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視域下的治理理論闡釋

和紅梅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 孟加拉國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034）

“治理”特有的多重面向是其魅力所在，吸引了世界各領域專家學者對它孜孜不倦地探索。在“治理”理論的探索過程中，頗有種“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覺。至今，各學科各領域仍在對治理理論進行不斷探索，并試圖勾勒出治理理論的全貌，但這絕非易事。本文在民族學視域下，嘗試通過對治理理論的反思，從結構、過程、理念、策略及目的等五個維度系統地闡釋治理理論。這種多維度、多視角透視多民族國家的治理，既可以探究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客觀存在，也可以從國家治理的價值追求上分析差異化的多民族群體平等參與國家政治和經濟管理與權利、權益的要求，突破過去以多元文化主義為代表的民族理論上因過于重視客觀存在性而忽略規范性目標的不足，進而努力嘗試突破理論局限。

一、結構與能動之維：多樣性和主體間性

（一） 結構之維：多樣性

“結構”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范式之一，特別是結構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學派的出現，對拓展和深化社科領域的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民族學視角研究“結構”問題，離不開社會文化基礎，也離不開其存在的“場域”，研究治理結構問題亦是如此。治理結構的構建必須以所在“場域”的社會文化為基礎。單一文化體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多種社會文化模式共存的社會卻是常態[1](P141)。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全世界共有5000多個族群和600多種語言，而獨立國家卻只有184個[2](P45)。在多民族國家中，社會文化的復雜多樣決定了其治理結構的復雜多樣性，其中不同族裔身份的群體（個體） 期望能平等參與生活和社會生產，獲得文化認同或政治認同，并保留其獨特的文化[3](P21-22)。

“全球一體化的過程并未表明文化多樣性消除，而恰恰表明在共享同一個世界的前提下，不同文化模式的共存和較量越來越重要?！盵4](P19)以印度為例，作為典型的多民族國家，印度一直都被稱為“人種博物館”“民族大熔爐”“宗教博物館”“語言博物館”，以其復雜的社會文化多樣性著稱于世，其宗教、種姓、語言、人種等共同構成極其復雜的社會文化多樣性，也呈現出了紛繁復雜的民族（族裔） 關系[5](P8)。社會文化多樣性不僅是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存在，也是形成治理結構的現實基礎。探究多民族國家治理問題，必須將其豐富的社會文化多樣性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梢哉f，民族學視域下的治理問題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其結構的多樣性，這在豐富治理主體多樣性的同時，也增加了治理的復雜性。

（二） 能動之維：主體間性

在多民族國家治理中，主體間性哲學體現的就是對傳統“單一民族國家”理論的反思，也是一種中國古代“推己及人”的思想體現。多民族國家場域下的治理結構不止體現在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客觀實在上，更體現在其“能動性”上?！爸卫怼笔侵?，“它所要創造的結構或秩序不能從外部強加，而是多種統治過程和相互影響的行為體的互動帶來的結果”[6](P23)。

當代治理最主要的特點之一是多主體互動。政府并非治理中的唯一主體，很多情況下政府要與諸多社會組織和機構進行互動，從而達到治理的效果。而治理過程中多主體之間的互動不僅解構了傳統意義上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理論，更是打破了一直以來的“二元對立”的理論觀點。不論是柏拉圖的“同者”與“他者”，還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主客體關系，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等形成的“他者性哲學”，都強調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直到后來被胡塞爾提出的主體間性哲學所打破[7](P127)?？梢哉f“主體間性”哲學開始關注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并提供了理論化表達，其間隱含著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效應，成為多元社會的哲學根基”[8](P96)。主體間性是對傳統主體性哲學思想的反思，指出“自我”和“他我”存在的客觀性，強調二者的平等地位及共生共存的關系[9](P159)。德國著名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理論，更加強調多主體間共生共存的關系。

在民族學視域下，治理主體之間由于身份認同標簽來自不同族裔、語言、宗教等維度而導致差異性特質，所以主體間的良性互動（交往理性）變得至關重要，這對治理結構、過程、理念、策略和效果都有非常大的影響。民族學視域下的治理理論探索更需要充分觀照到多樣性（差異性），而不是用均質化的單一模式，要充分考慮到各主體的五彩斑斕的社會文化“底色”，這個底色既是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成治理過程中多主體的基礎。人類學家利奇和巴特等提出的“能動性”理論，強調個體能動性對社會文化的形塑功能即個體對結構的影響[10](P23)。布迪厄則搭建了“結構”與“能動主義”之間的橋梁，并提出“慣習”“場域”“實踐”“能動者”的表述，而薩林斯提出“并接結構”等概念，嘗試從結構和能動性之間建立辯證關系，強調結構和能動性融合的實踐理論?？梢哉f，民族學視域下的治理結構理論探索，不僅需要搭建客觀存在性的結構（社會文化），也要考慮場域（地域）、能動者（不同族裔群體）、慣習（社會性觀念）、能動（多主體互動） 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實踐多民族國家的治理。

二、治理過程之維：復雜性與長期性

治理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概念[11](P129-142)。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論框架下，該術語呈現出了不同的內涵[12](P27-40)。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是一種行動者互動的過程，治理并非是一套穩定或持久的機制，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旨在增強機制的指導或協調能力，也是一個規范生成的過程[13](P343-357)，是將治理從概念轉化為實踐的過程[14](P1-16)。

借用布迪厄《實踐理論大綱》 中的“場域”概念，多民族國家的治理過程是在特定“場域”中基于語言、族裔、宗教等社會文化多樣性構成的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及“博弈”。治理過程中，發揮關鍵性作用的不是單一主體而是不同主體的良性互動產生的合力，而恰恰是這種合力確保更加公平的資源和權力分配[15](P9-18)。所以，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治理問題的核心是處理多民族之間的關系。由于語言、宗教、人種、社會文化等異質性因素的存在，治理過程往往會更加具有復雜性。這種多族裔（身份） 的互動和博弈，往往會出現不同族裔群體多重身份疊加的情況，增加了多民族國家治理的復雜性。

以印度為例，歷史上，印度本土文明在與外來文明不斷撞擊與融合的過程中構筑出了一個世界性的“語言博物館”。同時，由于語言與政治問題的連接，語言問題成了貫穿印度多民族國家治理中的主線。獨立后，印度經歷了國家秩序的建構與重構，也是與語言問題密切相關，同時也疊加了宗教、種姓、族裔等重要變量，加劇了治理的復雜性。建國初期國大黨推行“一國、一語、一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構建理念，這與獨立運動前的政治動員理念相去甚遠。歷經中央與地方不斷博弈之后，最終以“語言建邦”的方式重新構建了新的國家秩序，并步入多民族國家治理的進程，實現了印度多民族國家的整合，整個過程充滿反復和曲折。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日益高漲，“一國、一語、一民族”的民族主義浪潮卷土重來，同樣也遭到南方各邦的堅決抗議，這與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并對印度民族國家的整合造成了重大的潛在危機，若處理不當，有重演歷史的可能性。作為多民族國家治理的典型，印度的國家治理中呈現出了治理過程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無獨有偶，此類問題，在西方社會并不少見[16](P13)。

三、治理理念之維：承認、包容與團結凝聚

（一） 承認

查爾斯·泰勒指出，承認話語（論述） 最早可以追溯到盧梭，他最早意識到平等和尊重的重要意義[17](P44)。在此基礎之上，查爾斯·泰勒提出了“承認的政治”的概念，認為“來自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群體，有權要求得到社會公開承認并尊重其屬性和特征的政治形式”[18](P101)。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今天越來越多的社會體系成為包含不止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多元文化社會，這些共同體都要求保存其自身的特性”[19](P6)。所以，泰勒認為，“認同”的核心問題是獲得“承認”，如果得不到承認或只獲得錯誤（扭曲） 的承認，都會對人們的認同的構建產生重大影響[17](P25)。福山也在其《歷史終結與最后之人》中引述黑格爾并指出，文化認同群體追求的是“承認和社會認同”。

長期以來，圍繞印度的國語問題，學界、政界力量爭論不休。有學者指出，印度境內的所有語言都是該國的國語[20](P378-389)。也有人認為，使用人數最多的印地語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國語”。帕塔納亞克指出，“承認”是維系多語言群體的黏合劑和基本原則[21](P49-55)。在多語社會中，國家對某種語言的承認有助于提升該語言群體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進而助推多民族國家的整合。作為“語言博物館”的印度，在歷史上，由于涉及到的語言問題常常與政治連接，曾引發了大量的沖突及與語言有關的運動，語言承認成為印度政府的首要問題。

獨立后，印度政府在憲法框架下通過的“第八附則”，保障了部分主流語言群體的權利，在憲法層面承認了22種官方語言。一定意義上，“第八附則”對滿足和鞏固地方聯邦語言族裔的心理認同和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附則語言也是地位的象征，不僅獲得了象征意義上的承認而且也是獲得了實質性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獲得附則語言地位是這個族群進入印度主流社會的重要標志，確保在語言委員會中獲得代表席位，并能帶來相應的特權和獲得自我發展的可能性[22](P61-83)。此外，附則語言不僅可以成為聯邦公共服務委員會（UPSC） 規定的考試語言，也可以用作教學語言、媒體語言，并有可能獲得國家的資助并發展語言文化的權利等[23](P141)。在多語社會中，實現社會、經濟、教育等各領域的發展的前提是所有語言都獲得平等的地位[24](P5)?？梢哉f，在印度多語言的環境下，“承認”將不同語言族裔群體團結在一起，使不同語言族裔群體深刻感受到了認同感。同時，“溝通便利”“鞏固認同”和“象征性確認”等都是貫徹“承認”理念帶來的益處。多語社會中，刻意忽視多語的現實，會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危害[23](P147-150)?？v觀印度歷史，承認語言多樣性，對構筑印度國家認同和整合民族國家有著重要的意義，有力地推進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暗诎烁絼t”語言政策通過加強以語言為載體的社會文化多樣性及其少數群體權利的承認，對加強地區和語言族裔認同，實現國家“善治”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第八附則”語言政策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該政策框架下獲得承認的語言族裔群體多為強勢語言群體，而對非附則語言群體卻產生了區隔和邊緣化的問題。附則語言族裔群體在各行政領域、公共領域和大眾媒體等地方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而非附則語言族裔群體則在這些重要領域逐漸消失[25](P7-10)，這可能會破壞社會團結和促成社會裂變，從而威脅到印度民族國家的整合。

縱觀歷史，導致多民族國家分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某個群體無法獲得國內其他群體對其平等價值的承認[17](P64)。哈貝馬斯也指出，“承認”是必需的，公民認同和集體認同是密切關聯的，而且是正向關聯的。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承認”理念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唯有“承認”才能實現多民族國家的整合和善治。

（二） 包容

帕森斯指出，社會系統是一個關于行為者互動的過程體系，其運行狀態是否穩定，除了取決于是否存在滿足功能需要的子系統之外，還取決于這些系統之間是否存在跨越邊界的交流式交換關系，而維持最低限度的邊界關系平衡是使社會系統保持良性運行的基本條件。[26](P68)其中，在不同系統跨邊界的交流過程中，需要不同主體之間秉承“包容”理念。何為包容？“包容”有“包”和“容”的兩層意思，即“包含”和“與之相容”的涵義。在社會文化多樣性的語境下，包容理念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27](P119)?！俺姓J各種文化具有同等的價值”及社會文化群體的平等權利是包容的重要內容。需要指出的是，沒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的包容，容易導致多民族國家內部存在無限擴大差異性而有意忽略共同性的可能，從而引發不必要的沖突?；诖?，包容也不能只停留在道德或精神層面，而需要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法規及機制與之相配套。在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尊重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有利于實現社會和諧及推進多民族國家認同和多民族國家的整合。

多民族國家治理，關涉到不同族群平等參與國家治理的訴求，是實現利益和權力在各個族群之間合理分配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不止涉及不同族裔身份群體，而且也需要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協調同一層級部門交錯復雜的關系。因此，以包容的“交往理性”為原則，允許地方及少數族群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與意見，加強協商，才能實現多主體共治。同時，在平等基礎上協調和平衡可能出現的利益分配中的差異性，這也是客觀上要求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始終堅持包容理念。與此同時，社會文化多樣性作為當今世界各國的一個重要特征和客觀實在，常常與國際國內政治問題相聯系，時常會因社會文化身份差異的族群邊界被肆意擴大，導致各族群之間的潛在沖突一觸即發。所以，多民族國家治理實踐過程中，堅持包容理念，推進不同族裔群體之間進行良性互動是實現民族國家善治抑或社會系統的良好運行的過程。

在印度諸多的社會文化多樣性中，語言多樣性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且許多族群認定的重要標準就是語言[28](P15)?！坝《鹊恼Z言政策與實踐體現在憲法、聯邦制、教育、媒體及日常生產生活中，貫穿于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27](P116)。印度在語言規劃和國家治理中，先后推行了“語言建邦”和“三語政策”等政策，體現了對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包容，在這些政策的推進過程中，與其復雜的社會文化多樣性盤根錯節，并與不同利益主體交織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呈現語言政策制定與落實的過程，也是體現印度國家治理中對社會文化包容的過程。

（三） 團結凝聚

社會文化多樣性（差異性） 往往是多民族國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但是，多民族國家中各社會文化族群在長期的交流和交往中意識到族群邊界抑或“異質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同質性”（共同性）。同時，共同性從感情上而言是相互承認、包容和認同；從外在形式而言，這種共同性就是同一制度或法律框架下的共存。在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多民族政治共同體能夠不斷團結凝聚就是基于共享的文化基礎（“同質性”），通過協商、妥協、吸納等方式從差異中尋求最大程度的共識。當然，這種共識的達成絕不能通過使用外力壓迫、同化等方式進行，而是需要通過在承認、包容、尊重差異性等基礎之上，尋找共同性，進而實現多民族國家的團結凝聚。

多民族國家治理旨在“實現不同民族的團結凝聚，構筑國家認同，從而實現國家穩定、繁榮和發展”[27](P118)。為此，承認和包容理念就是首要和必需的。然而，這種承認和包容并非無限，更不是漫無目的，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的沖突，通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互鑒”的方式實現各族裔群體的團結凝聚。歷史上，通過使用同化甚至暴力等方式實現國家整合的方式，不但很難實現不同族裔之間的團結凝聚，而且還會產生極大的隱患。

蘭德克指出，可以通過“文化整合、交流整合、規范性整合和功能性整合”四個向度實現社會整合[29](P332-340)。多民族國家的整合路徑亦是如此，其中，文化整合和交流整合指的是不同社會文化群體雜居在一起時，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的過程[30](P5)。規范性整合則是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進行，在憲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框架下，運用法律手段構筑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的共識，以實現多民族國家的整合；而功能性整合指的是，通過不同社會結構之間的協商與良性互動，中央與地方關系，不同群體機構之間的良性互動等，實現多民族國家的整合即“團結凝聚”。

多民族國家建構的語境下，“既強調差異性，也突出共同性”[31](P166)?！俺姓J”“包容”和“團結凝聚”理念三者之間是一脈相承的關系，三者有機統一，相互促進，也是多民族國家治理的真諦和必須秉承的理念?！俺姓J”和“包容”是實現“團結凝聚”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沒有承認和包容，就無法從真正意義上實現多民族國家的團結凝聚。承認、包容是構筑共識和信任紐帶的重要前提，承認、包容不斷構建新的共識，新共識助推信任紐帶，從而可以鑄牢凝聚團結。

四、治理策略之維：權力與合法性

治理策略的制定是多主體共同參與，并在協商基礎上產生的。在此過程中，因治理主體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不同主體之間利益互斥問題不可避免。當不同主體之間利益互斥時，往往容易產生權力分配的差異性問題，這會對國家認同的構建產生消極影響，甚至會直接導致地方（民族）分裂主義，威脅到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治理策略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也需要考量治理策略的合法性問題?！昂戏ㄐ浴迸c“合法”不同。除了“合法”的含義之外，合法性還包括“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32](P9)以及“正義”和“正當”的意思。合法性常常被稱作“規范的信仰”及應被遵守的規則或制度[33](P381)。馬克斯·韋伯最早對“合法性”進行了考察，并指出任何政治權力都必須依據其先定的社會結構[34](P239)。同理，建立在社會文化多樣性基礎上的多民族國家治理也必須依據這個先定的結構。哈貝馬斯把合法性“理解為一個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35](P188)，并指出“合法性意味著一種值得認可的政治秩序”[35](P184)。同時，他在“交往理性”的基礎上提出了話語權理論和協商民主理論。多民族國家治理中的“合法性”，不僅需要考慮到社會文化多樣性因素，而且其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權力的運行也要進行多主體的民主協商與博弈。

“合法”也是“合法性”的重要層面。在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由于參與治理的各主體之間存在著各種力量的博弈，實現權力和利益的再次分配，必須考量其合法問題，即必須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相關憲法、法律、法規的治下進行，以構建民族國家的良好秩序?？傊?，在權力分配過程中，合法性應該被當作重要的原則進行考量，合法性缺失的治理，其策略也將失去有效性。

五、治理目的之維：善治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善治”應包含八個方面的原則，即參與性、共識導向性、責任主體性、透明性、反映迅速性、高效性、公平和包容性及合法性等，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少數群體的利益，并滿足現在和未來的社會需求[36]?？梢哉f，民族學視域下的“善治”，既是處理不同語言、文化、宗教等族裔少數群體之間的關系的過程，也是在利益相關方（不同主體） 在秉承合法性及公平和公正原則下，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多民族國家的善治需要觀照到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秉承“承認、包容和團結凝聚”的理念，顧及每一個族群的利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多民族國家的善治。需要指出的是，治理過程中的參與性是善治的基石，參與可以是直接參與，也可以是通過中介機構或是代表。善治必須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內進行；善治必須在合理的時間范圍內為利益關涉者服務；善治需要調解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最終獲得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善治就是讓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感覺到的主體性意識；善治意味著治理過程中的制度安排必須符合社會需要。

經濟學家指出，“失敗國家”之所以“失敗”是由于多民族國家內部存在以語言、宗教、族裔等為特征的復雜多樣性，導致內部難以協調的社會和族群之間的沖突。具體而言，沖突主要源于不同（文化） 族裔群體因各自利益和價值偏好至上的理念，從而產生阻礙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嚴重后果[37](P762-764)。政治學家則指出，在高度社會文化多樣性場域下，民主與善治無法達成[38](P96-109)。然而，“失敗國家”的根源是某些族裔（文化） 群體對“他者”的排斥，而不是社會文化多樣性本身[39](P631-635)。社會文化多樣性對社會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正是這種多樣性良好交互關系推動了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40](P327-339)。早在19世紀末，英國政治學家、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就指出，社會文化多樣性有利于確保民主的穩定性和實現“善治”，并指出少數群體對有效遏制多數群體的絕對權威起到重要作用，最終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41](P59)。

20 世紀80年代以后，對“復雜社會文化多樣性”是否必然導致不同族裔之間的沖突問題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以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和約翰·哥特費里德·赫爾德為代表的原生論者認為，人類是基于“語言、血緣和地域”等要素構成的族裔共同體[42](P29)。他們的觀點與后來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不謀而合，都認為社會文化差異性（異質性） 是導致族裔沖突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多民族國家中，不同族裔之間的“橫切分裂”有利于生成具有包容性社會文化，從而形成更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推動社會發展[43](P345-366)。以保羅·布拉斯和阿布那·科恩為代表的工具論者認為，族群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目的而建構出來的。布拉斯指出，族群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資源，是精英階層為獲取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優勢而構建出來的[44](P111)。

歷史證明，社會文化多樣性并非必然導致沖突，但卻需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進行多主體良性互動，這是實現善治的關鍵。而國家治理過程中，“信任”和“賦權”是兩個非常重要的變量?！霸谌魏吻闆r下，信任都是一種社會關系，社會關系本身從屬于特殊的規則系統?！盵45](P6-7)從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的關系角度來看，信任是個人尋找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力量，因為“對他人的信任與內在的構成可信任性交互培育，奠定了自我認同的穩定基礎”[46](P18-19,P80)。事實上，在多民族國家中，族裔多樣性有力規避了多數族裔群體的絕對權力，有利于形塑更加包容的社會與政治形態，從而實現善治。

“善”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和終極理想，“善治”就是善的理念在實踐領域的應用。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基于差異性（異質性）語言、族裔等因素而存在的社會文化，會有不同文化族裔之間的碰撞與融合，這將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也是對“善治”不斷追求的過程。

六、結語

在多民族國家治理的語境下，社會文化（族裔） 多樣性是其顯著的特征。這些多樣性要素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結構體系，也是構成治理主體土壤的現實基礎。其中治理主體不是以單一為中心的，而是多主體互動，是一個體現主體相互作用的過程。由于多民族國家治理體現的是多族裔（身份） 主體互動、博弈和爭取權力的過程，其間不同族裔群體多重身份疊加，而呈現出復雜性。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始終需要秉承“承認、包容和團結凝聚”的價值理念，而三個理念的有機統一，形成了多民族國家治理的核心價值。同時，權力分配是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的核心要件，也是多民族國家必須關注的策略選擇。治理策略的生成是在多主體參與并協商的基礎上完成的，而不可避免的是，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互斥性，往往容易產生權力分配的差異性而導致不平等存在。為了進行有效治理，策略形成必須首先考慮其合法性問題，任何不具有合法性的策略都是失效的。多民族國家治理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實現“善治”。民族學視域下的“善治”就是在處理不同語言、文化、宗教等族裔少數群體之間的關系過程中，利益相關方（不同主體） 需要在秉承合法性，承認、包容、團結凝聚理念并在公平和公正原則下，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

可以說，社會文化多樣性為豐富多民族國家社會文化底蘊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這種社會文化的異質性難免導致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的沖突。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而多民族國家語境下的治理更加具有復雜性。加之，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國家治理過程中常常出現國際國內問題相互交織的現象，這更加劇了治理的長期性、復雜性和曲折性。絕對“善治”是多民族國家治理的終極價值訴求，多民族國家治理就是無限接近這個訴求的過程。因此，唯有秉持承認、包容及團結凝聚的理念，充分實現各族裔主體共同參與治理，并在其權力分配過程中體現公平公正及合法性原則，才能無限接近“善治”。當然，民族學視域下的治理理論探索也需要在這無限接近善治的實踐過程中，進行探索、總結和豐富治理理論，才能更好地指導治理的實踐，最終更加接近多民族國家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