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中數字媒介技術實踐價值與路徑*

□文│李 樹 王胤琦

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農村問題一直是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的核心議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啟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業農村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黨的二十大，為繼續做好鄉村振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也為我們從不同學科出發研究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奠定了觀念基礎。

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數字技術的助推作用始終為黨和國家所高度重視。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提出數字鄉村是伴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以及農民現代信息技能提高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1]2020年7月，中央網信辦、農業農村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了開展數字鄉村試點是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行動。數字鄉村建設發展的特征和重點在于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而媒介的數字化既是促進鄉村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的手段，也是數字鄉村的重要組成部分。[2]此外，鄉村振興作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銜接性政策，承擔著健全防止返貧大數據監測平臺，加強相關部門、單位數據的共享和對接，充分利用先進技術手段提升監測準確性的戰略任務，[3]需要數字媒介技術的賦能和保障。因此，探討媒介的數字化手段即數字媒介技術在鄉村振興中的實踐價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鄉村振興中數字媒介技術的實踐價值

數字媒介技術作為數字化與媒介技術的融合性概念，本質上可被視為媒介技術的子集，是媒介技術數字進化的體現。且媒介技術曾被羅杰斯表述為“人們用以收集、處理并和他人交換信息的硬件設備、組織結構和社會價值觀念”，即媒介技術的概念內涵并不局限于信息處理相關的硬件設備和平臺，還有著非常豐富的外延，包括解決具體信息傳播問題或矛盾的方式方法、技能技巧、理念觀念、經驗規律與體制機制等。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媒介技術的形態日益豐富多元，通過互聯網賦權和賦能，始終圍繞著增強人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展開，不斷將傳播或者社會互動的權力交還于每個人，[4]幫助個人、家庭、團體或者社區提高其個人的、人際的、經濟的或政治上的能力，進而達到改善他們現狀的目的。[5]

在鄉村振興的宏觀背景下，特別是數字鄉村戰略實施以來，全國各地數字鄉村建設如火如荼，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加快推進，[6]數字媒介技術以物理介質和價值觀念滲透的形式日漸深嵌于鄉村社會和鄉土結構之中，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促進全面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今年4月15日，《人民日報》理論版刊發《以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一文，全面而深入地論述了數字媒介技術在鄉村振興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民數字素養與技能培訓、提升鄉村數字智力水平等。[7]

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方面，相關主體以國家脫貧攻堅普查結果為依據，依托數字媒介技術進一步完善基礎數據庫，建成橫向反饋、自動比對的實時動態數據監測體系，強化相關部門和單位的數據共享與對接，逐步建立健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長效機制。此外，在促進全面鄉村振興方面，數字媒介技術也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首先，數字媒介技術作為信息傳播手段和工具融入各類實踐活動，為農民搭建起接觸現代發展理念和范式的渠道和平臺，利于農民思想進步和農村經濟發展；[8]其次，基于數字媒介技術的可交互性，鄉村文化得以在鄰里交流與大眾傳播的共通下成長，既能鼓勵“新農人”參與到鄉村文化建設之中，又能最大限度地向整個社會傳播“新時代”的鄉村文化；再次，數字媒介技術不僅是傳播工具，還作為一種組織手段和話語權力，發揮著建構鄉村內生秩序的數字“社區公共領域”功能，[9]村民可以通過數字媒介平臺實現人不回村意見回村、責任回村、義務回村和組織回村，線上參與鄉村治理實踐活動，而基層治理組織亦能實現工作從“憑感覺”到“憑數據”的轉變，全面提升基層治理水平，有效促進鄉村社會的現代性發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鄉村振興中數字媒介技術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具體推進的過程中依舊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就數字媒介技術的接入層面而言，由于各個區域鄉村的經濟實力不同，致使媒介設備的配置上存在差異，進而可能會導致信息資源無法實現在個人、群體、地區以及其他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公平合理分配，[10]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鄉村的數字化實踐；其次，就數字媒介技術的使用層面而言，居住在鄉村的群體，特別是老年群體，囿于信息素養、媒介素養以及應用能力整體水平不高，從而會出現信息獲取能力的弱態化和信息消費能力的脆弱化問題，[11]使得數字媒介技術在全方位賦能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同時，所能夠釋放的普惠賦能效果被削弱。

二、數字包容基本內涵

面對鄉村振興中數字媒介技術實踐中所面對的困難，我們需要有介入式和可操作性的理論和舉措幫助解決這一問題。鄉村振興實踐中，在明確發揮技術優勢、確保領導到位的基礎上，應力求實現數字技術給所有農民帶來普惠性、包容性的賦能。[12]“數字包容”這一既帶有理論意涵、又具有一定實踐操作性的概念具有較強的可行性。

數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產生于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研究的問題域中，被認為是數字鴻溝研究的發展趨勢，[13]首次提出于2000年10月發布的互聯網發展報告《網絡的落伍者：走向數字包容》中，該報告用這一概念來替換此前四次系列報告中的“數字鴻溝”，并以“無論年齡、收入、種族、宗教信仰、殘疾與否、性別和地理位置，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取新興經濟環境中所需要的技術工具和能力”對其進行了簡單闡釋；2000年7月22日，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八國首腦聯合發布《全球信息社會沖繩憲章》，該憲章首次提出“包容”原則，即“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應該參與到、并受益于信息社會，任何人不應該被排除在外”，被認為是最早進入“數字鴻溝”領域的“包容”性內涵。[14]

以往對數字鴻溝的研究多聚焦于數字技術的接入（第一道數字鴻溝）和使用（第二道數字鴻溝）層面，雖較為清晰地勾勒出數字技術分布和應用不平等的社會景象，[15]但這些研究多以技術為中心、以滿足主流人群的數字化實踐需求為參照標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數字鴻溝表征背后的社會多樣性問題，即忽視了數字鴻溝來自社會鴻溝的事實。近年來，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數字化政務和服務快速推進，數字技術已然從部分群體的需求和選擇演變成為個體獲得各種服務的“先決技能條件”，日益成為不得不用的生存基礎。[16]由此，“數字包容”這一概念被越來越多納入到數字鴻溝領域的研究視域中。

關于“數字包容”的基本內涵，不同研究者理解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大致有以下五個角度：[17]其一，強調技術的接入與使用，認為數字包容不僅幫助人們獲得技術，也注重幫助人們形成使用技術的能力，使所有人都能獲取、且有能力去使用網絡和其他數字技術；[18]其二，相關研究指出，數字包容的目的在于確保人們能夠通過ICT技術有效獲取信息，并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去獲取社會權益、爭取更好的生活；[19]其三，學者安德里亞·塔皮亞（Andrea Tapai）等和布萊恩·利歐（Brian Real）等均提出，數字包容意味著涵蓋未被數字技術服務和服務不足的人群和社區；[20][21]其四，不少學者認為數字包容應該具有打破性別、種族、年齡、階級等社會壁壘的功能；[22]最后，基于數字包容的概念源于數字鴻溝研究的問題域中，有學者直接利用數字鴻溝的概念來闡釋數字包容的內涵，將其界定為減小和消除數字鴻溝的行動和過程。[23]

通過對既有研究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現有的“數字包容”概念雖然強調了多元化數字技術的獲取和使用，以及技術使用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并且關注到了更加廣泛的邊緣弱勢群體（老年人、殘疾人、窮人等），但是本研究認為，面對數字媒介技術日益深嵌于社會方方面面的現實語境，特別是數字媒介技術逐步介入社會治理行動時，其入場會改變相關場域的社會結構、觸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如一些新的社會關系、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等。由于歷史和現實等原因，我國鄉村振興實踐面臨著地域廣闊、區域間發展不平衡、農業人口分散且技術素養參差不齊的復雜狀況，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著力補短板、強弱項，為破解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打牢基礎。[24]筆者認為，數字包容的基本內涵應該包括：其一，充分關注在地實踐問題，從解決數字媒介技術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建立包容機制；其二，對廣泛的邊緣弱勢群體做進一步區分，提供參與土壤，助力被動卷入數字化實踐的弱勢群體擺脫排斥、有效參與。

三、數字包容實施的具體舉措

基于以上對數字包容基本內涵的厘清，筆者認為，若要有效突破鄉村振興中數字媒介技術的實踐困局，必須立足全面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宏觀背景，尊重在地化的復雜傳播場景、強調平等享有數字媒介技術發展紅利，建立契合鄉村現實生活和本土語境的數字包容機制，在此原則下，數字包容不應簡單地被視為一種發展理念，而是應該成為一種實際舉措，用以應對來自數字接入和具體使用兩個層面的挑戰。

1.數字接入在地化，突破數字技術最后一公里

數字排斥的最大問題在于參與，讓數字弱勢群體正常地參與到數字化社會生活當中，是全面鄉村振興中的核心舉措，需要從過去的強調知識傳播和技術轉向如何創造一個便利于所有鄉村居民使用數字技術的外部環境上。外部環境的搭建不僅限于村村通寬帶、5G信號全覆蓋等基礎設施建設，更重要的是建立包容性接入制度，使數字技術得以突破鄉村居民生產生活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地嵌入全面鄉村振興的行動中來。實現數字媒介技術的真正接入，需要以本村為單位衡量地區數字化情況，在充分考慮當地發展實際的基礎上制定本地區數字化發展策略，由數字連接轉向在地聯結，最終實現地區內部的數字公平接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在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的實踐中，確?！皵底止健钡膶崿F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價值起點。[25]當前，我國各個鄉村地區的數字化程度并不一致，各地區接入數字媒介技術的時間跨度過大，追求廣義的數字接入公平并不現實，應針對不同地區的數字媒介化程度提供因地制宜的數字包容政策，以不同的數字支持政策發展和鞏固數字媒介技術對于鄉村發展的賦能增效結果。一方面，培養包容性環境，針對以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為代表的剛剛接入數字媒介技術不久的地區，應把著力點放在增強村民對于數字媒介技術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感性認知層面，嘗試加強社交媒體、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個人）、新興數字媒介技術（如元宇宙、增強現實、物聯網等）常識等方面的宣傳，并出臺相關數字媒介技術使用幫助政策、數字媒介設備購買鼓勵政策，降低實際接入困難，逐步增強村民對于數字媒介技術的認識，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數字弱勢群體的相關權益，縮小地區內部產生數字惡性循環的可能性，且不盲目追求所謂數字媒介技術為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的短期增益，如舉全地區之力孵化個別網紅，而是盡可能地讓更多村民可以真正地接入數字社會，實現與時代的同步感知。另一方面，鼓勵創造性拓展，較早接入數字媒介技術并已充分實現數字化生活的鄉村地區，應鼓勵村民拓展數字媒介技術的使用邊界，以強化生產生活收益為目的，盡可能加強數字媒介技術在鄉村發展中的嵌入程度，譬如短視頻內容創作、在線音頻內容制作、定期直播帶貨等。助推數字媒介技術充分融入鄉村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普遍接入走向“普通”接入。

2.自然參與在地化，培養數字弱勢群體參與土壤

在鄉村振興進程中，提升農村弱勢群體獲得感是一個重要的實踐目標，也是在總體上踐行黨和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抓手。[26]根據發展傳播學理論，尊重在地化復雜場景的規律是傳播實踐促進鄉村發展的基本前提。尊重在地化的核心是依靠當地知識和當地能力，因此，想要使數字媒介技術可以真正地實現其技術賦權的效果，就必須轉向從地方利益和地方知識文化出發的傳播實踐。只有充分尊重在地化規律的數字傳播實踐，才能自然而然地吸引村民主動參與，形成人與媒介的良性互動關系。否則，數字弱勢群體難以突破自身知識桎梏和在地化復雜場景的限制，從而被排斥在數字傳播實踐的實際參與過程之外。此外，在地化規律中最核心的是人自身的特質，不同的數字弱勢群體存在不同的數字參與需求。

其一，被數字媒介技術裹挾的群體。在我國快速推進數字化的過程當中，絕大部分鄉村居民都不得不面對數字媒介技術的裹挾——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短視頻收看、親友之間聯絡的即時通訊，還是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很多時候，他們都是被動卷入。此外，囿于自身的數字素養，身處后真相時代的他們很難對互聯網上的各類信息進行有效篩選，且極易受到算法的影響而形成信息繭房。由于他們主動參與數字化發展的能力較弱，以短視頻為代表的傳播活動更容易抓住他們的眼球，因此，數字媒介技術更多地被其視為娛樂工具而掩蓋了真正的價值和功用。

其二，以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為主的數字障礙群體。數字媒介技術鮮有從最初的設計端便將數字弱勢群體需求考慮在內的，所以存在很多此類群體因未能掌握數字媒介使用技術而受到排斥的場景，如疫情期間孤寡老人因沒有智能手機無法出示健康碼而乘坐不了公共交通等。

3.同步創新在地化，激發鄉村社會的數字創新活力

約翰·蘭特（John Lent）曾提出創新性信息科技的發展，過去很少關照第三世界的人民，這點將來應該也不會有所改變。[27]筆者認為，這一表述對于數字媒介技術在我國的發展而言同樣適用。鄉村社會在被動卷入數字化生存的過程中，天然親近或者較早接觸數字媒介技術的群體往往會更容易形成相關優勢，所以，在考慮數字媒介技術如何更好地賦權和賦能于村民的問題時，需要考量的不應該是如何加快全體村民的數字融入，而是審度如何在承認村民差異性存在的基礎上更加公平地保障村民的數字權益，從而在源頭上激發鄉村社會的創新活力。

四、結語

在鄉村振興的宏觀背景下，數字媒介技術作為信息傳播工具、組織手段和話語權力，深嵌于鄉村社會和鄉土結構之中，通過賦權和賦能活動，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促進全面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和實踐價值。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也專門強調“要用好現代信息技術，創新鄉村治理方式，提高鄉村善治水平”。[28]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數字媒介技術在全方位賦能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同時，所能夠釋放的普惠賦能效果仍有所欠缺。為了能夠更加有效地抓住機遇、應對挑戰，當代鄉村亟需通過數字包容的廣闊視野建立起保障村民數字媒介權益的藩籬，充分關注在地實踐問題，著力解決數字媒介技術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培養打破數字惡性循環的參與土壤，助力被動卷入數字實踐的弱勢群體能夠擺脫數字媒介技術所帶來的溝壑和排斥，有效參與以獲取更多的權益和更好的生活，在實現原創動力蓄能的同時助力鄉村全面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