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精準助推社會治理現代化

蔣連華 施潤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發揮統一戰線優勢、廣泛凝聚共識。作為我們黨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始終內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運行之中，不斷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凝聚智慧，不斷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而凝聚人心，不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凝聚力量。

一、上海統一戰線服務社會治理的生動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的轉型過程。[1]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深刻變化，社會領域不斷涌現新群體，社會群體在不斷重組的同時其價值取向也呈現多變狀態，思想觀念日益多樣，利益訴求日趨多元，高速的社會流動促使社會多主體之間關系愈加復雜，由此帶來更加多樣化的社會矛盾與沖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工作。[2]

統戰工作與社會治理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從主體來看，新時期統戰對象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也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從手段來看，統戰工作是黨的特殊的群眾工作，主要是做人的工作，而社會治理的對象也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協調的是社會關系；從價值內涵來看，統戰工作要畫好最大同心圓，增進共識，凝聚人心，而社會治理強調的也是社會整合，構建一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共同體，兩者最終的價值追求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統一戰線參與社會治理具有天然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資源優勢、組織優勢等功能優勢。[3]

精準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4]，也是上海統一戰線服務社會治理的基本底色。上海統一戰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魂，以中華文明為根，挺進到上海社會治理的第一線，把統一戰線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轉化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一）堅持黨的領導，思想引領更精準，參與意識有提升

理論教育與實踐活動相結合，思想政治引領更加精準。上海統一戰線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最大共識，將思想政治引領與黨性教育相結合，與統一戰線重大歷史事件相結合，與日常實踐活動相結合，主動融入全市大宣傳工作格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統戰工作始終。圍繞統一戰線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助力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等，多角度、多形式、多媒體開展系列宣傳活動，講好廣大統一戰線成員在黨的領導下攜手同心、共創偉業故事，充分展示統一戰線成員勠力同心、團結奮斗參與社會建設的良好風采。

傳播先進理念和治理經驗，城市品格彰顯更加精準。上海與臺北攜手舉辦的“雙城論壇”，每年圍繞城市發展中治理議題開展不同層次的對話交流，部分交流成果直接轉化為社會治理實踐，如建立上海市民服務熱線、建立多方參與的垃圾處理經驗以及社區養老照護等；依托SORSA等智庫建設，聚焦智慧城市、5G技術開發與運用、超大城市綠色發展等前瞻性、關鍵性議題，為上海社會領域的治理創新匯聚全球智慧。

關注青少年群體國情教育，立德樹人落實更加精準。上海積極推進大中小學德育一體化建設，以在校少數民族學生群體思想引導為抓手，將民族團結教育納入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此外，上海積極推動青少年群體間的溝通與交流，搭建各類滬港、滬臺青年交流平臺，增進青少年群體對國家美好發展的切身認識，增強自豪感和認同感，鼓勵青年主動參與到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實現人生理想和價值。

（二）堅持問題導向，建言獻策更精準，利益關系有協調

強化頂層設計，完善精準治理架構。上海建立完善了“黨委統一領導、統戰部牽頭協調、有關部門各負其責”的大統戰工作格局，成立了以市委書記為組長的統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單位涵蓋了市委工作部門、大口黨委等許多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各區也普遍參照建立區級領導小組，積極發揮成員單位作用，加強區域統戰工作的組織與領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更加強調基層政府要在創新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深化協商合作，創新精準治理機制。上海在全國率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政治協商的意見》，為黨外人士知情明政搭建制度框架平臺。上海市委每年還委托各民主黨派市委、無黨派人士，就全市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開展專項民主監督，形成了“黨委出題、黨派調研、政府決策、部門落實”的治理機制。上海通過制度性安排選派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以及法院、檢察院等機構的領導職務，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決策和公共問題的管理。上海出臺了《上海黨外代表人士實踐鍛煉工作管理辦法》，明確市委統戰部與相關區、單位合作建立黨外代表人士實踐鍛煉基地，重點選派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國有企業、人民團體和市級機關等單位黨外干部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加掛職鍛煉。在全國、市和區換屆工作中，加大了對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推薦安排力度，對市政協換屆人事安排工作，提出新社會階層代表人士占比逐步達到10%的比例要求；對區政協換屆人事安排工作，提出新社會階層人士比例不少于10%的要求。

回應民生訴求，提升精準治理能力。上海統一戰線成員結合自身專長，圍繞社會治理展開專題研究，積極獻言獻策。以“兩會”為例，2019年各民主黨派成員的建言被采用284篇，涉及社會治理方面的選題有45篇，占比16%；2018年各民主黨派的建言被采用242篇，社會治理方面的選題占比28%；2017年各民主黨派的建言被采用231篇，社會治理方面的選題占比38%。其中，關于校外治理、垃圾分類、家庭醫生等議題直擊人民群眾關心關切的社會民生問題，直面社會治理中亟待解決的難點問題，為精準施策提供了決策參考。

（三）堅持需求為本，參與治理更精準，自治共治有思路

重心下移資源下沉，精準對接社區需求。上海全市16個區政協普遍開展了聯系街鎮社區工作，各級政協組織與街道社區精準對接，社區群眾具有較高的認可度。[5]此外，上海探索民主黨派與基層社區結對，參與社區管理事務。早在2012年，民革上海長寧區委率先與新華居委會黨總支簽訂了首份結對共建協議書，新華居委社區作為民革長寧區委社情民意采集點。民革上海市委又與浦東塘橋街道合作，將優質資源下沉至居民區，一批高質量的文化、養老、社會服務項目建到家門口，初步形成民主黨派與基層黨組織協商合作共建社區發展的基層治理新模式。

專業引領注重法治，精準化解社會矛盾。在《上海市宗教事務條例》修訂過程中，上海就將做好基層民族宗教事務管理服務工作納入基層組織的工作職責，明確“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依法協助政府管理宗教事務”。同時，在其指導意見中也將相關民族宗教事務納入街道（鄉鎮）工作目錄、納入居委會（村委會）協助行政事務清單，確?；鶎用褡遄诮坦ぷ鏖_展有法可依。在城市社區舊改征收工作中，上海還探索組建了包括黨外律師、黨外公證員在內的“為民法律服務團”，為舊改居民提供協商所必需的法律咨詢、法律解讀、法律調解服務。

發揮品牌價值輻射，精準開展社會服務。徐匯區積極打造“滿意在徐匯”品牌項目，利用網絡工作平臺，及時收集、分析、處置、解決、反饋各類民情信息和問題，實現線上指揮監督、線下采集解決、全網分析跟蹤的“線上群眾工作”集約化管理，培育了像凌云街道“綠主婦”這樣典型的“內生型”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共建，推動了基層統戰工作網絡與社區治理網格深度融合，使昔日的“垃圾三村”變成全國聞名的“花園三村”，實現了統戰工作和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上海長寧區通過市民議事廳平臺，按照“自主提事、按需議事、約請參事、民主評事、跟蹤監事”的運行模式，轄區居民自主“點單”，議事廳集中“審單”，黨組織把關“批單”，有關部門最終“買單”，將“市民議會廳”塑造成一張靚麗品牌，使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

二、上海統一戰線服務社會治理面臨的挑戰

上海統一戰線在探索精準助力超大城市社會治理過程中取得了顯著成績，積累了寶貴經驗，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仍面臨一系列深刻挑戰。

（一）外部挑戰

人口結構多元化帶來的群體多樣性挑戰。邁向全球城市的過程中，上海的人口規模在不斷擴張，人口結構發生劇烈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家庭小型化、結構多元化趨勢不斷增強，影響著社會治理模式和治理方法的選擇。[6][7]社會階層的分化加劇了特大城市治理的社會風險。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異化待遇使得城鄉之間的社會割裂不斷強化；勞動力市場分割帶來的高端的知識生產者與低端的服務從業者的空間分異勢必會引發新的階層矛盾；外籍人口的增多也使得不同種族與族群之間可能會面臨文化上的沖突。階層多樣性對于城市彈性、多樣化的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口的高流動性加劇了社會整合和社會融合的難度，超大型城市本身固有的風險積聚和脆弱特點，與可能出現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交織，如何回應和滿足多元訴求成為治理難題。

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制度挑戰。政府和社會力量這兩種力量的權力來源并不相同，政府權力來自科層體系的強制權威，而社會權力則來自社會契約與協商認同過程。[8]在治理實踐中，政府行政治理所強調的縱向秩序整合機制與社會力量參與治理所借助的橫向秩序協調機制各自暗含著一些相互矛盾的訴求，社會活力的深層激發缺乏系統性的制度安排，也會造成治理主體錯位越位、多元主體共治格局尚未形成、基層社會靈活性不足和治理能力不足等問題。正如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突發社會變項的介入，使我們不得不反思像醫院、市場、社區、家庭這樣的制度設置或組織，在常態外表下所隱含的結構性風險，社會活力的缺乏在未來可能就會更加凸顯。面對這些現代都市生活的新變化，在推進社會治理過程中，該如何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制度安排和組織設置，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甚至用新的制度安排、組織設置和治理方式去規避新風險成為重要思考點。

市場經濟的理性主義帶來的文化挑戰。社會治理的具體方式是與一定的文化相聯系的。[9]上海是市場經濟和市民文化發展較早和較為成熟的地區。市民社會中的“經濟人”注重的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公民社會的“社會人”注重的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經濟人”關注的是個人，“社會人”關注的是與個人相聯系的所有人，如何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實現自治與共治的良性互動，是加強社會治理必須要面對的文化挑戰。

（二）內部挑戰

統戰群體日趨分化，社會參與動力不足，社會整合難度增大?？傮w來看，上海統戰成員呈現出人數多、人員分布廣、組織化程度不高等特點，部分黨外知識分子因對提供的社會治理項目內容不感興趣或缺乏研究，出現參與度不夠、參與積極性不高等問題，統戰對象個性化需求愈發凸顯。

統戰群體訴求反映渠道多樣，線上線下相互交融，利益協調難度增大。上海統戰成員大都是中高級知識分子，身份層次高，思維活躍，社會聯系面廣，信息來源渠道寬，接受新知識新事物能力強，還有很大一部分把新媒體作為表達意見訴求的重要平臺，成為網絡“精英”“意見領袖”“微博達人”，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掌握著“輿論核按鈕”。在面對新媒體發展浪潮中，部分統戰工作者對互聯網新興手段不夠重視、不熟悉甚至不會用，工作手段方式較為傳統和單一，難以適應時代發展趨勢。

統戰群體社會服務碎片化，持續性不足，服務優勢尚未充分顯現。具體體現在部分統戰成員對參與社會治理認識的高度不足，將社會服務簡單理解為簡單的公益活動和捐款捐物；部分項目可持續性不足，很多做法未能充分轉化和常態化，品牌價值未能深度挖掘；開展社會服務缺乏目標引領，往往追求短期輿論效應；尚未建立社會服務快速反應的體制機制，對社會治理重點、熱點、難點問題的敏感度、有效性、針對性不足；缺乏受眾對服務效果的追蹤評價等。

三、后疫情時代推進統一戰線服務社會治理的對策建議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是部分民主黨派的發祥地，是中國共產黨開展統戰活動的重要陣地和舞臺，黨外代表人士曾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是民族資產階級統戰工作的重地，是全國宗教工作的重鎮，是港澳臺統戰工作的前沿，是華僑華人統戰工作的窗口，也是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先行地。[10]面對社會治理形勢的新變化以及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上海統一戰線要著眼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對標“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及早作出戰略謀劃，以更高站位、更寬視野、更廣范疇、更多渠道、更新理念、更活方式凝心聚力，精準助力上海社會治理實踐和創新，奮力創造新時代新奇跡。

（一）推動統一戰線服務社會治理理念創新

凝聚更多社會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搞統一戰線是為了壯大共同奮斗的力量?！碑斍吧鐣畲蠊沧R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新時代，統一戰線要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根本指導思想，不斷擴展統戰對象，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將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都團結起來、凝聚到國家發展的磅礴事業中。

凝聚更多制度共識。尋求制度共識就是要承認基于政治共識形成的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制度基礎，就是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凝聚更多政策共識。統一戰線要充分發揮社會利益表達功能，拓寬利益表達渠道。加大對公共政策過程中共識構建的引導，在政策環境、政策主體和政策客體形成影響政策共識構建方面，加強政策共識構建的調節力度，使公共政策設計更加科學，公共政策決策更加民主，公共政策執行更加公正。

（二）推動統一戰線服務社會治理方法創新

加快形成國內與國際、網上與網下高度統籌的統一戰線工作方法。統戰工作要把團結聯合的工作放在國內國際大視野下進行考察和謀劃，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價值公約數繼續鞏固和拓展兩個范圍的聯盟，有效調處國內國際多重因素。此外，統戰工作要加強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將社會治理行為最大限度地標準化、數字化，更好地、實時地揭示社會治理在一些方面上的真實需求及其強度，及時回應需求復雜化、多樣化和潛在的給社會治理帶來的挑戰。

加快筑牢安全底線、雙輪驅動發展的統一戰線工作方法。守住底線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則方法，在統一戰線中多次加以強調。統一戰線作為黨與黨外人士的聯盟，黨和黨外人士就是統一戰線的兩個主體，也是推進黨的事業發展的兩個輪子。因此，開展工作、解決問題、促進發展，都不能單靠黨內和黨外哪一個方面的力量。底線思維和雙輪驅動都離不開統一戰線的法治建設。上海統一戰線要圍繞依法治國、依法統戰的總目標，緊密結合市情、統情，構建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全過程、全要素的法治治理，推進統一戰線各領域工作的法治化，成為社會治理過程中科學立法的獻策者、嚴格執法的協助者、公正司法的參與者、全民守法的維護者。

加快轉變和風細雨、久久為功的統一戰線工作方法。越大的“有機體”， 就越難照顧到“四肢末端”。要進一步加強日常引導，尤其是特殊群體的思想引導，把一切積極的因素作為“導”的基礎和前提，把個性化作為“導”的主要方式，堅持不懈對不同統一戰線成員開展更多浸潤式引導。

（三）推動統一戰線服務社會治理機制創新

構建銜接緊密、權威高效的統一戰線運轉機制。要繼續深化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把黨委統戰部門從大量具體事務中解放出來，發揮好統戰工作領導小組統籌決策能力；加強統戰工作的部門聯動和協調，提升事務處理的靈敏性和及時性；加強統戰工作的前瞻謀劃，提前布局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科創中心建設、自由貿易區建設等重大國家戰略，以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推進統戰工作。

構建完善高效、導向正確的統一戰線用人機制。要把統一戰線工作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選人用人必須把好政治關，把是否忠誠于黨和人民，是否具有堅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是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否全面貫徹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作為第一標準。把公道正派理念貫穿選人用人全過程，健全完善適應人才發展規律、激發人才活力的制度設計，進一步加強統戰人才的識別機制、考察機制和使用機制。

構建人民至上、尊重首創的統一戰線宣傳機制。要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及時總結具有示范引領作用的治理模式和案例，形成可復制可借鑒可推廣經驗。對社會治理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優秀事例和典型人物，要加強宣傳和表彰力度，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