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筆下的新中國經濟

劉大濤，楊 坤

（1.遵義師范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貴州 遵義 563006，2.麻陽苗族自治縣巖門鎮初級中學 湖南 麻陽 419400）

1954 年4 月，來自亞非29 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團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了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會議，即首屆亞非會議，也稱萬隆會議。參會的周恩來總理向全世界發出邀請“到中國來看一看”。正是這次邀請，促成了波伏瓦于1955 年為期45 天的新中國之行。也正是這次新中國之行，波伏瓦寫了一部描述新中國經濟、歷史、家庭、工業、文化等方面情況的紀實著作——《長征：中國紀行》。該書如實反映了新中國的真實情況，1957 年在法國出版后，在西方國家產生了極大反響，顛覆了西方對新中國妖魔化的認識。本文主要是結合我國20 世紀50 年代的經濟政策，分析波伏瓦對新中國經濟的認識。

一、波伏瓦對新中國的經濟政策的認識

自新中國成立后到1955 年，私營經濟政策經歷了“利用和限制”與“改造”這兩個階段。早在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勝利的1949 年6 月30 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8 周年，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同志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澤東同志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是對我國民生經濟有利的因素，是可以團結的力量：“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后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斗?！盵1]P1416他也認識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以及缺乏遠見和勇氣，害怕民眾等缺點，指出了其不能在革命中擔任領導，不能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波伏瓦認同這一做法，并且從反面指出了不這樣做的危害：“如果新中國的領導人想一下子就剝奪商人和手工業者的所有權，可能會造成巨大的混亂，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毛澤東忠于自己的一篇文章，幾年來不斷宣講”。[2]P11波伏瓦看到了新中國領導人堅持這一經濟政策，承認他們的私有財產，從而贏得了他們的合作的可喜結果。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經濟上還是以農業為主，而要想從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中突圍，就必須提高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對非公有制經濟作出的判斷是正確的，為之采取的經濟政策，為恢復國家經濟、推動我國工業化的發展、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等方面無疑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波伏瓦在《長征：中國紀行》一書中說毛澤東闡述這一經濟政策的時間是1949年7 月，時間上存在著一些誤差，其實這是他在6 月30 日的發言。波伏瓦把新中國的企業分為三種：“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國家資本和個人資本各占一半或有多有少；私營企業”。[2]P11這是按照經濟類型對企業的一種劃分方式。當時，新中國的企業確實有三種類型，但是，波伏瓦在內容上的表述不夠準確：集體企業，即集體所有制企業，它不是國家和個人各占多少資本，“集體所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特有的企業形式，它是由勞動群眾集體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勞動并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盵3]改革開放后，還出現了股份制企業。在1949 年9 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提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十六字”方針：“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4]國家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民營企業加以鼓勵和扶持，例如，為了防止小商店破產，國營商店調整自己的價格，使之與小商店價格統一，這些舉措使民營企業的戶數和職工人數都獲得了迅速的增長。波伏瓦在書中記錄了1955 年9 月所得到這樣的一組數據：以個人名字行商的商人700 萬；手工業者在1500 萬—2000 萬，全國五分之一的手工產品是他們提供的。[2]P12波伏瓦提供的這個數據，由于沒有標明出處，不一定精確，但也可以說明商人和手工業者的隊伍迅速壯大了。當然，為了穩定商品的價格，防止商販哄抬物價、囤積居奇、倒買倒賣，政府對那些涉及國計民生的產品采取了統購包銷的政策，“對主要產品——煤炭、皮毛、建材設立了收購和銷售機構”。[2]P12從1949 到1952 年，國民經濟很快獲得了恢復。從1953 年起，國家又對一些農資商品采取了專營政策，如種子、食用植物油、棉花等。波伏瓦將之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情況做了對比，發現了小商人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由于受到幫派和腐敗官僚的剝削，加上通貨膨脹，高利貸者的盤剝，小商人難逃破產的命運；而在新中國，“消滅了強買強賣、貪污腐敗、高利貸者的壓迫，尤其是穩定了貨幣，給了他們巨大的好處——安全”。[2]P12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我們團結的力量。國家領導人和黨中央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保證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主要是通過他們來實現發展經濟的需要。隨后，在針對黨內干部存在著貪污、浪費，以及官僚主義作風等問題而開展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運動中，暴露出了一些干部的貪污受賄案件多數與一些資本家有著密切關系，黨中央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于是開展了“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以此來清算資本家的違法活動和非法經營問題，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私營工商業者的合法經營問題，目的是要通過這一運動使私營工商業盡可能地在國營經濟的影響和控制下開展活動?！盵5]“五反”運動的主要影響是改變了中央在新中國初期對資本家所采取的“利用和限制”政策，將人民大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使資產階級成為革命對象。波伏瓦訪問中國時，“五反”運動早已結束，她看到的情況是：零售商在賣任何東西時，哪怕是一包煙還是一包茶，都會給顧客開發票，如果商人對新奇物品要價太高，就會受到嚴肅批評。她對“五反”運動給予了充分肯定，商人無法再投機和欺詐，因為政策已深入人心，“商人們極其誠實，到過舊中國的游客尤其感到驚訝——中國人原先不是這樣的”。[2]P13同時，她也認識到，資產階級已經成為革命的對象，黨中央開始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最終消滅這一帶有剝削性質的階級?！安贿^，對商業僅進行整頓是不夠的，資本主義的存在是暫時的；社會主義正在前進”。在對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中國共產黨尋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即“公私合營”。政務院于1954 年9 月2 日頒布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在第一章總則中，規定了國家派干部進駐企業，并且必須是國家控股?！昂蠣I企業中，社會主義成分居于領導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6]資本家將逐步被改造為能自食其力的職員。波伏瓦在書中說：“國家開了新的商店，對私人企業的投資比重也越來越大，目的是要把它們改造成合營企業，然后走向最后階段：小老板將成為政府雇員”。[2]P13波伏瓦對“五反”運動，以及資本家的改造等事件的認識，雖然不夠專業和深刻，但是她對這些事件所產生的積極影響的評價是到位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場運動中，也存在著一些偏差和過火，資產階級的消極性被放大了，他們被搞得“臭烘烘、灰溜溜”，給他們造成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以致在經濟生活方面產生了一些不良影響。

二、波伏瓦對新中國開展合作社的認識

如前所述，黨中央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采取的公私合營。接下來，我們要分析的是黨中央通過成立合作社，實現了對手工業的改造，并分析波伏瓦對這一改造的認識。

在1949 年3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1]P13701949 年9 月29 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黨中央進一步闡明了對合作社的態度：“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持其發展，并給以優待”。[7]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兩次會議上的發言可以看出，在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黨中央采取了引導和扶助政策，不同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所采取的利用和限制政策。波伏瓦使用“鼓勵”一詞，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從1949 年3 月到1955 年6 月，手工業合作社開展得較為順利，“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組）已發展到4.98 萬個，社（組）員達到143.9 萬人”。[8]P13波伏瓦說合作社成員的人數為113 萬，存在著一定的偏差，因為根據《中國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總結》一書記載，在1951 年，社員的人數就達到了113 萬。[9]但是，毛主席對手工業合作化的進展速度并不滿意，于是，在隨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兩次講話中，他提出了加快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1956 年1 月，北京的手工業者全部加入了合作社，率先實現了合作化。接著，全國各地紛紛效仿，1956 年12 月，基本實現了全國范圍內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波伏瓦看到了合作化所帶來的一些好處：“它很快就提高了產量，工人們實現的利潤也增加了。它還能減少成本，使分工合理化，還有可能加入大型企業”。[2]P13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來分析的話，在走合作化道路之前，我國大部分手工業者是獨立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手工業生產呈現出這樣的四大特點：“分散的、落后的、保守的、盲目的”，這種落后的生產關系，嚴重地阻礙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和手工業者不斷改善生活的要求。對于當時代表先進生產技術的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生產來說，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低下的。手工業者加入合作社后，可以通過分工合作來改進生產技術，使生產逐步走向機械化道路，從而提高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社員的收入獲得增長、生活得到改善。顯然，波伏瓦從兩方面思考了手工業合作化帶來的好處：一是先進的機械化生產使產量提高，利潤也隨之增加；二是分工合作能減少成本。她那通俗易懂的語言，較好地概括了手工業合作化的好處。這一時期的合作化也為后來的股份制企業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歷史經驗。不可否認的是，手工業合作化也存在著一些偏差和教訓。自1955 年7 月以后，在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未能貫徹“穩步前進”的方針，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上也過于簡單劃一”[8]P14等諸多問題，在后來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時期，片面地強調辦大社的優越性，不顧條件搞大合并，不允許個體手工業者從事小商品的生產和直接為消費者服務，以致未能滿足市場的需要。那么，黨中央對手工業合作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波伏瓦指出：“其長遠目的，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集體所有制這個概念將代替個體所有制，這將引導勞動者走社會主義道路”。[2]P13在1953 年12 月17 日召開的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第三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上，總社代主任程子華在報告中闡明了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有兩條道路，其中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把手工業者的分散生產逐步發展為集體生產。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 年底，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波伏瓦所說的黨中央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正是在1956 年底完成的。

波伏瓦在北京參觀過許多手工業合作社，其中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景泰藍制造廠”，并且將她看到的一些工藝制作情況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熬疤┧{”（原名為“銅胎掐絲琺瑯”）是我國較為年輕的工藝美術品。它起源于中世紀的羅馬國，大約在13世紀末的時候，從阿拉伯傳到我國當時的元朝，在融會了我國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元素后，成為我國工藝品中的一顆耀眼的明珠。在明代景泰年間，景泰藍的制作工藝完全成熟，其釉色的主色調為藍色，故此而得名。波伏瓦說這一工藝是14 世紀從阿拉伯傳入的，在時間上存在著一些偏差。景泰藍的制作主要有“制胎、掐絲、點藍、燒藍、磨光和鍍金”等六大工序，一共有108 道小工序。由于制作工藝極其復雜，制作成本很高，最初只是皇家御用工藝品。新中國成立后，景泰藍的制作面臨失傳的危機，林徽因、梁思成等成立了搶救工作組，并進行了搶救性保護。北京的景泰藍成立于1956 年1 月，現已成為全國唯一具有中華老字號的景泰藍企業。波伏瓦參觀時的“景泰藍制造廠”，也才成立幾個月時間。作為一個門外漢，她在書中介紹了其中的“掐絲”“點藍”和“燒藍”這三大工序，以及一些工序上所需要的不同人數的手工藝人。她將之作為當時手工業合作社的例子來講，指出了合作社的優越性：“在此，分工的好處顯而易見。每道制造工序所需的時間都不一樣，私營企業很難協調工人的各種工作……而這里恰恰相反，可以分配勞力，避免太閑或者太忙。大家拿到的錢也比單干的時候要多”。[2]P14在這里，她看到了合作社在協調工人和分配勞力方面的優勢，這也正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她還介紹了在家里干活的手工業者組成合作社的好處，那些家庭婦女只需要在家里做手工，其他的事情分別由相關的組織來做。

波伏瓦認識到20 世紀50 年代的新中國還是一個物質上匱乏的貧窮國家，當她看到一些人在從事生產景泰藍這樣的非生活必需品的工作時，表現得頗為驚訝。她的理解是，那些民間藝術的存在，是為了讓從事這些工作的那些人不失業。但是，她認為這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所產生的矛盾，阻礙了社會主義的進步性：“新的生產方式（合作生產）運用古老的技術，產品卻沒有實際用途，這是一個與北京整體面貌相協調的矛盾，在這里，社會主義的進步被東方舊集市掩蓋了”。[2]P14顯然，她的認識是片面的、局限的。自原始社會以來，人們在進行物質生產的同時，就開始了藝術的創作，因為人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需要。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很多的藝術瑰寶，尤其是一些手工藝術，經過代代傳承，使得它們能流傳下來，成為世界文化長廊中難得的珍寶，在今天彌足珍貴。

三、波伏瓦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認識

人力車夫、轎夫、傭人等在舊社會就存在的職業，在新中國并沒有立即被取締。這被一些不懷好意的觀察者、反共分子，甚至一些法國進步人士譏諷和詆毀，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職業侮辱了人類的尊嚴。中國政府方面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認為勞動無貴賤，任何勞動，只要是對社會有用的，就不應該認為是可恥的。在舊社會的時候，從事這些工作的體力勞動者受到老板的剝削，甚至毒打，但是，在新中國，政府方面通過提高待遇的方式，讓他們與一般的體力勞動者一樣，能依靠這份職業來養家，“也就是說，他們可以輕松地養兩三個孩子”。[2]P16如果將其取締的話，這些人就會全部失業。另外，為了保障他們的權益，政府還讓他們組成了協會，并且還通過辦夜校來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當今社會，盡管有了各種現代的交通工具，在一些地方，仍然有人力車夫和轎夫等體力勞動者的身影。相同的職業，波伏瓦看到了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在舊中國和新中國截然不同的處境。這也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在。

1955 年，一位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出了一本名為《六億螞蟻》的書。在書中，他對當時的中國人民都穿一身藍色衣服極為不滿，認為這是在扼殺人性，是通過身體統一來達到思想統一：“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陷入紀律的羅網中了，他們越來越柔軟、順從，最后變成一群綿羊，或者說，一座螞蟻山”。[10]吉蘭的這一說法引起了想要丑化新中國形象的西方反共人士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在報刊上用“藍螞蟻”來指代中國人。這些西方報刊對新中國的歪曲評價，極不利于我們發展與西方進步人士的友好關系。同年，波伏瓦訪問了新中國。她對吉蘭的描述極為不滿，因為她看到的中國人過著平靜而幸福的生活。由于吉蘭在新中國看不到他想象中的貧窮和落后，以及人們之間的爭吵，這讓他頗為失望?！凹m抱怨說，現行制度讓他再也享受不到那種快樂了，他覺得中國的大街太乏味了”。對新中國極不友好的吉蘭，想要通過中西的對比，來炫耀西方世界的富有。在波伏瓦的第一印象里，北京的魅力之一是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氣，人們沒有大喊大叫，即使自行車或人力車相撞了，也是對視一笑。讓她最為驚訝的是，北京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表情，甚至連空氣中都洋溢著幸福的味道?！霸谥袊牡缆穬膳?，不但下班回城的人，連耕田者和搬運工人都滿臉笑容”。[2]P18

對于中國人穿藍衣服，波伏瓦與吉蘭的看法完全相反。在她看來，中國人身上穿的衣服和褲子的藍色與他們頭上的黑發搭配得很好，與城里的明暗也很協調。她還從中看到了穿一樣顏色衣服的好處，那就是平等觀念深入人心。雖然職業不同，生活條件有差別，但是，“沒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或低人一頭，大家都顯得不卑不亢，好像既保守又開放”。她也看到了中國人的服裝開始在發生變化，如女人開始穿裙子和套衫，并且紡織廠也開始生產花棉布。如果說服裝相同的話，沒有什么地方能與法國的高尚住宅區和沙龍里比，“人們嚴格顯示自己的等級，他們被等級吞噬了”。對于吉蘭把中國人比喻為藍螞蟻，波伏瓦毫不客氣地進行了批評，“除非你產生了巨大的幻覺，才會把他們與一群螞蟻混為一談”[2]P18，起碼從外表上區分不出他們的社會等級。盡管他們穿著清一色的藍色衣服，實際上是千差萬別，各不相同。

1957 年，波伏瓦的《長征：中國紀行》一書在法國出版，并于1958 年被譯為英文。此書在西方世界的刊行和傳播，有利于消除吉蘭的言論在西方世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讓他們認識到新中國是一個蓬勃發展、人民幸福的國家。