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韌性測算指標體系設計

劉 靜

(西安交通大學城市學院，陜西 西安 710018)

1 城市韌性研究概述

韌性其本意是“回復到原始狀態”[1]，其體現了系統經受干擾后恢復到平衡狀態的觀點[2]，并強調系統對外部沖擊的承受、調整和保持平衡的能力。在韌性理論方面，加拿大生態學家Holling提出“層次結構、混沌性、適應性循環”理論，解釋了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打破線性思維、穩態平衡性思想，實現跨尺度動態交互循環及系統創新性的突破，為城市韌性理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3]。

對城市韌性的研究，學者們也有不同的觀點：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將韌性定義為用于描述一個系統能夠吸收干擾，同時維持同樣基礎結構、功能的能力和適應變化的能力[4]；趙瑞東、方創琳、劉海猛認為，城市韌性是由城市經濟、社會、制度、生態、基礎設施等人文、環境系統組成的高度復雜耦合系統[5]；邵亦文、徐江提出，城市韌性作為一種城市風險治理的新思路，重點提升城市系統自身組織、功能協調、適應不確定性的能力[6]；徐耀陽、李剛、崔勝輝等認為，城市韌性要關注自然要素和人為因素變化所具有的可塑性[7]；埃亨(Ahern)認為，韌性城市應具備5個要素：多功能性、冗余度和模塊化、生態和社會多樣性、多尺度的網絡連結性、有適應能力的規劃和設計[8]。

在城市韌性的評價方面，Schl?r等提出了包括生產力、基礎設施、生活質量、公平和環境可持續性的城市韌性指標[9]；Burton提出了包括社會、經濟、制度和基礎設施的社區韌性指標[10]。彭翀、郭祖源、彭仲仁提出，從韌性內涵出發評估城市韌性，圍繞能力、過程和目標3個維度進行[11]?？梢?，學者們在城市韌性方面的研究成果較豐富。

另一方面，學者們對于創新的研究經歷了3個階段：線性創新-創新系統-創新生態系統。其中，線性創新基于新古典經濟理論與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創新是企業依靠“需求+科研”雙螺旋動力機制并通過企業單體內部建立研發機構而自主進行，最終通過產品來實現創新價值；線性創新理論主張創新來源于企業單體內部的自主研發，但卻因難以適應快速變化的技術發展而導致我國創新能力不足[12]，1948年由貝特朗菲提出的系統論能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13]?；诖?，郎德沃爾于1985年率先提出“創新系統”的概念[14]，強調“企業的創新并非是孤立的，而是與其他組織相互協作和依賴”[15]，之后學者們對此展開研究，提出該階段依靠“政-產-學”三螺旋動力機制獲得來自企業外部的創新源[16]，通過“服務+產品”的載體實現創新價；90年代之后學者們從生態學角度認識“創新生態系統”及硅谷的優勢，2004年12月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報告并主張在美國形成一個21世紀的創新生態系統[17]。自此，創新范式正式進入到創新生態系統階段，采用國內代表學者張貴的觀點，認為創新生態系統既是一個由創新源、創新物種、創新群落、創新鏈、創新網絡組成的類似自然生態的復雜系統，又是一個不斷演化和自我超越的系統[18]。經過這3個創新范式的演變，其研究主題也經歷了“可持續發展，開放創新、價值創造和協同創新”3個階段[19]。

但將城市韌性與創新生態系統相結合的研究成果極少，國內學者梁林、趙玉帛、劉兵于2019年首次基于韌性視角提出國家級新區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韌性化理念，構建了韌性評價指標體系以及預警模型，結果表明，我國新區具有一定的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20]。

然而，從2020年初開始，我國乃至全球都在經歷這場新冠病毒帶來的疫情，這對于城市創新來說無疑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那么各主要城市創新生態系統是否具有一定的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這就需要對各主要城市的創新生態系統韌性進行有效測算?；诖?，首先以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韌性作為測算對象，以新冠疫情作為測算背景，建立一套融有新冠疫情特點的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韌性測算指標體系，以此衡量后疫情下城市創新生態系統的韌性水平。

2 城市創新生態系統測算指標體系的調整與解讀

結合梁林、趙玉帛、劉兵提出的國家新區創新生態系統韌性評價指標體系[20]，并對其部分指標進行調整，形成一套融有新冠疫情特點的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韌性測算指標體系。

首先，該指標體系在測算維度方面依然按照進化性、流動性、多樣性和緩沖性4個維度進行韌性的測量。其中進化性是基于生態視角，認為系統為了適應環境，創新主體通過不斷自適應、自調節來促進自我成長的能力[21]，呈現出一種螺旋式的上升結構，因此，從韌性視角來看，進化性越強，意味著韌性越好；多樣性強調組織成員在某一屬性上的分布特征以及差異化程度，其研究重在探討多樣性和組織產出之間的關系[22]。而創新主體的多樣性意味著系統的“創新基因庫”，多樣性越豐富，主體數量種類越多，則“創新基因庫”就越豐富強大，可挖掘的價值越多，同時創新主體的異質性能夠增強個體或種群之間的關聯，使其之間的凝聚力水平擴大，密度增強，并利于降低生態位重疊度，從這點來看，創新主體的多樣性能夠使整個系統更加穩定和健康[23]，進而使其面對外界沖擊時能更好地應對和恢復。因此，選擇多樣性作為衡量系統韌性的一個指標是有必要的。那么對于該維度的測量依然按照從微觀到宏觀的邏輯思路從3個方面衡量，即人才-高校-產業；在流動性方面，目前多數學者在創新生態系統的概念中均體現出了“創新系統論”中的核心點：協同合作創新及復雜網絡思想。而通過協同合作實現創新的本質在于創新主體間的各種能量流動和共享，才能實現知識的內化和創新觀點的出現，因此，在創新生態系統的評價中，“流動性”的評價必不可少；在緩沖性方面，韌性理論認為系統對于外部化境沖擊的應對需要依托內部豐富的資源和結構，產生抵御外部沖擊的緩沖力，以助力系統功能的恢復和進化[23]。而基于緩沖性是依托于足夠豐富的內部資源，因此可從醫療資源、文化休閑資源、體育運動資源、經濟資源、自然環境資源、知識資源和技術資源等多方資源進行測量。

其次，在具體實測指標的選擇上，結合新冠疫情對醫療資源的需要，進行了部分指標的調整。

借鑒楊素志、路世昌，覃荔荔，王道平，周超等，王洋，郭燕青等在創新生態位評價指標中均通過“新產品開發項目數”指標來衡量創新產出力量的作法，添加“新產品開發項目數”指標，以此完善對應用創新產出的衡量；在衡量多樣性的4個指標中，適當結合新冠疫情對醫療資源的需要進行指標調整。其中產業分布劃分為制造業、建筑業、金融業、醫藥業等19個產業；而高校分布上，不再按照高職、本科、研究生院校進行劃分，而是按照學科屬性的不同進行分類，將醫學科納入進來，包括工科、綜合、醫藥、師范、農業、藝術、政法、語言、體育等學科；就業人員的學歷分布按照高職、本科、碩士、博士來進行分類；在知識資源和基礎創新產出指標中采用“高質量論文數”來衡量知識產出，其包括“SSCI論文數、SCI論文數、CSCD論文數、EI源刊論文數、CSSCI論文數、北大核心論文數”，全面衡量包括理工、管理、教育、藝術、醫藥、體育、心理等不同學科的國內外高質量論文產出量；資源方面的衡量指標主要涉及區域文化、體育、醫療、養老保障、旅游休閑等方面。由于目前全球正處于后疫情時代，因此，在衡量城市社會環境資源中增加“醫院床位數”和“醫師人數”來衡量各城市的醫療水平及資源，增加“體育場館數”來衡量城市的體育運動方面的資源，增加旅游休閑收入來衡量該區域的休閑生活資源能力；自然環境中主要衡量水、綠地、空氣質量3個方面，其中空氣質量采用公眾更關心的可吸入細顆粒物年均濃度來衡量。

經過上述一系列調整，形成適用于各個城市的創新生態系統韌性評價指標體系(表1)。

表1 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韌性評價指標體系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ilience

續表1

3 結論

通過對創新生態系統與城市韌性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發現，目前對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進行韌性研究的成果較少，尤其是鮮有結合疫情特點的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韌性的測算研究，基于此，可在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融入新冠疫情特點，構建一套適用于疫情狀態下的城市創新生態系統韌性測算指標體系，但該指標體系還需在后期研究中通過實證測算各城市的創新生態系統韌性水平，以驗證該指標體系的有效性和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