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的形成與反響辨析

劉超燕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在中國唯物史觀史學近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引發激烈爭論。然而作為最早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發表意見的中國學者,(1)何干之說:“對這個問題,首先發表意見的,恐怕是郭沫若先生?！焙胃芍?《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生活書店1937年版,第60頁。郭沫若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認識及其影響,其他學者對郭沫若觀點的批評意見,以及郭沫若對各種觀點的應對態度等問題,卻一直為學界較少關注。既有研究大多止于簡單羅列其觀點,沒有對形成過程、論證邏輯、研究旨趣等方面進行分析和解讀。此外,一些文本也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如散見于郭沫若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中的說明、展現其發表亞細亞生產方式專題文章起因經過的介紹,以及在《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中的直接闡發等。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文本與情境兩個維度就郭沫若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的形成與反響,以及郭沫若本人的“回應”作進一步考察,反思民國學界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論辯的得失,希望有助于更全面地認識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郭沫若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認識與運用

郭沫若能夠率先提出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見解,與他較早研讀、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特別是社會形態學說的理論著作直接相關。據《離滬之前》記載,郭沫若在1928年1月17日“讀唯物史觀公式”后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中關于唯物史觀的一段譯文,(2)郭沫若:《離滬之前》,今代書店1936年版,第8—10頁。這是目前所見他接觸《序言》的較早文字。約三年后,他完成《政治經濟學批判》全書的翻譯,1931年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郭譯版該書是第一部依據德文版底本譯出的中譯本,《讀書雜志》曾大力推薦:“本書的譯文,忠實流暢,郭先生譯此書時,尤特別審慎。排列格式,一依原樣,并經郭先生親身校改,絕無錯文錯句?！?3)《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1期,廣告。郭沫若還在1929至1930年間摘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并就此指出:馬克思“所‘要證明的結果’已經是由他和他的后繼者證明確實了,所以他這篇一般論在我們現在正是最良的指針”,(4)郭沫若:《經濟學方法論·譯者附白》,《社會科學講座》第1卷,光華書局1930年版,第230頁。并且他多次提及《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是經濟學,連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差不多都被包含在這部書里面了”,“所謂‘唯物史觀的公式’是包含在原序里面的?！畬а浴m然不是全文,卻異常地賴人尋味。這應該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一并精讀”。(5)郭沫若:《序》,[德]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郭沫若譯,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第3、4頁。這都表明,郭沫若先期選擇翻譯《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認為它們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不可少的參考書籍”,是指導人們行動的“最良的指針”。在此過程中,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漸成不能回避的問題。

郭沫若敏銳地意識到,要使唯物史觀真正得到廣泛接受,“必須熟練地善于使用這種方法,而使它中國化”,因此他并沒有僅僅停留在譯介層面,而是進一步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研究中國社會史,旨在“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6)郭沫若:《跨著東?！?《今文學叢刊》第一本,春明書店1947年版,第24頁。1929年,為了“對于社會形態的歷史的發展階段”“略加詮索”,他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一文初次援引馬克思的“一般結論”,即《序言》所說:“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近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大體是可以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成之發展的階段”,開創性地指出:“‘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著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時代相當,東周以后,特別是秦以后,才真正的進入了封建時代?！?7)杜衎(郭沫若):《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東方雜志》1929年第26卷第11號。在這里,郭沫若完全遵照馬克思所勾勒的人類社會演進順序來確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歷史位置,不過此文主論中國社會“由原始共產制向奴隸制的推移”,以及“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過程,并未專題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除在這里提及外,一并收錄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的其他文章中基本不再使用“亞細亞的”,而皆以“原始共產社會”或“氏族社會”代之。

近乎同一時期,陶希圣所著《中國封建社會史》問世。陶氏主張:“依戰國時代的傳聞……約在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黃河腹部,包含河南歸德、偃師、淇縣的地域以內,已從氏族社會進入于封建制度?！?8)陶希圣:《中國封建社會史》,南強書局1929年版,第13—14頁。對此,郭沫若撰文反駁:“記錄和傳說的推測,如上述都是不正確的,這個總結論當然靠不住。而且中間還跳脫了一個階段?！彼谶@里仍引據《序言》里的那段“一般結論”,還特意在“亞細亞的”后面標注“即氏族社會”,“古典的”后面標注“即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強調“亞細亞的”(即氏族社會)、“古典的”(即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封建的”及“近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這四種是必經的階段”,而“周代正和希臘羅馬之古代相同,是奴隸制”,從而否定陶希圣無視中國古代的“奴隸制”這個階段,并將“亞細亞的”等同于“氏族社會”。(9)杜荃(郭沫若):《讀〈中國封建社會史〉》,《新思潮》1930年第2—3期。與此相類,1937年,陳獨秀在《東方雜志》分五期連載《實庵字說》,宣稱:“謂古之中國氏族社會后繼之以奴隸社會若古希臘羅馬然者,則大誤矣,希臘羅馬由奴隸制而入封建,中國、印度、日本,則皆由亞細亞生產制而入封建者也?！?10)陳獨秀:《實庵字說(三)》,《東方雜志》1937年第34卷第7號。郭沫若察覺到“這個說解的關系頗為重要,而且是針對著我在說話的”,立即撰文回應稱:“社會進展的程序,根據《經濟學批判》,是由亞細亞、古代的、封建的而疊進于近代資本制的生產方式。這已經是成為一定不易的鐵則”,(11)郭沫若:《讀〈實庵字說〉(一)》,《新民報》1937年7月1日?！爸^‘中國則由亞細亞生產制而入封建’者,倒是‘大誤’的”。(12)郭沫若:《讀〈實庵字說〉(五)》,《新民報》1937年7月5日。這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行文邏輯、文字表述等十分相似,細讀其言不難發現,郭沫若的論證意圖恐不在亞細亞生產方式本身,而在批駁陶希圣、陳獨秀的古史分期觀點,特別是他們的“無奴論”主張。

承上所論,在郭沫若當時的理論認知中,亞細亞生產方式應不成其為“問題”。(13)大約50年后的1980年,《歷史研究》發表《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一文,這個主題倒是與郭沫若當年對待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本態度頗為相近。參見《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他沒有糾纏于那些在此后論辯中常見的概念本義之爭,而是側重以奴隸社會為論述核心和參照坐標,著力說明“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著的”,(14)杜衎(郭沫若):《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東方雜志》1929年第26卷第11號。意在闡述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理論的普適性。因此,與中國奴隸社會之有無、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斷限等更為“醒目”的歷史理論問題相比,亞細亞生產方式在郭沫若的古史分期體系中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原始氏族社會,而沒有表現出更為突出的優先性。

在實際運用中,郭沫若越過定義辨析,徑直作關于西周以前中國原始社會史的具體研究。他的框架、方法取自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相關論述,材料則援自中國古典文獻以及晚近考古發掘所得的甲骨卜辭等。郭沫若主張論定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變的標志是鐵器的發現。根據《考工記》《說文解字》《大雅·公劉篇》的記載,判斷殷代已到氏族社會末期,西周進入奴隸社會;依照“最近考古學所得的智識”,將商代作為中國歷史的開幕期,憑借“商代的王位是‘兄終弟及’”“常常專為先妣特祭”,及“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等形跡,判斷商代是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系統表述了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的最初判斷。(15)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版,第7—9頁。

可以看出,郭沫若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研究化約成中國原始社會史的實證研究。這種思維和作法有明顯的二重性。一是不以概念自縛,避免陷入概念自證的羅網。其實,此后成規模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論辯“實為名詞之爭,往往空言盈幅,無裨實際”,(16)陳嘯江:《中國經濟史研究室計畫書》,《現代史學》1937年第3卷第2期?！安坏谑妨系陌l掘和論證上未曾有人著手,在方法論上也各執一說”。(17)何干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生活書店1937年版,第6頁。郭沫若看重史料的整理和考證,認為“材料的可據性的研究當然是先決問題”,(18)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97頁。非從堅實資料作客觀分析,即墜入“主觀公式”之窠臼,“毫無是處”。(19)郭沫若:《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文化雜志》1943年第3卷第3期。這一做法的獨到之處有如多年之后有學者所指出的:“研究東方古代歷史自有廣闊天地,我們不能陷入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空論中去。不應當把馬克思說的十分簡單易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弄成玄虛的東西,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20)《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二是存在著消解概念有效性,忽視中國古代社會特殊性等弊端。何干之曾評價說:“郭沫若先生把亞細亞生產方法解消在原始社會里面……亞細亞生產方法既被取消,當然沒有什么東洋的變態了?！?21)何干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第108—109頁。具體說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對殷商時期生產者的身份、土地制度和社會構成著墨不多,甚至出現判斷失誤。郭沫若在20世紀40年代通過《殷周奴隸制考》《青銅時代》以及《十批判書》等,改稱殷代為奴隸社會,承認殷周兩代實行過井田制。這個時期以及20世紀50年代郭沫若對他的古史分期觀進行的修正,說明他對古代社會性質的最初判斷存在著疏漏,而其中即包含一定程度上削弱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自身的獨立性因素在內。

社會史論戰結束后,鑒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確已成為“問題”的實際狀況,郭沫若在相繼發表的《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1936年)、《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1943年)以及再版《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譯者“序”(1947年)等文章中,還原、解析了他起初就持有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原始社會這一基本觀點的論證思路,其基本要點主要反映在兩方面。

其一,立足于“根據馬克思來解馬克思”的原則,追溯術語的名稱變遷及成因。如眾所知,《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均涉及“社會史的發展階段”,其中前書最早按照財產形態分為“宗長式”“奴隸式”“身分式”和“近代市民式”;《〈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次之,倒敘為“近代式”“封建式”“奴隸式”“東洋式”;《序言》最晚,從生產方式層面改稱為“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近代市民式的”四個遞進的階段。據此,郭沫若認為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確,“毫無問題是亞細亞的=東洋式的=宗長式的”。(22)郭沫若:《序》,[德]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4—5頁。他進而推斷馬克思由使用“宗長式”到采用“亞細亞的”的原因:“大約在馬克斯的意識中已覺得由古代希伯來傳說所得來的概念并不能含蓋一切,或者覺得‘族長’那個存長不足為奴隸制以前一個階段的特征?！溆靡?不外是希伯來、印度、中國都在‘東洋’,都在‘亞細亞’?！?23)郭沫若:《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文物》1936年第1卷第2期。最終他認為以“原始共產社會”或“氏族社會”指代亞細亞生產方式,得益于摩爾根、恩格斯對氏族社會的發現與解讀,“現在這三個名稱都不用了,用的就是原始公(共)產社會,或在摩爾剛的發現被馬恩知道后的‘氏族社會’”。(24)郭沫若:《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文化雜志》1943年第3卷第3期。

其二,補充說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在郭沫若看來,“亞細亞的”是指一種沒有實在含義的修辭或定語,即“原始公社式的”,“因為原始公社在亞細亞的諸民族中保存得較為鮮明,故在修辭上稱之為‘亞細亞的’或‘東洋式的’”,(25)郭沫若:《序》,[德]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5頁?！安幌抻趤喼拗T民族,全人類都曾經歷過這個階段”。(26)郭沫若:《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文化雜志》1943年第3卷第3期。他還特別區分了東方諸國具體的生產方式和普遍意義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指出:“作為社會發展之一階級的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奴隸制以前的一個階級的命名(按,聯系上下文,這里的“階級”即“階段”之意),這是不能和泛論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相混同的?！畞喖殎啞胁恢挂粋€國家,各個國家的歷史動輒是幾千年,不能夠說這幾千年來的一般的生產方式都在希臘羅馬式以前?！?27)郭沫若:《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文物》1936年第1卷第2期。

基于上述兩個方面,郭沫若始終堅持自己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本認識。時人和后人對郭沫若的觀點仁智互見,然僅就研究方法而言,郭沫若簡單以“宗(族)長式”→“東洋式”→“亞細亞的”→“原始共產社會”或“氏族社會”單向的名稱變遷來推斷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內涵,這種線性思維或流于武斷;他所依托的論據僅限馬克思、恩格斯19世紀50年代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二書,尚缺乏充實的證據以支撐其結論。20世紀50年代持“原始社會”說的童書業就質疑郭沫若以“族長制”附會亞細亞生產方式,“結論雖對,但所舉的證據,卻還不夠作證明(至少不能作為堅強的證據),要證明‘亞細亞生產方法’就是原始共產社會,還得另找證據”。(28)童書業:《論“亞細亞生產方法”》,《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4期。

還必須看到,郭沫若率先將唯物史觀運用于對中國歷史的解讀,論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顯示出超前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洞見。如呂振羽所說,郭沫若的功績不在于其見解是否完全正確,而在于“首先應用史的唯物論來系統地研究中國史”,“其開創的勞動,卻是不能否認的”。(29)曾與(呂振羽):《中國社會史上的奴隸制度問題》,《群眾》1940年第5卷第9—10期。后來的有些學者盡管不同意郭沫若的具體主張,但仍然可以看出郭沫若的研究思路對其的影響。如侯外廬于1943年出版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接著講”,“二者在方法、觀念上有繼承性,但鑒于郭氏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生硬移植,侯氏尋求更為中國化的解讀”,(30)崔發展:《廿世紀前期中國哲學學科的創立與研究范式——中西融合之一例》,《鵝湖月刊》2011年第36卷第8期。一定程度地彌合了郭沫若早期研究中的疏漏。無論如何,回顧這段學術史,很快成為“問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僅隨即引發巨大爭議,而且郭沫若的觀點還成為批評的主要對象,郭沫若則以“沉默”應對,基本未予回應。如何認識各方意見與郭沫若觀點的關系,怎樣看待郭沫若對批評意見的態度,也是認識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題中之義,需要進一步探討。

“眾矢之的”:郭沫若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引發的爭議

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亞細亞生產方式逐漸演變為論戰的核心問題之一,相關討論也“最為混亂”。(31)何干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第6頁?！蹲x書雜志》主編王禮錫說:“中國歷史是大不容易明瞭……馬克思對于這奇異的國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對于社會的形式,他特別舉出一個‘東方式’的名詞?！畺|方式’這個謎的提示,現在正迷亂著多少人們?！?32)王禮錫:《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讀書雜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論戰各方基于不同立場,或就其基本理論特征、可能覆蓋的地域范圍展開論辯,或對其是否為中國歷史上之特定階段各抒己見。郭沫若的主張在當時僅為王亞南等少數學者贊同,總體反響表現是否定大于肯定,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中國托派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最為時人矚目”,(33)孫會修:《托派與近代中國——一項政治文化史的考察》,香港開明書店2023年版,第322頁。郭沫若是他們的主要攻訐對象。與郭沫若的立論前提相反,托派否定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普適性。如李麥麥認為,馬克思提出的歷史演進順序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并不是說古典的社會是直接從亞細亞社會產生出來的,他也不是說封建的社會直接要從古典的社會產生出來”。(34)李麥麥:《評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6期。李季則以“不然,大大地不然”來否認四種社會形態是一切國家必經的階段。一些托派學者承認,馬克思在早期確實曾把原始社會、氏族社會和“亞細亞的”視作同一范疇,但在知悉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后,便放棄了原先的看法,故而在他們看來,郭沫若對馬克思觀點的變化毫無所知,“認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這是顯而易見的錯誤”,“不管實際情形怎樣,總要用‘削足適履’的辦法,把它套在馬氏的公式里面”;(35)李季:《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有人以譏諷的口吻說:“中國的昂格斯在熟讀莫爾甘之后還硬要把亞細亞的放在古代的前頭就未免太愚不可及了”,“他大膽地,無常識地修正了馬克思,說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這真是天字第一號的荒唐,空前的名辭混淆!”(36)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李季等托派學者受普列漢諾夫觀點影響,強調因不同地域地理環境的差異,氏族社會瓦解后東西社會朝著不同的發展路徑行進,亞細亞生產方式是與奴隸社會并列的、東方國家所特有的社會形態,這是地理環境決定論和歷史多元論的體現。李季以土地國有為亞細亞社會的顯著特征,指出夏殷兩代相繼處在這一時期,從而在理論范疇上否定中國有奴隸社會。李麥麥、杜畏之的論述重點亦是如此,他們極力說明,“中國沒有劃然的奴隸社會一階段,更無東方社會一階段。在氏族的丘墟上產生了封建社會”,(37)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在中國史插進奴隸制階段“是郭先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底根本破點”。(38)李麥麥:《評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6期。

可見,與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緊密交織的首要問題是中國歷史上有無奴隸社會?這在當時是關系到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原則性問題,包含意識形態和學術研究等多重因素。郭沫若通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首次論證中國歷史上奴隸制社會的存在,主張其承接于“亞細亞的”所修飾的原始社會之后,共同構成社會形態發展序列中的必要環節。托派學者借助亞細亞生產方式或否認中國有奴隸制階段,或承認中國的封建社會早已瓦解,從而將中國排除在社會形態理論之外,以論證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的特殊性。雙方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的歧見,與各自所代表的政治派別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上的不同看法有直接關系。如有學者所言,郭沫若的古史研究觀點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主要是由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受中共直接領導的《新思潮》派的理論范式提供了中國古史方面的證明,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因而直接構成了與托派理論的對立”。(39)李紅巖:《正確評價〈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光明日報》2003年1月7日。此說的確可從杜畏之、李季等人的說辭中得到印證。杜畏之認為,郭沫若“手下有一群左傾的作家,構成了所謂新思潮派。新思潮派之注意力大半傾注于現代中國經濟之研究,其深入古代者只有郭沫若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40)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李季最初暗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不獨貽誤青年,并且作了某派牢不可破的理論的基礎”,(41)李季:《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幾年后他便直白地說:“這新起的一派即所謂新思潮派,領袖就是郭沫若先生?！?42)李季:《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神州國光社1936年版,第13頁。

總之,郭沫若與托派學者的分歧,表現在立論前提、研究方法和政治取向上的根本對立。不過,客觀說來,托派關注到東西社會發展道路的差異并試圖分析其成因,實有其合理之處。

在同一時期,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對郭沫若的批評力度甚至不亞于上述學者。例如,呂振羽、翦伯贊大體接受柯瓦列夫的“東方奴隸制的變種”說,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即“希臘羅馬而外之其他國家的奴隸制度階段的社會”。(43)呂振羽:《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不二書店1936年版,第13頁。言及郭沫若的觀點,呂振羽評價道:“只依照馬克思的文字順序看,可說是妥適的;但馬氏所指的‘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或‘東洋社會’,卻是屬于國家范疇的歷史時代,這是不能和郭氏的論斷符合的?！?44)呂振羽:《“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理論與現實》1940年第2卷第2期。翦伯贊的言辭尤為激烈,他說:“關于這一問題,最不了解的要算郭沫若先生”,“完全不懂而任意濫用這個名詞”。(45)翦伯贊:《關于“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問題》,《勞動季報》1936年第8期。在1938年出版的《歷史哲學教程》中,翦伯贊還說,郭沫若的歷史階段劃分“陷入公式主義的泥沼”,“主要的,還是由于他對‘亞細亞的’這一名詞的含義,未能澈底的理解”,“把‘奴隸制’與‘亞細亞的’分成兩個東西……便完全忽略‘奴隸制’之東方的特殊性”。(46)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新知書店1938年版,第295頁。再如,何干之同意早川二郎的觀點,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當作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期。他認為,將亞細亞生產方式看作是階級社會以前的范疇,“顯然是違反了創造者的根本主張了”,郭沫若的觀點“是不大妥當的”。何干之還指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理解奴隸制的“一個中心點”,而郭沫若對此“始終沒有提過,這是很可惜的”。(47)何干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第37、61、65頁。

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批評當然有其合理性,但大多未能真正洞察郭沫若的論證意圖和學術邏輯,也存在一些明顯誤解。例如,按照翦伯贊的理解,“在我們郭先生的歷史中,東方社會是空白了氏族社會這一個原始的階段了”,(48)翦伯贊:《關于“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問題》,《勞動季報》1936年第8期?！鞍雅`社會當著是相續于亞細亞生產方法的,而不當著是從氏族社會發展出來的,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49)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第60頁。這種認知實與托派陳邦國等人的說辭如出一轍。事實上,受制于材料和機械移植摩爾根、恩格斯的觀點影響,郭沫若模糊了原始共產社會和氏族社會的界限,不過從未“空白”氏族社會階段。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他用“略圖”展現“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階段”,將社會形態劃分為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其中原始共產制的組織成分為氏族社會,書中對唐虞和殷代社會的描述均是關于原始氏族社會的情形。(50)陳邦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讀書雜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對于這類評價,正像李季替郭沫若“鳴不平”時所說:“硬說郭君鑄了大錯,鬧了大笑話,未免太冤枉了罷!”(51)李季:《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第101頁。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馬克思主義史家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與郭沫若既存在分歧,也有共識,且他們的分歧基本限定在學術層面,與托派等學者有本質不同。他們之間的共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遵循共同的治史原則,即承認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理論的普適性。呂振羽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稱贊“郭沫若君說得好:‘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發出與郭沫若類似的感慨:“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當然也不能在這個共同的法則之外,另有一個途徑?！?52)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人文書店1934年版,第6頁。因此,即使具體主張有異,他們均未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視為所謂東方社會的特殊的社會形態,或為了突出其地位而否認奴隸制、封建制等階段在中國歷史上的存在。其二,對東方社會特殊性的討論是以肯定社會形態理論的普遍性為前提。郭沫若說:“各個民族在各個階段上各有其特色,是當然的事理,然而斷不能說亞洲或中國另外經過了一種方式,這根本就是非馬克斯主義的見解?！?53)郭沫若:《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文化雜志》1943年第3卷第3期。翦伯贊同樣不否認東方社會的諸形態“多少因為地理條件之影響?！谛问缴?失去了其典型的樣相”,但是特殊因素無法改變人類社會的一般規律,“亞細亞生產方法所說明的社會,在本質上不是一種特殊的社會”。(54)翦伯贊:《關于“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問題》,《勞動季報》1936年第8期。馬克思主義史家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這些重要方面看法的一致,也是抗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形成的基本條件。

結合上文所述,對郭沫若亞細亞生產方式觀點的不同意見中,大都含有指責郭沫若存在著公式化、教條化問題。今天看來,當時那些以教條化、公式化批評郭沫若的意見,或許同樣存在著簡單化的問題。事實上,在近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運用某種理論解釋中國歷史,幾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生搬硬套、機械移植的現象。具體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時人王宜昌就說:“研究中國社會史,永遠是要從‘搬家主義’和‘公式主義’出發的?！?55)王宜昌:《評呂振羽的中國奴隸社會論》,《思想月刊》1937年第1卷第2期。又所謂“知易行難”,呂振羽在1947年修訂的《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反思:“我自己在中國史研究的‘亞細亞生產方法’問題上,最初曾追隨過波特卡諾夫,后又追隨過波克羅夫司基,這也就是教條主義的偏向。雖然,我也曾經一再嚴厲的批評過公式主義,主張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和中國史的具體材料來解決問題。但一進入到實際研究上,就不自覺地雜入教條主義的偏向?！?56)呂振羽:《奴隸社會及初期封建社會》,《中國社會史綱》第2卷,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第13頁。按,呂振羽《中國社會史綱》第2卷收入的即1947年修訂版《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同理,最早運用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考察中國歷史的郭沫若,所面臨的繁難當不言而喻。他的研究中存在的公式化、教條化問題實在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并非他所獨有,時人和后人可以對此加以批評,卻不宜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進而言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一直是在不斷檢討并努力克服公式化、教條化問題的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研究向前推進。如郭沫若回憶其早期研究時曾說自己“毫無諱言,是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的”,“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觀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而我所據的資料,又是那么有問題的東西。我這樣所得出的結論,不僅不能夠贏得自信,而且資料的不正確還可以影響到方法上的正確”。(57)郭沫若:《我是中國人》,《今文學叢刊》第二本,春明書店1947年版,第14頁。郭沫若認為資料問題才更關鍵,即使在研究方法上,也與資料有直接關系。(58)張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前后的學術史考察》,《天津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因而郭沫若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所持的觀點和實際研究方法,也有著若干克服相關研究公式化、教條化問題的意識。

何以“沉默”:郭沫若的應對態度辨正

與外界筆鋒犀利的辯難形成鮮明對比,郭沫若在社會史論戰期間一反常態未作回應或爭辯。對此,有三點需預先廓清。

第一,這種“沉默”并不意味著對批評者觀點的認可,恰恰相反,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不為各種質疑、否定的聲音所動搖的態度。自通過《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首次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原始共產制,郭沫若在此后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系列論著中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即將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起點,來說明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必然性和客觀規律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1936年發表的《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一文中,郭沫若引用《德意志意識形態》有關“農工商業之經營方式與財產形態”的論述,得出結論:“馬克斯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或‘東洋的社會’實等于‘家長制’或‘氏族財產’形態?！?59)郭沫若:《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文物》1936年第1卷第2期。這一認識雖然與他早期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二者在理論上并不矛盾。(60)周自強:《郭沫若“亞細亞生產方式”論與奴隸制生產方式論研究》,郭沫若故居、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頁。

第二,郭沫若對社會史論戰中那些對他的批評意見總體評價不高,且多少隱含有不屑與之爭辯之意。這從他的一些文字中可窺見一斑。如王伯平的《易經時代中國社會的結構》一文,以郭沫若的《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為批判對象,認為繼氏族社會而起的是封建社會,“郭先生說易經時代是由原始共產社會向奴隸社會推移的一個過渡時代。這是不對的,這是錯誤的”。(61)王伯平:《易經時代中國社會的結構——郭沫若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批判》,《讀書雜志》1933年第3卷第1期。郭沫若看后直言,王伯平“還沒有達到對我的研究進行批判的地步。他只是在我的書中任意捏造了對象在進行論述。完全是一心求利不顧其他的做法”,“不僅是他,那些在社會問題討論集中發表的文章,都是毫無價值的”。(62)郭沫若:《考史余談》,蔡震:《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考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頁。本文原載于日本《同仁》(月刊)1935年第9卷第4號。在1937年批駁陳獨秀的“無奴論”時,郭沫若針對批評者的意見指出:“可惜那些戰士,竟連我所著的書都還沒有讀破,或者讀破了而沒有十分懂,只提著一根丈八蛇矛死死地向著水車亂劚而已”,“有些人根本沒有看到或者看到了而沒有看懂,或者看懂了而不肯相信甚且‘匿證佯爭’。那種爭法在學問的進展上,是絲毫也沒有益處的?！?63)郭沫若:《讀〈實庵字說〉(二)》,《新民報》1937年7月2日。

第三,郭沫若并非完全無動于衷,即使表面上置身事外,三緘其口,他仍有所關注。1935年秋,陳乃昌與林林到郭沫若在日本的寓所拜訪。由于“當時中國的文壇,正鬧著‘亞細亞的’社會發展階段這個問題,紛紜莫衷一是”,陳乃昌便請郭沫若“針對此中癥結,發揮特見,一掃文壇迷云”,后者“未假思索,登時暢述對這問題的見解,巨細無遺,博引馬氏文獻,發揮得淋漓盡致”,“過幾天,他寫了一篇文稿,送交《文物》二期發表。后來才知道那是長稿中的一節,也許是準備寫成冊子的”。(64)陳乃昌:《沫若先生印象斷片——為先生五十誕辰而作》,《新蜀報》1941年11月16日。此文即郭沫若唯一的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專題研究《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65)郭沫若:《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文物》1936年第1卷第2期。同期《編后記》稱:此文“是郭氏最近在日研究的成果,對研究一般社會史的讀者諸君,是很多貢獻的”。(66)《編后記》,《文物》1936年第1卷第2期。從“未假思索”“發揮的淋漓盡致”以及文章的寫作速度等諸細節可知,偏居日本的郭沫若應當早就明晰國內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爭概況及各方學者對他的批評。

聯系以上分析,郭沫若有意識地回避對話,或更多出于內在的學術考量。這里有幾則材料十分重要。1947年,郭譯版《政治經濟學批判》由群益出版社再版。在新增的譯者“序”中,郭沫若自述“不嫌蛇足”,特意重提亞細亞生產方式,他說:“這問題在我看來本來是很簡單的,然而不幸得很,卻似乎一直糾絞著,到現在都還沒有十分清晰”,“我自己經過了二十幾年的研究,中國社會的史的進展也并不例外。所謂‘國情不同’,在這一方面也并不能成立?！?67)郭沫若:《序》,[德]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5、6頁。這段話所表明的立場和主張,與郭沫若此前的觀點都是一致的。如他在1936年曾說:亞細亞生產方式“因概念的不明曾引起了無數論爭,似乎至今都還沒有止息”,“主要的是要有新材料的占有與舊材料的批判。近來有好些信奉馬克斯理論的人對于這層毫不過問,只是無批判地根據著舊材料的舊有解釋,以作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而高調著中國的特異性,這一種根本的謬誤是應該徹底清算的”。(68)郭沫若:《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文物》1936年第1卷第2期。再如,1942年10月27日草成的《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一文,除了重申西周奴隸制觀點外,郭沫若最先討論的便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他在文章開篇即頗顯無奈地表示:“關于中國古代研究,最鬧得波譎云詭的就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這從蘇聯鬧起,鬧到全世界;據我看來都鬧得有點沒明其妙”,“這樣簡單的問題落在研究家的手里,卻愈攪愈復雜”。他分析其中原因說:“歐洲的學者對于亞洲的情形隔膜,且素來是有藐視亞洲人的傳統觀念,因此把‘亞細亞的’一個假定的通名限于地域上來講。中國的新興學者又多是崇拜西洋的,也不免隨聲附和,覺得亞細亞人是要不同些,因而也自別于公例之外。甚至有人把四個階段拓展成為五個階段?！?69)郭沫若:《關于古代社會研究答客難》,《文化雜志》1943年第3卷第3期。由此可知,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論辯充斥著盲從西方學者、制造國情特殊論、輕視材料等傾向,而這正與郭沫若的唯物史觀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相悖。面對“眾矢之的”的處境,而在問題意識上又缺少基本共識,這應是郭氏回避對話的主要原因。

西方知識界對東方社會的探索由來已久。但無論是從古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到近世的孟德斯鳩、盧梭、亞當·斯密、黑格爾等,他們無不根據西方的發展經驗、思維方式、現實訴求,建構著以“停滯”“落后”“專制”等為特征的東方社會形象。此后,盡管馬克思竭力規避“西方中心論”的偏狹,但由于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缺乏明確說明,不少參與甚至主導相關論爭的學者仍接續以往之慣性思維,在提到這一術語時多作負面、否定的評價及闡發,“‘東方的’或‘亞細亞式’社會這一用語成了一個帶有輕蔑含義的字眼”。(70)[美]傅佛果:《中江丑吉在中國》,鄧偉權、石井知章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45頁。在這當中,持亞細亞生產方式“肯定論”的學者,致力于找尋中國乃至東方社會的特殊發展路徑,他們的觀點和理念引來一批“東方的信徒”。諸如普列漢諾夫依據地理史觀創立歷史發展多元論,對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有直接影響;“馬扎亞爾派”的特殊形態論派生出陶希圣的“封建主義破滅論”“士大夫階層論”等。相反地,郭沫若自始就不甘于在學術上依傍外人,極力反對那些宣揚中國國情特殊論的觀點和做法。在治唯物史觀史學的起步階段,他與朱鏡我因域外學者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而產生分歧即是典型例證。

1928年9月,《思想》月刊第2期發表朱鏡我《中國社會底研究》一文,作者坦言,該文“有些地方是介紹Wittfogel的Das erwachende China的見解”。這里述及的乃德籍左翼學者魏特夫及其《覺醒的中國》一書。1925年,魏氏通過此書提出,自然條件造出支配階級的河水工事的官僚政治,中國自秦朝起建立以水利灌溉為基礎的官僚社會,并且持續兩千多年,到近代走向衰落。對此,朱鏡我極力稱贊“用這樣的見解與方法去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企圖,在中國,即在世界中,亦是不大多見”。與魏氏觀點一致,朱鏡我亦認為“特殊的自然的生產條件決定地支配著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他也主張,中國的封建制“在周平王東遷以后,已經逐漸地崩壞起來了,至秦始皇出,完全把它推翻而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71)朱鏡我:《中國社會底研究——歷史過程之回溯》,《思想》1928年第2期?？梢哉f,從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構和歷史分期觀點,朱鏡我均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魏特夫的理論。郭沫若看到后頗為不滿,不久撰文批評說:朱文“實在也就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錯誤的分析。這大約也是他所依據的Wittfogel的Das erwachende China誤了他:因為歐美的學者論到東洋的問題來,總不免是有幾分隔靴搔癢的毛病的”。(72)杜頑庶(郭沫若):《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階段》,《思想》1928年第4期。

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討論的最終指向,是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普遍性與中國歷史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就此而言,大致有三種取向:一是認為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這以馬克思主義史家為代表。如郭沫若無意借助亞細亞生產方式鋪陳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是弱化甚至消除差異,他多次談道:“如就中國這個標本研究的結果,沒有經歷過‘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那些階級的痕跡,率性可以說馬克斯理論是不正確。然而經我研究的結果,我們中國正典型的經歷了這些階級來?！?按,聯系上下文,這里的“階級”即“階段”之意)(73)郭沫若:《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主于論究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文物》1936年第1卷第2期。二是否定一般規律,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視作特殊性的代名詞,托派學者多持此觀點。其實,理解、解釋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從根本上難以回避?？陀^上說,馬克思主義史家在這一時期的做法不免偏于一端,而在當時的現實語境中,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有著復雜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情感等因素,(74)“近代中國的一切反動思想,都有著一個特殊的傳統”,它的基本內容是“強調中國的‘國情’,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艾思奇:《論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文化》1940年創刊號。致使托派學者的觀點未能得到更為全面的評價。三是處理方式相對折中的社會經濟史學者,如陳嘯江、傅衣凌等,他們秉持“只用作指南針而不奉作公式”(75)陳嘯江:《西漢社會經濟研究序》,《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4年第3—4期。的原則,不著意論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有無或屬于哪種社會形態,而是將之作為一種方法,來探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就此而言,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又具有形塑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路徑的意義。

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郭沫若“沉默”應對外界批評,并非認同他者觀點,亦非外部條件干預下的被動選擇。論辯中充斥的盲從西方學者、宣揚國情特殊論、輕視材料等傾向,與郭沫若治唯物史觀史學的旨趣相悖,應是其“回避”對話的學術考量。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論斷揭示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隱含的命題”:一是如何理解亞細亞生產方式與西方建構東方的方法論傳統;二是如何平衡域外思想資源與中國學者的話語權比重;三是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三者的關系并不截然分明,諸種因素參雜交織在一起,構成歷來論辯的主題和內核,也是民國時期唯物史觀史學陣營中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家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理分界。全面考辨郭沫若觀點的生成,審視各方對他的批評以及反思郭沫若的應對方式,有利于全面把握民國時期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爭論的得失,亦不失為深度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持續爭論的相關歷史理論問題的切入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