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及碳關稅影響研究

任亞楠，田金平，陳呂軍 ＊

（1.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北京 100084；2.清華大學生態文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引言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但全球氣候治理規則尚未確立，并日益成為國際貿易合作和競爭的新熱點[1]。對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是發達國家一直呼吁的應對氣候變化路徑[2]，以期通過這一“貿易保護氣候牌”主導貿易新規則的制定。2021 年7 月，歐盟委員會正式啟動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立法進程，要求首批納入的水泥、鋼鐵、鋁、化肥、電力等五大行業的歐盟進口商，自2026 年起根據其進口產品及其上游原材料生產過程中的直接碳排放[3]，參照歐盟碳市場價格繳費購買相應的碳許可[4]。根據2022 年6 月22日歐洲議會通過的對該法案的修正意見稿，歐盟碳關稅將推遲一年，于2027 年起正式開征；行業范圍增加了有機化學品、塑料、氫和氨，未來會進一步擴大直至2030 年前覆蓋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ETS）的所有行業；除直接碳排放以外，與外購電力相關的間接碳排放也被納入征稅范圍，最終同時覆蓋直接和間接碳排放[5]。除歐盟以外，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也在積極探索實施碳關稅政策的可能性[6]。未來，發達國家在碳邊境調節問題上將呈合流之勢，沖擊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全球合作框架[7]。

碳關稅本質上是一種單邊舉措，是發達國家轉嫁減排責任和成本、提升自身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這既違反了WTO 非歧視原則，也不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制度安排。在現行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下，碳關稅政策將沖擊發展中國家碳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我國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出口產品偏基礎性、大宗性和原料性，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高。發達國家碳關稅政策將增加我國產品的出口成本，進而使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受損。為此，亟須高度重視碳關稅政策的影響，著力深化科學研判，強化系統綜合應對，為我國在外部環境演變復雜形勢中贏得更大戰略主動。具體來看，我國不同產品出口貿易額和貿易伙伴結構大相徑庭，貿易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存在顯著差異，這意味著我國不同產品的出口貿易經濟收益受碳關稅政策的影響程度也有所不同[8]。工業產品在我國出口貿易及貿易隱含碳排放中均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為此，準確測算我國各類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和經濟效益，既是科學評估和防范碳關稅影響的基礎，也是關鍵的技術難點[9]。

現有多項研究運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核算了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許英明等運用投入產出模型和世界投入產出表核算了2020 年我國鋼鐵、鋁、化肥和水泥四大行業對歐盟27 國出口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量及可能被征收的碳關稅[1]。劉斌等運用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和我國投入產出表測算了2018 年我國21個行業對歐盟27 國的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進一步按照歐盟可能的征收標準和征收范圍分析了我國因歐盟碳關稅政策可能遭受的經濟損失[8]。但是，現有研究仍然需要提升以下方面：①沒有足夠高的產品分辨率[10]，無法支撐碳關稅政策對我國特定產品部門出口的潛在影響分析；②已有研究基于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預估了我國可能繳納的碳關稅，但仍未結合貿易經濟增加值指標定量分析碳關稅對我國出口貿易經濟收益的影響；③尚未基于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分析，預測我國在與除歐盟以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因碳關稅政策可能增加的經濟成本。因此，本研究通過運用基于環境拓展的投入產出分析方法（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Input-Output Analysis，EEIOA），填補上述研究空白。

在宏觀和中觀尺度上，EEIOA 的三種模型被廣泛應用于貿易隱含碳排放核算：單區域投入產出分析模型（Single-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SRIO）、雙邊貿易隱含排放分析模型（Embodied Emission in Bilateral Trade，EEBT）和多區域投入產出分析模型（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MRIO）。以上三種模型的關鍵區別在于系統邊界界定（對進口的中間產品的環境影響的分配方式）、技術假設和模型復雜度[11]。SRIO 模型關注與單一國家的總消費相關的排放，同時考慮該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中的隱含排放[12]。在該模型下，將世界其他地區聚合為一個區域，并通常假定國內外的生產采用相同的技術（進口替代假設）。EEBT模型同樣考慮與一國總消費相關的排放，但該模型按照貿易伙伴對貿易進行分解并采用差別化的排放因子，從而放寬了進口替代假設。EEBT 模型通常被用于分析國家間的雙邊貿易及其隱含排放[13,14]。MRIO 模型將投入產出分析擴展到多區域層面。分別使用EEBT 模型和MRIO 模型計算出的全球排放量是一致的，但是兩者對國家排放和部門排放的分配方法有所不同[15,16]。SRIO 模型和EEBT 模型沒有區分進口商品是用作最終消費還是中間消費，而是將進口商品生產的所有環境影響都分配給進口國，可以回答例如“出口塑料制品增加了中國多少國內排放”這一問題，更適合分析一國貿易的整體情況或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關系及其環境影響轉移；MRIO 模型區分了用作最終消費的進口和用作中間消費的進口，某國出口貿易的隱含碳排放量為生產該國出口的最終產品的全球總排放量，可以回答例如“用于他國最終消費的美國塑料制品的生產帶來了多少全球總排放”這一問題[17]。

碳關稅計算并不區分進口商品是作為中間產品投入到進口國的生產中還是用于最終消費，而是關注雙邊貿易關系及其隱含排放，因而本研究采用EEBT 模型進行貿易隱含排放及碳關稅的測算。首先，本研究結合貿易額、貿易增加值和貿易隱含碳排放三個指標分析了我國各種工業產品的出口貿易現狀；通過對比我國與其他區域工業產品的碳排放強度，識別了我國易受碳關稅政策影響的高碳排放強度產品；在我國出口貿易伙伴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采用情景分析法分別模擬了歐盟、所有發達國家以及我國所有貿易伙伴分別征收碳關稅對我國不同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經濟收益的影響；進而為我國有效應對碳關稅政策、防范對外貿易風險、全面提升外貿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提供對策建議。

1 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1 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和經濟增加值測算

本研究中我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含義為我國出口商品的生產所增加的國內碳排放，即同時覆蓋直接排放和間接排放。EEBT 模型可用于定量核算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

投入產出模型的核心表達式如式（1）所示：

式中，x為總產出向量；y為最終需求向量；A為技術系數矩陣；L=(I-A)-1，其中，L為列昂惕夫逆矩陣或總需求矩陣[18]，表征由最終需求的單位變化所引發的社會經濟系統總產出的直接和間接變化[19]。

某一特定區域r的總產出xr有兩種用途，其一是滿足最終需求，其二是作為中間產品投入到下一步生產中，所以xr可用式（2）表示：

式中，Zr=Zrr+∑s≠rZsr，表示區域r生產活動中的本地和進口中間投入；yr=yrr+∑s≠rysr，表示區域r的最終消費；∑sers=∑s≠rZrs+∑s≠ryrs，表示區域r的總出口；∑sesr=∑s≠rZsr+∑s≠rysr，表示區域r的總進口。

根據投入產出分析中生產技術基于固定比例的關鍵假設，區域r部門i單位總產出的直接碳排放/直接經濟增加值以及區域r用于最終消費或出口的單位產出引致的本地總碳排放/總經濟增加值Gr可分別用式（3）和式（4）表示：

從區域r到區域s的部門i出口導致區域r增加的碳排放/經濟增加值和區域r部門i出口貿易隱含的總碳排放/總經濟增加值可分別用式（5）和式（6）表示：

本研究數據來源為多區域投入產出數據庫Exiobase V3.8.1[20]。該數據庫具有詳細、一致的部門分類，依據聯合國《全部經濟活動的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ISIC）①https://unstats.un.org/unsd/classifications/Econ/isic。，將所有經濟活動劃分為200 種產品/產品小類（詳見Stadler 等研究[20]的補充材料9②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iec.12715。）。其中，隸屬于工業部門的采礦業和制造業分別涵蓋了23 種和85 種產品，增加了可視化難度。因此，本研究依據ISIC 的產業分類結構，對產品貿易額較小的相近產品類別進行合并，最終確定了40 種工業產品類別，其中采礦業12 種、制造業28種。為方便后續開展碳關稅影響的情景分析，本研究將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劃分為歐盟27 國（不包括英國）、（除歐盟以外的）其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數據庫中的碳排放數據更新至2019 年，為了與歐盟CBAM 保持一致，本研究中的碳排放為包含二氧化碳（CO2）、一氧化二氮（N2O）和全氟碳化物（PFCs）在內的總溫室氣體加權排放量[5,21]，權重為相對于CO2的100 年全球增溫潛勢。數據庫中的經濟數據為2005 年歐元不變價。

1.2 碳關稅對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影響的情景分析

本研究設計了三種情景模擬碳關稅政策對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經濟收益的可能影響：

（1）情景一：鑒于目前只有歐盟正式啟動了碳關稅政策的立法進程，在該情景下，我國出口到歐盟27國的工業產品會被加征碳關稅。

（2）情景二：我國出口到所有發達國家（包括歐盟27 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均會被加征碳關稅。

（3）情景三：我國出口到所有貿易伙伴（包括歐盟27 國、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產品均會被加征碳關稅。

按照式（7）分別測算三種情景下我國40 種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可能被征收的碳關稅。由于現階段我國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僅覆蓋了電力行業，且碳價遠遠低于歐盟碳市場價格，因此暫不考慮其對碳關稅的抵扣效果。在碳關稅計算中統一采用2021 年底歐盟碳市場價格（現價約為80 歐元/t 碳[22]），并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歐盟消費者價格指數③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FP.CPI.TOTL.ZG。折合成2005 年不變價（約為62 歐元/t 碳）。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鑒于目前各國的碳關稅政策動向及碳價水平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本研究有意探索極端條件。因此，上述情景僅可作為衡量未來可能發生變化的工具而不能用作預測，實際情況存在于本研究評估的各情景之間。

式中，CPs為區域s的碳價。

2 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及碳關稅影響分析結果

2.1 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額、經濟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

2019 年，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總額為22 486.0億歐元，占全球工業產品貿易總額（149 224.5 億歐元）的15.1%。相應地，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為我國帶來了17 658.0 億歐元增加值和18.1 億t 碳排放，在全球工業產品貿易增加值（111 753.6 億歐元）和隱含碳排放（71.0 億t）中的占比分別為15.8%和25.5%，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128 119.1 億歐元）和國內總碳排放（103.4 億t）中的占比分別為13.8%和17.5%。由上述分析可知，工業產品出口貿易使我國承擔了相較于自身出口經濟收益占比約1.6 倍的碳排放責任，在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突出貢獻的同時，也更高比例地增加了國內碳排放包袱。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中存在的國內碳排放增量和國內經濟收益失衡的現象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和“雙碳”目標的如期實現。

在40 種工業產品中，我國出口貿易遙遙領先的以制造業的多類終端產品為主，包括各類機電產品、化學品、家具、服裝、金屬制品和塑料橡膠制品等（圖1）。其中，我國出口最多的是機電產品，2019 年出口貿易額為12 006.3 億歐元，在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總額中的占比高達53.4%；并為我國帶來8998.3 億歐元增加值和8.0 億t 碳排放，在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中的相應占比分別為51.0%和44.3%。其中，無線電電視通信設備是我國出口最多的一類產品，2019 年我國出口貿易額為4394.1 億歐元，為我國帶來的經濟增加值和碳排放增量依次為2869.9 億歐元和2.3 億t。我國出口貿易額居中的工業產品以制造業的多類中間產品為主，包括基本鋼鐵、非金屬礦物制品、精煉石油產品和塑料樹脂等。我國出口較少的工業產品以采礦業的多類初級產品為主，包括鎳礦石、貴金屬礦石、銅礦石、鉛鋅錫礦石、鋁礦石、鐵礦石等金屬礦石和煤炭、原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結構符合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貿易特征。

圖1 中國各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額、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及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2019年）

在首批納入歐盟CBAM 的四類高碳工業產品中，我國出口最多的是鋼鐵，2019 年出口貿易額為636.1億歐元，占全球基本鋼鐵貿易額的14.0%；同時，基本鋼鐵貿易為我國帶來537.7 億歐元增加值和1.2 億t碳排放。其次是鋁及其制品，2019 年我國出口貿易額、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依次為172.1 億歐元、147.8億歐元和0.2 億t。我國化肥和水泥出口量較小，2019年化肥出口貿易額為81.0 億歐元，出口貿易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分別為66.9 億歐元和不足0.1 億t；2019年水泥所屬的水泥石灰石膏類產品的出口貿易額為41.5 億歐元，出口貿易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分別為36.0 億歐元和0.5 億t。因此，在歐盟委員會最先提出的CBAM 方案的行業范圍下，我國受影響的主要是鋼鐵和鋁的出口貿易。2019 年我國化學品①此處計入煉焦爐產品、精煉石油產品、除化肥和塑料樹脂外的其他化學品共三類化學品。和塑料②此處計入塑料樹脂和塑膠制品共兩類塑料相關產品。的出口貿易額分別為1753.9 億歐元和1015.2 億歐元，出口貿易增加值分別為1256.2 億歐元和801.2 億歐元，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分別為1.9 億t 和0.6 億t。因此，由歐洲議會通過的CBAM 法案的修正意見稿對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顯著增加。

我國各類工業產品的碳排放強度為0.6～7.5kg 碳/歐元（圖2a），產品與產品之間差異巨大。碳排放強度高的工業產品主要包括鉛鋅錫、鋁、鎳、銅等金屬礦石，非金屬礦石，以及各類金屬和非金屬制品，碳排放強度均超過2.0 kg碳/歐元。礦物開采及金屬冶煉的耗能大、產品附加值低，因而碳排放強度高。我國碳排放強度低的工業產品主要包括食品飲料、紡織品、服裝、塑膠制品、家具等輕工業產品，以及醫械精儀光儀、計算機械、通信設備、運輸設備等機電產品，碳排放強度均低于1.0 kg碳/歐元。輕工業產品的碳排放低，機電產品的經濟附加值高，因而這兩類產品的碳排放強度均較低。

我國工業產品碳排放強度較世界其他區域總體偏高見圖2b。在40 種工業產品中，我國碳排放強度低于歐盟27 國的僅有4 種，即煉焦爐產品、鐵礦石、天然氣和其他有色金屬；低于其他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僅有煉焦爐產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工業產品也只有5 種，即煤炭、煉焦爐產品、化肥、紡織品和食品飲料；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工業產品有10 種，包括煤炭、塑料樹脂、紡織品、食品飲料、服裝、化肥、天然氣、家具、木材制品和非金屬礦物。

圖2 中國各工業產品碳排放強度及與各區域的比較（2019年）

2.2 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伙伴結構

2019 年，我國與歐盟27 國、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額依次為2324.5億、7564.6 億和12 596.9 億歐元，各區域占比依次為10.4%、33.6%和56.0%；貿易增加值依次為1854.8億、6018.6 億和9784.6 億歐元，并分別轉移1.8 億、5.9 億和10.4 億t 碳排放至我國（圖3a）。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占比接近一半，一旦其他發達國家效仿歐盟采取碳邊境調節政策，我國出口貿易將會深受影響。

我國各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貿易伙伴結構差異巨大，發達國家占比范圍為0.05%～94.7%（圖3b）。發達國家占比高的前五類工業產品皆為采礦業產品，包括鎳礦石、鐵礦石、煤炭、貴金屬礦石和原油。發達國家占比高的還包括計算機械以及多類輕工業產品，例如家具、服裝和木材制品等。發展中國家占比高的工業產品以中間產品為主，包括貴重有色金屬、基本鋼鐵、鋁及鋁制品、銅及銅制品等多類基本金屬及其制品，精煉石油產品、煉焦爐產品、塑料樹脂等中間化學品，以及紡織品、紙制品等。我國各類機電產品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比例基本持平。

圖3 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的貿易伙伴結構（2019年）

2.3 中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碳關稅

在情景一下，即當歐盟27 國對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征收碳關稅時，我國每年要被加征112.5 億歐元的碳關稅，占我國對歐盟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額及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依次為4.8%和0.5%，我國對歐盟出口貿易的經濟收益（以增加值計）以及我國出口貿易的總經濟收益分別下降6.1%和0.6%。在情景二下，即當所有發達國家均對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征收碳關稅時，我國每年要被加征481.4 億歐元的碳關稅，分別占我國對發達國家出口貿易額及我國出口貿易總額的4.9%和2.1%，我國對發達國家出口貿易的經濟收益及我國出口貿易的總經濟收益分別下降6.1%和2.7%。歐盟CBAM 立法進程的推進及主要發達國家對碳關稅政策的表態支持，將可能引發一些發展中國家出臺報復性的碳關稅政策。在情景三下，即當我國所有貿易伙伴均參照EU-ETS 的碳價水平對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征收碳關稅時，我國每年要被加征1123.0 億歐元的碳關稅，占我國出口貿易總額的5.0%，我國出口貿易總經濟收益將下降6.4%。其中，由歐盟27 國、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征收的碳關稅占比依次為10.0%、32.9%和57.1%。因此，我國同樣需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碳關稅政策的相關進展。

在上述三種情景下，我國出口貿易繳納碳關稅排在前列的工業產品都主要包括了各類機電產品、化學品、金屬制品、家具、非金屬礦物制品、服裝、皮革、鋼鐵、紡織品和塑膠制品等（圖4），排在前15 位的工業產品繳納碳關稅的合計占比依次為93.5%、91.9%和89.3%。以上結果表明，在我國制定和實施減緩碳關稅負面影響的對策時，需要以上述重點產品為主要抓手。

圖4 不同情景下中國各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碳關稅（2019年）

澳大利亞碳排放交易體系于2018 年和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完成對接。英國在退出歐盟和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之后，于2021 年1 月起正式推行本國的碳排放交易體系。美國是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量最大的單體國家。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發展中國家，并于2021 年底提出了將在2070 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情景三下我國對上述四個重點國家出口貿易碳關稅情況，如圖5 所示。2019 年我國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額分別為4051.8 億、436.7 億、293.7 億和755.4 億歐元，相應貿易增加值分別為3238.1 億、350.8 億、234.5 億和581.7 億歐元，并分別隱含了3.1 億、0.3 億、0.2億和0.7 億t 碳排放。在情景三下，我國在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印度的工業產品出口貿易中分別要被加征191.0 億、21.2 億、15.2 億和41.2 億歐元碳關稅，分別相當于我國對上述四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額的4.7%、4.9%、5.2%和5.5%，相應出口貿易經濟收益分別下降5.9%、6.0%、6.5%和7.1%。相比于英國和澳大利亞，由于我國對美國、印度出口貿易體量大，因而如果美國、印度實施碳關稅政策，對我國的經濟影響總量更大。尤其是如果美國按照與EU-ETS相同甚至更高水平的碳價征收碳關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甚至要超過歐盟CBAM。

圖5 情景三下中國各工業產品對重點國家出口貿易碳關稅（2019年）

3 研究結論

本研究運用雙邊貿易隱含排放分析模型，采用出口貿易額、經濟增加值和隱含碳排放三個指標，定量分析了我國各類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現狀；進而結合情景分析法，模擬了碳關稅政策對我國各類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經濟收益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1）2019年，我國工業產品出口貿易總額為22 486.0億歐元，為我國帶來17 658.0 億歐元增加值和18.1 億t碳排放。我國出口貿易遙遙領先的以機電、化學品、家具、服裝等制造業的多類終端產品為主，出口貿易額居中的以基本鋼鐵、非金屬礦物制品、精煉石油產品和塑料樹脂等制造業的多類中間產品為主，出口較

少的主要是各類金屬礦石和化石燃料等采礦業的初級產品，符合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貿易特征。在首批納入歐盟CBAM 的四類高碳工業產品中，我國出口受影響的主要是鋼鐵和鋁；由歐洲議會通過的CBAM 法案的修正意見稿將會給我國化學品和塑料的出口貿易帶來顯著負面影響。

（2）我國工業產品的碳排放強度為0.6～7.5kg 碳/歐元，碳排放強度高的產品主要包括各類金屬、非金屬礦石及其制品，碳排放強度低的產品主要包括輕工業產品和機電產品。我國碳排放強度低于歐盟27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僅有煉焦爐產品、鐵礦石、天然氣和其他有色金屬四種，有90%類別的產品碳排放強度高于發達國家。

（3）2019 年，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占比為46.0%。當歐盟、其他所有發達國家以及我國其他所有貿易伙伴分別對工業產品出口貿易征收碳關稅時，我國每年分別要繳納112.5 億、481.4 億和1123.0 億歐元碳關稅，貿易經濟收益將分別下降0.6%、2.7%和6.4%。尤其是如果美國按照與EU-ETS相同甚至更高水平的碳價征收碳關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甚至要超過歐盟CBAM。我國將被征收大額碳關稅的工業產品主要包括機電產品、化學品、金屬制品、家具、非金屬礦物制品、服裝、皮革、鋼鐵、紡織品和塑膠制品等。

4 政策建議

為維護好我國發展權益，必須高度重視發達國家碳關稅政策和伴隨而來的內外部風險。建議從以下四方面綜合應對：

（1）積極“合縱連橫”，統籌做好應對氣候變化談判與合作。我國須堅定不移地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秉持多邊主義原則、非歧視原則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碳關稅這一新型貿易保護主義。積極參與并努力主導相關國際標準制定，加強與發達國家在綠色標準和技術開發等方面的合作，通過綠色投融資、綠色技術貿易等務實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內部團結和整體利益，著力構建“一帶一路”氣候變化合作機制。

（2）充分研判碳關稅對我國深化國際合作的系統影響，完善全國碳定價機制。建立和完善由政府、學術機構、行業協會和企業等共同參與的碳關稅研判預警機制，深入了解并追蹤發達國家碳關稅的政策走向和實施動向，識別易受影響的重點行業和企業，及時發布預警信息。抓住發達國家碳關稅機制正式實施前的重要機會窗口，持續完善全國全領域碳定價機制。推動建立與國際碳市場的銜接及交易互認機制，擴大覆蓋行業范圍和交易主體范圍，豐富交易品種和方式。加強碳稅機制和政策可行性研究，對于碳市場無法覆蓋的領域，可考慮適時穩步推進碳稅政策。

（3）著力提升制造業綠色發展能力，穩固全產業低碳發展創新生態。推動產業生態化上升為我國制造業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戰略，制定行業、組織、產品等多層級低碳發展方略，短期與長期結合全面深化減污降碳協同，擴大綠色低碳產品供給，推動制造業從設計、工藝、技術、管理、供應鏈等全流程加快實現高端化和綠色化，使碳關稅等貿易碳壁壘“不攻自破”。引導企業提前布局，加大研發投入，建立健全產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跡追蹤體系，積極參與綠色產品認證及標準制定，提升企業品牌價值，提高綠色中國制造的認知度、認同度。

（4）加快完善我國自主的統一綠色貿易數據體系。制定國家層面的綠色貿易數據體系建設規劃，統籌整合國內產業發展、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等相關部門的基礎數據，建立國家統一的綠色貿易數據體系，支撐打贏國際貿易碳壁壘攻堅戰。依托國內重點學術機構，強化支持，持續研究和完善我國本土化為主、兼容國際規范的產品全生命周期資源環境影響數據庫、方法工具、標準體系，擴大綠色產品認證和標識制度的覆蓋范圍，靈活信息公開方式，引導公眾綠色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