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倫理研究

劉書梅，張潔君

(安徽建筑大學 外國語學院，合肥 230601)

一、引言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是我國翻譯史第一次科技翻譯高潮。一般認為,明末清初科技翻譯高潮肇始于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與徐光啟譯述《幾何原本》,終于清朝雍正年間對傳教士活動的徹底禁止,這段歷史對我國明末清初以及以后的科技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學界對明末清初科技翻譯史的研究往往止于對史實的梳理,鮮少研究社會倫理與科技典籍翻譯活動之間的特定關系。其實,科技典籍翻譯同其他翻譯活動一樣,其外部價值必須置于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研究。張南峰認為,“翻譯活動是一種社會活動,必定受到一定的道德制約,因此翻譯學離不開應用倫理學?！盵1]我們應該從明清科技典籍翻譯史實出發,探討翻譯過程所發生的社會倫理,結合譯者本身的倫理訴求,探究科技典籍翻譯活動的倫理問題。

二、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活動

(一)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簡述

明朝中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南方出現,開明的知識分子開始批判空談心性的程朱理學,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他們有對先進科技知識的渴求和富民強國的政治抱負。16世紀80年代,羅明堅、利瑪竇等天主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為打開傳教的大門,傳教士迎合士大夫階層的需要,開始了“科學傳教”的歷程。其中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間最長,影響最大,譯著最多。

本文在梳理明末清初的科技典籍翻譯活動時,著重分析耶穌會傳教士譯者與中國士大夫譯者的科技典籍翻譯活動。參與科技文獻譯述的傳教士主要有利瑪竇、龍華民、熊三拔、湯若望、南懷仁等,中國的士大夫譯者主要有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薛鳳祚等,翻譯的科技書籍涵蓋數學、天文、物理、地質、生物和醫學、軍事科學等領域,當時譯介的著作多為古典科學,傳教士未將最先進的西方科學思想帶到中國。

(二)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特點

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主要有以下特點:

(1)科技典籍翻譯發展不平衡。 我國歷史上的翻譯高潮以佛經翻譯為主,到明清之時才注意到科技的翻譯。但是當時只有少數先進的士大夫知識分子意識到引進科技的重要性,并未引起封建統治階級和普通民眾的注意。

(2)譯者情況復雜。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主要力量是傳教士和士大夫階層,專職譯者極少。 譯者懷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一部分譯者直接為統治階級服務,決定了他們會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因此出現如改譯、節譯等誤譯現象,以迎合統治階層的需要和喜好。 一部分傳教士為宣傳宗教,也有一部分傳教士是為本國侵略政策服務。甄別這些譯者情況,是研究明清科技典籍翻譯面對的一個特殊歷史問題。

(三)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影響

李亞舒、黎難秋在《中國科學翻譯史》中指出,明末清初與清末兩次科技翻譯高潮曾經對我國思想政治、科學技術、教育制度、科學名詞統一等方面產生深刻影響。在思想政治方面,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使我國部分先進學者擺脫了唯心主義性理之學的束縛,投入到對近代科學知識的探索中[2]。同時,西方的科學思想方法,也從邏輯推理和考察實證方面,對我國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球科學、醫學等的研究和應用產生了深遠影響[2]4。明末清初的科技典籍翻譯,對我們科學領域多個方面的發展,起到了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三、 翻譯倫理:應然研究和實然研究

(一)翻譯標準:從一元倫理標準到多元倫理標準

彭萍在《倫理視角下的中國傳統翻譯活動研究》一文中將倫理定義為“人們的道德標準或行為規范”[3]。倫理作為個人或社會的道德標準或行為規范,每個翻譯行為背后都隱藏著一定的翻譯倫理準則。從“案本而傳”到嚴復的“信、達、雅”,從泰特勒的“三原則”到紐馬克的“語義翻譯”,對譯文“忠實”的追求始終貫穿其中?！爸覍崱背蔀榉g應當如何的重要標準。 隨著譯界對翻譯的本質屬性認識日益深入,將翻譯研究的視野從語言轉換的“技”的層面轉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空間,“忠實”的一元倫理標準受到質疑和挑戰,翻譯的倫理標準從一元標準走向多元標準。

(二)翻譯研究:從應然研究到實然研究

對“忠實”標準的追求是關于翻譯的規范性研究,是翻譯應該如何的“應然研究”,對翻譯事實的描寫性研究則是翻譯的“實然研究”。翻譯的倫理研究不再停留在對譯者翻譯道德規范的理想化構建,而是轉向對已然發生的翻譯行為和呈現的譯作中的倫理要素進行描寫性研究。 學者王大智曾指出“翻譯倫理就是翻譯行為事實如何的規律以及翻譯行為應該如何的規范。翻譯倫理研究不僅包括翻譯的規范性研究,而且還包括對翻譯規律或者翻譯現象的描述性研究”[4]。

因此,“在研究翻譯史的過程中,不可能回避倫理道德的因素”[3]8。本文從倫理視角梳理在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活動中倫理對傳教士譯者和士大夫譯者各自的翻譯目的、文本選擇、翻譯策略所發揮的作用,同時闡述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倫理價值。

四、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倫理屬性

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翻譯必然受當時社會的倫理道德的影響和制約。道德倫理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各個環節,滲透到翻譯的各個層面,影響翻譯活動的各個方面。翻譯過程的系列行為,如確定翻譯目的,選擇翻譯文本,確定翻譯的策略,以及評判翻譯的價值都受主流社會倫理的影響。

(一)翻譯目的倫理屬性

翻譯目的是翻譯活動的起點。受翻譯目的的驅動,翻譯活動才會發生。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翻譯主體主要分為兩類:基督教的傳教士譯者和有開明意識的士大夫譯者。大部分譯作是翻譯者合作的產物,然而作為科技典籍翻譯活動的主體,無論傳教士還是士大夫,都不是專職譯者,兼職譯者這一身份服務于他們的本職工作。 對于兩方譯者而言,原語文本和譯本都承載著不同的倫理價值,兩方譯者持有各自的倫理價值觀,身處一定的倫理環境,肩負著各自的倫理使命,雙方所遵從的倫理規范的差異從根本上決定了雙方不同的翻譯目的。

1 .傳教士譯者的翻譯目的

對于傳教士來說,科技典籍翻譯絕不是為了傳播知識,即便科技翻譯活動往往容易實現語言轉換層面的“忠實”的倫理目標,其外部價值也在于實現譯者在文化政治向度上的倫理目的。

明末清初科技翻譯是在傳教士的推動下發生的。傳教士來到中國是為了傳播宗教信仰,推動基督教在東方的擴張,耶穌會士歷經數代傳教士的努力,希圖在中國獲得合法的地位,進而廣布教義,讓更多中國人成為信徒。當他們發現明朝統治者及士大夫階層對他們帶來的科技知識產生濃厚興趣,邃制定了“科學傳教”的方針,以科學思想的輸入為敲門磚,努力向當時掌握話語的統治階層證明他們傳播知識的邏輯性和優越性以此證明其傳播的教義的合理性?？梢哉f,傳教士譯者科技典籍翻譯的目的不在于向中國人傳播先進的科學知識,而是根據他們所服務的統治階級的要求,以科技典籍翻譯為手段,進行教義滲透,“科技譯述只是宗教傳播的副產品,同樣是基督教傳播的內在倫理張力下的產物?！盵5]據徐宗澤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序言》所言:“但天主教之道理,究為教外人前所未聞,而國人當時之心理,抱閉關主義,嫉視外人;羅(指羅明堅)、利(指利瑪竇)二公深入內地,不無引起民眾之疑慮;故審時度勢,如直接以天主教之道理投入人心,人必畏而遠之,不弱先以本性之學問,引入研究考向,而易于樂從,利子所以先注意西學之灌輸也?！盵6]可見,利瑪竇等人的科技典籍翻譯目的與其宗教倫理密切相關。

2.士大夫譯者的翻譯目的

士大夫階層在譯介科技知識時,并非僅為傳播科技知識,最終目的在于科技知識的實際使用,翻譯活動帶有強烈的追求實用的政治目的性,而其翻譯目的功利性恰恰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及當時社會統治者的倫理思想在翻譯活動中的投射。

明朝末年,內有朝廷統治腐敗,南有倭寇窺視,伺機擴張,北有滿族日益壯大,志在中原。到崇禎年間,閹黨弄權,內憂外患,“天下已成河潰魚爛之局”,明王朝處于危機之中,所以亟須引進新式科學技術[7]。當時,宋明理學雖然已經發展成熟,但是卻往往流于玄虛,并無太大的實用價值,而中國一度領先的自然科學知識,如數學、天文、水利等卻幾乎停滯不前,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劉宓慶曾指出,“中國翻譯傳統以民族憂患意識為特色,后期的中國翻譯傳統則以民族復興意識為特色?！盵8]有著先進思想的士大夫階層對基督傳教士帶來的自然科學知識產生了極大興趣,他們懷著對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希圖通過引進先進科學技術以改變國家命運。士大夫階層的翻譯目的主要在于發展科技、富民強國、開啟民智。

明末翻譯家徐光啟曾經總結取法西學的步驟,認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9]。在徐光啟看來,翻譯是會通的手段,會通是超勝的橋梁,而翻譯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超勝”,也即致使民富國強,勝過西方。李之藻認為如能“廣譯”西洋歷法等書,必將“不無裨益”。對于明王朝來說,內憂外患之際,兵力衰弱,國力日退,統治階級也想通過翻譯,強兵富民,提升國力。

兩方譯者的翻譯目的分別由雙方所遵循的倫理規范決定,即兩者的翻譯目的具有不同的倫理屬性。從倫理規范的層面上看,兩者的翻譯目的存在根本分歧,范祥濤認為“翻譯目的一旦形成,就會直接影響翻譯選擇全過程的各個層面”[10],因此這種分歧勢必造成兩方譯者在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選擇上的差別。差別由不同的倫理目的直接引發,歸根結底彰顯和受制于翻譯的倫理屬性。

(二)文本選擇的倫理屬性

決定科技典籍翻譯價值的基本因素是科技典籍文本,在原文文本的基礎上譯者實現科技典籍翻譯的社會價值。一般而言,具體的科技典籍原文文本價值與科技典籍原文同時誕生,在傳播科技知識過程中,價值比較穩定,一般較少變化。但是,在浩如煙海的科技典籍中,選擇哪些文本進行翻譯,選擇過程本身就受譯者各自的倫理追求的影響和制約。

1.傳教士譯者的文本選擇

由于士大夫譯者不懂外文,在文本選擇方面,傳教士譯者享有極大的自主權。中國士大夫甚至皇帝對西洋奇器、世界地圖等表現出的好奇心與熱情讓傳教士意識到如果善加利用科學知識,可能會對傳教大有裨益。于是早期的傳教士很快就確立了“科學傳教”的策略。傳教士們發現“傳道必先獲華人之尊敬,以為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招攬人心”[11],傳教士在譯介宗教文本的同時,也譯介科學技術知識,不過在科技書籍選擇的中也體現了他們的倫理追求。按照教會的要求,為進一步博得中國人的好感,順利傳教,傳教士選擇數學、天文學等文本,介紹與中國人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科學知識,引起中國人的好奇或者契合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需要。傳教士譯者選擇的書籍基本屬于歐洲古典科學體系。西方近代科學知識體系基本未傳入我國,如哥白尼的“日心說”當時已經問世,但是傳教士沒有譯介,主要因為“日心說”與其宣揚的宗教倫理相沖突。又如,利瑪竇在完成《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之后,認為已經達到了通過數學知識向中國人證明天主教是符合理性的這一目的,因而拒絕繼續同徐光啟合譯剩下的卷宗。從另一側面證明傳教士譯者翻譯目的的倫理性,即通過科技知識進行傳教,其真正的倫理目的不可能是為了推動中國科技進步,提高人們的科技文化水平。

2.士大夫譯者的文本選擇

我們對士大夫譯者的文本選擇的倫理性進行分析,可以看到,如果說譯者個體選擇某一類型的文本進行翻譯只是譯者個人行為的話,那么當譯介一個特定的文本類型成為一種社會潮流,背后必然有深層的社會文化需求,受譯者群體所遵循的倫理要求的影響和制約。

徐光啟等士大夫譯者的選材超越了宗教范圍,側重于科技典籍翻譯。對于封建王朝而言,接受宗教并允許宣揚宗教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但是愛國士大夫階層將傳教士的這種宗教虔誠發展到愛國主義精神,體現其憂國憂民的情懷。由于士大夫譯者憂患于中國的積弱,在選材上他們傾向于介紹西方先進科技的文本,文本選擇上表現出一種超越宗教之外的功利性目的。翻譯目的的不同倫理性決定了傳教士譯者和士大夫譯者在翻譯具體操作過程中的不同選擇。徐光啟認為,佛法和儒家思想無法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必得依靠科技進步,引進經世致用的科學技術[9]370。他先后翻譯了數學、地理、天文等方面的科技書籍,還與士大夫如李之藻、楊廷筠等商議延請西方傳教士以購買火炮、兵丁之事。

以天文學書籍的譯介為例,前文指出傳教士譯者同意選擇天文方面的書籍,一方面是由于神學與天文學有著深厚的淵源,另一方面是出于迎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而翻譯這樣的文本,是為了迎合傳教士所服務的教會直接的倫理要求即傳教,并最終通過傳教實現對東方國家的滲透和掠奪。對于士大夫譯者而言,選擇天文學知識進行譯介,進而有利于修訂歷法,一方面體現了士大夫階層“忠君”的倫理思想。另一方面,天文的確對農業生產有重要影響,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的穩定與發展無疑對社會安定和國家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 翻譯策略的倫理屬性

1. 傳教士譯者的翻譯策略

傳教士譯者清楚地認識到必須順應譯入語語境,才能被逐漸接受,最終實現自己科技傳教的倫理目的?！白鳛榉g主體的譯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和倫理道德觀以及更深遠的政治文化目的采取其本人認為合適的翻譯策略,也可以選擇迎合、追逐主流意識形態和倫理思想的翻譯策略,犧牲自己的主體性來達到與他人和整個社會的倫理相一致的目的?！盵3]12

當譯入語倫理處于強勢地位時,譯者往往采取順應譯入語倫理要求的歸化策略,以更好地適應譯入語環境——譯本為譯入語社會所接受,從而傳播原文承載的信息和思想。較之于文學翻譯,科技典籍翻譯更強調信息的“保真”,但是傳教士譯者為順應譯入語倫理規范或為完成自身科技傳教的宗教倫理目的,對文本進行了刪改或增譯。耶穌會士在譯述天文學時,也會不時加上基督教的地獄之說,如“地之中心有惡人受罰之地獄”等說法[7]52。既加入宗教知識,也盡量保證宗教知識與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相融合。于是觀之,盡管傳教士翻譯的是承載科技真理的文本,其翻譯策略的選擇根本上由其服務的宗教倫理所決定。

在將《山海輿地圖》翻譯到漢語中時,為迎合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利瑪竇在圖上做了改動,將本初子午線從中國經過,還同時增加了各民族的宗教儀式的標注[7]50。利瑪竇以及緊隨其后的龐迪我、艾儒略等向中國人輸入的地理知識改變了中國人的天下觀。因此,科技知識傳遞是否“失真”不是他們翻譯活動中關注的重點,科技典籍翻譯倫理功能的順利實現顯然比信息的等值傳遞更重要,傳教士譯者選擇的歸化翻譯策略彰顯了其服務宗教倫理規范。

2.士大夫譯者的翻譯策略

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中,為譯本傳播的知識體系更容易被接受,士大夫譯者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同時也采用了創譯的翻譯策略。如徐光啟在翻譯數學術語和概念時照顧中國讀者的理解,采用形象的造詞法和造字法,如“直線”“斜線”“銳角”“鈍角”等概念并沿用至今。李之藻雖然認為翻譯中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真”,但是他同時強調“辭能達意”的原則,為求達意,創造出很多術語譯名,至今還在使用[10]89。

士大夫譯者的翻譯策略由他們的翻譯目的決定。在明清科技典籍翻譯中,士大夫譯者的翻譯目的旨在通過向國人傳輸先進的科學知識達到富民強國的最終目的,因此,無論是歸化的翻譯策略還是創譯的譯法,無不是為了科技知識更有效地傳播。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傳教士譯者與士大夫譯者都采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但是雙方翻譯策略的采用卻是出于不同的倫理目的,因此翻譯策略不僅是翻譯過程中“技”的層面的選擇,更彰顯了譯者所遵循的翻譯規范,體現譯者所服務的階層的倫理要求。

(四)科技典籍翻譯的倫理價值

從翻譯的倫理視角看,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的倫理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士大夫譯者的通過翻譯實現富民強國的愛國追求;(二)嚴謹負責的翻譯態度;(三)翻譯思想的積淀和科技知識的傳播。

科技典籍譯者根據價值取向遵從倫理規范,進行科技典籍翻譯。 盡管士大夫階層懷著對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希望先進科學技術可以改變國家命運,但是由于歷史發展的客觀現實,明末清初的科技典籍翻譯活動并沒有引起大規模的工業革命,缺乏人文的啟蒙和革新的思想,科技知識也沒有在當時的普通民眾間得到廣泛傳播,但是此次由傳教士裹挾著天主教思想傳播的科技典籍翻譯活動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在數學、天文、水利等方面的進步,其經世致用的務實思維也有效地蕩滌了當時學界的虛幻之風,無論是對人文思想意識的改良還是科技進步的推動都對后來的洋務運動和第三次翻譯高潮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五、結語

總之,在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譯活動中,一方面,當時社會文化中主流倫理思想即占統治地位的倫理思想會對譯者產生影響,這也是對翻譯活動產生制約作用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譯者通過科技典籍實現其翻譯倫理訴求,體現其所服務的階層的倫理要求;科技典籍的翻譯價值以及譯者的職業道德都會影響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