑自己”，感到“內疚”，認為自己“一定是哪里有問題”（165-167）?！毒蛹遗恕访刻焓盏綗o數信件，寫信人敘說著自己“想象”的各種身體病癥。在萊辛看來，這些女性問題的本質是情感缺失，即她們感到寂寞與被忽視，需要有人關心、看見她們。

不僅如此，情感結構的坍塌還通過性問題得到了更深層次的揭示。借助艾拉和保羅的親密關系，萊辛對性以及兩性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很多深層次問題經常通過性表達出來”（Lessing 1974：80），情感結構坍塌無疑是深層次問題之一。艾拉和保羅在一次聚會上認識后相愛，打動艾拉的是她所感受到的保羅對她的真情，她覺得保羅看她的眼神里透著尊重，沒有絲毫“男人估量女人跟他發生性關系的可能性”的意思，并且他說話的聲音中流露出對她“自然、真切的喜歡”（189，191）。真誠的情感讓艾拉體驗到性高潮，這讓她確信保羅和自己相愛，因為“性對女人來說本質上是情感”，“自然的情感對她們的性滿足感至關重要”（215）。與家庭主婦們的自我懷疑、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毀滅截然不同，自然情感基礎之上的親密關系讓“自由女性”艾拉感到放松、自信，感受到自我完整。然而，正如性高潮讓她相信自己與保羅之間的愛情一樣，正是性高潮的缺失讓她預感到保羅情感的消逝。諷刺的是，男人未給予法律上的妻子所謂的“安全感”和“體面”，也未把情感留給情人，哪怕是情人心中真正的愛情，在男人眼里也只是又一段無關緊要的“風流韻事”（224）。

《金色筆記》出版后被貼上了“性別戰爭”的標簽（Lessing 1974：25）。表面看來，小說講述的是對家庭及親密關系不負責任的男人、崩潰的家庭主婦、被傷害的情人、“自由女性”等的故事。但實質上，它表現了萊辛對現代社會情感問題的深思和對深度共同體解體的擔憂。人們相信“所有情感的盡頭都是財產、金錢、權力”（545），于是千方百計地回避、約束乃至索性拒絕情感，“他們與人相愛，但知道那遠不是全心全意的愛，而是扭曲的愛，因此變得冷漠起來”（545）。個人情感的匱乏乃至缺席，令原本該是“經由身體表達出來的性欲和狂喜的結合”（Rubenstein 1979：83）的性淪為了“冷而高效”的性，使得“每推開一扇門，屋里就有個身心崩潰的人”（658）。這種情感結構的坍塌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無法進行深度溝通，孤立的個體“將自己與世界用玻璃或者冰隔離開來”（544），像一個個“幽靈”（574）般“恍惚游移于各項應盡義務、種種安排好的活動之間”（Shields 1999：40），最終導致深度共同體的解體。

四、結語

“大凡優秀的文學家和批評家，都有一種‘共同體沖動’，即憧憬未來的美好社會，一種超越親緣和地域的、有機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體形式”（殷企平2016：78）。萊辛在《金色筆記》中重現了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通過書寫一個個關于話語溝通失靈和情感結構坍塌的故事，呈現了各種政治共同體和深度共同體的崩潰以及個體所經歷的分裂、瘋癲的生存境況。安娜所在的政治共同體最終分崩離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仰崩塌和階級制度僵化；各種家庭/親密關系名存實亡的深層原因在于情感結構坍塌。萊辛的共同體書寫似乎印證了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描述的“具有自我破壞性的自我免疫體的共同體”（Miller 2019：17）。然而，如同整合的金色筆記從四分五裂的四本筆記中噴薄而出，萊辛對“崩潰”“瘋癲”的正面意義寄予希望——“有時候‘崩潰’是自我治愈、內在自我擺脫錯誤的二分法和各種分類的途徑”（viii）。小說中的個體脫離共同體后并沒有像海德格爾認為的那樣“成為真正的自我”（Miller 2019：xi），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共同體的崩潰導致了個體的分裂甚至瘋癲。這暗示了萊辛關于共同體與個體共生關系的思考：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長，共同體因為個體而生機盎然，個體離不開共同體，因為“只有在共同體中，人的自由才有可能”（殷企平2016：72）。萊辛倡導的人類共同體是個體與共同體相生相成的、生機勃勃的有機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