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機關賡續調查研究優良傳統的三維探賾

施 崢

2023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并將其作為即將在全黨開展的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公安部黨委隨后印發《關于在全國公安機關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將2023年定為“調查研究年”,要求緊密結合主題教育,在全國公安機關大興調查研究。重視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堅持的一項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黨領導公安保衛工作百年征程中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為更好地應對新時代新征程前進路上的風浪考驗,全面推進公安工作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有必要從理論、歷史、實踐三個維度加深對調查研究的認識,用活、用好這一“傳家寶”。

一、理論基石

作為理論聯系實際的橋梁、主觀聯系客觀的紐帶,調查研究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視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亦被無產階級政黨當做追求真理、尋求解放的強大思想武器。此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中蘊藏的思想精華也為開展調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梳理相關理論,有助于公安民警加深對調查研究的認識,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在思想上堅定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在公安工作中提升守正創新的能力。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調查研究觀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雖未正式提出“調查研究”的概念,但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逐漸認識到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并以數十年孜孜以求的實際行動為后人提供了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典范。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1)《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頁。

1843年,任職《萊茵報》的馬克思為回應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的無理指責,通過對摩澤爾河沿岸地區居民的真實生活狀況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撰寫了《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以詳盡的事實有力地抨擊了普魯士的專制統治及地方政府的官僚主義。這篇文章被認為是馬克思關于調查研究的開篇之作。(2)陳安杰:《馬克思關于調查研究的開篇之作——重溫〈摩澤爾記者的辯護〉》,《支部建設》2020年第17期。在目睹貧苦農民和一無所有的工人為獲得合法權利而進行艱苦斗爭、卻絲毫未能改變命運的慘痛事實后,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信仰發生了動搖,于1944年2月發表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提出對思辨的法哲學的批判應專注于課題,而該課題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實踐。此后,馬克思對調查研究的認識逐步加深,并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運用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之中。他在1846年致巴維爾·瓦西里也維奇·安年柯夫的信中提到:“一個不了解社會現狀的人,更不會了解力求推翻這個社會的運動和這個革命運動在文獻上的表現?！?3)《馬克思恩格斯書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7頁。此后,馬克思用了數十年的時間開展資料收集與分析,并深入工廠、農村開展實地調研考察,甚至與工人階級一起生活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為《資本論》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880年,馬克思應法國工人運動領導人邊·馬隆之請編制了《工人調查表》。該表緊緊圍繞資本家榨取工人剩余價值這一研究假設,列舉了工人的基本情況、勞動環境、勞動強度、受資本家剝削情況、現實生活狀況、與資本家斗爭情況等方面共99個問題,不僅逐步設問、環環相扣,而且通俗易懂。通過回答這些問題,工人們可以明確地感知到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和所處的悲慘境地,逐漸領悟并且認清資產階級對自己進行的殘酷剝削,因而被稱為揭露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武器”、號召工人起來進行革命的“號角”。這份調查表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問卷調查的先河,至今仍是社會調查研究表格的范本。(4)參見童秋月:《馬克思設計的這份調查表,何以成為“武器”和“號角”》,2023年5月16日,載《新湘評論》,https://hn.rednet.cn/m/content/646749/50/12658069.html。2023年5月25日訪問。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同樣注重調查研究,在其漫長的革命實踐與理論研究生涯中,從未停止過調查研究的步伐。其科學社會主義奠基性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是他在英國工作期間,用一年多的時間在英國的工廠和貧民區開展實地調查研究獲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完成的,因而也被稱作“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中開展社會調查研究的首篇經典作品”(5)參見龍培林:《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調查研究思想探賾》,《寧夏黨校學報》2022年第5期。。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列寧在早期理論研究和革命實踐中就十分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對工人和農民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他曾提出,把調查材料匯總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并以系統的形式敘述調查的結果,這種嘗試本身就有很大的意義。(6)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他還將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過程總結為:“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并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途徑?！?7)《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頁。在創辦《火星報》期間,列寧廣泛聯系工人和群眾,號召創辦刊物要注重使用第一手素材。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指出:“首要任務之一是組織一系列的社會調查?！?8)《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頁。其后,蘇聯采取一系列重要政策都是在詳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是在布爾什維克政黨中推廣調查研究并使之制度化的首次嘗試。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調查研究重要性的論述以及深入實際開展調查研究的具體方法,為馬克思主義調查研究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調查研究實踐奠定了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思想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百余年來,黨的歷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調查研究觀進行了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思想。

毛澤東同志是黨內大興調查研究第一人。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開展了大量關于工農運動、階級狀況的調查研究工作,在科學分析中國國情的基礎上,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1930年,為解決紅軍中出現的教條主義思想,毛澤東同志撰寫了《調查工作》(后改為《反對本本主義》),系統闡述了調查研究的重要作用、目的、內容、方法等,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等著名論斷?？谷諔馉帟r期,毛澤東同志的調查研究思想漸趨成熟。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報告中,深刻闡明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系,批評了根據“想當然”發號施令的主觀主義作風,提出調查研究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并開創性地將調查研究與黨的作風建設緊密聯系起來。1941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毛澤東同志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強調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在全黨大興大調查研究之風。新中國成立后,為摸清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情況和規律,毛澤東同志開展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大理論研究成果均是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毛澤東同志先后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3月,中央通過毛澤東同志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問題給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頁。同期,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也深入基層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強調“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頁?！皬娜罕娭衼?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頁。等觀點和方法,豐富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思想。

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同樣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他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提出把調查研究與群眾路線相結合,認為“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的調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12)《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到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1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頁。。他在圍繞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進行廣泛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尤其注重“針對客觀現實,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1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要求“一定要深入專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談”(1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頁。。在調查研究的方法上,鄧小平同志提倡“深入群眾,善于運用典型調查的方法,研究群眾的情況、經驗和意見”(16)《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頁。,主張不論是開會、作決議還是形成文件,都要“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總結經驗,制定方針政策”(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9頁。。在實地調研中,鄧小平同志還特別重視數字問題,認為“數字中有政策,決定數字就是決定政策”(18)《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頁。,常常通過“問數字”“算賬”來摸清情況、發現問題。

世紀之交,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將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高度,提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19)《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第309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更沒有決策權”(20)《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頁。的著名論斷。他認為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始終是以調查研究為前提、為依據的”(21)《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頁。,進入新時期,雖然調查研究的對象、內容、手段、條件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但是“調查研究在黨的決策工作和全部領導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絲毫沒有改變,而且更為重要”“加強調查研究不僅是一個工作方法問題,而且是一個關系黨和人民的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22)《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頁。。江澤民同志還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如領導干部每年至少要抽出一兩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要親自動手寫調查報告等,推動了調查研究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胡錦濤同志則認為,開展調查研究對于建設和諧社會不僅十分重要而且必要,要求“圍繞改革發展穩定的一些重要問題,開展系統的調查研究,了解真實情況”(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論群眾路線:重要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他還指出,調查研究是“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反對弄虛作假”(24)《胡錦濤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56頁。的重要手段,號召全體黨員干部弘揚調查研究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賦予調查研究新的時代意義。在地方工作時,習近平同志就始終堅持調研開局、調研開路,甘當學生,不恥下問,“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時間深入基層和部門調查研究”(25)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指引浙江實現從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從對內對外開放向深度融入全球、從總體小康向高水平全面小康躍升的“八八戰略”,就是習近平同志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和系統謀劃,為浙江量身定制的省域發展全面規劃和頂層設計。黨的十八大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更是躬行調研,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并發表一系列關于調查研究的重要論述,形成了許多新觀點、新論斷。首先,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強調“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26)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7日,第1版。,指出“調查研究是正確決策的基本功,也是參政議政的基本功”(27)習近平,《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29日,第1版。,要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28)《習近平關于調查研究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15頁。。其次,他在“深、實、細、準、效”(29)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五點要求的基礎上,明確了調查研究的三大原則,一是問題導向原則,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也是調查研究的原動力,因此調查研究必須強化問題意識,敢于正視問題,善于發現問題,“聚焦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30)《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頁。;二是求真務實原則,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把調查研究做深做實,“眼睛向下、腳步向下,經常撲下身子、沉到一線,近的遠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眾表揚和批評都要聽”(3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6頁。,“既看‘高樓大廈’又看‘背陰胡同’,才能“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把對策提實”(32)習近平,《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23年4月30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30/content_5753819.htm?eqid=827d91360000054 80000000664589c9d&wd=&eqid=fe170fb300148c1700000006646dc853。2023年5月6日訪問。;三是群眾路線原則,開展調查研究就是走群眾路線,要“善于換位思考,走進群眾,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準確了解群眾的所憂所盼”(33)習近平,《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23年4月30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30/content_5753819.htm?eqid=827d9。2023年5月6日訪問。,“真正把群眾面臨的問題發現出來,把群眾的意見反映上來,把群眾創造的經驗總結出來”(3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0頁。,同時也要“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3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07頁。,不給基層增加負擔。再次,在調查研究的方法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調查研究是一門致力于求真的學問,一種見諸實踐的科學,也是一項講求方法的藝術”(36)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頁。,要提高調查研究能力,除了學習、弘揚過去蹲點調研、“解剖麻雀”等方法,還要“提高辯證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增強看問題的眼力、謀事情的腦力、察民情的聽力、走基層的腳力”(37)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頁。,與時俱進地創新調研方法,如借助網站、微博、QQ、微信等現代信息手段,走好網上群眾路線。最后,習近平總書記十分注重調研成果的轉化運用,強調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反對“作秀式”“盆景式”“蜻蜓點水式”“欽差式”調研,要求“在調查的基礎上深化研究,提高調研成果質量,切實把調研成果轉化為解決問題、改進工作的實際舉措”(38)習近平,《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23年4月30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30/content_5753819.htm?eqid=827d9。2023年5月6日訪問。。

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將調查研究視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黨的調查研究思想,還開創性地將其與黨的作風建設聯系起來,賦予其特殊的政治屬性和鮮活的生命力,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的寶貴經驗和財富。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相關理念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不少思想、觀點、方法,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為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提供了重要啟示,如“關于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于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于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于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的思想”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39)《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8頁。。

于公安機關傳承調查研究優良傳統而言,可以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探尋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支撐與方略啟迪。其一,是以民為本的立場?！懊癖尽币辉~出自《尚書·夏書·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西周時期逐步形成“敬德保民”的樸素民本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本思想的內涵不斷豐富,出現了“民貴君輕”“得民心者得天下”“君舟民水”等名論。雖然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主要出發點是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但其中蘊含的“以民為本”“民心向背”“以人為鏡”等思想精華值得后人借鑒與傳承。其二,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皩嵤虑笫恰背鲎浴稘h書》中班固對河間獻王劉德的褒獎之語“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代顏師古注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這里的“實事求是”顯然指的是一種求真務實的嚴謹治學態度。在儒家經典中,還曾出現大量強調理性、客觀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命題,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格物致知”“經世致用”等,強調為學治事從實際出發,腳踏實地,講實學、辦實事,至今仍有指導意義。其三,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圍繞認識與實踐的先后、分合、輕重、難易等問題提出了精彩紛呈的知行學說,如強調實踐的“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勉勵知行并重的“君子當強學而力行”(《法言·修身》)、認為知易行難的“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等。及至明代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說,對知識論與實踐論的理解更為系統化。中國古代知行觀不僅為后人提供了務實重行的精神動力,還進行了科學的方法指導。例如,“物格而后知至”(《大學》)強調通過實踐獲得知識,“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列舉了求知踐履的五大步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春秋繁露》)主張判斷是非真偽應遵循名實相符的原則,等等。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的寶貴經驗,也為公安機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賡續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啟示。

二、歷史回溯

人民公安機關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百余年來,人民公安在黨的領導下,始終注重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改進作風、推動發展,在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宏偉事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一)公安機關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及其歷史貢獻

調查研究既是黨的“傳家寶”,也是公安機關的“傳家寶”。公安保衛機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形成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廣泛開展的調查研究工作,在人民公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在領導工農運動的過程中,即開展了專門的保衛工作,其任務之一,是搜集各方面的消息,了解敵情,防范破壞,為制定正確的斗爭策略服務,這是公安保衛工作調查研究之肇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中央于1927年正式成立第一個保衛組織中央特科。周恩來同志通過對社會各階層及斗爭形勢的調查研究及深入分析,對中央特科進行了科學的工作部署,領導其迅速打開了工作局面,不僅在白色恐怖下保衛了黨組織的安全,還搜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谷諔馉帟r期,公安保衛機關認真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大興調查研究的決定,“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40)《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轉引自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頁。。各根據地的保衛部門堅持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因地制宜開展敵情和社會情況的調查,包括調查各種反動組織、封建迷信團體的情況,各社會階級、階層的情況,地方的歷史情況,以及在城鎮開展戶口登記、復雜成分的調查等,陜甘寧邊區還在鋤奸保衛系統建立了統計員工作制度。(41)參見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頁。1941年,黨中央在中央社會部基礎上加掛中央情報部牌子,將秘密情報工作與公開的調查研究工作緊密結合,一方面派出情工人員深入淪陷區和國統區搜集情報,另一方面成立“書報簡訊社”,每月撥出300塊大洋到敵占區購買報刊,通過眾多資料的分析研究,并將秘密情報與公開情報相互佐證,形成對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問題、組織的系統情報。(42)參見《李克農參與領導創辦〈書報簡訊〉》,2017年06月29日,載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GB/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7/0629/c85037-29371763.html。2023年4月2日訪問。這些調研成果和戰略情報,為推動抗戰勝利和解放、接管城市發揮了重要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公安保衛機關在鞏固和保衛老解放區、開辟和發展新解放區的過程中,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正式將其納入隊伍建設的范疇,還突破了偵察和情報工作的范疇,加強了調查研究在群眾工作中的運用。1946年頒布的《東北各級公安機關組織暫行條例》明確提出,必須掃除偽滿警察官僚衙門作風,“堅決貫徹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為老百姓辦事的優良作風”(43)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頁。。為配合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做好大中城市的解放和接管工作,各解放區的公安保衛部門根據中央的指示,廣泛開展調查研究,掌握城市內部情況,除軍事情況外,重點是國民黨警察機關和特務機關的情況以及占領城市后需要重點保衛的部位等。這些敵社情、特情資料為解放戰爭中大中城市的解放、接管及反特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例如,在濟南解放前夕,華東局社會部通過公開訪問、書報匯集、秘密調查及俘虜口供等,整理了《濟南人物調查》和《濟南特務與警察調查》。前者分列了濟南政治、黨團、警察、軍界、財經、技術、社會名流、宗教等九類人員的詳細個人資料及社會關系,后者分述了國民黨黨通局、保密局、國防部二廳系統等情報組織及當地特務系統的情況,受到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同志的高度評價。(44)參見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149頁。

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公安機關,并根據各地實際,因地制宜地開展了一系列肅特、剿匪、鎮反斗爭,整頓社會治安,保衛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毛澤東同志在關于鎮反、“三反”運動等的講話、指示中,多次強調公安工作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注重調查研究。首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同志既是調查研究積極倡導者,又是調查研究的積極踐行者。他經常在講話中引用毛澤東同志“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我們做公安工作的人必須具備的起碼的態度”(45)羅瑞卿:《人民警察和治安保衛委員應具備的五個特點》,載《羅瑞卿論人民公安工作》,群眾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頁。。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下達《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后,公安部迅速組織多個視察組深入基層開展調研。羅瑞卿同志在2個月的時間內,親自考察了11個省、市開展鎮反運動的情況,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各地的經驗做法與存在的問題。(46)參見徐黎:《論羅瑞卿領導公安工作的基本方法》,《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調研結束后,他在1951年元旦《人民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明確提出“要學會調查研究,不斷地進行公開的與秘密的調查研究工作,以達到隨時摸清敵情,深入明察,擊中要害,戰勝敵人?！?47)羅瑞卿:《一年來人民公安工作的成就和今后任務》,載《羅瑞卿論人民公安工作》,群眾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頁。由于堅持調查研究,深刻洞察形勢、廣泛發動群眾,鎮壓反革命運動取得了極大的勝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公安工作重心從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保衛和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0年10月,針對少數公安干警違法亂紀突出問題,公安部召開樹立和發揚公安隊伍優良作風的工作會議,提出了公安干警優良作風的“五句話、四十個字”要求,第一句就是“調查研究,實事求是”。(48)參見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頁。1983年,黨中央認真分析了我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后的實際情況及當時的刑事犯罪問題,果斷作出了開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全國公安機關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事先調查摸底的基礎上開展工作,成功地打擊了一大批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在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快速扭轉社會治安形勢的巨大作用。1991年11月,公安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公安會議,會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公安工作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摸索和積累的寶貴經驗,其中之一即為“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49)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頁。。此后,為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公安機關以與時俱進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開展了“大練兵”“大接訪”“三基工程”“三項建設”“大走訪”等活動,并在充分征求人民群眾意見建議、汲取歷史和各方經驗的基礎上,對公安工作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有力促進了改革發展、維護了社會穩定。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引下,各級公安機關緊盯各類可能影響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風險隱患,統籌境內境外、線上線下,創新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加強預測預警預防,深化矛盾糾紛排查化解;聚焦人民群眾對平安品質的更高期待,全心全意做好保民安、護民利、惠民生、聚民力等各項工作,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落實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要求,推進公安管理體制改革,夯實基層基礎,因時因勢連續推出系列便民利企政策措施,等等。(50)參見王小洪:《新時代公安工作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學習時報》2022年9月16日,第1版。特別是近年來,在公安部開展的創建“楓橋式派出所”“百萬警進千萬家”及“調查研究年”等活動中,廣大公安民警和輔警深入校園、企業、村社和網絡,組織開展安全教育、走訪慰問、結對幫扶、警民懇談、平安志愿者、警營開放等活動,與群眾交朋友,聽民聲、察民情、問民意,積極回應群眾的新期待,不斷改進工作,提高矛盾化解能力、處警辦案能力、群眾工作能力,為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新篇章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調查研究在糾正公安工作“左”傾錯誤中的作用

人民公安在前進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種種困難與挫折的磨礪,在不斷糾正錯誤、汲取教訓的曲折中發展壯大。尤其是幾次“左”傾錯誤,給公安保衛工作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在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中,調查研究不僅是發現問題的重要手段,也被視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法。

1930年下半年起,由于復雜的斗爭環境及“左”傾思想的影響,根據地的肅反工作發生了擴大化錯誤。一些地方的肅反委員會和國家政治保衛局錯誤地強調了保衛機關的獨立系統和垂直領導,使保衛工作嚴重脫離了黨和人民群眾、脫離了斗爭實際,錯誤地開展了打“AB團”、肅“社會民主黨”和反“改組派”斗爭,錯捕錯殺了一批黨政軍干部。周恩來同志于1931年12月途經閩西到贛南蘇區,采取實地調查、走訪、出席相關會議、與各負責同志談話等方式開展調查研究,期間兩次致信中央政治局匯報情況,明確指出了肅反擴大化錯誤的嚴重性。1932年1月,周恩來同志主持中央局擴大會議,檢討了中央蘇區肅反工作的歷史與現狀。會議根據周恩來同志的報告和中央的有關精神,通過了《蘇區中央局關于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著重指出肅反工作存在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錯誤,并在會后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加以糾正。(51)參見唐蕊:《從周恩來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談起》,《黨史博覽》2017年第5期。周恩來同志在蘇區開展的實地調研,對中央蘇區及時發現和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具有重要意義。

1943年5月,中央政治局針對延安審查干部運動中出現的逼供信問題,決定了防奸工作的六條原則,調查研究為其中之一。同年7月,毛澤東同志汲取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教訓、總結抗戰以來鋤奸保衛工作的經驗、針對延安審干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指導審干、鋤奸、反特工作的“九條方針”,其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強調要堅持調查研究,要求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反對逼供信。但就“九條方針”提出的半個月后,當時的中央社會部長康生掀起了以逼供信為特征的“搶救運動”,在各抗日根據地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為糾正“搶救運動”的錯誤,中共中央于8月15日作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對“九條方針”進行具體論述,要求按這個決定進行審查干部、鋤奸、反特。(52)參見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0頁。此后,中共中央多次電令各地在審查干部、開展防奸反特斗爭中切實貫徹“九條方針”,此舉進一步提高了保衛干部的思想認識和政策水平,推動了防奸反特工作向健康方向發展。

1958年,受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熱潮的影響,公安工作興起了“大躍進”。公安部領導分赴各地開展調查研究,很快就發現了各地的口號與做法存在不切實際、簡單化、絕對化等問題,遂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扭轉,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糾正“左”傾錯誤并非易事。1962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同當時公安部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談到中央蘇區時期肅反工作曾一度犯過主觀主義錯誤時,引用了昆曲《十五貫》的故事,說明公安機關在辦案過程中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的必要性,指示公安干警一定要注重調查研究,不能輕信口供。公安部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要求各地公安機關組織全體干警觀看《十五貫》,使全體干警受到一次注重調研研究的思想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53)參見公安部政治部編:《毛澤東公安工作理論》,群眾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頁。同年6月,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組織工作組前往部分省市開展調查研究,全面檢查總結1958年以來的政法工作,并形成總結報告稿,對政法戰線四年來的工作成績、缺點錯誤和經驗教訓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偨Y報告稿中提出的產生錯誤的原因和教訓之一,就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對下情不甚了解,缺乏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沒有把情況摸清、把問題看透,也就不能夠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解決問題”(54)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317頁。。雖然由于歷史原因,這份總結報告未能從根本上糾正“左”傾錯誤,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政法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全國公安機關迅速掀起學習熱潮,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和“左”傾思想,進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初步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明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念。在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的基礎上,聯系各地公安工作實際,進一步統一了思想認識:新形勢下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必須不斷解放思想,注重調查研究,了解新情況、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55)參見中國人民公安史稿編寫小組:《中國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361頁。此后,公安部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開展了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四類分子“摘帽”問題、整頓城市治安等一系列行動,為新時期的公安工作開啟了良好的開端。

(三)調查研究與公安精神和公安經驗的生成

在公安保衛工作的發展歷程中,不少公安精神、公安經驗的產生與發展,與調查研究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中有的是在實踐中不斷創新調查研究的內容和方法,掌握敵情社情、摸透民心民意,有的本身就是通過調查研究,從實踐中挖掘、總結出來的民智民力。由于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些公安精神和公安經驗歷經數十載風雨的考驗,歷久彌新。

公安機關開展大規模城市入戶調研并開創相關經驗方法的早期代表,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公安局東萊街派出所。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哈爾濱市的戶口簿冊被全部焚毀。為迅速掌握人口情況、開展各項工作,1946年東萊街派出所甫一成立,立即組織人手開展戶口調查。當時,不少外勤民警吃住在派出所,在不拿薪金、沒有編制的情況下,一心撲在工作上,一邊登記一邊服務,為群眾劈柴擔水、搬煤扛糧,不僅快速掌握了轄區的基本情況,而且與偽滿警察形成鮮明對比,樹立了新警察的良好形象。他們在工作中逐漸形成了“進百家門、認百家人、知百家情、辦百家事”的“百家熟”工作法,成為“東萊精神”三件傳家寶之一。此后,東萊街派出所根據群眾所需,推出了“定點服務”和“四必到”愛民措施,并在全國第一個掛出24小時服務承諾燈箱,第一個發放“群眾有事隨叫隨到”警民聯系卡,第一個印制警民聯系單開展留辦服務,第一個聘請轄區群眾擔任黨風警風監督員等。進入新時代,派出所推出“大走訪+大腳板+大數據”的升級新版本的“百家熟”。他們堅持“進百家門、認百家人、知百家情、辦百家事”的傳統線下走訪和微信群管理的“群眾通、企業助、微入戶、微調解”線上走訪,以及“一標三實”信息采集錄入平臺優勢相結合,來回應群眾的新需求,使入戶、熟記、管理、服務的工作效果得到大幅提升,順應了時代變化。(56)周慧穎:《冰城公安:弘揚新時代“東萊精神”之“愛人民”》,2023年4月23日,載中國日報網,https://hlj.chinadaily.com.cn/a/202304/23/WS6444fa52a310537989371393.html。2023年5月25日訪問。2021年,公安部黨委作出關決定,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深入開展學習弘揚“東萊精神”活動。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分局民警邱娥國在長期實踐中摸索出的“一圖、二本、三訣、四勤”工作方法與東萊派出所的“百家熟”有異曲同工之妙?！耙粓D”指轄區平面圖,“二本”指各項工作記錄本、警民聯系本,“三訣”指各種工作方法口訣,“四勤”指勤走、勤問、勤記、勤思考,堪稱基層民警開展調查研究的典范。在27年的基層民警生涯中,邱娥國走過轄區大街小巷超過12萬公里,做到了“串百家門,認百家人,知百家情,辦百家事”。為此,邱娥國被譽為獲得信息最多、提供線索最多、破獲案件最多的“三多”民警,更榮獲了“改革先鋒”“最美奮斗者”“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范”等稱號,并入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成為公安英模中的杰出代表。(57)參見《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邱娥國》,2013年08月05日,載共產黨員網,https://www.12371.cn/2013/08/05/ARTI1375674028570686.shtml。2023年5月25日訪問。

“楓橋經驗”的生成與發展則是通過調查研究挖掘、提煉、完善民智民力的典型代表。1963年,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派出社教工作隊進駐諸暨楓橋區開展試點,浙江省公安廳組織30多名公安干警組成政法工作組參加試點工作。工作組采取蹲點的形式,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邊指導開展對“四類分子”的斗爭,一邊摸索和總結經驗。毛澤東同志聽說后,指示要好好總結諸暨的經驗。11月初,公安部派工作組到楓橋,全面調研了解情況,協助浙江省公安廳對總結材料進行進一步研究和修改。11月22日,毛澤東同志批示各地效仿,并指示公安部好好總結諸暨的經驗,整理一份千把字的材料發下去。于是,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又一次組織人員到楓橋開展實地調研,完善總結材料。1964年1月,中共中央全文轉發了浙江提煉的總結材料,將“在黨的領導下,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矛盾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推向全國。(58)參見盧芳霞等編著:《“楓橋經驗”概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頁。在此后的近60年間,“楓橋經驗”堅持與時俱進、改革創新,中共浙江省委、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廳、紹興市委、紹興市公安局等部門多次派出調研組進駐諸暨楓橋,調查“楓橋經驗”的創新發展情況,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一代代赴楓橋開展扎實調查研究的干部同志被譽為“楓橋經驗”的“調查總結者”和“直接推動者”(59)周延東:《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優良傳統與“楓橋經驗”的生成延續》,《公安學研究》2020年第3期。。2022年,作為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新時代“楓橋經驗”被寫入黨的二十大報告。

回顧人民公安的百年發展歷程,可以清楚地發現,什么時候重視并堅持調查研究,公安工作的決策和指導方針符合客觀實際,公安事業就順利發展;什么時候輕視或放松調查研究,公安工作的決策和指導方針脫離客觀實際,公安事業就會遭到挫折、甚至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歷史實踐充分證明,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公安工作得失成敗的大問題,因此必須將這一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三、實踐進路

調查研究與公安工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不僅是公安機關掌握情報信息、研判治安形勢、作出科學決策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培養和提高公安民警群眾工作能力和業務水平、加強公安隊伍作風建設的重要舉措。各級公安機關和全體公安民警要履行好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再立新功,就必須大力弘揚調查研究優良傳統,把公安工作扎扎實實地建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

(一)提高政治站位,回答好“為何調研”的問題

回答好“為何調研”的問題,首先要在各級公安機關和全體公安民警中統一思想認識,深刻認識加強調查研究對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意義,切實增強做好調查研究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其一,賡續調查研究優良傳統是公安機關政治屬性的根本要求?！肮残拯h”,公安機關必須時刻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黨的意志為意志,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是黨堅持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的鮮活體現,也是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講政治的具體體現。能否實事求是地開展調查研究,不僅是能力水平的問題,更是黨性問題。全體公安民警要深刻建立“調查研究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的意識,在調查研究中充分運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發現、思考和解決公安工作中的真問題,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以實際行動堅定捍衛“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其二,賡續調查研究優良傳統是公安機關適應形勢任務變化的現實需要。當前,黨團結帶領人民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在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顯著增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60)《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2022年7月27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s://www.gov.cn/xinwen/2022-07/27/content_5703131.htm?eqid=c6a04a3c000147c000000002645c612a。2023年4月28日訪問。作為捍衛政治安全、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安寧的專門力量,公安機關應不斷加強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善于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問題,進而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其三,賡續調查研究優良傳統是鍛造“四個鐵一般”過硬公安隊伍的有效途徑。不論是公安工作的具體業務,還是整個公安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既是公安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和職業能力,更是公安民警必須具備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態度。在全國公安機關大興調查研究,可以推進公安隊伍思想作風建設,弘揚求真務實的優良作風;幫助公安民警進一步增強宗旨意識和群眾觀念,走好新時代公安工作群眾路線;推動公安民警在實踐中不斷強化責任擔當,全方位提升履職能力;拓寬新時代公安特色監督渠道,推進全面從嚴管黨治警向縱深發展。因此,公安機關務必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

(二)增強大局意識,回答好“調研什么”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新時代聚焦五大新問題的論述,為公安機關回答“調研什么”提供了根本遵循。結合《關于在全國公安機關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提出的調研內容,公安機關應重點開展以下五大方面的調查研究:一是圍繞堅持黨對公安工作的絕對領導,研究如何從政治上建設和掌握公安機關,鑄牢忠誠警魂,切實把對“兩個確立”決定性意義的深刻領悟轉化為忠實踐行“兩個維護”的具體行動,把黨的絕對領導貫穿公安工作全方位、全過程,確保公安隊伍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二是圍繞捍衛國家安全特別是政治安全,研究如何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完善同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捍衛政治安全體系、維護社會穩定體系、公共安全治理體系,忠誠履職盡責,著力推進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建設,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三是圍繞肅清流毒影響,研究如何深刻汲取孫力軍政治團伙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教訓,旗幟鮮明講政治,教育引導全體公安民警堅定理想信念、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時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四是圍繞深入推進全面從嚴管黨治警,研究如何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毫不動搖地堅持嚴的主基調,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堅定不移反腐倡廉,始終保持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斷推進公安隊伍革命化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鍛造讓黨和人民信賴的新時代公安鐵軍;五是圍繞改革強警,研究如何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力破解制約公安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以及長期困擾公安機關的難點堵點問題,找準癥結、攻堅克難,推動公安工作系統性重塑、整體性變革,創新法治公安、智慧公安和基層基礎建設,塑造公安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為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保駕護航。(61)參見《公安部黨委印發工作方案在全國公安機關大興調查研究》,《公安教育》2023年第4期。圍繞上述調研內容,各級公安機關既要立足當前、直面問題,突出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著力解決一批發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層所盼、民生所向的問題,做好經驗教訓的歸納總結;又要放眼未來、登高望遠,圍繞公安工作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加強前瞻性思考和戰略性謀劃,開展超前調研,做好統籌謀劃、頂層設計。

(三)掌握科學方法,回答好“如何調研”的問題

調查研究沒有捷徑,解決了“為何調研”“調研什么”的問題,還需要掌握“如何調研”的科學方法。公安機關要把調查研究做深做實,就要堅持守正創新,在用好公安實踐中積累的“老辦法”的同時,積極創新與時俱進的“新手段”。一是繼承優秀傳統調查研究的方法。公安機關在長期的調查研究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較為系統的、卓有成效的傳統方法,如“蹲點調研”“解剖麻雀”及實地觀察、文獻研究、個別訪談、座談交流、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等。這些調查研究方法經過數十年公安工作實踐的檢驗與打磨,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公安機關發展壯大的歷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新時代創新調查研究方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即使在新時代取得偉大成就和巨大變化的大背景下,公安工作和社會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傳統的調研方法也并未過時。例如,當前公安改革中常用的先試點、成功后再總結推廣的做法,就是“解剖麻雀”的方法。二是創新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提出,要充分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開展調查研究,提高科學性和實效性。截至2023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6.4%,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網絡社會?；ヂ摼W以其體量巨大、類型繁多、覆蓋面廣、便捷高效、綜合性強等優勢,成為公安機關傾聽民意、征集意見的重要渠道。因此,公安機關必須重視并學會在互聯網時代下開展調查研究,不論是微博、微信、新聞客戶端,還是網絡論壇、貼吧、短視頻、電子郵件等,“只要能聯系群眾,就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62)習近平:《始終把廣大婦女作為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載《論堅持人民當家做主》,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35—36頁。。與此同時,公安機關還應掌握更加專業化、科學化和智能化的現代調研技術手段,如把握大數據使用的主動權、熟練應用各種調查軟件等,通過更加科學的問卷設計、更加系統的定量分析、更加高效的自動化分析處理等,真正將數字化改革理念融入調查研究之中,不斷增強公安調查研究的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