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探析

李佳誠,張 麗

（1.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海南 ?？?570228;2.寶雞文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寶雞 721013）

話語是人們進行言語實踐的總概括，它蘊含著人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內涵，并通過一定的話語符號將其表現出來?！肮まr武裝割據”話語，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處于存亡危機的情境下，針對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時代困境、工作重心、前途動力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而產生的言語活動總概括，它通過以“工農群眾”“土地革命”“武裝斗爭”“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主的話語符號表現出來，蘊含著工農民主的價值觀念。在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范疇中，“工農武裝割據”話語至少在兩方面標注了自身無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其一，它是在毛澤東深刻反思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和大革命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居于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構建從萌芽到成熟的關鍵環節；其二，它是打破“城市中心論”話語壟斷，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革命道路的重要話語呈現。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領導我們進行話語建設，面臨在國際補齊“西強東弱”短板，在國內唱響主旋律的現實課題。在這樣的特殊時刻，對“工農武裝割據”話語進行全面探析，是必要且重要的。

一、毛澤東構建“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緣起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使得尚處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存亡危機，加之國民黨反動勢力對共產黨員大肆捕殺，制造白色恐怖，造成中國共產黨內部多數成員革命態度消極，對馬克思主義開始質疑，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為應對此種情況，毛澤東客觀把握革命實踐形勢，參照以往話語建設經驗，根據革命不同階段特征，提出“工農武裝割據”話語。

首先，革命對象和革命力量的轉變，引發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產生。大革命失敗之后，革命的主要對象已經發生改變，毛澤東審時度勢，提出了“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買辦豪紳階級”等新的概念。同時，革命力量較之前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原來由國共兩黨合作對抗軍閥及帝國主義，轉向共產黨單獨對抗國民黨新軍閥及帝國主義，反革命的勢力已經遠遠大于革命勢力。為尋找更為可靠的同盟者，黨在農村革命的組織形式也相應發生一定的轉變，原來的“革命派”“糾察隊”“農民協會”等舊概念顯然已經不適合革命力量已經發生轉變的新情況，所以“赤衛隊”“紅色政權”“紅軍”等新概念就應運而生了。而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正是在這些新概念的基礎上產生的。因為概念的語言形式是話語符號的基本單位，大革命后革命對象和革命力量轉變帶來層出不窮的新概念，才引發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形成。

其次，客觀形勢下的革命實踐催生“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產生。農村山區開展革命實踐的成功和城市重鎮開展革命實踐的失敗，凸顯了在“蔣桂馮閻，同床異夢”[1]P52的新形勢下，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必要性。大革命失敗后，以國民黨為首的新軍閥表面上相互勾結一致反共，事實上卻各懷鬼胎各自為政。一方面，新軍閥是帝國主義殖民中國的工具軍閥，帝國主義國家侵略殖民中國之心不死，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就不斷，新軍閥之間也就會不斷產生矛盾沖突。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武裝起義和工人暴動運動頻頻失敗，加之“1928 年‘八月失敗’和1928 年冬至1929 年初敵人第三次‘會剿’時，部分同志先后兩次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2]使得毛澤東認識到，對于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長期存在的問題在理論上的解答，關乎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所以，正是客觀形勢下共產黨人的革命實踐催生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產生。

最后，革命話語建設經驗的積累促進“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產生。毛澤東在思考中國救亡圖存道路時，曾提出從湖南一省到多省自治獨立的主張，這種由局部到整體的話語思路，是“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思想源頭。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本質上闡明的是白色恐怖下紅色政權何以存在、何以發展的問題，遵循的就是由局部到整體的思路，從這一層面講，毛澤東是在早期革命經驗基礎上形成“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思路的。再比如，毛澤東在隨后的革命實踐中深入農村，貼近群眾，學習掌握社會底層工農群眾的思維模式和語言習慣，并將其運用到自己的寫作過程中，他的文章經常使用如“戴高帽子游鄉”“小質問”“大示威”“革命先鋒”等一系列富有鄉土氣息的話語，為其建構符合革命要求、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新話語提供了經驗，從這一層面講，毛澤東是在深入接觸群眾基礎上確定“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形式的。正是不斷積累的革命話語建設經驗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產生。

二、毛澤東構建“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思路

話語構建遵循基本的話語思路，探析毛澤東構建“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思路，不僅能夠如實呈現其發展理路，更能夠有針對性地把握其內容要義。研讀相關著作，不難發現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是在以人民群眾為主體、以矛盾和發展的認識方法為兩翼的思路上構建出來的。

首先，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構建遵循的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話語思路。深諳唯物史觀的毛澤東熟知人民群眾在整個革命事業中的重要地位，他強調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之一就是需要群眾思路。他在《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中明確寫道：“革命成功，盡在民眾”[1]P53。因為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占全國絕大多數的農民都生活在壓迫和剝削之下，加之階級、階層之間的流動性較差，使得廣大農民感覺生活黑暗，前途無望，革命愿望比較強烈。毛澤東準確把握這一特點，認識到發動廣大農民對于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性。但發動農民群眾并不是盲目的，還需要滿足其一些物質上的需求。所以“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又進一步發展了大革命時期的土地革命思想”[3]，積極組織領導開展土地革命，以充分調動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并在此基礎上，總結提煉“土地革命”的經驗和必要性，作為“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關鍵要素。若沒有群眾思路，“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將失去力量源泉，無所適從。

其次，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構建遵循的是以矛盾為認識方法的話語思路。對于善于分析和把握矛盾的毛澤東來說，建構“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過程就是分析把握矛盾的過程。大革命后的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其一，存在著帝國主義希望完全殖民中國和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的矛盾，導致帝國主義殖民中國不能采取完全的直接統治，而只能采取間接統治的形式進行。這就決定了中國在革命戰爭中具有較大的回旋性。其二，還存在著帝國主義之間及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人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矛盾、人民渴望和平和戰爭頻發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軍閥對紅軍的消滅和紅軍力量再生之間的矛盾，等等。在對重重矛盾的分析把握下，毛澤東解答了紅色政權存在的依據、途徑、力量等理論問題，從而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并強調了“武裝斗爭”作為“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基本要素的重要地位，他指出“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4]P50。在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中，主要的方面是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對革命的殘酷武裝鎮壓，而要解決這眾多矛盾的關鍵，還是要用與之同質的物質力量去摧毀?！肮まr武裝割據”話語正是毛澤東在矛盾思路的指導下，準確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建構的，沒有矛盾思路，“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內部要素就不能準確把握，話語整體也不能合理建構。

最后，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構建遵循的是以發展為認識方法的話語思路。毛澤東在以發展的眼光對革命形勢的準確預判和對黨與群眾關系前景的準確把握上，實現了“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構建。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群眾是一定傾向我們的，屠殺主義又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不能再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形勢之下，什么黨都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盵1]P54他以發展的視野在對共產黨和群眾關系趨勢準確把握的基礎上，認識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群眾在傳統的農業大國中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地區，他們經濟上受地主富農壓迫、政治上受國民黨新軍閥排斥、文化上受教育資源匱乏之苦，毫無幸福感和滿足感可言，所以革命意愿尤為強烈，這為共產黨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將“農村革命根據地”作為支撐“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梢哉f，正是毛澤東以發展的思路貫穿話語要素和話語語境兩方面，從外認識到紅色區域能夠長期存在的可能性，“論證了‘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和發展的客觀可能性和必要性?！盵5]P236從內以發展的視野對黨與人民關系長遠把握的條件下，認識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現實意義，由此充實了“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內涵。若沒有發展思路，“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將失去生命力，沒有說服力。

三、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的作用

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建構，對特定歷史語境下的話語主體的思想和精神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這一作用的影響主體可以分為領袖個人、黨員隊伍、人民群眾三個層次。從對領袖個人的作用來看，這一話語為其之后確立“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思想話語基礎；從對黨員隊伍的作用來看，為堅定革命信心，提升斗爭意志，提供了精神話語引領；從對人民群眾的作用來看，為團結廣大群眾，壯大革命力量提供了理論話語支持。

首先，“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為毛澤東尋得“以農村為中心”革命道路提供了思想話語基礎。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在大革命失敗后軍閥間利益糾紛不斷、城市中心革命路線屢屢受挫的條件下迅速發展起來，經歷了一個話語與主體雙向互動的過程。一方面，新話語的建構必然會促進主體在此基礎上產生更新的話語和與之相關的新思想；另一方面更新一層的話語，也是主體在原有新話語的基礎上的一種創新發展。正如周恩來所說：“關于把工作中心放在鄉村，共產黨代替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游擊戰爭，我認為當時的毛澤東同志也沒有這些思想……到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6]P179。據此不難發現，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初步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話語思想，這一話語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得到更為系統的闡明，并在此基礎上圍繞中國共產黨當時的軍事問題、土地問題、政權問題、革命性質問題、割據的問題進行了新的思考，闡明了紅色政權能夠得以存在的條件和必然性。經過一年多的革命實踐，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才明確提出了以農村為中心，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由此可得出“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為毛澤東產生“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思想話語基礎。

其次，“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為堅定黨員隊伍革命信心，激發斗爭意志，提供了精神話語引領。仿照蘇聯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在中國“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相繼失敗，加劇了黨內外成員革命的消極悲觀情緒，為“革命悲觀論”陣營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環境。特別是蔣介石對贛、閩、粵的三省會剿，直接促使以林彪為主要代表的黨內成員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并認為“山溝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反映到具體行為上表現為消極革命，反映到斗爭策略上表現為流寇主義。所以如何從根源上瓦解“革命悲觀論”的陣營，并轉變其通過游擊斗爭來擴大黨的影響，最后依靠全國式的起義來贏得革命勝利的錯誤革命思路，是當時共產黨人所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對于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個非?，F實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必須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予以回答”[7]P256。他依照在井岡山創建根據地的經驗和教訓，從軍閥矛盾、民眾基礎、革命前景、黨的政策等方面，分析了“紅色政權”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并得出新的革命高潮不久將到來，有力地回應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對于革命信心喪失，斗爭意志消解的廣大黨內外成員來說，自然是一劑激發自身信心和意志的良藥，也是瓦解“革命悲觀論”陣營的利器。

最后，“工農武裝割據”話語為團結廣大群眾，壯大革命力量，提供了理論話語支持。毛澤東認為，有很好的群眾是“工農武裝割據”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4]P57。所以必須在革命活動中充分團結群眾、武裝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民主政權，以捍衛群眾利益，贏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一方面從“工農武裝割據”所包含的主要話語要素來看，不論是武裝斗爭，還是土地革命或是農村革命根據地或其他居于次要地位的相關要素，都是需要依靠群眾去實現的，都是為了維護大多數處于貧困狀態群眾的利益才進行的，脫離群眾一切革命理論和實踐將變得毫無意義?？梢哉f“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就是毛澤東站在群眾思維的基礎上建構出來的，群眾是這一話語的核心，并且他通過凝練“工農”二字來表達，更加凸顯了革命的根本力量之所在。另一方面，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下，階級階層成分較為復雜，黨內成員對于階級成分的把握不恰當，往往容易造成革命對象的擴大化，將本可以團結的革命力量推到反革命的陣營，這必將不利于革命事業的發展。所以，就需要在這復雜的階級關系中充分對各革命階級的利害關系進行把握，以團結最廣大的力量，去抵抗國民黨反動派強大的“暴力機器”。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光是思想本身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8]P11。這就強調了理論話語對于實踐活動的重要引領和規范作用。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話語在當時特定歷史情境下起到了團結廣大群眾、壯大革命力量，為實踐活動提供思想引領和規范的作用。

綜上，“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黨面臨空前危機的時代背景下，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精髓和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解答了革命前途的關鍵問題。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經百年滄桑的中國共產黨，如何繼續領導我們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上，補齊話語短板以適應實現偉大夢想新實踐的需要，正是本文進行“工農武裝割據”話語探析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