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資源稅改政策實施效應分析
——兼論稅收征管機制優化路徑

吳 正 田貴良 ，2

（1.河海大學，南京 211100；2.江蘇長江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研究基地，南京 210098）

內容提要：水資源稅改政策是中國政府為有效解決水資源供需矛盾、促進水資源節約與保護所采取的一項有效措施?，F有水資源稅改試點政策實施成效顯著，各試點地區用水結構明顯優化、取水結構趨于合理、稅收收入增加明顯、社會節水意識也逐漸提高。但是現行水資源稅征管模式仍存在責任主體不明確、征管程序略顯復雜、部門協調機制不健全、水管部門經費落實不到位等問題。建議在水資源稅改政策全國推廣前確立水資源稅征管基本原則、建立征稅監管機制、增加水資源管理經費投入促進稅改政策的實施，達到“節水優先”的政策目標。

一、引言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水資源區域失衡、失調現象頻發，逐漸成為阻礙中國綠色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小軍等，2021）。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將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以此來促進節約用水，擴大發展空間。水資源最大剛性約束不僅表現在分水、用水以及控制水量方面，水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陳茂山等，2020），水資源費改稅政策正是這一制度的探索創新。

從我國水資源短缺與持續發展要求并存的現狀來看，目前水資源稅的設計應重點關注資源節約、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的重要意義（黃鳳羽等，2016；Thomas等，2017），充分體現水資源最大剛性約束作用（李璨等，2020）。一方面，水資源稅的征收是對自然資源使用的一種有效補償，其集中體現了水資源的勞動價值、服務價值以及生態價值（Manuel等，2015）；另一方面，水資源稅作為一種有效經濟杠桿，其征收可以在提高用水效率的同時抑制地下水的開采，從而起到水資源保護的作用（Sabohi等，2007；Berrittella等，2008；Llop 等，2015）。2016年7月，河北省首先開始試點工作，積極實施水資源稅改政策，成為全國首個水資源稅改試點地區。水資源稅改工作實施以來，有效抑制了區域的不合理用水需求，同時也促進了區域財稅的增長，稅改成效顯著（彭羽，2018）。因此，國務院進一步擴大了水資源稅改的試點范圍，增加了北京、天津、河南等9個省市作為新一批試點地區，全國形成了“1+9”試點新格局（郭月梅等，2019）。而水資源稅改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政策實施五年來的成效是否顯著？稅收征管模式是否科學？這些問題都是關系水資源稅改工作是否能夠全國推廣的關鍵?；诖?，本文首先對水資源稅改政策的制定依據進行理論分析，然后分別從用水結構、取水結構、稅收收入和節水效應對10個試點地區稅改政策實施情況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總結水資源稅征管模式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優化措施。

二、水資源稅改革政策實施的理論分析

（一）基于地租理論的水資源稅征收依據

水資源稅作為資源稅的一種，植根于租金理論。早期資源稅的理論依據來源于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因為礦產資源供給是固定的，但需求卻在不斷增加，根據供求定理，資源所有者理應獲得類似于地租的租金用以補償經濟價值的損失。水資源的供給同樣相對穩定，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和服務需求的增多，對水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資源所有者理應獲得租金，用于保證水資源供給的相對穩定（唐升等，2019）。另外，李嘉圖地租理論中根據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征收不同租金（亞當·斯密，2013），運用在水資源方面，水資源稅的稅率標準也應根據水質不同制定不同的標準。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深入，豪泰林租金理論將資源耗竭性納入到對資源征收租金的依據中，對于不可再生資源，總量是固定的，今天的開采將會導致未來資源更加稀缺，未來資源的價格有上漲趨勢，而資源所有者同意在今天開采是需要開采者支付一定的租金用來補償資源價格升高的機會成本。雖然水資源具有一定的可再生性，但超量的需求使得水資源的再生能力遠小于水資源的耗竭，所以說水資源仍屬于稀缺資源，今天的開發成本小于未來的開發成本，因此，開發利用水資源需要對資源所有者進行租金的補償。

哈特維克對租金理論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他認為人類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將資源開發使用的代際公平因素考慮進租金組成中。對水資源征稅也正是考慮到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利用來自開發使用者的稅收收入修復水生態環境、保證水循環穩定，避免由當代人過度開發使用而使得未來人消費成本升高的情形，實現代際間的消費公平。因此，水資源稅的征收符合實現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為后代人解決資源代際公平問題提供了參考?；诘刈饫碚摰乃Y源稅開征依據邏輯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水資源稅基于地租理論的征稅依據

（二）基于外部性理論的水資源稅征收依據

外部性是指某一經濟主體受他人行為影響而致使自身的福利效用發生變化，而自身福利的損失（增加）不能通過他人獲得補償（向他人提供報酬）。具體到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使用者將對水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例如造成水污染會直接影響到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降低他們的福利水平，而他們卻未得到相關補償，這便造成了負外部性。另一方面，由于水資源開發利用造成的環境污染如果不及時予以治理，而將環境治理任務留給了下一代，這無疑增加了下一代的生活成本，降低了生活福利水平，造成了代際的負外部性。由于考慮到資源開發使用的負外部性問題時常發生，因此，眾多學者在外部性問題的研究方面更多關注負外部性問題的解決。

較早對外部性問題解決的方案是開征庇古稅，其核心思想是通過稅收將外部成本內生化。資源稅的實踐表明，通過稅收手段補償資源耗竭成本是有效可行的，當期資源使用者需要向政府付出經營收益的一部分用來補償環境破壞及資源耗竭，而政府所征得的這部分收入專門用于環境治理和促進資源的循環利用。庇古稅的實踐為資源稅征收提供了堅實有力的理論依據。

科斯認為產生外部性的原因是產權界定不清，只要確定了資源的產權歸屬，就不會存在外部性問題。例如對于水資源的產權確定為政府所有，使用者如果要獲得使用權，需要雙方的商談，最終確定的水價應包括對水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所造成污染進行修復的所有成本?？扑苟ɡ頌榻鉀Q環境污染、生態補償等提供了明確的思路，也為水資源稅稅收機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論支撐。同時取水許可制度也限制了使用者無限制的開采使用的傾向，降低了因過度開采造成的嚴重環境污染風險，避免了“公地悲劇”的發生，也是開征水資源稅、對水資源形成市場經濟調節的必備條件?；谪撏獠啃岳碚撎接懴滤Y源稅開征的必備條件及理論依據框架如圖2所示。

圖2 水資源稅基于負外部性理論的開征依據

（三）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水資源稅征收依據

水資源有限的可再生能力與人們無限的需求相比，水資源是稀缺的（賀瑜等，2020）。當水資源的過度開采對水環境的破壞速度超過水體自凈、水生態自我調節能力時，水資源枯竭導致不可再生。因此，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水資源的適量開采及水生態的及時修復是保持水資源再生可循環的必要前提。水資源的稀缺性要求我們重視保護水生態環境、節約使用水資源、促進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通常定義為資源的使用既要滿足當代的需求，也應保證后代的發展需要。而目前我國水資源區域分布不均、季節性旱澇頻發，水資源短缺問題是實現社會經濟穩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難題。在水資源開發利用的生產活動中，人們應考慮到資源環境的承載力、水體的自凈和再生能力，保證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生產（趙曉明等，2019）。但根據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使得僅僅依靠企業自覺來合理取水用水顯得不切實際。因此，實現水資源的持續性需要政府通過水資源稅的經濟杠桿作用限制廠商無窮逐利的欲望，獲取修復水生態環境的資金。

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造成的負外部性問題，通過水資源稅可得到補償，利用專項稅收資金修復水源地的生態環境，不僅實現了代內人們對享有共同資源環境的公平，而且實現了代際間對水資源開發成本、使用價格等的公平。在生活中，部分地區居民對水資源稀缺性的認識不足，水資源浪費和污染的現象時有發生，水資源稅的實行可約束居民用水浪費的行為，提高居民的節水意識，培養居民共同發展的責任意識，進一步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诳沙掷m發展理論水資源稅征收的依據框架如圖3所示。

圖3 水資源稅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開征依據

三、水資源稅改革成效與影響分析

（一）總用水量平穩，用水結構明顯優化

2016年，河北省作為首個水資源稅改試點，實施稅改政策到目前已有5年，北京、河南等9個新增試點也有3年多的實踐經驗，水資源稅改的政策效用在試點地區得到初步顯現。從各試點地區用水總量上看，各試點地區用水總量基本保持平穩，四川省自2017年實施稅改政策以后總用水量持續下降，河南和山東用水總量略微增高。由此可見，水資源稅改政策的實施在地區用水總量上并未起到顯著的節水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用水需求不斷擴張（鮑超，2016），總用水量基本平穩說明試點地區水資源的供需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即不繼續擴大水資源的使用量便實現了水資源稅改政策的節水效用。各試點地區用水總量變化趨勢如表1所示。

表1 各試點用水總量統計單位：億立方米

要實現水資源的供需平衡，產業用水結構也會發生變化，如表2所示。從農業用水占比的變化來看，除四川外，其余試點地區農業用水占比均呈下降趨勢，試點地區農業用水整體下降；從工業用水占比的變化來看，北京、河北、內蒙古、河南、四川、寧夏的工業用水占比均呈下降趨勢，天津、陜西表現較為平穩，而山西、山東呈上升趨勢，但試點地區整體工業用水仍呈下降趨勢；從生活用水占比的變化來看，試點地區的生活用水普遍增加；從生態用水變化來看，試點地區明顯增加了生態用水。

表2 各試點地區農業、工業、生活和生態用水占比

結合試點用水總量基本穩定的結論，用水結構的優化明顯得益于水資源稅的開征。農業用水超限額起征水資源稅，雖然較低的稅率極大地削減了節水效果，但限額用水的規定仍會使當前農業用水成本整體升高，促使農戶珍惜用水，提升節水灌溉技術，減少水資源的浪費，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率。實施水資源稅的目的是使高耗水企業減少用水，減少對地下水的過度開采，差別稅率使得企業取用超采區的水資源生產成本將會增加，在取水方式短期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企業縮減取水、提升節水技術是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徑。水資源稅改政策的實施加速了企業節水技術的提升，減少工業生產用水，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生活用水的提高是符合經濟發展、人口增多的需求規律的。而生態用水的提高是保證水資源循環再生的水體服務功能正常發揮，也是保障在正常生活需求用水增加的發展條件下，不損害水資源循環再生功能提供安全供水。

（二）政策導向明確，取水結構趨于合理

基于資源稟賦可以發現，試點地區大多是水資源嚴重短缺的省份，地下水超采現象較為普遍，所以在試點地區開征水資源稅的政策目的之一是為了減少取用地下水，由地表水或再生水進行替代。水資源稅稅額標準的政策導向體現在地下水高于地表水，使用再生水免征稅的差別稅率上。試點地區取用地下水、地表水和其他水（包括再生水）的變化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各試點取用地下水、地表水和其他水占比

在水資源稅改政策實施期間，除寧夏外，其余試點省份（市）取用地下水占比呈明顯下降趨勢，取用地表水和其他水的占比呈明顯上升趨勢。水資源稅的政策導向作用顯現，取水結構的優化，一方面，減緩了試點地區水環境的惡化，促進了水體生態服務功能的恢復；另一方面，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增加循環再生水的使用。同時，由于短期內企業成本不可避免的升高，促使企業減少用水，增強節水意識。從保持長期競爭力的角度，企業會爭相引進節水設備和技術，降低用水成本，提升水資源利用率，這將進一步推動社會整體技術的進步，從而實現水資源更高的使用價值。

（三）稅收收入增加，征管系統逐步完善

現階段我國征收水資源稅的最終目的是保護水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但是，由于水資源稅的強制性與約束性，水資源稅稅收收入遠高于征收水資源費時的收入（倪娟等，2019）。雖然絕大多數試點地區在征收水資源稅時采用的是“稅費平移”的方式，但是對取用超采區地下水的企業采取了差額稅率進行收稅，在保持非超采區原來水資源費的標準下，對超采區地下水征收2倍或3倍的稅額，這使得部分短時間內難以轉換取水方式的企業不得不上繳更多的稅額，從而增加了稅收收入（范寶學等，2019）。水資源稅改革試點2015年－2018年水資源稅費收入統計如表4所示。

表4 水資源稅改革試點省份水資源稅費收入統計單位：億元

由表4可以看出，2018年全國10個試點地區共申報繳納水資源稅207．8億元。其中，河北省自2016年開始實施水資源稅改政策以來，2018年水資源稅收入較2015年征收水資源費增長了124%，較上年增長5%；擴大試點的9個省份2018年共申報繳納水資源稅186．92億元，較改革前水資源費增長41．53%。從稅收數據來看，水資源“費改稅”制度的初步轉換已有一定成效。

分析總結10個試點地區的水資源稅征管模式可以發現，相較征收水資源費，征收水資源稅后地方財政收入明顯增加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試點地區多為從量計征，且采用差別化的稅額標準征收水資源稅。針對不同的用水來源制定不同的稅額標準，地表水水資源稅稅額標準是在原有水資源費標準上略微提高；而地下水則從嚴制定水資源稅額標準，按地下水超采情況制定標準，超采情況越嚴重，稅額標準越高。二是相比由水管部門征收水資源費，水資源稅的征收更具法律依據，其權威性、強制性、嚴肅性也比水資源費的征收更強，不僅可以有效改善稅費征管的弊端，還能夠有效地遏制水資源費征收時出現的漏征、少征等情況。

（四）節水意識提升，節水效應初見成效

水資源稅自征收以來，利用水資源稅的經濟杠桿作用提高用水成本后，各試點地區取得了可觀的節水成效?？傮w看來，2018年10個稅改試點生活用水總量較上年增長9．3億m3，其中各試點地區生活用水量均有所增加；工業用水總量較上年減少6．6億m3，除山西、內蒙古、山東和陜西四個試點工業用水量有所增加外，其他試點均有所下降，四川工業節水最為明顯，節水率約為17%；農業用水總量較上年減少15億m3，除內蒙古外，其他試點地區農業用水量均有減少，其中河北節水量最多（如表5所示）。

表5 試點地區2017年-2018年用水量情況

就生活用水而言，目前試點地區生活用水水資源稅遵從“稅費平移”的收稅原則，不影響居民的正常生活用水。由此，現行水資源稅改政策幾乎不會對居民產生直接影響。但從長期看，由于目前水資源稅征收原則使得原本該由居民承擔的水資源稅暫時轉移到城鎮公共供水部門，雖然短期內水價難以調整，但未來水價上漲是必然趨勢。另外，隨著水資源稅制度的完善，居民逐漸意識到當前節約用水、保護水資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助于減少不合理用水需求，進而達成保護水資源、減少用水量的目標。

就工業用水而言，一方面，水資源稅的逆向調節使得高耗水企業生產規模減少，促進節水技術引進，優化產業結構。由于目前高耗水企業水資源利用效率普遍不高，開征水資源稅對高耗水企業將產生較大的沖擊。另一方面，水資源稅的正向調節增強了企業創新節水技術、轉變生產結構的信心，引導企業生產用水由粗放式到節約型轉換。由此，企業的用水效率將獲得提升，用水量進一步降低。

就農業用水而言，在我國農業用水量占總用水量的60%以上，是名副其實的用水第一大戶，其節水潛力巨大。水資源稅作為一種經濟杠桿，在促進農業節水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雖然說大多數試點地區對征收農業水資源稅采取的是免征或緩征的方式，但是超額用水部分仍要加大水資源稅的征收。因此，整體而言仍增加了農業生產的成本，提高了農戶的節水意識。

四、水資源稅征管模式的合意性分析

目前，10個試點地區大多采用“稅務征管、水利核量、自主申報、信息共享”的模式對水資源稅進行征收管理，并在征管實踐過程中逐漸摸索出“聯合監管、信息共享”的水管部門與稅務部門協同治理的工作機制。這一模式的確定，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水資源稅征管過程中部門協作職責不明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職責到人的征管方式。從試點地區的運行成效來看，該稅收征管模式在水資源稅改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暴露出一些在稅改政策全國推行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水利核算與自主申報矛盾，責任主體不明確

按照現行水資源稅征管體制，水管部門“水利核量”與納稅人“自主申報”存在矛盾，加大了水利部門的管理風險。各試點地區“水利核量”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取用水戶在進行“自主申報”時繞過水管部門，直接與稅務部門報稅，這直接導致地方水管部門“水利核量”工作風險的增加。另外，部分小型取用水戶由于無專門填報人員或者工作人員年齡偏大，也無在線計量設施，往往成為水資源稅申報困難戶。這一矛盾的出現導致各試點地區在進行“水利核量”和“自主申報”工作時意見不一，水量核定最終的責任主體是誰并未清楚說明。針對這一現象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水量核定的責任主體應為納稅人，納稅人直接向稅務部門申報納稅，水管部門進行事后監管；二是認為水量核定的責任主體應為水管部門，納稅人應先向水管部門報送用水信息，經水管部門核定水量后再申報納稅。

總結試點地區征管模式可知，納稅人、水管部門、稅務部門三者在水資源稅征管中的責任仍存在灰色區域，三者間責任界限不明確，很容易出現“踢皮球”現象。因此，在全國推廣水資源稅改政策前，應該要正式發文明確規定納稅人、水管部門以及稅務部門在水資源稅征管中的具體責任，劃清責任界限，明確責任主體。

（二）稅收征管模式稍顯復雜，征稅時間緊任務重

從各試點地區水資源稅征收時間來看，大多數試點地區是以季度為節點，一季度征收一次，且規定每次征收都要在十五日內完成。然而，就“水量核算”這一工作的主要程序就包括申報、復核、審核、審批等四個流程，且每個流程都通過水資源稅信息管理系統進行。另外，由于稅改政策的實施，一部分水資源管理人員調離原崗位，這導致水管部門在進行水資源稅征收工作時出現工作時間緊、任務重、人手少的問題，最終水量核定的準確性難以把控。而“稅務征管、水利核量、自主申報、信息共享”的征管模式又涉及水管部門和稅務部門的雙向配合，導致相較于其他稅種水資源稅的征收步驟變得較為復雜。例如，體現水資源稅經濟杠桿作用的前提是科學制定水資源稅稅額標準，這就要求在制定稅額標準時要充分考慮行業類別、水源類型、采區劃分、管網覆蓋范圍、城市規模等五個維度的影響，稅額標準制定的過度復雜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征管成本，從而降低了稅收征管的效率。另外，水資源配套設施的安裝會給地方財政帶來不小的壓力，目前各試點地區取水計量設施安裝率較低，導致水資源稅征管過程中用水量的監管存在一定的問題，從而影響了稅收征管的效率與政策實施的進度。

（三）征管工作涉及部門較多，協調機制有待健全

水資源稅改政策實施至今已有五年，雖然在改革進程中試點地區已經逐步探索出“互聯網+稅務”的水資源稅征管模式。但是，由于水資源稅的征收涉及到多個主體，需要多部門相互協調配合，征管過程中稅務部門和水管部門的通力合作顯得尤為重要。就目前實際操作情況來看，水管部門與稅務部門在相互合作的過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問題，兩部門間的相互配合離科學高效的部門合作仍有一定的距離。首先，對于征管系統的監督機制沒有建立。納稅人的納稅過程經由水利部門核定取用水量并向稅務部門繳納稅款，這個過程參與的部門只有水管部門和稅務部門，水量的核定和稅款的征收缺少監督機制，如果征稅出現問題，兩個部門的責任界定沒有評判依據，存在水資源稅漏交、少交的風險。其次，水管部門和稅務部門大都自行解決各自職責內出現的問題，面對稅收征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兩部門大都通過臨時性協商、緊急出臺相關文件的方式解決，沒能形成良好的協調協商機制，這也會影響到水資源稅的執行效率。另外，由于企業一般會跨區域取用水資源，而《試點辦法》中規定企業所在地為水資源稅的納稅地，這就導致對這類企業征收水資源稅時需要取水地水管部門進行水量核定工作，用水地稅務部門進行水資源稅征收工作，這種異地征收的現象會導致水源地稅收收入降低，相關部門工作積極性下降，征管難度加大。

（四）水管部門基礎投入增加，經費落實不到位

在實施水資源稅改政策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各試點地區對征收的水資源費實行?？顚Ｓ弥贫?，費款主要用于地區水資源管理、節約和保護等方面。在實施水資源稅改政策后，新規定明確指出水行政主管部門所需求的相關經費支出由同級財政預算統籌安排和保障，而對原有的水資源費征管人員，則由當地政府統籌做好安排。這一規定的變化對地區水管部門能力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水資源稅征管模式的相對復雜化，導致水管部門在取用水管理中需要投入更多資金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在實踐中，部分試點地區財政部門對“相關經費支出”認識上出現偏差，認為該經費是用于保障水管部門的基本運行，忽略了由于稅改政策實施而增加的資金投入，導致管理經費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從各試點地區不同管理層級經費保障現狀來看，省級的水資源管理經費較為充足，基本能夠保障水資源管理工作的正常運轉；但是下放到市級、縣級可以發現，越往下水資源管理經費保障程度越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區水資源稅改政策實施的平穩推進。

五、水資源稅征管模式優化路徑分析

（一）確立征管基本原則，優化水資源稅稅額標準

為了加強水資源稅征管的力度、提高水資源稅征管效率，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稅務征管、水利核量、自主申報、信息共享”的水資源稅征管模式，即稅務部門依法對水資源稅進行征收管理，水管部門負責核定用水戶取用水量，納稅人依法辦理納稅申報，稅務部門與水管部門共同建立涉稅信息共享平臺和工作配合機制，相互監督。但是，為了明確水資源稅征收過程中納稅人、稅務部門和水管部門三者間的具體責任，應該將水管部門對用水戶進行水量核定放在納稅人自主申報之前，水管部門分別向稅務部門和納稅人報送核量結果，以此來增強稅收申報征收的確定性，從而減輕水資源稅征收過程的工作量，提高了稅收征管的質量。另外，稅務部門和水管部門對水資源稅納稅信息和水資源管理信息的共享，也可以極大地促進水行政管理水平和稅收征管效率的提升。水資源稅征收流程如圖4所示。

圖4 水資源稅征管流程

（二）建立征稅監管機制，加強部門協作征管能力

由于水資源稅在征管過程中涉及到多個行政部門，要實現水資源稅征管的有效性，就要求各部門做到溝通協調、多維聯動、積極配合、信息共享。因此，完善的部門聯動機制是實現水資源稅有效征管的重要前提。首先，要明確水資源稅的征管是以政府為主導，稅務部門和水管部門共同參與的征管體系；其次，要明確各部門的權責界限，在責任權限內細化部門工作；最后，要加強部門與部門，部門與納稅人間的溝通，做到信息共享的同時總結征管經驗，促進水資源稅的高效征管。

對于水資源稅征管監控機制的建立，可以在堅持“綠色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技術革新，融合區塊鏈技術實施“信用+風險”動態監控管理方式。區塊鏈在技術上能夠實現將稅務部門、水管部門以及納稅人安全連接，從而實現各主體間數據、信息的實時更新與共享，可以有效解決現行征管模式中信息不對稱、監督不到位、信任風險等問題。在基于區塊鏈技術建立的水資源稅征管系統中，水管部門水量核定數據、納稅人自主申報水量以及稅務部門征收稅款等數據都是公開透明的，稅務部門、水管部門和納稅人作為水資源稅征管的三個重要主體在此技術下可以相互監督，從而提高水資源稅征管的精確性和效率。

（三）增加水資源管理經費投入，保障水管部門基本工作

我國水資源稅改政策實施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其經濟杠桿作用加強區域水資源保護、調節與合理利用。因此，水資源稅款的使用應該用于水資源管理，可以設立專門賬戶用于水資源的保護，并將稅款納入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預算。在水資源稅款使用的過程中，要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另外，在征收水資源費時，征收的費款基本都進入本級財政，其中部分收入會用于水資源管理隊伍的建設中去；而水資源稅款則是由地方政府統籌使用，暫無預算用于基層水資源管理隊伍的建設，這導致基層水管部門財政吃緊，水資源管理隊伍能力提升不夠，從而影響了地方水資源管理工作的進展。

因此，從水資源稅管理角度出發，地方水管部門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好人員、公用和項目等各類經費的預算需求，定期向財政部門報送經費保障情況，積極溝通，以確保部門經費充足。地方財政部門應該充分了解水資源管理中的經費需求，考慮將水資源稅款用于水資源節約、保護和管理的先進科學技術的研究、推廣和應用中去，可以設立水資源治理基金、水利工程建設等專項資金，以實現水資源稅調節經濟和保護水資源的重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