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高效能治理促進共同富裕的內生邏輯

沈 杰 高 赟 丁 慧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這是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列入我國2035 年遠景目標后，黨對共同富裕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重要地位的強調和發展。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研究中的重大課題，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社會高效能治理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為了盡快使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就要實現社會高效能治理，做大分好財富“蛋糕”，共治共享財富“蛋糕”，防止社會兩極分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

共同富裕和社會高效能治理具有高度統一性，既表現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系統觀念和共建共享等方面，也表現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勤勞創新致富等方面。不斷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但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也是社會高效能治理的內在要求。共同富裕和社會高效能治理的內在統一，體現了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體現了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統一。

一、社會高效能治理與共同富裕內在統一的理論邏輯

共同富裕和社會高效能治理具有緊密的理論邏輯關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富裕能為社會治理提供工作動力和價值目標，進而使社會治理效能得到持續提升。社會高效能治理能夠激發社會活力，解決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社會條件。這一邏輯互動關系，體現了共同富裕和社會高效能治理的相輔相成，兩者共同致力于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高效能治理的重要動力和目標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1]。共同富裕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在這種社會制度下，……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列寧則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探索實踐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共同富裕的內涵：“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應該是全體人民完全達到和保證達到富足的程度?！盵2]共同富裕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動力和目標，是中國自古以來追求的社會理想——“小康”社會和“大同”理想。今天我們已經踏上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實質性進展和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新征途，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這個目標，全體中國人民將通過共同建設、共同治理和共同享有發展成果過上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 年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上明確指出了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和諧安定的發展方向和原則，為研究共同富裕與社會高效能治理的關系給出了重要依據，為通過社會高效能治理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以下啟示。一是創造人人參與的更加普惠公平的社會條件，不斷增強群眾致富本領。社會高效能治理要堅持在高質量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提高致富本領和發展能力為目標，營造教育公平、機會平等和發展正義的社會氛圍。二是完善科學公正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使群眾平等享有致富成果。社會高效能治理要著眼于完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和社會分配機制，以基礎性、兜底性和普惠性的民生建設為重點，結合共同富裕的程度和水平，制定符合地方發展實際的社會分配制度，公平地分好共同富裕的蛋糕，形成人人參與、人人享有的治理格局。三是堅持問題導向，實現對相對貧困的高效能治理，創造高品質富裕生活。讓高品質富裕圖景和市民的生活細節結合交融，以高效能善治為底色，真正把社會治理的高品質和高效能內化為推進共同富裕的強大動能。我們已經邁入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要做到始終把促進共同富裕作為社會治理的重大任務，通過社會高效能治理助力實現共同富裕和中國式現代化。

（二）社會高效能治理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社會條件和重要路徑

共同富裕是社會治理現代化面臨的新課題。社會治理應該圍繞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提高治理能力和效能，充分激發社會活力，增強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推動共同富裕進程。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社會公平正義，打贏脫貧攻堅戰，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條件。黨在精準扶貧治理實踐中總結出的辦法和經驗，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摸索出的有效經濟治理模式，對推動共同富裕有很好的參考意義和使用價值。

2021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3]。經濟治理是推進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徑，但在不同層面、涉及具體治理時，共同富裕也與政治、社會和生態等領域的治理密不可分。比如，在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及其導致的公平失衡問題時，宏觀層面的社會治理，需要解決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問題；中微觀層面的社會治理，則需要解決地區和行業的內部、城鄉社區中存在的收入分配問題。要從不同層面，根據具體問題高效發力精準治理。在宏觀治理層面，國家要發揮制度優勢和市場經濟優勢，提高治理效能，做到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有機結合；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市場規律的分配機制，暢通社會資源合理轉移的渠道。在中微觀治理層面，要找出貧富分化和公平失衡的原因，做好行業和部門的政策設計，形成良性競爭；降低不合理的過高收入，幫助低收入群體提升致富意愿和能力，對需要幫扶的群體對象進行物質扶貧和“精神扶志”工作，保障社會平等地位。這些措施既包括經濟治理，也包括社會、政治和文化等領域的治理。

綜上所述，社會高效能治理可以防范社會風險和化解社會矛盾，為實現共同富裕營造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同時，社會高效能治理還有利于整合內部資源和吸收外部資源，通過政策、資金、人才等資源的支撐和供給，建立和完善推進共同富裕的長效機制。

二、社會高效能治理與共同富?；ハ啻龠M的歷史邏輯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的奮斗目標，體現在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主題持續探索的過程之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共同富裕思想孕育、萌芽于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實踐中。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黨通過“打土豪、分田地”這一有效手段，努力朝著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新中國成立后，黨明確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命題，并且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社會主義的政治條件和制度基礎，探索了有效的治理手段。

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盵4]毛澤東同志認為，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讓全體農民群眾都共同富裕起來。面對我國農業生產力很低、農民生活困苦的現狀，農村治理工作首先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消除貧富分化現象，使農民能夠逐步過上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毛澤東同志還明確指出了具體的治理手段：要“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就必須“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鞏固工農聯盟”和“走社會主義道路”。[5]

1985 年，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6]。1990 年，鄧小平同志準確地預判到共同富裕將來會成為“中心課題”，因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7]在南方談話中，他再次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和最終目標。對于采取何種治理手段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認為，要進行統籌管理，效率優先，讓先富起來的地區和人帶動其他地區和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同時，也要通過稅收、鼓勵投資教育等治理措施加以調節和控制。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后，黨不斷推進共同富裕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和創新，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8]，通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等治理措施實現共同富裕。黨的十六大以后，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9]，“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0]，使全民在共享發展成果中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新時代以來，我國已經處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11]。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出發，堅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了關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論述。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新變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步驟，即到2035 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1 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2]。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戰略任務，需要埋頭苦干，久久為功，需要社會的高效能治理，“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盵1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和二十大明確將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并強調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 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的演講中強調：“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漲船高、各得其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睙o論是做大“蛋糕”，還是分好“蛋糕”，都是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和目標任務，都離不開社會的高效能治理。

三、社會高效能治理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

新時代以來，我國實現了從傳統社會管理到現代社會治理的歷史性嬗變。社會治理理念、主體、模式、格局和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社會治理制度優勢不斷彰顯，社會治理效能不斷提升，從而加快了推進共同富裕的步伐。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實現這一“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14]，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就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高效能治理，處理好發展效率和社會公平的關系，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所以，從實踐邏輯看，我國應該通過完善治理體制，營造勞動致富、創新致富的社會氛圍，堅持循序漸進、量力而行的原則，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在黨委統一籌劃、完善分配制度、社會多元參與和數據賦能治理等方面，探索有效途徑，推動共同富裕。

（一）在高效能黨建引領治理中推進共同富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以人民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皩崿F共同富裕，要統籌考慮需要和可能，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循序漸進”[15]，通過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形成黨建引領、各方參與、人人擔責、統籌并進，進而推動形成社會安定有序和共同富裕的社會治理氛圍。因此，要不斷推進黨建引領創新，發揮黨組織的思想凝聚、資源整合和社會動員優勢，通過社會高效能治理推動共同富裕。一是推動黨組織全面嵌入和領導社會組織，以組織結構創新提高社會參與推動共同富裕的能力。通過健全和完善黨組織領導的社會參與和民主治理機制，黨組織的工作覆蓋面得到了有效拓展，有助于塑造黨建引領、政府主導、多元參與的大黨建治理格局。二是搭建社會治理多元主體溝通交流平臺，規范和創新黨群交流平臺，提供社會參與共同富裕的基礎條件?？梢栽O立關于黨建引領各方參與共同富裕議題的“議事日”，或舉辦相關“議事堂”活動，形成良性交流溝通的議事生態。同時，通過黨建引領、主體激活和資源共享等方式，建立常態化的社會動員機制，提高多元主體參與推動共同富裕的效能。三是創新黨組織服務群眾工作，以服務創新延展社會參與推動共同富裕的治理鏈條。畫好黨群共治“同心圓”，需要以人民為中心，將民生建設融入社會治理和推進共同富裕進程，加強黨建服務理念創新，不斷提供專業化和精準化的社會服務，提高公民參與動力。

（二）在高效能分配制度治理中推進共同富裕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16]。促進共同富裕，總的思路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相協調的基礎性制度體系。同時，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從分配制度層面分析，我國“現階段的共同富裕是脫離不了按勞分配這一主體的”，而且“高效率是無法脫離以合理的公有制經濟體制為基礎的公平分配的”。[17]將按勞分配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結合，“就能通過逐步健全一種公平與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環機制，來推進全社會的共同富?！盵18]。社會治理承擔著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職能，要為促進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各領域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環境。

就社會治理而言，地方政府要根據本地實際，通過共建共治的制度安排，設定科學可行的共同富裕評價指標。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建立健全社會共治、多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之間平衡協調的基礎性制度體系，在科學的社會治理和分配中完善共同富裕評價體系。一是健全初次分配制度，充分發揮初次分配的引導激勵功能，提高發展效率，兼顧民生產品供給公平。按照馬克思主義“生產決定分配”的觀點，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遵循生產資料公有制、共同勞動、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的發展邏輯。因此，我們應該堅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各種要素共同參與分配，走共同享有的共同富裕道路。二是健全再分配制度，發揮再分配的調節平衡功能，注重治理公平，兼顧發展效率。再分配制度要以社會公平為先，處理好政府、社會和市場的關系，實現地區、行業發展的平衡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保障社會再分配的人民性、公平性和共享性，在經濟高效能治理中推動共同富裕。三是健全第三次分配制度，實現由社會機制主導，通過強化治理主體的社會責任擔當，進行更為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推進社會治理的高效和稅收制度的優化，不斷優化慈善組織的結構和功能，實現社會資源的統籌優化和機會供給平等，在體現第三次分配共享性的同時實現分配正義和共同富裕。

（三）在高效能合作治理中推進共同富裕

合作治理強調多元主體、多種方式的動態性，是依據相關法律制度和規則程序而共同付諸行動，以提高社會公共價值的治理模式。因其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性、社會資源的廣泛共享性和社會價值的產出高效性，合作治理已經成為國際上普遍采用的一種治理模式。[19]共同富裕的推進質量和實現程度，是社會合作治理效能的評價指標。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合作治理的影響因子和目標任務，社會高效能合作治理可以激發社會潛能、激活社會資源，實現優質資源的社會共享，進而提升多元治理主體的合作動力。一是通過競爭型合作治理以提高社會治理效率，從而加速推進共同富裕。一定意義上，社會競爭的過程就是將社會資源整合轉化成預期成果的過程，而效能或效率則是決定誰能贏得社會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哈佛大學約翰·唐納修教授認為，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提升社會效率尤為緊迫時，合作治理就成為政府實現公共目標首選的有效方式。[20]所以，多元治理主體應該進行政府主導下有效的競爭型合作，發揮彼此優勢，提高合作治理的效率和共同富裕的收益。二是采取差異化合作治理以獲得和整合社會資源，從而加速推進共同富裕。社會資源是影響合作治理成效的現實因素。高效能的合作治理可以通過整合有限的社會資源使社會價值最大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的資源供給和效益產出。比如，可以通過改善合作治理結構拓展政府的社會資源獲取范圍，通過共享社會資源促進合作治理的運行，通過打造合作治理文化營造合作治理的社會氛圍。三是采取共治型合作治理以鞏固社會基礎和提升參與效能，從而加速推進共同富裕。社會認可和群眾廣泛參與是合作治理的合法性基礎。新時代以來，黨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培育和治理參與，積極引導城鄉基層社區群眾的有序參與和自治共治，呈現出多方主體資源優勢的互補共享和治理效能的倍增效應。

（四）在高效能數據治理中推進共同富裕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將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拓展了社會生產各環節的發展空間，體現了大數據時代新的特征，有利于政府數據的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提升數據的資源價值。數據是對社會發展變化的數字化記錄和描述。數據作為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的基礎，目前已經廣泛滲透到我國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快速融入生產、分配、消費和社會治理等環節，并且呈現出深度融合發展的樣態，深刻改變了我國社會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其中，大數據在社區服務、社會安全、道路交通等社會治理領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谖覈臄祿幠＜捌鋺脙瀯?，構建以數據為核心要素的數字治理和數字經濟，能夠提高社會治理效能，實現共同富裕的提速和共富水平的提升。

基于目前數字治理的發展現狀，需要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技術人才培養和數字化平臺建設等方面持續用力。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通過政策傾斜、資金投入和專項規劃等方式，引導社會資本賦能數字化治理設施，同時加快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消除區域性數字盲點，補齊數字治理短板，解決數字孤島和數字鄉村治理最后一公里問題。在人才建設培養方面，健全數字人才培養和引進激勵機制，抓住社區書記和數字技術骨干等基層干部的關鍵少數，組織廣大社區群眾進行數字化培訓，培養出一大批懂經濟、會管理、有技術的復合型數字治理人才。在數字化平臺建設方面，要以治理平臺智能化、信息化和綜合化等為目標，通過完善集信息采集、分析、處理、反饋和考核于一體的全過程閉環管理機制，實現社會的高效能治理。比如，2016 年浙江省開展的“基層治理四平臺”建設，就是將所有街道和鄉鎮的綜治工作、綜合執法、市場監管和便民服務等4 個工作指揮室或功能性工作平臺，歸類整合形成了“1+11”統分結合的治理模式，將相關規范融入全科網絡，將政府其他部門和社會治理組織也引入平臺，建立起協同聯動機制，使基層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和共建共治能力大為提升，實現了破解基層治理難題的集成創新。這是浙江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實踐探索，也為全國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