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全球化進程與國家角色轉變

盧 靜

（1.外交學院，北京 100037）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它通常指的是商品、服務、技術與資本的跨國流動使各國市場和生產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增強的過程。①Theodore Levitt，“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y／June，1983，pp.92－102.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人類的“社會關系和交易的空間組織”發生了深刻變革，普遍化的規則體系轉變成法律，并產生出監督實施這些法律的各種各樣的國際機構，②［美］維納·桑多茲：“全球化與規則的演進”，載梁晨編選：《全球化話語》，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59－186頁。同時，“人、觀念和思想失去空間邊界”③［德］烏·貝克、哈貝馬斯等著，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似乎“世界上所有居民被整合進一個單一社會”④Martin Albrow and Elizabeth King（eds.），Globalization，Knowledge，and Society，Sage Publications，1990，p.40.。由此可見，全球化是一個“包含了整體意義上的所有變遷”的進程，它“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構我們的生活方式”，⑤［英］安東尼·吉登斯著，周紅云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3－4頁。并對長期以來在國際舞臺上占據核心地位的主權民族國家造成極大沖擊。全球化“產生了跨大陸或者區域間的流動以及活動、交往以及權力實施的網絡”①［英］戴維·赫爾德等著，楊雪冬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使國家“由現代的邊界內主權轉變為世界網絡的一個運作樞紐”，并“成為世界主權的一個股東”②趙汀陽：“為什么全球化之勢無可阻擋？”王耀輝、苗綠主編：《全球化向何處去：大變局與中國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7頁。。這不禁使人們擔憂全球化使“民族國家及其政府失去行動力量和塑造力量”。然而，事實卻是全球化并“沒有削弱國家本身”③［德］烏·貝克、哈貝馬斯等著，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國家仍然是“全球流動的重要管理機構”和世界舞臺上的核心行為體④［英］簡·阿特·斯圖爾特著，王艷莉譯：《解析全球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59頁。，“長久以來被預言將要到來的‘民族主義時代的終結’，根本還遙遙無期。事實上，民族屬性（nation-ness）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價值?！雹荩勖溃荼灸岬峡颂亍ぐ驳律?，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頁。那么，力圖沖破疆域藩籬的全球化與作為“地域性政治組織的國家”⑥唐士其著：《全球化與地域性：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頁。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邏輯關系？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本文試圖對此進行探討。

一、當代全球化浪潮與國家建構“自由市場”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信息技術革命、市場經濟體制的推廣，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盛行，全球化取得了迅猛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積極建構“自由市場”，并借助市場的力量向全球推廣其價值理念、發展模式和政策實踐，從而主導了這一波全球化進程，也使全球化烙上了“美國化”或“西方化”的烙印。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兩國為解決自身面臨的經濟“滯脹”及其帶來的社會危機和政治挑戰，以新自由主義理念為指導，在國內進行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產生了積極作用，同時也導致了金融壟斷資本急劇擴張、膨脹。⑦何秉孟：“新自由主義：通往災難之路——兼論新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淵源和區別”，《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11期，第131頁。到20世紀80、90年代，隨著冷戰體制的坍塌和美國一超地位的確立，美國通過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利用貸款的附加條件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掀起了一場全球性的放松政府管制，實施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經濟結構改革浪潮，“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在全球推廣開來。當時一些陷入經濟困境的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了獲得國際經濟組織的貸款不得不放棄大部分經濟主權，被迫接受“華盛頓共識”，被動地參與到全球化中。由此可見，“自由市場”并不是自然產生的，它是一種典型的西方建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通過建構“自由市場”，以及“設計”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方式，建立了以貿易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為核心的國際經濟秩序，這既推動了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也鞏固并強化了自身的世界領導地位。⑧黃河、王潤琦：“公共產品與國際經濟秩序：起源、當前挑戰與重塑”，《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5期，第72－73頁。

西方大國通過“自由市場”推動資本的全球擴張，從根本上說，是迎合了國際壟斷資本和大金融寡頭的需要。而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辟Y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奪得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空間流通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雹幔鄣拢菘枴ゑR克思、弗里德里?！ざ鞲袼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3頁。所以，資本力量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而作為“資本最全球化的組成部分”的金融資本，通過跨國公司的跨國生產和經營，在使剩余價值增值最大化的同時，還與西方國家的政府結成聯盟，相互扶植、共同獲益。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為本國資本的全球最大逐利提供政治保護的同時，也借助資本的力量在全球迅速傳播西方國家的語言、觀念和原則，從而提升了國家的國際權力和地位。由西方發達國家大力推動的“華盛頓共識”的實施，使得西方的市場經濟原則和民主政治制度逐漸被確立為重要的國際規范，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趨向同一化或“美國化”。對此，前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感慨道：“全球化，如同它已經被倡導的那樣，看起來經常要以新的國際金融的獨裁來取代由國家的精英分子所掌握的舊的獨裁?！雹伲勖溃菁s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夏業良譯：《全球化及其反對者》，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頁。因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西化”，與較窮的國家相比，西方國家以及更籠統地說的工業國家對全世界事務產生的影響仍然要大的多。②［英］安東尼·吉登斯著，周紅云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頁。而處于弱勢的“民族國家似乎正在漸漸被侵蝕，或者也許在‘消失’”。③［英］齊格蒙特·鮑曼著，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化——人類的后果》，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4頁。

西方還構建了一套以個人主義哲學和自由競爭學說為核心的學術話語，為“自由市場”提供道德合法性。個人主義哲學堅持個人權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求國家和社會不能以任何借口侵犯個人權利。這既體現了西方歷史文化傳統，也反映出自由、人權等人類共同價值。自由競爭學說則從個人主義哲學出發，以“經濟人”為理論假設，堅持自由競爭下的市場機制，認為通過市場競爭來配置資源可以極大提高經濟效率，從而促進社會總財富的增長。對此，亞當·斯密曾指出，每個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薄八非笞约旱睦?，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雹埽塾ⅲ輥啴敗に姑苤?，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0頁。涓滴效應論則進一步對自由競爭學說進行合理性補充，提出社會總財富的增長將最終惠及弱勢群體和貧困階層，有助于促進社會公平，增進人民福祉。

伴隨著“自由市場”秩序的全球推廣，一種強調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沒有政府的治理”觀念在國際上流行開來，人們認為只有實行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和公正透明，才會有政治合法性。加之，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帶來了廣泛的個體賦權，全球范圍內涌現出各種各樣的非政府性機構、組織和個人，如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各種公民運動等，國家則被嵌入到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在全球化進程中，政治民主是為了加強個人權利而去政府化，經濟自由是通過強調私有化和市場化而去國家化，治理理論則是通過增強個人權利以削弱政府作用的制度化安排。⑤楊光斌：“國家治理論超越西方治理論”，《理論導報》，2020年第1期，第55－57頁。

綜上所述，在當代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大國憑借自身強大的資本實力，通過建構的“自由市場”向全球推廣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在推動全球化大發展的同時，也實現了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壟斷。這既服務于其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資產階級，強化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增強了資本主義大國的國際競爭優勢，達到了主導世界事務的目的。所以，全球化在“系統性地削減跨越國界流動的壁壘／障礙：包括要素（勞動和資本）流動和生產、技術、知識、信息、信仰體系、理念和價值觀的交流”⑥［英］拉法爾·卡普林斯基著，顧秀林譯：《夾縫中的全球化：貧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與發展》，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的過程中，呈現出“一個整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種涌現性特征”⑦［英］約翰·厄里著，李冠福譯：《全球復雜性》，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頁。。而主導全球化進程的西方大國，既為資本的全球擴張開辟道路，又使資本擴張服務于國家對外戰略，并置于國家監護之下。這是因為資本擴張是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控制之下展開的，在很多重要方面甚至是由國家授權的，它帶來了國家內部的某種權力轉移，而且常常意味著國家權力的集中和強化，這既是全球市場規則的必要條件，又是它的伴隨結果。①Leo Panitch，“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in Richard Higgott and Anthony Payne（eds.），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Vol.1，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An Elgar Reference Collection，2000，p.327.西方大國正是借助“自由市場”，促進了商品、服務、技術與資本的跨國流動，從而主導了世界秩序，西方社會中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借助全球化而“被傳播成客觀的真理，告知這些社會中的從屬階級和世界其余地方的人們”②［加］羅伯特·考克斯：“從不同的角度透視全球化”，梁晨編：《全球化話語》，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0頁。。

二、全球化逆流與國家“奪回主權”

全球化在迅猛發展過程中，雖然質疑和反對的力量始終存在，但卻在較長時期內并未實質性阻礙和扭轉全球化進程。然而，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反全球化力量在美歐等西方大國急劇增長并不斷積聚，最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全球化逆流。2008年發生于資本主義心臟地帶的金融危機，使西方國家以及世界經濟深陷困境的同時，也充分暴露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貪婪本性和金融業過度自由化的弊端，新自由主義發展理念和自由市場主導模式面臨空前質疑。為應對金融、債務和經濟危機，世界主要經濟體紛紛采取政府“救市”舉措，出臺針對本國經濟的救助計劃，并推出貿易保護主義和加強金融監管的措施，抑制市場化力量，強化國家作用，使全球化出現逆轉。2016年，隨著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西方民粹主義強勢崛起，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單邊主義等逆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202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2022年俄烏沖突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化困境，世界面臨分化和分裂的危險。

由此可見，正是曾主導和大力推動全球化的美歐西方大國成為逆全球化的主力軍，它們從倡導并實施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轉而強化政府權力，加強國家主權，并紛紛采取行動“奪回主權”。美國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頻繁采取“退群”行為，相繼退出或威脅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全球移民協議》、伊朗核問題《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世界衛生組織等一系列全球重要多邊制度，從國際組織收回曾經讓渡出去的部分主權。美國向國際組織“奪回主權”的單邊主義行為，對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體系構成重大挑戰，并威脅到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穩定。同時，美國還采取強硬手段加強對移民的管理，以奪回邊境控制權。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不斷收緊移民政策，對非法移民實現“零容忍”政策，從制度上限制移民；另一方面也花費巨資修建邊境墻，對移民進行物理限制。為了更好地“奪回主權”，美國還加強了政府在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管轄甚至管控。在經濟領域，美國采取了大量扭曲市場競爭、阻礙公平貿易、割裂全球產業鏈的投資貿易限制的政策和行為，推行經濟霸權主義。比如：美國通過立法直接或間接限制購買其他國家產品，使他國企業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通過對部分產業和企業提供大量補貼、救助和優惠貸款，阻礙市場公平競爭；大量使用更具隱蔽性、歧視性和針對性的非關稅壁壘，對國內特定市場施以嚴格保護等。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人民日報》，2018年9月25日。在科技、人文領域，美國司法部于2018年啟動所謂“中國行動計劃”，以“打擊經濟間諜”和“打擊竊取知識產權”為借口，動用龐大的公權力和資源，針對在美華裔科學家和與中國有合作關系的科研人員進行系統性調查，使中美面臨科技脫鉤、人文脫鉤的危險。在歐洲，英國以“重新拿回控制權”為口號實現了脫歐；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也紛紛加強經濟主權和邊界控制權，自2019年起，歐盟范圍內維護“經濟主權”的戰略安全訴求聲音突然聚集和放大，2020年疫情的暴發又促使歐洲加快了強化與落實“經濟主權”的行動。①余南平：“歐洲強化經濟主權與全球價值鏈的重構”，《歐洲研究》，2021年第1期，第76頁。

美歐等西方國家對全球化的態度和政策之所以發生如此大的轉變，主要是因為全球化產生的實際后果和影響大大超出了其最初的意愿和預期，全球化負面效應日益累積，使西方國家的不安全感急劇增加。國內層面上，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導致國家內部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加劇了社會和政治的危機；國際層面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使西方世界深感來自非西方的威脅。

由于對自由市場的崇拜，全球化的推動者堅信市場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認為市場經濟也最終能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而忽視了“市場失靈”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社會財富分配極化問題。對此，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早就指出，“自律性市場的信念蘊涵著一個全然空想的社會體制。假如不放棄社會之人性的本質及自然的本質，像這樣的一種制度將無法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②［英］卡爾·波蘭尼著，黃樹民譯：《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頁。尤其是在資本成為現代經濟的基礎生產要素和全球化的核心推動力的背景下，資本逐利的本性在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大不公。從2010年以后全球財富分配情況看，“最富的0.1%人群大約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20%，最富的1%擁有約50%，而最富的10%則擁有總額的80%～90%。在全球財富分配圖上處于下半段的一半人口所擁有的財富額絕對在全球財富總額的5%以下?！雹郏鄯ǎ萃旭R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51頁。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雖然“已經幫助上億人獲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對于另外的千百萬人來說，全球化沒有發揮作用。許多人的現狀實際上比過去的境況更差了，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工作不保，生活也變得更沒有安全感。他們面對無從掌控的力量，會愈發覺得無力抗衡，只能看著自己的民主遭到破壞，文化受到侵蝕?！雹埽勖溃菁s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夏業良譯：《全球化及其反對者》，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頁。所以，“不管個別新自由主義者的意愿可能多么值得稱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道路在實踐中卻主要是為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的，并且大多數時候都在削弱弱勢群體的地位?！雹荩塾ⅲ莺啞ぐ⑻亍に箞D爾特著，王艷莉譯：《解析全球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頁?！爱?1世紀的今天仍然重復著19世紀上演過的資本收益率超過產出與收入增長率的劇情時，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產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續的社會不平等，這從根本上破壞了以民主社會為基礎的精英價值觀?！雹蓿鄯ǎ萃旭R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美國雖然憑借強大的經濟金融實力，通過國家權力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在全球化浪潮中獲取了巨大的經濟政治利益，但資本全球化也造成了美國的制造業外流和本土產業的“空心化”，使得美國的白人藍領階層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同時，資本全球化也加劇美國經濟的“泡沫化”，而華爾街的金融大亨為了維護自己的高額利益卻使泡沫不斷增大，最終釀成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使下層普通民眾成為危機的最大受害者。2011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實際上就是美國不得不面臨的“99%反對1%”社會困局。

社會財富分配極化導致普通民眾的不安全感上升，加上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帶來的經濟困境，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在普遍面臨收入下降的情況下，其不安全感越發強烈，不少西方民眾則將這種不安全感歸咎于全球化和外來移民，認為全球化、技術革新和產業轉移加劇了收入的不平等性，并指責外國移民是對“本土文化的威脅”，也是“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制造者，加上西方主流政黨競爭的失敗，為民粹主義的崛起提供了機會。民粹主義的核心特征是“反精英”和“反多元主義”，受其影響，反全球化、反外國移民和排外主義浪潮席卷美歐。同時，西方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等意識形態深度交織，推動了國家權力的增長。對此，有分析指出，“民粹主義不會導致反國家的后果；正好相反，它會為國家主義的大規模擴張準備溫床?！雹貼adia Urbinati，“Democracy and Populism，”Constellation，No.1，1998，p.118；段德敏：“民粹主義的‘政治’之維”，《學?！?，2018年第4期，第17頁。因此，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大不公加劇了社會的分化和分裂，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推動了右翼保守主義的興起，這為民粹主義的崛起提供了溫床，而民粹主義與社會分裂又相互促進，加上西方民主政治本身的弊端和民主實踐中的缺陷，部分國家的政治極化現象愈演愈烈，國內政治斗爭也隨之加劇，個別當局者為轉移國內矛盾而采取強硬甚至極端外交政策，嚴重威脅著國際和平與安全。

與此同時，全球性競爭也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實施了適合自身發展的全球化戰略和有效的內外政策，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方，其崛起深刻改變了國際權力格局。尤其是中國，自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01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后，其崛起已成為不可阻擋之勢。在西方國家眼中，作為“他者”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無疑是對其長期擁有國際優勢地位的嚴重挑戰。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大多深受危機拖累，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危機方面總體表現良好，這更加重了西方國家對來自不同文明的非西方國家威脅的擔憂。從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到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印太戰略”構想，美國持續加大對中國的圍堵和抑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進一步加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程。在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中，中美力量對比變化尤為突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2020年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為－4.7%，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則為－2.2%，其中，美國為－3.5%，而中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為2.3%。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21年4月，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訪問時間：2022年6月22日。由此可見，疫情在持續縮小中美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這使得不少美國人因深感自身優勢將被中國超越而不斷增加焦慮感，從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到拜登政府將中國稱為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美國政府借國家安全的名義，通過貿易戰、科技脫鉤和將許多問題政治化等手段來打壓和遏制中國，加強與中國的戰略競爭。

綜上所述，原本作為全球化主要推手的西方大國，由于對全球化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根本轉變，而使全球化遭遇巨大逆流。這也表明，全球化“不僅僅是在經濟學定律后面亦步亦趨的產物。政治因素和政府決策在此進程中處于核心地位?！笔聦嵣?，“幾百年來，構建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的一些關鍵決定仍一直由民族國家，特別是主導大國做出的?！雹郏勖溃菁s瑟夫·格里科、約翰·伊肯伯里著，王展鵬譯：《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所以，全球化“并沒有終結國家，或者終結政治”，而是在不斷改變“國家行為和民主治理的狀態”，并在“許多方面培育了更積極的國家”，或者說在“創造一種新型國家”。④［英］簡·阿特·斯圖爾特著，王艷莉譯：《解析全球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頁；［英］托尼·麥克格魯：“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頁。

三、全球化轉型與構建治理型國家

全球化雖然遭遇巨大逆流，但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可逆轉。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觀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潮流；另一方面，過去幾十年經濟全球化的高速發展不但已建設并完善著全球化的物質與制度等基礎，而且也深刻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全球化已經使世界編織起一張廣泛而緊密的聯系網，各國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全球化進程，全球化也已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形勢下，唯有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才是明智的選擇。全球化雖然賦予了更多的非國家行為體以更大資源和權力，但國家仍然擁有其他行為體無法匹敵的資源和能力，所以國家是推動全球化轉型的關鍵力量。各國尤其是大國應勇擔時代責任，積極推動全球化的轉型。

由于全球化空前加深了各國政府間的相互依賴，也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國家管轄的邊界，國際問題國內化和國內問題國際化的趨勢加強。同時全球化帶來的個體賦權也使政府不得不面臨與越來越多的非政府行為體打交道，所以國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隨之增加，這對國家的政府職能和公共權力的實施帶來新要求，國家應主動轉變角色。針對全球化壓力下的歐洲的民族國家，哈貝馬斯提議建立一種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他認為，“這樣的一種政治必須以尋求和諧而不是以強迫一致為指導方針”，其“長遠目標是逐步克服世界社會中的社會的分裂和分層，又不妨礙各自的文化特性?！雹伲鄣拢軯.哈貝馬斯：“在全球化壓力下的歐洲的民族國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第121頁。法國總統馬克龍倡導所謂的“巴黎共識”，要“讓所有利益攸關方能夠納入進來”“這種共識的原則不是削弱國家、減少公共部門數量，更不是只為股東著想”，要“打造新的聯盟”“必須在國家間找到新的合作方式”“那是一種互動，而且落到實處的合作，是國家、非政府組織、企業、投資人之間的合作”，要“有高效的多邊主義”“不僅是政府間的多邊主義，而且是各類行為體的聯合?！雹凇胺▏偨y馬克龍在達沃斯論壇的特別講話”，世界經濟論壇網站，2021年1月26日，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1／sessions／special－address－by－g7－head－ofstate－government－a030856a34，訪問時間：2022年6月22日?？傊?，全球化塑造著國家的新角色，而國家新角色又將深刻影響全球化的發展走向。為推動全球化的成功轉型，構建治理型國家應該成為一種國家角色選擇。

治理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管理公共事務的新型方式，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與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是一個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合作行動的持續過程?！雹跜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所謂治理型國家，指的是政府通過加強與市場、社會的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以實現社會秩序可持續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種國家角色。治理型國家至少應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否具備一整套“公共性”的政治倫理系統，以此作為合法性基礎；第二，是否形成分工合理、相互約束、權責對稱的組織結構，來確保權力運作和政策目標的實施；第三，是否以提供公共品作為主要政策目標，著眼于整體社會的長遠發展來制定戰略規劃。④申劍敏：“治理型國家：中西比較視野下的概念范型與理論適用”，《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第120頁。因此，構建治理型國家，需要從價值理念、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標等方面突出國家的“公共性”特征，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意識和能力，以更好地服務人民的利益和訴求，回應人民的期待和要求。具體來說，構建治理型國家的基本路徑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轉變觀念，樹立共同體理念。角色變化首先來自觀念轉變。全球化是一個幾乎將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卷入其中，并空前拉近彼此距離和加深相互依賴的過程。在全球化世界中，每個個體都不可能做到孤立存在并獨善其身。同時，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發展，也使得社會各領域、各部門之間的界限被逐漸打破，經濟、政治、安全、生態等不同領域的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不同部門之間的管轄邊界變得日益模糊。在此形勢下，國家應改變傳統的個體利益至上觀念和二元對立思維，要秉持整體主義思維，樹立共同體理念，去認識和處理全球化世界中的各種問題。共同體理念體現出成員之間“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相互履行義務”的關系⑤［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榮遠譯：《共同體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頁。。國家不但要加強國內不同成員之間的共同體意識，而且也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而共同體意識的加強也有助于增強國家的“公共性”政治倫理，強化國家的合法性基礎。需要指出的是，倡導共同體觀念，不是要否認和放棄個體權利，而是強調要在關系中理解和運用個體權利，實現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整體之間的有機統一與和諧共生。在一個仍然由主權民族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追求和維護國家利益仍具有完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國家不能無視本國利益而去追求共同體利益，而是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必須要兼顧他國利益。

第二，促進多元參與，搭建公共政策網絡。在全球化的世界，國家既面臨日益增多的非國家行為體，也面對不斷增加的跨國威脅，國家“所面對的外交政策和治理挑戰在性質上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處理這些挑戰——氣候變化、穩定的貿易規則、全球大流感、一個信得過的全球金融體系——將繼續牽涉到維系如下規則：這些規則塑造了國內社會的組織方式；從結構上講，它們和各種跨國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些進程超越了各種和‘領土性’以及主權有關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它們依賴于一系列范圍廣泛的行為體進行積極、有效地參與，且使得我們需要許多不同形式的治理、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組織?！雹伲塾ⅲ莅驳卖敗ず绽餇栔?，林曦譯：《全球秩序與全球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中文版序第7頁。所以，國家要有效處理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實現三者的良性互動。國家要重視非政府行為體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不可或缺作用，既要積極培育和鼓勵非政府性力量的發展，也要為其參與公共事務提供機會和渠道，國家“要能夠靈活負責地協同私營部門和社會力量，培育廣泛的、具有創造性的經濟體”②［美］簡·內的韋恩·彼得斯：“21世紀的全球化：一個發展新世紀”，楊雪冬、王浩主編：《全球治理》，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4年，第13頁。。同時，政府也要推動建設和完善多元協商民主制度，積極搭建公共政策網絡，加強政策過程中多元行為體的協商與互動，調動私營部門和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政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其能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直接或間接作用。

第三，秉持正義價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構建治理型國家，就是要充分發揮國家作為“調節公共利益的社會組織”③［英］霍布豪斯著，汪淑鈞譯：《形而上學的國家論》，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69頁。的職能，不僅在減輕“市場失靈”方面，而且在“確保社會正義”方面，扮演“根本性的角色?！雹埽勖溃菁s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夏業良譯：《全球化及其反對者》，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頁。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治理型國家的本質要求，為此，政府要秉持正義的首要價值，照顧社會中的大多數，尤其是弱勢群體?！罢x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德性一樣?！雹荩勖溃菁s翰·羅爾斯著，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正義論》（修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在全球化遭遇巨大逆流的當下，更要弘揚正義的價值，使關注正義應成為政治家的歷史責任，追求正義應成為各國的首要價值。為此，國家在推動全球化轉型中，尤其要努力實現以下三方面的正義：一是發展正義，要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拔ㄓ邪l展，才能消除沖突的根源。唯有發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唯有發展，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向往?！雹蕖傲暯剑褐\共同永續發展 做合作共贏伙伴——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9月27日。而發展是整個社會制度向上的運動，它不僅包含經濟增長，也包括收入分配、社會公平。因此，堅持發展正義，實現經濟發展，就要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堅持與時俱進，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追求一個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二是平等正義，要讓經濟全球化更加平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形成了一種主導—從屬的發展模式，實力強大的國家或組織是全球化的主導者，實力弱小的則處于從屬地位，這也使得全球化進程往往遵循主導者的意志，并主要服務于主導者。國家推動新型全球化的發展，就要打破主—從范式的全球交往格局，要“消解而不是延續資本主義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一邊緣結構，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構起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雹邚埧抵骸啊蚧\動行進中的概念解讀”，《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10期，第6頁。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是新型全球化的一個基本目標。三是多元正義，要讓全球化進程更具開放包容性。全球化雖然空前壓縮了人們的時空距離，但在人類社會中，距離往往并不是時空上的而是社會的，尤其是在面臨強勢文化沖擊下，各國各民族都在努力維護自己的文化特性，維系自己的文化根脈，保護自己的文化主權和文化安全。美國“篤信自己的道路將塑造人類的命運”“深信自己國內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憑借自身實力積極推動全球一體化，美國的外交也成為“傳播價值觀的工程”，但“事實證明，天下歸一對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①［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305頁。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尊重每個人在多元價值中充分選擇的自由，尊重和保護各國和各民族的文化，是一種合理要求、正義呼聲。為此，各國要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采取學習借鑒的態度，在取長補短、擇善而從中兼收并蓄，使多元文明和諧共處。

第四，建設責任政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性挑戰已經使世界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獨善其身。所以，在全球化的世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僅體現在最大可能地實現本國人民的福祉，而且也反映在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合作負責。國家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努力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這既是更好維護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承擔國際責任的體現。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承擔國際責任既是獲得國際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也是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在主權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核心行為體的當下，雖然全球治理“最終還是不能突破以下局限性：國家還是政治身份和歸屬感的中心，政治社區的組織形式更多的是當地化而不是全球化；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規范領域不多；什么樣的上層建筑才是可取的，各國意見也很不一致”，②［美］丹尼·羅德里克著，廖麗華譯：《全球化的悖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193頁。但面對不斷增多并日益嚴峻的全球性挑戰，加強全球治理既是必然也是必須。各國尤其是大國應樹立全球視野，著眼于全人類共同的事業，自覺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緊密聯系起來，積極推動全球議程的設置與決策實現真正的全球性，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中國主張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倡導“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③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以切實保障各方在全球治理中做到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權利平等。

四、結 語

縱觀當代全球化進程，全球化不僅是一個受科技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推動的客觀歷史進程，也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政治進程，國家尤其是大國所扮演的角色不但深刻影響了全球化的發展走向，而且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同時，全球化也深刻改變了國家的生存環境，并對國家的職能和權力運行提出了新要求，從而不斷塑造國家的新角色。因此，全球化作為打破地域藩籬的力量與維護地域性存在的國家之間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

在全球化處于新的十字路口的當下，國家角色的意義更加凸顯。國家應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積極構建治理型國家，推動全球化轉型。這也是時代賦予大國的歷史責任。中國自改革開放后一直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40余年的對外擴大開放和對外深化改革使中國既實現了經濟騰飛，也提高了官僚機構工作效能、加強了國家能力建設。④盧凌宇、胡怡：“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能力建構（1970—2013年）”，《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5期，第79頁。同時，對外開放也使中國的前途命運與世界的前途命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面對全球化逆流，中國要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努力展現國際擔當，引領全球化向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同時攜手國際社會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