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語者到農村“新人”
——論農裔知識分子身份的轉變

李 松，何 戀

( 1.重慶工商大學派斯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重慶 合川 401520；2.重慶工商大學派斯學院 軟件工程學院，重慶 合川 401520)

農裔知識分子指的是通過知識由農村走向城市,完成了由農村身份向城市身份轉換的人,簡而言之就是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這是一群數量龐大的群體,文學也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但特定時段內以“工農兵”為服務對象的文學體制造成對知識分子保持謹慎的態度短時間無法徹底根除,因而農村“新人”的概念自提出以來就有意識地將農裔知識分子排除在外,由此造成農裔知識分子在當代文學語境中長期的“失語”現象。新時期以來,農裔知識分子因其迥異于鄉土社會的“知識性”而鮮有觸發農村“新人”的機關,因而也被排除在新人群體之外。創作者和研究者有意忽略和農裔知識分子自身典型性不夠等原因造成的結果是農裔知識分子成了鄉土社會的失語者和旁觀者。這種現象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反映出知識資本無法引領鄉土的現實困境。在脫貧攻堅電視劇中,以農裔知識分子為身份表征的農村“新人”群體開始井噴,農村“新人”被重新定義,由此可能形成一種創作潮流及其敘事轉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拓展了鄉土敘事的內涵,將以鄉土為表現對象的電視劇也歸為鄉土敘事的范疇,這樣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鄉土電視劇作為鄉土敘事在廣義上屬于鄉土文學的一部分,二者結合起來研究不存在障礙;其二是脫貧攻堅題材小說雖然塑造了農裔知識分子身份的農村“新人”,但是此類形象數量少且形象相對單薄,相對而言,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則對此類群體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書寫,本文特將此研究重點對準電視劇。

一、農裔知識分子的失語與農村“新人”的再定義

鄉土社會的每一次變革都離不開作為內生動力的農村“新人”。農村“新人”指的是農村發展中順應時代潮流、走在時代前列帶領村民們發家致富的先進人物。從合作化運動、“大包干”、土地流轉再到當下的脫貧攻堅戰,文學在同軌敘事同時也濃墨重彩地刻畫了農村“新人”群體。梁生寶、孫少安、曹雙羊和范少山(《金谷銀山》)等已然成了農村“新人”形象長廊中的能指性符號所在。這群農村“新人”具有深刻的歷史主體意識,能深刻認識到所從事事業的歷史必然性并將自身發展和農村發展緊密捆綁,在集體事業中完成個人價值。

這一條農村“新人”的代際脈絡已然十分清晰,也無須贅言。但縱觀鄉土文學和鄉土文學研究會發現都存在著一個看似被無意忽略實則有意忽視的事實:農裔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語。農裔知識分子的失語不是指他們消失在鄉土文學中,而是說他們“失語”在農村社會的每一次變革里。合作化運動、“大包干”和土地流轉的社會變革中,幾乎沒有一個正面形象的農裔知識分子,更不要說以此身份出現的農村“新人”了。農裔知識分子似乎無法為農村發展保駕護航,是農民扛起了鄉土社會變革的大旗,而掌握了知識的農裔知識分子卻被忽視了,知識資本似乎無法在農村站穩腳跟。從梁生寶、蕭長春到范少山,這些被反復論述的農村“新人”被牢牢限定在農民群體內。由此引申出另一個問題:農裔知識分子能為農村發展做什么?

先說作家作品的忽略。這一方面表現為此類人物形象少,另一方面表現為即使存在大多也是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如馬有翼(《三里灣》)、郭永茂(《創業史》)和馬立本(《艷陽天》)。這既與農裔知識分子形象單薄無法承擔豐富的敘事功能有關,也與特定時間段內政治話語對知識分子的認識有關?！澳梦丛脑斓闹R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都干凈?！盵1]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對知識分子的論述,十七年文學承接解放區工農兵敘事傳統對知識分子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自《我們夫婦之間》起知識分子就成了被規訓和改造的對象,“知識分子=小資情調=被批判的對象”[2]成了合作化小說創作的思維定式和價值選擇。魯迅在鄉土文學中形塑的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已然失語,農裔知識分子更是集體失語,由此造成的結果是農裔知識分子無法參與鄉村建設,成了鄉土社會的旁觀者和失語者。別說建設農村,農裔知識分子連一個正面形象都無法得到保證,合作化文學敘事不可能從“新”的角度入手塑造他們。

新時期以來,農裔知識分子走出了十七年文學逼仄的語境,因其“城鄉二重性”的身份特征負載了較多的敘事功能被作家反復書寫。高加林(《人生》)、金狗(《浮躁》)、吳譚(《學者之死》)、高子路(《高老莊》)、涂自強(《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胡田英(《風和月在上海流淌》)、吳志鵬(《生命冊》)、蔡水清(《雨把煙打濕了》)、夏風(《秦腔》)、石陀(《無土時代》),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群體在當代文學中的身影。對農裔知識分子的書寫雖然不少,但可惜的是基本不涉及他們對鄉土社會的改造和建設,更不用說引領鄉村發展了。他們的行動歸屬于個人,他們與鄉土社會存在“似聯實斷”的關系,除了無法抹除的農村底色外他們顯然不再屬于農村。首先他們的活動空間不再是在鄉土社會,其次“離鄉進城”成為他們的生存特征,最后他們會主動斷根以完成對身后農村的切割。也即是說,他們不會為農村現狀的改變去付出什么,他們追求的是個體的生存。即使存在一些力圖改造和引領鄉村的農裔知識分子,其行動也多以失敗告終?！度松分械母呒恿窒朐谵r村進行一場“衛生革命”,結果卻是遭遇不理解而進退失據;《人心不古》中的退休校長賀世普想將法治理念帶回賀家灣,結果也是落荒而逃。農裔知識分子就這樣一直以旁觀者和失語者形象出現在鄉土文學中。

在眾多描寫農村“新人”作家中,關仁山是較為特殊的作家,這在于他執著書寫多樣化農村“新人”并深刻認識到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最終落腳點還是農民自身。從《九月還鄉》到《麥河》再到《金谷銀山》,他將鄉土社會的重任放在了小姐、返鄉企業家和“當代梁生寶”身上。相當一致的“返鄉”書寫展現的是作者對鄉土發展所能依靠來源群體的深刻認識,但也由此看出關仁山對農村“新人”的認識還是存在著局限性:知識資本的力量被有意忽視了。即使不忽略,農裔知識分子似乎也無法為鄉土社會的新變做出貢獻。從《中國在梁莊》《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日記》和《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為代表的“非虛構文本”中,可以看到在鄉村邊緣化、鄉土中國的沒落中農裔知識分子對自身“知識分子”身份的猶疑:啟蒙者和代言人的隱退,取而代之的是承擔不起新時代鄉土中國建設重任的內疚和無奈。

農裔知識分子的鄉土情感,或者說農裔知識分子與鄉土的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有意地忽視了。他們被認定不懂農村,向往城市且無法承擔起為農村代言的重任。這是事實但不是這類群體的發展傾向。金狗(《浮躁》)、禾禾(《雞窩洼人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農村知識分子身份的農村“新人”,但是他們得到的關注是不夠的。如果說十七年文學沒有農裔知識分子的農村“新人”是當時政治形勢使然,那新時期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人才觀指引下,新農村建設沒有出現農裔知識分子身份的農村“新人”的原因也很明顯:城鄉差距過大造成鄉村知識青年的主動“斷根”。當下,“鄉土大有可為”的論斷已成為社會共識,在城市化弊端不斷暴露、現代人的“懷舊”和“鄉愁”情緒蔓延的背景下,在知識資本地位日益提升的潮流中,在農業規?；F代化經營理念的語境下,誰能成為農村“新人”就更值得思考了。

再說研究者的忽略。正如上文所言,研究者對農村“新人”關注自該概念提出以來就一直放在張雨生、梁生寶和蕭長春等人身上,也即是說農村“新人”的內涵自提出以來就沒有發生變化。近年來,隨著鄉土文學“在地性”的回歸,以脫貧攻堅為表現對象的鄉土文學的井噴,在學界掀起了一股農村“新人”研究熱潮。但遺憾的是研究者不約而同將農村“新人”對準了進城者(1)陳國和在論文《近年來農村“新人”形象書寫的三個維度》(《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3期)中將新人書寫的維度定義為進城者、鄉村干部和回村辦企業的生意人;劉詩宇在論文《風聲與燭影——論新世紀文學中的“新人”問題》(《東吳學術》,2021年第3期)中將新人書寫的維度定義為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鄉村干部、第一書記和企業家,農裔知識分子再次被有意識排除在農村“新人”之外。

進城者的初衷是利己,是為了個人理想,他們無法同梁生寶和孫少安那樣完成自我和鄉土社會命運的捆綁與融合,無法承擔起鄉土發展的歷史重任。而且他們的行動軌跡已然離開了農村,并且早就大量出現在21世紀初的“鄉下人進城”敘事中,更是城市化進程下負載著太多痛苦和無奈的“離鄉”,進城者顯然不能以農村“新人”命名。鄉村干部也不能成為農村“新人”。鄉村的脫貧與振興是基層干部的職責,或許將其稱為“引路人”(2)丁莉麗在論文《農村題材電視劇中“引路人”形象的譜系建構》(《中國電視》,2020年第8期)中將他們稱之為“引路人”。更合適。將鄉村干部認定為農村“新人”的研究者也許是被劉雨生和梁生寶的鄉村干部身份影響,但要注意的是,劉雨生和梁生寶總是沖在生產的第一線,其鄉村領導者身份和農民身份一體兩面,而這是當下鄉村干部無法實現的。第一書記也不能算,他們是鄉土社會的外來者而非內部力量,農村“新人”的第一重身份應是內部人員,這也是研究者將劉雨生而不是鄧秀梅歸為農村“新人”的原因所在,第一書記無法成為農村“新人”的備選。研究者還將回村辦廠的企業家認定為農村“新人”,這本沒有什么問題,但研究者的列舉全部集中在曹雙羊這一單個人物形象身上。先不論孤例能否支撐起全文,就“曹雙羊能不能稱之為鄉土新人”這一命題是否成立都值得討論。曹雙羊是關仁山小說《麥河》中的返鄉企業家,發家致富后他回村進行土地流轉。曹雙羊的資本積累過程具有血腥暴力和反道德色彩,這一過程雖然具有時代性,但無法稱得上崇高?！巴ㄟ^資本下鄉的方式開發土地、獲取極大的物質回報”[3]的曹雙羊的返鄉行為在深層次上帶有鮮明的“契合著市場化經濟時代,資本逐利的精神內涵”的,雖其有看到農業規?；l展的未來,但其本質是求利的。資本積累的不道德性和返鄉動機的逐利性都很難將曹雙羊歸為農村“新人”,因為“新人是具有時代的現實性(乃至)直觀的感性,并體現新的發展或進步價值觀、主流意識形態傾向的人物形象?！盵4]

難道當下農村就沒有新人群體?或者說農村“新人”的內涵幾十年來都沒有變化?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農村“新人”必然是農村內部人員(這似乎是一個不需要強調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質素),且不能有明顯的人格瑕疵,更重要的他們是要有鮮明地區別于普通農民的歷史主體意識,能清楚地看到農村的發展方向,并自愿將個人發展同鄉土社會相捆綁,以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更重要的是能根據時代要求不斷注入新的內涵。研究者看到的“已然”而不是“未然”,他們呼喚農村“新人”,卻沒有看到正在興起的農裔知識分子新人群體。亞里士多德曾說過“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寫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盵5]農裔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的一個新群體,曾經失語的群體在脫貧攻堅敘事中開始發聲,成了農村“新人”的重要來源之一。

二、農裔知識分子身份的農村“新人”與“第四種劇本”

近些年,隨著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的實施,鄉土再一次成了作家關注的對象,也產生了一批展現脫貧攻堅進程、書寫新時代鄉村風貌的脫貧攻堅題材小說與電視劇,同時也塑造了眾多的人物群像。這其中引人注意的是農村“新人”群體內涵的豐富和延伸。

脫貧攻堅題材小說也塑造了農裔知識分子的農村“新人”形象,《七葉一枝花》中的湘渝和《天大地大》中的賀波等。但是這類群體在小說中人數較少且形象相對單薄,相對而言,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則對此類群體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書寫,本文也將研究重點對準了此類電視劇。2020年3月17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國家廣電總局辦公廳關于做好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創作播出工作的通知》(廣電辦發〔2020〕50號),研究確定了22部脫貧攻堅題材重點電視劇,目前已完成了大部分電視劇的第一輪播放工作,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已然是當下重要的類型劇所在。

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作為主旋律敘事事關民族國家想象的建構,農村“新人”作為社會和作家的創造物也蘊含了國家想象的要素。在電視劇中,主流話語借助民間話語深入農村以完成新時代鄉土社會“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南胂?。因此在角色塑造方面,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塑造了駐村干部、基層領導、返鄉人員和貧困戶等為主的人物群像并借助他們傳達出了不同的敘事指向。以農裔知識分子作為新時代農村“新人”形象的出現不僅為鄉村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也擴充了農村“新人”的人物長廊并為之注入時代內涵。

新時代鄉土社會的脫貧需要人,更需要能人,而農村的發展缺的就是人。關仁山在《金谷銀山》中就認為鄉土社會“最突出的就是缺人、缺能人”[6]。因此,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在“返鄉”的母題下盡情展開想象,新時期以來農裔知識分子的集體逃離很快轉變為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中的大規模返鄉,農村“新人”因他們的返鄉而充實和再定義。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塑造了眾多以內生動力為代表的農村“新人”,一類是返鄉農民(工)。包括《花開山鄉》中的劉秦嶺和萬軍、《馬向陽下鄉記》中的齊槐、《金色索瑪花》中阿呷、《江山如此多嬌》中的喜妹等。另一類是支援家鄉建設的農裔知識分子。包括《好雨知時節》中的馮天藍、《一個都不能少》中的夏雪、《在希望的田野上》中的張楠、《花繁葉茂》中的唐多多、《我的金山銀山》中的范白露、《綠樹青山帶笑顏》中的杜笑語、《最美的鄉村》中的石全有和《金色索瑪花》中的詩薇等。他們是駐村干部依靠的群體和鄉土社會脫貧振興的關鍵力量。在身份指認上,共同地表現出大學生、城市白領的身份特征,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返鄉是自愿地奉獻而不是失意后的暫避。

之所以說他們是農村“新人”,不僅在于他們是鄉土社會新興的群體,是鄉土文學史上少有的人物;也在于“新時代的農村‘新人’理應是熟悉鄉村現狀,懂得跨界發展和融合之道,具備社會資源整合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新型農業戰略與政策的制定者、推動者和執行者”[7]論述的一樣,他們更多地關注土地如何生產和產業如何發展壯大等形而上層面的問題,這是沒有接受過現代教育、沒有開闊視野的傳統農民無法具備的;更在于他們體現出了較強的歷史主體意識,志愿將其所學應用到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中,自覺地將個人發展同鄉土社會的明天進行捆綁,這同十七年文學中以梁生寶和蕭長春為代表的農村“新人”的本質內涵是一致的。在駐村干部或村領導的帶領下和支持下,他們克服或突破傳統粗放型生產方式帶來的阻礙或瓶頸為家鄉發展排憂解難;利用知識資本為鄉村注入活力,發展各類產業,嘗試新的經營之道、構建新時代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土地流轉和合作社),一步步將鄉村振興的宏偉藍圖變為現實?！蹲蠲赖泥l村》中石全有為村里制定的“月子中心”營銷計劃,《一個都不能少》中夏雪用完善的旅游策劃方案幫助丹霞村成功獲得了游客,《好雨知時節》中馮天藍回村帶領大家種植野生蘋果,《金色索瑪花》中詩薇回鄉帶領大家種植高山草莓和《花繁葉茂》中的唐多多利用計算機技術幫助村里銷售農副產品,這些都是知識資本的力量與價值。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的農裔知識分子們最終成長為鄉村新的領導者,如《江山如此多嬌》中的喜妹、《金色索瑪花》中的詩薇、《最美的鄉村》中的石全有和《好雨知時節》中的馮天藍都成了鄉村新一屆的領導者,農村的內生動力自此走上了一個新臺階,新時代鄉村政權與鄉土社會的明天就這樣被想象和建構完成。農裔知識分子作為農村“新人”形象出現的意義是非凡的。它標志著農裔知識分子第一次在鄉土社會找到了位置并確立了“帶頭人”身份,同時也標志著鄉土社會真正意義上完成了對“知識分子”的認同與接納,這直接引發了一種新的敘事潮流。

新時期農裔知識分子先后在“人的異化”“鄉下人進城”和“鄉土情感”三種模式[8]下進行敘事。前兩類基本不涉及農裔知識分子的鄉土活動,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以“鄉土情感”為表現對象的寫作方式。在此模式下,農裔知識分子先后被建構為斷根型、戀鄉型和糾纏型三種類型。斷根型表現為對故鄉的主動舍棄與決絕背離,代表人物包括高加林(《人生》)和夏風(《秦腔》);戀鄉型表現為“人在城市、心系鄉村”的“回望式”特點,包括了金狗(《浮躁》)和石陀(《無土時代》);糾纏型集中表現在“非虛構文本”中,農裔知識分子在憂慮鄉村現狀又不知如何改變之間不斷糾纏。有學者曾展望過,“(他們)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記住鄉愁和鄉村大有可為的大背景下,在責任意識和戀鄉情感的指引下返鄉創業,逐漸成為生在農村、學在城市、一生奉獻農村的新時代農裔知識分子,甚至可能因此開創新時代返鄉文學的創作潮流?！盵8]28現在看來這個潮流已然形成,是斷根型、戀鄉型和糾纏型三種劇本之外的“第四種劇本”——奉獻型。

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中,農裔知識分子第一次被賦予了引領鄉土社會發展的重任。他們的回鄉大多是懷著崇高使命感的自愿行為,是鄉愁與奉獻意識感召下的“逆城市化”行為。例如:《最美的鄉村》中的大學生石全有毅然返鄉帶領村民發展旅游業,《金色索瑪花》中的科技人員詩薇主動請纓回鄉指導村民種植高山草莓,《好雨知時節》中的馮天藍不顧家人反對從省農科院辭職回鄉,《綠樹青山帶笑顏》中杜笑語放棄城市二十萬的年薪回鄉,《花繁葉茂》中唐多多大學一畢業就回到農村。農村的今昔對比是促使他們回鄉的重要原因,他們既有戀鄉型的鄉土情感,又區別于糾纏型今昔對比后的無奈,他們是敢于改造現實的實踐派。他們的行為或許會遭到長輩的強烈反對,但是他們不改初心,用實際行動改變了長輩的看法。返鄉行為由反對到認同的轉變——父對子的妥協——是當代成功觀對傳統成功觀的置換,聯想到“非虛構文本”中農裔知識分子的兩難困境,農裔知識分子的還鄉更是對“鄉村大有可為”最生動最具體的詮釋。

農裔知識分子自此以一種積極的生存特征示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農裔知識分子,“自卑、恐懼、孤獨、尋找、憂郁、軟弱伴隨著他們追夢的腳步并逐漸凝結生成為他們的生存特征”[9],這種情況到奉獻型農裔知識分子這里被完全改變。之前的負面評價被一掃而光,他們被構建為年輕自信、志愿奉獻農村,自覺將個人發展同鄉村建設結合起來,同時具有遠大理想、具有較強知識資本的積極正面形象。從城市化進程下糾纏型到脫貧攻堅戰中的奉獻型,兩者的敘事時間和空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突然的轉向與轉向悄無聲息間可能存在的齟齬,都被脫貧攻堅的主流敘事消解,這也似乎證明了農裔知識分子只有將自己和鄉村發展結合起來,才能獲得人格和事業上的成功。

文學創作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民族國家想象進行的理論預設。從發生學上來說,脫貧攻堅敘事同七十年前合作化運動的文學敘事一樣都具有鮮明的主旋律色彩,其目的都是為了展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構建新時代民族國家想象?！安煌瑫r期的作品中‘農民’影像的塑造和變遷折射出創作者不同時期對于‘農民’以及‘新農村’的實踐認知,而創作者對于‘新農村’的實踐認知也在不斷地改變著‘農民’形象的傳播?！盵10]農裔知識分子的“第四種劇本”是之前文學史上沒有出現的新質素,之所以在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中出現井噴的現象究其原因也并不復雜?？偟膩碚f,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是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出現的,深植于國家現代性主潮興起語境下鄉土社會的重新調整與民族國家想象之命題。奉獻型農裔知識分子的出現有其現實性,更有其理想性,這代表著鄉土文學敘事的大方向,是未然向必然的轉向。

三、結語

農裔知識分子經歷了從失語者到農村“新人”身份的轉變,這是知識資本對傳統思維定式和社會束縛的反撥,也是農村發展的必然要求。電視劇對他們的書寫是成功的,但是電視劇對這群新時代農裔知識分子的刻畫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一方面,他們多是在駐村干部或村領導的帶領和支持下進行工作,一定程度上成了烘托駐村干部或村領導“引路人”身份的存在,敘事功用強于人物形象,甚至可能滑向概念化扁平化的旋渦。另一方面,他們是電視劇中的次要人物而非主要人物,電視劇缺少對農裔知識分子身份的直接認定,即使存在也往往被裹挾進其他身份中,《在希望的田野》中張楠、《我的金山銀山》中湯亮和《三泉溪暖》中高云溪的返鄉都被安排上了駐村干部的身份,駐村干部式農裔知識分子的行為顯然不再單純。雖然單純的以農裔知識分子為表現對象的作品還沒有出現,但農裔知識分子已然擺脫了舊的認知以新的面貌出現在文學中,我們期待他們以更豐富更飽滿的形象出現在新時代文學敘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