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末實學思想對理學家文學活動的影響*
——以東林學派陳龍正為例

李 琦 尹楚兵

晚明萬歷至崇禎時期是我國儒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轉折期,東林學派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學派。就理學內部的演進過程來看,陽明身后,王門盛極一時,并因對體用關系的不同理解而分化為左右兩派。時至晚明,東林學派因不滿王學左派重本體、輕功夫之弊及與狂禪合流的傾向而再度推崇朱子學的正統地位,重新豎起“復興程朱”的大旗,可以視作明代理學繼明初朱子獨尊和中期陽明崛起后的第三個階段:“至明末,學者承王學末流向猖狂無忌憚一路發展、朱子學被掩蔽的現實,力倡實地做功夫。這種趨向漸漸發展為思想界的主流?！?1)張學智:《明代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91頁。就儒學整體的發展脈絡來看,由于王學左派最大的問題在于片面強調本體的“無善無惡”、認性為空,奢談頓悟而蔑視踐履,因此東林學派對此的糾正方式是強調本體的實有性和“性善”的本體地位,同時主張修悟并重,反對空談本體,突出功夫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東林學派要求士人在重視修身的前提下積極入世,力求在朝堂與社會重塑儒家傳統道德秩序,以此實現“學術救世”的抱負?？梢钥吹?東林學派的學術宗旨帶有明顯的務實特點,因此被不少學者視作明末清初實學思潮的源頭,對顧炎武乃至顏李學派等清初實學家均有深遠影響。(2)關于東林學派的實學特點及對清初實學思潮的影響,包括錢穆、李書增、步近智等學者都已有論述,如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蓋東林承王學末流空疏之弊,早有避虛歸實之意。惟東林諸賢之所重在實行,而其后世變相乘,學者隨時消息,相率以‘實學’為標榜?！痹斍榭蓞⒁婂X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頁;李書增等:《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0—1336頁;步近智:《東林學派與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浙江學刊》1991年第4期。

陳龍正是東林學派最重要和特殊的學者之一,他不僅師從學派領袖高攀龍,還承擔了學派重要文獻《高子遺書》的主要編纂工作。此外,陳龍正還是學派在明末最活躍的成員,崇禎時期,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學者都已去世,孫慎行、吳桂森、葉茂才等學者則年事已高,只有陳龍正、華允誠和吳鐘巒三人正值壯年。而三人中尤以陳龍正的學術成就最高,影響最大。他不僅繼承了顧、高等學派前輩的主要思想,還依據明末具體的時代環境做出了革新。因此,如果東林學派因其“融合朱王”的特點可以被視作明代理學的總結者,那么陳龍正“以生生為宗,以人倫為重,以躬行實踐為功夫,至于用世,大意蓋為民而事君也”(3)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5冊,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頁。的思想則可以被視作東林學派的總結者,因此對他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典型價值。受明末嚴峻社會危機的影響,陳龍正更加重視學術的實用性,其思想的實學特點在東林學者中最為突出,其文學活動也沾溉了實學色彩。

重視文學的實用價值

實學對陳龍正文學思想產生的首要影響,是對文學實用價值的高度重視,這是陳龍正與其他理學家的最大區別。在理學內部,“重道輕文”是自周敦頤以來學者對待文學的最大共識與根本準則,(4)在理學家的語境中,“重道輕文”之“文”并非專指文學,同樣也包含語錄、講義在內的學術文章,但以“詞章”和“詩文”為代表的文學無疑是“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東林學派重要學者孫慎行就曾表示:“圣門道術,首言學文。雖非世文辭之文,而文辭未必非其流緒焉?”孫慎行:《玄晏齋集》,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60冊,第50頁。即便是少數文學造詣不凡的理學家也不例外。如陳龍正之師高攀龍雖長于詩歌,并因善于擬陶而被沈德潛盛贊“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5)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說詩晬語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頁。但他本人也是“重道輕文”原則的堅定支持者。高攀龍明確主張“道本文末”,“德行廢而任詞章,既失其本矣”,(6)高攀龍著,尹楚兵輯校:《高攀龍全集》(上冊),鳳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577頁。并對其弟高附驥“理七文一”的觀念贊賞不已,“看書當七分理學,二分史學,一分詩文,方是會讀書,方是會享清閑之樂”,(7)高攀龍著,尹楚兵輯校:《高攀龍全集》(中冊),第930頁。認為這是他“中年有大志”(8)高攀龍著,尹楚兵輯校:《高攀龍全集》(中冊),第931頁。的表現。而陳龍正雖然非常推崇高攀龍的學術成就,但對待文學的態度卻與其有明顯不同。他認為文學對理學、政治及社會治理和日常行為實踐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實用價值,應當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體現。

首先,就文道關系來看,陳龍正不僅繼承了理學家“文以載道”的文道傳統,還進一步加強了“文”在文道關系中的地位?！拔囊暂d道”將文隸屬于“道”的統攝之下,文的唯一價值是為“道”服務,本質上仍是“重道輕文”原則的一種表現形式。東林學者對“文以載道”的看法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其一以高攀龍為代表,認為文雖可“載道”,但卻是有限制的:“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亟亟,不得已乃言之耳。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公之后世,總亦出于不忍人之心,若文詞何用?”(9)高攀龍著,尹楚兵輯校:《高攀龍全集》(上冊),第320頁。高攀龍認為文雖可“載道”,但“載道”未必一定要文,只有在“無人可授”的情況下,才需要用文章傳承自己的學術思想。此外,高氏認可的載道之文是“著述”而非“文詞”,也就是辯、講義、會語等學術文章而非詩詞等純文學,前者地位明顯高于后者。其二以馮從吾為代表,完全否定文有載道的可能,徹底消弭文學的一切價值:“文章可聞,而性道不可聞。性道原是不可聞的,若是可聞,便是文章,便不是性道矣?！?10)馮從吾著,劉學智、孫學功點校整理:《馮從吾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頁?？梢钥闯?多數東林學者在對待“文以載道”時,或進一步削弱文學在文道關系中的地位,或干脆否定文學具有載道的價值,總體呈現出揚道抑文的傾向。但陳龍正則明顯不同。一方面,陳龍正認為文不僅可以載道,且道的唯一載體就是文。他在《巨手說》一文中表示:“然則天下莫巨于道,莫巨于心,而手為之次,手不過能文章耳。然道莫能載,而載道之器,必歸文章,手同心之所托歟?撐乾坤,亙古今,亦惟茲手?！?11)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52頁。陳龍正認為,“手”是天下除“道”以外最重要的事物,而“手”之所以重要,就是在于能寫作文章,手能“撐乾坤,亙古今”,也就是文章能“撐乾坤,亙古今”。陳氏雖然仍將“文”統攝于“道”之下,但“文”的地位卻已獲得了大幅提高,成為了繼“道”之外最重要的事物。另一方面,陳龍正不僅認可學術著作的載道能力,也認可包括詩文辭賦在內一切文體的載道能力。試看《陽明先生要書序例》一文:

錢氏定《傳習錄》外,則有文錄,有外集,有別錄,有續編,名目紛糾,義例雜出。據云:“純于講學明道者為正錄,悔前之遺為外集?！奔坝^其正,皆書也;其外,皆詩與傳志也。豈書皆悟后之秘,而詩、傳、志皆未透之說哉……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錄,詩與傳志,雖在晚年,亦入外集,是不論悟與未悟,醇與不醇,始終以體類分正外也,尤自失其初旨矣。(12)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93—595頁。

此文表明陳龍正編纂《陽明先生要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對錢德洪等王門后人編纂王守仁文集時割裂其文學作品與理學思想關系的不滿。在陳龍正看來,錢德洪以文體不同來界定“載道”與否的做法完全錯誤。著作能否“載道”,只取決于它創作于學者悟道前后。陽明早年所作的“論學之書”未必比晚年所作的“詩與傳志”更能準確地反映其思想。如此,詩歌、傳記等就不再完全是“小技”或“末流”,而是同語錄、講義一樣具有“載道”的實用價值,地位明顯得以提升。

其次,就文學與政治及社會的關系來看,陳龍正認為文學對政治乃至整體國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學的雅正靡邪與社會的興盛衰敗互相影響:“是故《典謨》世盛,《訓誥》世治,《國策》世亂,《國語》世衰,文章與政治相表里?！?13)陳龍正:《幾亭文錄》,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1冊,第106頁。作為一名恪守程朱的理學家,陳龍正認為被儒家視作經典的《尚書》要勝過《戰國策》和《國語》。因此《尚書》與三代治世相匹配,而《戰國策》和《國語》則與混亂的春秋戰國相匹配。僅從這一點來看,陳龍正的文學價值論似乎與自《毛詩大序》提出“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14)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2頁。以來儒家所持的“風雅正變”說并無不同,即文學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能力。但陳龍正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認為文學不僅可以反映現實,更可以干預現實:“而或者曰:‘文從世,世不從文?！瘎t文之權太輕,而為文者之心不慎。夫令晝夜鼓舞于邪辭以希榮,恐幼學之邪心,直從文起矣。文移心,心移世,輕乎?重耶?”(15)陳龍正:《幾亭文錄》,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1冊,第106—107頁。他認為文學可以通過影響年輕學者心理的方式左右社會的發展。因此他強調文學對社會的實用價值,要求提升文學的地位。就這一點而言,陳龍正對文學價值的重視甚至與曹丕等文學家無異:“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16)高步瀛選注,陳新點校:《魏晉文舉要》,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6頁。為東林學派乃至宋明理學家中少見。在各類文體中,陳龍正尤為重視詩歌的政治價值,詩歌在他看來不僅是學者和政治家的必備能力,還是連接學術與政治的紐帶,具有重要地位:“學不以貫詩,不足以言學;詩不以貫政,不足以言詩。況誦詩則達政,政固詩中事也。誦者猶然,又況為詩者耶?”(17)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1冊,第69頁。

最后,就文學與日常生活實踐,即言行關系來看,陳龍正一反理學家“行重言輕”的傳統,強調言在日常生活各方面的重要性,主張“言行并重”。自孔子提出“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以來,理學家在論及言行關系時幾乎都以行為重。如許孚遠認為:“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一念純誠,力行不懈,則此道自明?！?18)顧憲成著,李可心點校:《小心齋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頁。而由于東林學者熱衷于講學,因此他們更擔心因“重言”而落人口實,強調“行在言先”。如顧憲成就對孔子“先行后言”的觀念贊賞不已:“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一邊,故先行后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致意焉?！?19)顧憲成著,李可心點校:《小心齋札記》,第41頁。而馮從吾更明確表示:“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20)馮從吾著,劉學智、孫學功點校整理:《馮從吾集》,第260頁?？梢姟靶兄匮暂p”是他們的一致態度。陳龍正則與之有明顯差別。他認可言的地位與價值,主張“言行并重”。試看與其子陳揆的對話:

揆問:“訥言恥言,言若此其輕;不學《詩》,無以言,言又何若此其重也?”曰:“言固有二,非行重而言輕也。訥且恥者,對躬行而為言。人情自舒所有,易至溢分,故加意收斂之,非輕之也。言出于學《詩》者,酬酢天下之言,事父事君,則敷奏以言,承順以言,諷喻以言。當大事,則明理以言,撫眾以言,擯使以言。出而治人,則折獄以言,屈敵以言。居恒親友之間,則相規相勸以言。此之為言,所系甚重,而行且大半在言中矣?！?21)陳龍正:《幾亭外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2冊,第143—144頁。

陳龍正首先反對“行重言輕”的觀念,接著對儒家“訥言恥言”的傳統思想進行了全新解讀。陳氏認為,孔子對言的“訥”與“恥”,目的在于約束和匡正不當言論,只是對言進行改造,而非貶低言的地位,更不是指“行重言輕”。這一點明顯與許孚遠、顧憲成、馮從吾等學者不同。最后,陳龍正從包括政治諷諫、教化百姓、治理社會和日常生活等多個方面肯定了言的實際價值,認為上述“酬酢天下之言”與踐履實行已經沒有本質差別,并特別提及了《詩經》對學言的重要意義。如此在陳龍正的思想體系中,“言”的地位就因其所具有的現實價值而大幅提高,“言行并重”也就成為可能。

實用原則指導下的文集編纂論

陳龍正雖然認可文學具有重要性,但歸根結底仍舊是一位理學學者而非文學家。他之所以肯定并提高文學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希望發揮文學的實用價值,是一種實學思想影響下產生的純粹功利主義的文學觀,這一點直接體現在他對各類文集的編纂活動中。陳龍正一生編有大量文集,其中既有先賢名家所著,如《陶詩衍》《陽明先生要書》《朱子經說》;也有師長親友所著,如《高子遺書》和《陶庵集》。在編纂上述文集的過程中,陳龍正以務求實用為原則,形成了具有實學色彩的編纂思想,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陳龍正在編纂文集的過程中,以實用為選取詩文的最高標準,即編纂文集的目的具有實用性。陳龍正認為:“物無用,不如無是物;言無用,不如無是言?！?22)陳龍正:《幾亭外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2冊,第1頁。在他看來,實用與否是判斷文本價值的最高標準。比如在《陽明先生要書序例》中,他在文章開頭便提出,本書編纂的目的是為了“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23)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89頁。并進一步表示,讀者既要學習王守仁精深的理學思想,更要學習他在軍事、經濟等領域的杰出成就:“惟陽明先生終身在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為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為之也。觀圣賢者觀其用,曾謂用如先生,而尚非豁然聞道者耶?”(24)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89—590頁。而當此書完成后,陳龍正更是不遺余力地向師友們宣傳此書具有的現實價值,并希望獲得推廣。當他得知友人桂一章掌管山西學政時,甚至寫信希望其能在山西官印此書,使三晉士人人手一本,以便更好地發揮此書的“救時”價值:“《陽明要書》奉教。此書救時之急務,心性經綸,以及文章,靡不概括,弟心力所用亦甚深甚微。乙亥,葉慶繩按東粵,蒙相信之至,已刻行彼中。若得年翁序其簡端,就晉更刊官本,三晉良士,不下萬人,使人人得印一部,熟讀深體,其為裨益,胡可殫言?”(25)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66頁。

此外,陳龍正對文學實用價值的追求還具有極端性。他不僅要求收集整理有用之文,還要刪除無用或“有害”之文,通過“收”與“刪”兩方面的工作來確保傳世之文的絕對實用性。出于這一目的,他甚至認為可以借鑒秦始皇焚書的部分做法,希望能舉行一次全社會范圍內的文集編纂工作,在收集“益世之書”的同時焚毀其余一切無用之文:

始皇焚燒經典,經典乃益世之書,如何可焚?焚之為大無道。今世諸書,除經傳語錄,明性教;史鑒典故,載治亂,備禮法;古名詩文,闡事情,此外盡可芟夷。第一宜焚者,淫詞曲譜,第二通俗小說,第三則難言之文集是也。是宜分別去留,須妙選天下正大文人如劉向、韓愈、歐陽修之倫為總裁,擇其有益世道人心者存之,其余惑世誣民之說,雖文采極艷,皆從刪削,使今天下載籍約存百一?？讋h詩書,去其十九,今文漫漶,非詩書比,又宜十之。(26)陳龍正:《幾亭外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3冊,第259—260頁。

陳氏刪定天下諸書的目的在于保存“益世道人心者”,刪去“惑世誣民之說”,完全是出于實用原則考量的結果。他首先規定了不可焚毀的“益世之書”,包括經、史和部分名家詩文集;接著又羅列了必須焚毀的幾類“有害”之書,主要指詞集曲譜和通俗小說等俗文學;最后還推薦了執行刪定天下諸書的負責人,即如韓愈、歐陽修一般人品高尚、學養精深的“正大文人”?？梢钥闯?陳龍正要求刪定天下諸書并非出于一時意氣,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后認真提出的建議。值得注意的是,陳龍正在此表現出了對俗文學的強烈敵意。他要求焚毀的三類書籍中,有兩類可以歸為俗文學。但如果結合其他文章則不難發現,陳龍正評判俗文學的根本標準,仍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實用價值。如在《四子詩余序》中,陳龍正就表明不應以文體的雅俗來判斷文學的價值,而是以實用與否為根本標準:“詩又降而有余,詩之盡,曲之初矣。然亦問其所存者何志,所賦者何意。若志存乎潔身,而意主乎移風,雖古昔先王,九歌是勸,皇極是訓,足使輔翼而行,又何嫌乎體之降哉!”(27)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1冊,第70—71頁?？梢钥吹?陳龍正看似對俗文學的態度前后矛盾,但其核心準則卻是一致的。那就是文學的價值不在于藝術風格的雅俗,而在于是否能“潔身”“移風”,即是否具有提高個人修養和維護社會治理的能力。這無疑具有鮮明的實學特點。

其次,當確定所選的詩文具有實用價值后,陳龍正會通過各種方法強化文集的傳播性和可接受性,以確保文集能流傳得更廣泛并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即編纂文集的手段同樣具有實用性。這一點集中體現在陳龍正對文集收錄詩文的刪選淘汰上。此處的刪選與“刪定天下諸書”又有不同,可視作針對已確定的“益世之書”的再篩選。陳龍正刪選詩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兩點,其一是刪除“煩復”之文,以便于讀者更易閱讀和接受;其二是刪除“诐邪”之文,確保文集可以最大程度上符合他對“有用”價值的要求。

就第一點來看,陳龍正在編纂《陽明先生要書》時,曾專門言及四點編纂原則,其中第三點即為“除繁”。盡管陳氏欣賞簡潔干練的學人之筆,“詞寡而理達,語約而味長,此學人之筆也”,(28)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95頁。但他刪減王守仁文章的主要目的卻并非出于藝術追求,而是因讀者具有“眾厭而罕觀”(29)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96頁。的天性,故而需要通過刪減綴文的方式加強文集的可接受性:“愚嘗謂凡書一概混傳,與不傳無異。何則?眾厭而罕觀,則世不被是書之澤,而作者之神沒也……余雖不敢刪棄其篇次,遇一二煩復者,各以鄙意,與之節文,要使集無復篇,篇無復語。茍非切要,不復愛惜文辭?！?30)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96—597頁。就第二點來看,既然陳龍正編選文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發揮文學的實用性,那么他自然要確保所選文章絕對符合自己的價值標準。上文已經指出,陳龍正對于“惑世誣民”之書的態度極為嚴格。因此他所編選文集的作者大多為重要學者或親友,已將“淫詞曲譜”的作家排除在外。但即便如此,陳龍正仍要對他們的文章進行再篩選,確保一切偏離他價值標準的文章都被剔除在文集之外,這一點就連陳龍正的老師高攀龍、好友歸子慕和偶像陶淵明都不能例外。如他在編纂《高子遺書》時,就刪除了高攀龍大部分涉及黨爭的文章;(31)參見黃友灝:《高攀龍理學形象的塑造及其轉變——以明末清初高氏著作的編刻為中心》,《漢學研究》2014年第4期。而在編纂《陶庵集》時,又“遂用十日力,定存其三之二”,(32)陳龍正:《幾亭文錄》,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1冊,第84頁。對歸子慕的詩文淘汰頗多;在編纂《陶詩衍》時,他認為陶淵明的《讀山海經》除首篇外其余諸篇均為描寫“世間不必有之物,不盡然之理”,不能識物明理,于世人無用,因此也一并刪去。此外,陳氏曾編有叢書《皇明儒統》,收錄包括胡居仁、陳獻章、呂柟在內的明代著名理學家的文章、詩歌和語錄。對于這些本朝理學大家,陳龍正的態度比較復雜。一方面他肯定這些前輩學者在儒學和事功方面的突出造詣,認為他們的詩文確有經世價值;另一方面這些理學家與東林學派,特別是陳師高攀龍的思想不盡相同,在陳龍正看來未免“大醇而小疵”。因此陳龍正在收集上述學者著述時,就不免有所刪選:

象山、慈湖輩,直不幸而概傳其說于后世。诐邪備見,系道者奚忍忘言?使宋元間復得如朱子者,刪而泯之,后學之幸,未嘗非二子之幸也。邇來諸家繁興立說,無所不有,殊為斯道懼。惟存其是,與近是而未醇者,使后人讀之,皆足以益身心而無復簧鼓其聽睹。雖使目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成昔人之美,不敢開后人之誤,余所竊附于君子之義焉。(33)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620—621頁。

可以看到,陳龍正刪選近世諸儒著述的目的,是為了使后人閱讀后“足以益身心而無復簧鼓其聽睹”,即確保讀者從該文集中接受到的均為陳龍正認可的內容,以便充分發揮文集培育身心的實用價值。值得注意的是,此書還收錄有少量背離程朱“正統”學脈的學者,主要為部分陽明后學。代表人物有浙中王門領袖王畿,泰州學派領袖王艮等人。浙中王門和泰州王門都屬王學左派,是東林學派在學術領域的主要論敵。顧憲成和高攀龍等學派領袖對其多有詬病:“吾輩試看龍溪之于利根斷乎?未斷乎?而汲汲以斷名根為言,又恐利根愈活,則善根愈死,其為心術之害不小也?！?34)顧憲成撰,王學偉編校:《顧憲成全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361頁。陳龍正同樣對王畿、王艮有所批評,稱其“棲心空寂”“寄跡儒門”。(35)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621頁。但出于實用原則,陳龍正認為即便是王學左派同樣有值得汲取之處:“凡留意講學之人,必有所見,其所言亦必有合道者?！?36)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620頁。因此,他主張“言不以人廢”,(37)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623頁。并在該書中收錄王學左派文章中的“善者”,以期有助于后學:“惟擇其善者存之,俾后世蒙其利,不受其害?！?38)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623頁。在門戶之風盛行的晚明,陳龍正能以務實用為主,跳脫學派藩籬,集百家之所長,可以視作實學思想對他產生的積極影響。

對“淡”的實學詮釋與詩學實踐

在各類文體中,陳龍正特別重視詩歌的實用價值。他的詩學思想和實踐也帶有鮮明的實學特點,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對“淡”的實學詮釋上?！暗笔顷慅堈顬榍嗖A的詩歌風格,他酷愛陶詩淡泊自然、無所矯飾的審美旨趣:“其有聲也為亮節,如風鶴云鴻,不以煉響得也;其色為素采,如積雪之有光,不以點染紫碧成也?！?39)陳龍正:《陶詩衍》,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2冊,第181頁。他認為王維、柳宗元二人于陶淵明“效之而不似”的原因就在于為詩過于注重字句安排,反而破壞了詩歌的淡泊之美:“王色色工致,固是唐調;柳以古博自矜,句造字刷,乏自然之致,且多以賦手作詩,其愈繁靡艱奧者,失之愈遠?！?40)陳龍正:《陶詩衍》,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2冊,第185頁?？梢娖鋵Φ丛婏L的追求。

與文學家不同的是,陳龍正并非僅將“淡”視作一種純粹的審美風格,而是將其視作“道體”的存在狀態和本質體現,也是一種具有社會和個人雙重現實價值的理想之境。在理學思想體系中,本體論具有最高地位,“道體”“天理”“良知”“心性”等為學者對本體的不同指稱。在理學家看來,以“道體”為代表的本體是先驗且高度抽象的,無法用具體的言語表達,即“君子之道費而隱”。但在自然世界中運行的客觀規律,則可以視作“道體”的表現形式。在這一理論基礎上,陳龍正認為“淡”即為不矯飾,不造作,不經后天人力加工。它來源于自然,是對自然萬物本初存在狀態的理想描述,因此也就成為對“道體”的理想描述。學者通過體會“淡”,可以體悟“道體”在自然界的流轉生化,即“入道”:“天然而淡者,淡即道也。意向于淡,則淡懷可以入道?！?41)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1冊,第67頁。需要注意的是,陳龍正并不認為“淡”就是清靜無為,他不僅認可“淡”具有的學術價值,還認為“淡”對于個人生存和社會治理都有重要的實際價值。就社會層面來看,陳龍正認為“淡泊”之風有助于去除社會不良風氣,完善社會治理:“煙霞之味,恒與道近,正為洗濯世氛,則理義敦篤耳。故淡泊者,道德經濟之原?！?42)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5冊,第246頁。就個人層面來看,陳龍正認為學者一旦進入“淡泊”境界,就可以勘破生死:“人人惡死,細思為何?茍非系戀,即是恐怖。學者但得平生淡泊,一切嗜欲之樂,未嘗耽溺,不覺其有味,則系戀自輕?！?43)陳龍正:《幾亭外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2冊,第36頁?？傊?在陳龍正的思想體系中,“淡”已經由一種審美風格擴展為具有本體論和境界論意義的學術概念,在理學研究、個人修養和社會治理方面都具有實用價值。

既然“淡”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那么在陳龍正看來,詩歌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幫助作者和讀者通過寫作與閱讀達到“淡”的境界。這種忽視詩歌藝術價值而追求實用價值的做法,可以視作實學思想對陳龍正詩學理論產生的最重要影響。只不過由于陳龍正理學家的獨特身份,使他對詩歌實用價值的定義附加了更多的學術屬性。盡管陳龍正為“淡”賦予了超越審美的價值與地位,但他也認可詩歌是最能體現“淡”內涵,營造“淡”意境的表現形式。在為好友卞子厚詩集《蒼雪齋吟》所作的序文中,陳龍正表示:“(天然而淡者)此脈暮春詠歸以來,《擊壤》、白沙躋其巔矣?！?44)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1冊,第67頁。他不僅認為對淡的追求可以入道,還通過兼具理學大儒與著名詩人雙重身份的邵雍與陳獻章的例子表明,詩歌是學者營造淡泊之境、進而入道的良好媒介。而詩歌之所以有助于學者養成“淡泊”心境,在于它可以去除“嗜欲”?！笆扔痹陉慅堈乃枷胫胁⒉粏沃笇τ氖群?而是一種對所有極端欲望的統稱,是與“淡泊”最為對立的概念,也是學者入道和社會大同的最大障礙:“情欲是善惡統名,嗜欲有惡而無善?！?45)陳龍正:《幾亭外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2冊,第77頁?！笆扔葼栂?自然思慮精微,義理充實,人倫日用到處妥當?！?46)陳龍正:《幾亭外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2冊,第373頁。陳龍正認為,詩歌是去除“嗜欲”、恢復“淡泊”的最好工具,他曾專門作《詩以淡嗜欲》一文闡述這一理念:

詩總為淡人嗜欲而設,淇之上,洧之外,存以為戒。今人不知詩所從來,反其本原,拾其風韻,略負俊才,輒習淫趣。高若晉《子夜》,次若齊梁艷歌,下則元曲耳。助流連,增嗜欲,不師圣人之所法,而學圣人之所戒,栩栩乎猶以騷人韻客也,一口一筆必自宣其愚以示人,豈不哀哉!(47)陳龍正:《幾亭外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2冊,第330—331頁。

在陳氏看來,詩歌創立的目的就是幫助讀者淡泊欲望,去除嗜欲。而如果僅僅如同南朝文人一般將其視作追求風韻、展示才華的手段,則完全背離了詩歌的初衷,是他所無法接受的。又如陳龍正在評價高攀龍的詩歌時,認為其最大的價值就在于淡雅似陶的詩風有助于學者去除嗜欲,恢復“清真”,而當學者恢復淡泊清真的本源后,自然可以在學術和事功上都取得斐然成果:“文字當垂,惟取益世。益世惟三:其一關切身心,其二開物成務,此易知也;三者,煙霞灑落,足以淡嗜好而資清真。理義從此實,故不身心而身心;才識從此浚,故不世務而世務?！?48)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73頁。他特別在文章末尾再次強調這一點,希望讀者能理解作者及編者的苦心,以便更好地發揮高詩的實用價值:“樸儒莊士,讀至此便超邁一番;逸民韻客,思至此應精進一番。不然,有負作者,亦忝觀者?！?49)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73頁?？梢婈慅堈龑υ姼琛暗础眱r值的重視。

陳龍正詩學的核心思想,可總結為“詩總為淡人嗜欲而設”。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他主要通過提倡“淡泊無嗜欲”的人品和“以淡為美”的詩風來發揮詩歌去除嗜欲、恢復淡泊、進而載道致用的實用價值。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陶詩衍》一書的編纂與他本人的詩歌創作實踐。陶淵明是陳龍正最為尊崇的文學家,他的詩歌整體明顯體現出對陶詩的效仿。因此《陶詩衍》可以視作陳龍正對自己詩學思想的闡發:“通過對陶詩及后世學陶、效陶詩人詩作的評選,陳龍正完成了對陶詩接受體系的檢視,也以此宣揚了他的詩學思想?！?50)鄧富華:《明末陳龍正〈陶詩衍〉考論》,《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短赵娧堋冯m為詩歌選集,但卻并不重視分析研究詩歌遣詞造句的藝術手法,而是注重從詩人的品行經歷與詩歌的整體風格上做出評價:“不難發現,陳龍正對陶詩接受的問題已經轉移到作者的品行與詩歌的風格上?！?51)鄧富華:《明末陳龍正〈陶詩衍〉考論》,《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這與他“詩總為淡人嗜欲而設”的詩學思想密切相關,具體體現在以下三點。

首先,陳龍正在此書中對陶詩的評價極高,認為陶詩是“詩中孔門”,即中國古典詩歌的絕對正統:“詩宜以淵明為正宗,或云:‘詩家視陶,猶孔門視伯夷?！恢恼轮性?已是伯夷一路也。詠歌性情,夷曠蕭散,正風雅之本旨。陶為伯夷,誰為孔門?！?52)陳龍正:《陶詩衍》,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2冊,第188—189頁?？梢钥闯?陳龍正之所以認陶詩為正統,根本原因就在于陶詩“詠歌性情,夷曠蕭散”的特點符合《詩經》風雅的根本理念。而“夷曠蕭散”正是“淡泊”在詩歌中常見的表現形式,也是陳龍正最為認可的詩歌風格。如他在評價《讀山海經》首篇之“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一句時,就盛贊:“極平淡,何人道得?”(53)陳龍正:《陶詩衍》,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2冊,第244頁。陳氏推舉陶詩為正統,并專門編選《陶詩衍》為之揄揚的目的,就在于希望更多人接受“以淡為美”的詩風,以期更廣泛地實現詩歌去除嗜欲的價值。其次,《陶詩衍》下編收錄后代眾多著名類陶詩人的作品,并給予了評價。在這些詩人中,陳龍正將他們分為了“效之而偶似者”“效之而不似者”與“不效亦不似者”和“不效而似者”四類。其中最特殊的當屬“不效亦不似者”,即孟浩然。在陳龍正看來,孟浩然本人不主動效陶,詩歌也與陶詩不似。但是他卻將其收入《陶詩衍》,納入陶詩正統譜系,說明他對孟浩然極為欣賞。而欣賞的原因在于孟浩然雖然在詩歌方面于陶淵明“不效亦不似”,但在品格性情和人生選擇上卻與陶相類,即不慕俗欲,以淡泊為終身追求:“不效亦不似,于浩然乎何取?蓋其淚歸青山,雖非恩懷榮祿,而終身隱遁,灑然有五柳之遺風。不然,唐世尚詞,即見誚于世主,何難曳裾王公節度使間?亦其性近淡泊使之然也?！?54)陳龍正:《陶詩衍》,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2冊,第187頁。一般認為,孟浩然早年并非一心歸隱,而是因詩遭玄宗放還后才寄心山野。但在陳龍正看來,孟浩然身懷大才,即便玄宗不取,游走于權貴之門獲取榮華富貴也并非難事。而他卻輕視世俗名利,不愿以詩才自售于顯貴。這種淡泊不嗜欲的人生態度正是孟浩然和陶淵明最相似且最可貴的品格,也是陳龍正希望詩歌能發揮的實際作用。因此,即便孟詩與陶詩不類,陳龍正依然將其視作詩歌正統予以弘揚。最后,《陶詩衍》最為推崇的詩人,除陶淵明外,當屬“不效而似者”歸子慕。陳龍正甚至表示《陶詩衍》就是因歸子慕得名:“《陶詩衍》為歸而名也。歸詩何以無細評?歸別有《陶庵集》于論之詳也?！?55)陳龍正:《陶詩衍》,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2冊,第337頁。歸子慕號陶庵,為歸有光第五子,是陳龍正之師高攀龍和吳志遠的摯友,平生酷愛陶淵明,在詩歌創作和日常生活中對其多有效仿。他屏居山村,“枕琴臥書,餐山茹水”,(56)高攀龍著,尹楚兵輯校:《高攀龍全集》(上冊),第765頁。頗具淵明遺風。陳龍正視歸子慕為“淡泊無嗜欲”的典范。在《陶庵集序例》中,他認為歸子慕“淡泊無嗜欲”的生活方式已經幫助他脫離了生死之苦,超越了周敦頤、程顥、邵雍等理學大家,達到了“圣人”的境界:“人生樂嗜欲,則死以失嗜欲為憂,生而樂,死而安,元純居其常;生而樂,死而玩,康節游其偶。生而憂道,死而樂道,則于先生乎見之。從樂得玩者,得雖深,于圣人微異者也;從謹得樂者,所存雖未熟,與圣人大同者也?！?57)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0冊,第565—566頁。因此,《陶詩衍》對歸子慕高度贊譽,旨在宣揚歸子慕“淡泊無嗜欲”的詩歌與生活風格。

除了編纂《陶詩衍》外,陳龍正本人的詩歌創作也能體現出他對“詩總為淡人嗜欲而設”理念的實踐。陳龍正酷愛作詩,《幾亭全書》卷五十九、六十和《幾亭續文錄》卷八均為詩歌。這些詩歌多數都是以山水游記為題材,詩風淡雅自然,具有明顯的“以淡為美”的特點。陳龍正認為自然山水有助于滌蕩嗜欲,恢復淡泊:“煙霞之味,恒與道近,正為洗濯世氛,則理義敦篤耳?！?58)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5冊,第246頁。又說:“不涉道理,不涉事理,可以助人養心者,有三物:曰詩歌,曰樂音,曰山水?！?59)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05冊,第246頁。因此他特別熱衷于創作山水詩,有《羈旅初歸》《山游》《山行》《初入九鎖山》《將入前溪》等。這些詩歌無一例外都營造了天然淡泊的意境,試看《初入九鎖山》其三:

千山之內,一舟之上。舟小容膝,四達天敞。其俗可洗,其空可仰。載人以游,載天以往。(60)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1冊,第211頁。

《初入九鎖山》全詩共七首,連貫地記敘了陳龍正在九鎖山的游覽過程。其中第三首描寫了陳龍正經水路前往九鎖山途中的所見。群山環繞的小河中,作者在露天小舟上抱膝而坐。仰望晴空,俯瞰碧水,人與自然渾然相融,塑造了淡泊天然的詩歌意境。而在這樣淡雅的溪山風景中,世俗的欲望也被洗滌干凈。類似的詩歌還有《將入前溪》:

來游適涼月,泉阿猶能翠。啞啞槳欲動,冉冉風當至。蝶鳥自得時,歸魚愜人意。新景永未腐,清賞待無事。襟致一超往,顏色灑然異。樸古真天游,滌除人間慧。(61)陳龍正:《幾亭全書》,尹楚兵主編:《東林學派著作集成》第111冊,第217頁。

與《初入九鎖山》其三相同,此詩同樣描寫了陳龍正泛舟旅行的經過。恰逢天氣涼爽,作者乘舟出游,萬籟俱寂,唯有槳聲與風聲陣陣?！暗B自得時,歸魚愜人意”化用自《詩經·大雅·旱麓》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一句,意指萬物各行其道,各得其所。作者非常喜歡如此質樸淡泊、天然清凈的景色,認為它可以滌除世俗的煩惱與欲望。盡管兩首詩描寫的是不同地區、不同時節的景色,但具有明顯的共同性,即語言質樸自然,塑造了淡泊雅致的詩歌意境,體現出了陳龍正“以淡為美”的詩歌審美傾向,是他“詩總為淡人嗜欲而設”詩學思想的體現。

作為一名生活在王朝易代時期以經世濟民為己任的學者,陳龍正的學術思想具有明顯的實學特點,并深刻影響了他的文學思想與實踐。在過往的研究中,學界雖然已經注意到了明末清初實學思想對文學產生的影響,但研究往往側重于文學家群體。而以陳龍正和東林學派為代表的儒家學者,才是這場實學思潮的發起人與主導者。他們對實學思想的理解更為全面,受實學思想的影響也更為深刻。因此,從實學角度出發對明末清初儒家學者的文學活動進行研究,不僅有助于探究這一時期儒學與文學的互動關系,也可以更為全面地展現當時學者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