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周易》在貴州的傳播

劉海濤

(貴州師范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18)

《周易》是在中原地區產生的典籍,其自身即經歷了從《易經》到《易傳》的發展歷程?！兑捉洝肥侵噶呢载韵蠛拓赞o、爻辭部分,大致成書在西周初年?！兑讉鳌穭t是戰國以來系統解釋《易經》的著作,共七種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兑拙暋で彾取泛蜄|漢的經師稱此十篇為“十翼”,“翼”是輔助之意,表示用來解釋《易經》的?！兑讉鳌反笾鲁蓵趹饑笃赱1]45-59?！吨芤住吩谫F州傳播,必然是在貴州與中原的交往與互動中完成的。然而,由于文獻資料的缺乏,《周易》傳入貴州的確切時間以及明以前在貴州流傳的具體情形均已不得而知,我們只能從零散的相關文獻資料中找尋蛛絲馬跡,作一粗線條的勾勒。

一、春秋時期與《周易》的接觸

最早提及貴州與中原交往的,是《管子》一書?！豆茏印ば】铩吩谟洈⒖鹬畷那樾螘r,引用了齊桓公的一段話:“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庾、雕題、黑齒,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盵2]425-426葵丘之會發生在魯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是齊桓公會盟諸侯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齊桓公成為中原霸主的一次會盟。在這段文字中,齊桓公講到自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包括牂牁在內的各國莫不賓服。如此說來,貴州與中原的交往當在葵丘會盟前。然而,《管子》一書雖托名管仲,但并非管子所作,羅根澤在《管子探源》一書中通過將《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相比較,發現“《管子·小匡》篇中與《國語·齊語》同者甚多”,由此“知其在《齊語》后”,并認定《管子·小匡》是漢初人所作[3]38-44。漢初人之作是否可以證明春秋時貴州地區即有牂牁古國,且牂牁古國與中原有交往,這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質疑。一種觀點認為《小匡》篇是“西漢人的追述,旨在為漢王朝統治者向外拓展張本,不盡可信,不能以此為據論證春秋時即有牂牁”[4]108。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托古人之名著書自古有之,內容并非都不可信:“《管子》既是‘戰國秦漢時代文字總匯’,自然保存了這一時期的資料,即令《小匡》篇為西漢人所作,至少說明在漢代人的心目中確有牂牁?！缎】铩菲淉R桓公會盟之事,雖有某些事屬傳聞,但也留下了歷史的影子,正如《華陽國志·南中記》關于竹王傳說和莊蹻入滇的記述一樣”[4]108。雖然牂牁古國還有很多問題無法解釋清楚,但漢、晉許多著作中都提及“牂牁”“牂牁江”,這也說明“牂牁”之名早已有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以“牂牁”命名設郡,也可視為對歷史的一種記憶。

本文所要考慮的是,如果牂牁古國真實存在且與中原有交往,那么是否有機會接觸到《周易》?接觸到的《周易》是什么樣的?古有“三易”之說,即《周禮·春官宗伯》所言的《連山》《歸藏》《周易》。此“三易”均是周王室用來占筮之書,由專職的周史、卜者、筮者掌管使用,其范圍被嚴格地限制在周王室內部。西周未期,隨著王室的衰落,包括《周易》在內的大量典籍開始流向各諸侯國,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載“其(敬仲)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有學者推測“周史以《周易》見陳侯”這件事大致在公元前700年左右,這也說明至遲在春秋前期,已經有《周易》的書面文本在諸侯國間傳播[5]?！吨芤住吩谥T侯國之間傳播,也可以在《左傳》《國語》中找到大量佐證[6]?？鹬畷l生在魯僖公九年,而《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以及閔公元年、二年有關《周易》的記載均早于魯僖公九年,這也說明牂牁古國與中原的交往如果是真實存在的,也就有可能接觸到《周易》,而此時在諸侯國之間傳播的《周易》文本應該是六十四卦卦象和卦辭、爻辭組成的《易經》,是僅僅作為卜筮之書而存在的。

二、戰國時期《周易》的傳入

三、漢代《周易》在貴州的傳播

漢代,漢武帝為了加強對西南的控制,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拜唐蒙為郎中將通夜郎,率兵千人,食重萬余人,從巴符關而入,喻以德威,約國置吏,夜郎、且蘭及旁小邑皆歸附于漢,以其地屬犍為郡。與此同時,“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后又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且蘭、伐夜郎,設立牂牁郡,共領十七縣。牂牁郡設立后,漢武帝實施“募豪民田南夷”的政策,招募“三蜀”豪族大姓,連同其依附的農民,一同遷入進行墾殖。大量巴蜀人士的遷入,不僅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生產方式,對穩定西南局勢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將巴蜀文化帶入貴州,并為貴州易學的發展作了人才的儲備。

漢代西南地區巴蜀經學已經非常繁榮,這得益于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的宣化?！稘h書·循吏傳》記載“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十余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為除更徭役?？h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宮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睗h武帝時,依仿文翁的作法,“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犍為郡與巴蜀毗鄰,得風氣之先,經學也首先繁榮起來,其代表人物舍人就是漢代第一個為《爾雅》作注的犍為郡文學卒史[9]?！稜栄拧肥且徊恳葬屃x為主的詞典,其成書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雜采幾代多家的訓詁材料匯編起來的。而且,匯編也不是一次而成,而是逐步完善”[10],按照學術界較公認的說法,《爾雅》在戰國時期即初具規模,在漢代續有增補[11]。然而,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爾雅》中的有些釋義已經非常難懂,且傳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訛誤、脫漏的情況。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需要對儒家經典進行詮釋,“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五經之訓詁’的《爾雅》亟需有人進行正定文字、補充注釋的工作,以便其在注經和閱讀古籍中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于是犍為文學《爾雅注》應運而生了”[12]。對于這部開風氣的《爾雅注》,學術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清代馬國翰在《爾雅犍為文學注自序》中說:“舍人在漢武帝時釋經之最古者,本多異字,尤可與后改者參校而得《爾雅》之初義?！秉S侃先生也說:“所存蓋雖零文支義,皆可葆珍,探討《爾雅》者,究不能不首先及于此焉?！逼鋵?舍人的重要貢獻并不僅僅是在《爾雅》學上,更在于其對貴州經學的開創上,鄭珍在道光《遵義府志·人物志》中即言道:“當孝武通西南夷,初置犍為,繼置牂牁、汶山諸郡。其時榛榛狉狉,風教睢盱。文學以郡人膺學史選,詣闕上書,即挺生古所未臣之地,而即注古所未訓之經。其通貫百家,學究天人,與相如、張叔輩上下馳騁,同辟一代絕詣。淑文翁之雅化,導道真之北學,南中若奠先師,斷推文學鼻祖?！盵13]1255鄭珍講舍人“通貫百家”,由此也可見舍人涉獵之廣,而這得益于文翁將“七經”引入蜀郡,《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記載:“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盵14]《華陽國志》卷三《蜀志》亦記載:“(文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盵15]所謂的七經,舒大綱認為是《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加上《論語》《孝經》,而且“‘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經’及《論語》《孝經》為教材,實現了當時尚有‘蠻夷之風’的巴蜀地區的移風易俗,迅速華化”[16]。舍人注解“釋六藝之言”的《爾雅》一書,必然要求對包括《周易》在內的儒家經典非常精通,由此也可想見易學在犍為郡講授的情形。

繼舍人而起的是毋斂人尹珍。對于尹珍的記載,最早出現在《華陽國志·南中記》中:“自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17]260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盵17]260此段文字雖然將尹珍生活的年代誤記成“明章之世”,“毋斂”是何地也指向不明,但非常明確地記載了尹珍學習的內容,所以《后漢書·西南夷列傳》在糾正了《華陽國志·南中記》中的錯誤后,直接指出尹珍“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的事實:“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盵18]2845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這句包涵著豐富信息量的話卻被學術界忽略了,其根源則在于后世對許慎的誤讀。史籍對許慎的生平事跡的記載非常少,《后漢書·儒林傳·許慎傳》僅有短短的85個字:“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盵18]2588文字雖短,但可知許慎當時是以經學聞名,其最重要的著作即是《五經異義》。經學從誕生之日起即面臨著今古文之爭,從西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會議,到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觀會議,古文經學漸漸在學術上超越今文經學。許慎“從(賈)逵受古學”,繼承了賈逵“結今文兼容并蓄”的觀點,并以私人論經的方式撰寫《五經異義》,從而使漢代古文經學在學術上的優勢得以確立,東漢大儒鄭玄則繼承了許慎的思想,最終完成了今古文經學的合流,由此也可見許慎在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19]。許慎著《五經異義》,必然是精通易學的,而且是對孟喜、京房的今文《易》以及費氏的古文《易》均有深入的研究。其《說文解字》中也有大量引自《周易》的例論,據學者統計,“《說文》全書引《易》作書證的(包括注音讀音中引《易》)共有八十處”[20]。除了向許慎學習五經外,尹珍還向應奉學習圖緯。圖緯即是讖緯之說,讖緯二字本各有含義,“讖為一種記載有征驗的預言的書,且其義隱微,非細加探求不能明了。當然,這種預言被認為是發自上帝,是符合天意的,故讖又被叫做‘符’或‘符命’。后來,人們為顯示讖書的特殊性,就把它染上綠色,所以又稱為‘篆’。讖書中往往有圖有文,所以又被稱為‘圖篆’‘圖讖’,或簡稱為‘圖書’?！盵21]緯與經相對,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的典籍才可稱為“經”,闡釋儒經義理的書便被稱為“緯書”。西漢盛行以陰陽災異說經,所以緯書皆以陰陽災異來穿鑿經文,后來又發展到以讖解經,至西漢末年,圖讖之說大盛,讖與緯合而為一,故稱為讖緯。讖緯之學與《周易》有著非常密切有關系[22],漢宣帝時,孟喜言其得到“《易》家候陰陽災異之書”,元帝時京房以《易經》的卦爻和每日的氣象變化相結合,從中推衍吉兇。尹珍向應奉學習圖緯,必然要有較深的易學素養為基礎。所以尹珍從許慎學五經,從應奉學習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其學習與傳授的科目,應包括《周易》以及漢代諸家之《易》。

然而,隨著漢代經學的衰微以及宋學的興起,《五經異義》這部給許慎帶來巨大聲譽的著作在宋代即已亡佚,許慎經學家的身份也漸漸為世人所忘,取而代之的是原本為“通經”之用的工具書——《說文解字》流傳至今并使許慎獲得“文宗字祖”的稱號。正是由于這種原因,學術界在解讀尹珍“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時,都沒有充分意識到“五經”兩字的分量,也就沒有充分意識到尹珍在貴州易學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四、魏晉到宋元《周易》在貴州的傳播

自魏晉歷唐、宋以至于元,中央政府對貴州多采取羈縻政策,但仍有大量土官、流官對儒家文化情有獨鐘,他們在其所任之地興學舉材,不斷推進儒家經典在貴州的傳播,如晉愍帝時成主李雄“虛己好賢,隨材授任,……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華陽國志·南中記》)。唐僖宗乾符三年 (876年),楊端割據播州,形成世襲土司政權,其后世子孫中亦有非常重視文化的教育,如楊氏八世孫楊光榮“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厚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13]1136;楊氏十二世孫楊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眾,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為之大變”[13]1137;十三世孫楊粲“建學養士”[13]1138;十四世孫楊價“好學,善屬文”[13]1138。此種重學之風一直延續至元代,播州十七世孫楊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泮宮,南北士來歸者眾,皆量材用之。喜讀濂洛書,為詩文典尚體要,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卷”[13]1449。楊漢英之妻田氏“亦善讀書,人以為難能”。正是由于楊氏家族對儒學的尊崇,播州境內儒學非常興盛,《大元一統志》卷十記載播州軍民安撫司“宦戶、儒戶與漢俗同”即可說明這一問題。五代天成三年(928年),后唐明宗以李承約為黔南節度使,李承約到任后,“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元代亦非常重視儒學的設立,元初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即于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創立了順元路儒學,郭子章《黔記·學校志上》曰:“元以前,黔故夷區,人亡文字,俗本椎魯,未有學也。黔之學自元始,元有順元路儒學,有藺州儒學?！彼皂樤啡鍖W也被稱為黔學之發端。延佑四年(1317年),普定路判官趙將仕在位于川黔邊界的永寧宣撫司“立學校,明禮義,通商賈”,這些都無疑會促進易學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除了官學的興起之外,私學在貴州地區也獲得較大發展,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下敕“許百姓任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又下敕“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唐會要》卷三十五)。宋代書院興起,紹興年間在紹慶治彭水縣境內即建有鑾塘書院和竹溪勝院。元代亦重視書院的建設,《元史·選舉志》記載元世祖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即下令:“凡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贝伺e也造就了元代書院繁盛的局面:“書院之設,莫盛于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盵23]元代貴州最早的書院是順元路儒學教授何成祿于元皇慶年間在順元路儒學的舊址處創立的文明書院。書院的設立,無疑也會極大地促進易學在貴州民間的傳播。

自魏晉歷唐、宋以至于元,在這長達千余年的時間內,雖然貴州與中原的交往日漸頻繁,然而有關貴州易學的文獻資料僅有兩條。一條是上文提及的元代播州十七世孫楊漢英“喜讀濂洛書”,由此可以想見播州易學的情形。另一條文獻則見于乾隆十九年編纂的《開泰縣志·秋部·流寓》中的一段文字:“魏了翁,字華父,蜀臨筇蒲江人。幼穎異,稱神童。登進士,寧宗嘉定間官工部侍郎,不為時好所容,謫靖州,與永坪縣令張轄相往來。其傍梅讀易之亭及芙蓉洲渚,華父皆有題詠。后永坪改驛,隸五開。理宗朝詔華父還?！盵24]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后世多將其與真德秀并稱而不敢軒輊,但黃宗羲、全祖望則有更高的評價:“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宋元學案·鶴山學案序錄》)對于南宋易學的發展,魏了翁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魏了翁兒童之時即“從長老授伊川《易傳》”,慶元四年(1198年)省試以《易經》居同經生之冠。后讀朱熹之書,學術思想大變,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宋史·魏了翁傳》)。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魏了翁上書言事被彈劾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至理宗紹定四年(1231年)始詔復原職。在靖州期間,魏了翁于城東純福坡建鶴山書院,筑讀易亭,友人李肩吾摘取詩句命名為“傍梅讀易亭”。關于與士人讀《易》研《易》的情形,魏了翁在與真德秀的書信中曾有過詳細的描述:“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楊、呂、謝諸儒所以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奧澀、康節之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字鉆求。一月余間,讀者、聽者,人人自謂有益,旁近郡亦有來者?！?《答真侍郎德秀》)由此可見,魏了翁于各家易說并無偏廢。在此基礎上,魏了翁博采眾說編纂了《周易要義》《周易集義》兩部易學著作?！吨芤滓x》是對宋代以前《易》注的一次系統性的批判與總結,“其體例以孔穎達《正義》為主,兼采王弼、韓康伯注及《經典釋文》,并析其辭為若干條,每條以小標題作綱領,統轄該條內容”[25]?！吨芤准x》則是對宋代《易》注的全面回顧,此書集宋代十七家,即“周子、邵子、二程子、橫渠張子,程門諸大儒呂藍田、謝上蔡、楊龜山、尹和靖、胡五峰、游廣平、朱漢上、劉屏山,至朱子、張宣公、呂成公”之《易》論合而為一。這兩部易學著作,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認可,四庫館臣稱贊《周易要義》“采掇謹嚴,別裁精審,可謂剪除支蔓,獨擷英華”,方回則稱贊《周易集義》“文靖公集百卷,明《易》之義者二百三十章有奇,《易》學最精”(《周易集義跋》)。魏了翁在靖州讀《易》研《易》,也使得此地成為易學文化傳播的中心,《宋史·魏了翁傳》記載:“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庇纱艘部梢韵胍娖湓谌珖挠绊懥?。宋代靖州屬于荊湖北路,其治所在今湘西地區,但其轄區有今黔東南部分邊緣地帶,永坪縣在雍正年間改為永坪驛,隸屬于五開衛,所以乾隆年間編纂《開泰縣志》時收錄了魏了翁的相關內容?！堕_泰縣志·風俗志》亦記載魏了翁之言“此邦之人有三不惡,時和年豐,惟以禮樂詩書為事”,這也顯示出當地在接受儒家文化熏染后的變化?！堕_泰縣志》所言魏了翁之事雖然無法說明黔東南易學發展的具體情形,但至少可以說明易學在此地區已經開始傳播,而明清五開衛易學的興盛,其源頭或許就在于此。

結語

在對貴州學術進行溯源時,學術界常推至漢代的舍人、尹珍等人身上,如鄭珍在《遵義府志》中即將舍人列為人物之首,并稱贊道:“淑文翁之雅化,導道真之北學。南中若奠先師,斷推文學鼻祖?！焙谓B基則認為是尹珍開貴州學術的先河,其在《題陽明遺像》中說:“學術孰始開黔陬,許君弟子尹荊州。圖書業成授鄉里,千載墜緒懸悠悠?！边@些論斷皆是建立在直接文獻記錄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對一些文獻資料進行細致的梳理,就會發現一些間接的論據,有助于對貴州的學術重新溯源。就易學而言,或許貴州最早在春秋時期,在參與齊桓公的會盟時就接觸到了《周易》。戰國時期,隨著秦將常頞通五尺道以及楚將莊蹻入滇,《周易》也會被帶入貴州。當然,這一時期的《周易》還是卜筮之書,是用來占卜用的。西漢初年,文翁化蜀,巴蜀之學遂“燦焉與鄒魯同風”。受巴蜀之學的熏染,犍為郡文學舍人注古所未訓之經——《爾雅》,盛覽問賦于司馬相如。東漢以后,儒者說經不專主一家,“至許、鄭集漢學大成”?；傅壑畷r,毋歛人尹珍遠從許慎受五經、從應奉學習圖緯,還授鄉里而“南域始有學”。雖然沒有相關的文獻資料能明確說明文學舍人、尹珍等人對《周易》有所研讀,但漢代的學術即以文學訓詁為本,文學舍人等必然對包括《周易》在內的儒家經典十分熟稔。對于這一點,鄭珍在《漢三賢祠記》中早有說明:“六經聯字以成文,字之聲、形、義明,其于治經,如侍先圣賢之側,朗朗然聞其耳提面命也。文學公深明《雅》,故不待言,盛公與相如游,尹公從許君,凡將十五篇之傳,必熟聞其終始?！庇纱艘嗫上胍姖h代易學在貴州傳播的情形。魏晉以至宋元,大量任職于黔地的官員對儒家文化情有獨鐘,興學養士,這也必然會進一步推動《周易》在貴州的傳播。非常遺憾的是,由于文獻的缺失,我們無法具體深入地了解明以前《周易》在貴州傳播的情況,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傳播已經為明代貴州易學的興起作了思想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